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专题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若干宏观经济指标都表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对外失衡已达到一个很高程度。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引起了多方面关注。本专题力图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企业未分配收入过大是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说明财税体制改革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引致我国外部失衡的多种可能的原因

（一）多种原因分析

一个国家有这么大的经常项目顺差，肯定不是由单一的或简单的原因引起的，而可能是多个原因引起的。根据我们自己和国内外其他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引致我国外部失衡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我国体制改革、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导致国际竞争力提高，出口增长，并因进口替代效应导致进口相对增长较慢；

二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就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助外资发展自己（而在国内购买力相对较小发展阶段上外资主要以生产出口商品为主）的特殊增长模式，本身决定了我国长期存在贸易顺差（而且伴随资本流入，形成“双顺差”）。

三是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出口限制和贸易禁运政策抑制了我国的进口。

四是美元的“本位”地位导致国际流动性过剩，美国消费需求过大，储蓄过低，债务过高，导致美元币值高估，并具有贬值的趋势。

五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滞后，人民币汇率一段时间内低估，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

六是我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价格扭曲，出现了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过低，导致出口竞争力虚高。

七是国内经济失衡，储蓄过高，消费过低，导致总储蓄过大和“国民净储蓄“（即经常账户顺差）过大。

这些原因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对我国的外部失衡有所贡献。其中特别是美元流动性过剩（包括美元贬值）以及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的高技术产品禁运，是决定“全球失衡”的最重要原因。如果说全球需要调整，美国首先要承担调整的责任与成本。不应把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如生产率提高等）和贫困（劳动成本较低），说成是不平衡的原因。但是，就我国自身经济的发展而言，价格扭曲和储蓄率过高则是导致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中国也应分担调整责任的话，为了我国经济长期的持续发展，消除价格扭曲和改善储蓄—消费比例关系，是我们努力实现的改革目标。由于能源价格体制已经开始进行调整，本研究着重分析储蓄—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认为导致外部失衡的最重要的内部原因。

（二）可消除的因素与不可消除的因素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将以上的各种可能的贡献因素按照“我们可消除与否”的标准加以分类，可以发现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是不应消除的因素，这主要包括改革发展导致效率提高和借助外资发展自己这两个因素。由此产生的部分顺差，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而这种顺差，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缩小。

第二，我们所控制不了、我们无法消除的因素，这就是美元流动性过剩和技术禁运。国际货币体系一天不改变，美国继续扩大债务发行，西方国家不解除对我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国际不平衡就会继续存在，这是我们无法通过我们的努力所改变的事情。以汇率调整为例，我们的货币由于我们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一定程度的升值，这是我们可以逐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做到的事情；但是美国那边不调整，美元总要贬值，就总会要压我们升值，这是由汇率的“另一边”决定的，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美国国会要求的那种大幅度的不断升值，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第三，属于我们体制和结构上的问题，我们加以努力可以减少或消除的因素。这主要是指我们存在的价格扭曲和储蓄—消费失衡。我们从2005年起已经开始调整汇率，从2008年开始已经调整了能源和部分资源的价格，也正在加大整治环境、实行节能减排的力度，当然还需要继续努力，逐步消除这些因素的作用。而对于储蓄—消费比例失衡，为了我们自己的持续发展，也要尽快提上日程加以解决，这属于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正因如此，它构成本文所重点研究的问题）。

（三）“合理顺差”、不可消除顺差与可消除顺差

以上这一分类，就可以使我们对是否存在“合理顺差”或“无法消除的顺差”的问题有一新的认识。由我国积极发展、效率改进所导致的顺差，可以说是现阶段还应该存在的“合理顺差”（从理论上说这部分量本身不会太大，因为竞争力的提高不是突变式的）；而由其他国家拒不调整、我们又无能为力的那些因素所导致的顺差，可以称之为我们“无法消除的顺差”。以上两部分加到一起可以称作“一时无法消除的顺差”。根据我们在本研究中进行的估计，这部分可能占到我们总顺差的60%左右（见樊纲等，2009年工作论文）。这一规模的顺差在一定时期伴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难以避免。由我们国内体制上的问题导致的价格扭曲与内部比例失衡所导致的顺差，则可以称为“可消除顺差”。我们不应消除不该消除的顺差，这些顺差不是由我们造成的或者短期内不能消除，但是我们要及时加以努力，消除那些可以消除的顺差，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更加平衡，而且是更加内外平衡，以实现更加平稳持续的发展。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从体制原因上分析我们内部失衡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消费—储蓄比例失衡，力求通过消除这种失衡，尽可能地消除“可消除的顺差”。

二、储蓄—费比例失衡，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内部原因我国经济结构内部比例失衡具体表现在，国民总储蓄占GDP的比例在2007年达到“破纪录”（可能是世界纪录）的51.2%，而消费只有48.8%，其中扣除政府消费14%之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只有34.8%，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在我国发展的历史上也是最低的。国内消费需求降到如此低的比例，可以十分确定地说明我们自己的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调。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是相互联系的，问题必须相互联系地加以解决。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假定政府自身收支平衡，GDP从需求方可以写成：

其中，Y代表国内的总产出，也就是GDP，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G代表政府支出，X代表出口（我们对国外的需求）。

GDP从供给方可以写成：

其中S代表储蓄，M代表进口（外国对我们的供给）。
总供求的事后平衡（衡等，不是均衡）取决于：

即：

即国民净储蓄等于外贸顺差。

由此可见，一国的外贸顺差和国民净储蓄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但就因果关系而言，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在本文中，我们使用的假说是国民净储蓄对外部顺差存在着正向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净储蓄过大是外部顺差的解释因素之一。

这一点可以从实证角度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平均消费倾向越低（储蓄相对较高）的国家，出现贸易顺差的可能性越大；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储蓄相对较低）的国家，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性越大。图1表明，我国消费率核密度分度的均值在45%左右，而44个国家消费率核密度分度的均值在58%左右；同时，我国贸易顺差占比核密度分布的均值在2.8%左右，44个国家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核密度分布均值在0左右。也就是说，同世界上40多个主要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同样的贸易平衡幅度下，我国的平均消费率要低于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用高储蓄率来解释高顺差，这样一种因果关系是可以由统计关系来加以论证的。

图1　1998～2008年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消费倾向与贸易平衡

资料来源：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其中2008年的数据是该组织估计的结果。回归线中，实线代表世界各国的回归结果，而虚线是中国的回归线，44是中国在样本数据中的序号。横轴和纵轴中给出了消费倾向和贸易顺差的核密度分布，其中交叉点代表世界所有国家，空心方块代表中国的分布情况。

我国的长期数据也证明了高储蓄导致贸易顺差。由于变量的非稳定性，我们采用Johanson检验来判断消费储蓄失衡和贸易失衡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表1给出了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从协整方程来看，储蓄投资比提高1%会带来出口与进口比提高0.78%。这从侧面说明了1981～2008年间，我国储蓄投资缺口的变化和宏观经济态势的相应转变，与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显然有着紧密的关联和一致性。

表1　我国净储蓄率和贸易顺差的协整性检验

资料来源：引自国民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9）。

LNNX代表出口与进口比的对数；LNSI代表储蓄与投资比的对数。具体的估计过程和估计方法参见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等（2009）工作论文。

借助格兰杰检验的方法⁽²⁾，我们采用1981～2008年我国的储蓄、投资、经常项目余额的年度数据，从实证的角度来进一步说明储蓄—投资失衡和贸易顺差之间的共生性。从表2可以看出，当确定5%的显著性水平，滞后期数是1～2时，净储蓄不是贸易顺差的Granger原因；在滞后期数是3时，勉强是Granger原因；在滞后期数是4时，净储蓄是贸易顺差的Granger原因；而贸易顺差在滞后期数为1～4时都不是净储蓄变动的Granger原因。因此，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国民净储蓄是导致我国外贸长期顺差的Granger原因。

表2　我国净储蓄率和贸易顺差的Granger因果性检验

资料来源：引自国民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9）。其中，LNSI代表储蓄和投资比的对数，LNN X代表出口和进口比的对数。

国民净储蓄是由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差。在我国，GDP中的资本形成占比为42%，应该说这样的总投资规模是不小的，所以净储蓄大的原因，不是投资太小，而是总储蓄太大。

三、导致我国总储蓄太大的原因，不是居民储蓄的增长，而是企业储蓄的提高

通常人们一说到储蓄过高，马上就会认为是居民消费太少从而储蓄倾向过大，但是1992年以来居民的储蓄倾向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不能通过居民储蓄倾向来解释我国持续的总储蓄变化和贸易顺差的变化。从图2可以看出，1992～2007年间，我国居民的储蓄倾向基本上在30%左右波动，1998～2003年间降到了28%以下，尤其是2001年最低时仅仅只有25.3%。那种认为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导致投资过热、贸易顺差，因此建议降低利率、对银行储蓄征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图2　我国居民储蓄倾向（%）

从储蓄结构上来看，我国储蓄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储蓄的提高，居民储蓄的相对比重实际上是下降的，政府储蓄变动不大。⁽³⁾图3表明，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从1992年的56%一路下滑到2007年的32%；而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从1992年的28.7%上升到2007的48.7%；政府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在16%上下徘徊，最高时2003年达到21.7%，最低时2004年仅占13%。因此，居民储蓄比重的下降和企业储蓄比重的上升是导致我国储蓄率过高、净储蓄过大的主要原因。

图3　居民、企业和政府储蓄占国民总储蓄的比例（%）

而引起储蓄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收入结构的变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而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这才是导致我国投资过热、持续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从图4可以看出，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是2.27，此后一路下滑，到2007年时，这一比率已经下降到了1.36，下降了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居民收入的下降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内部需求提高，而企业收入的上升拉动了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四、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资源价格上涨、垄断利润提高与国企不分红

企业因为改革开放、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有了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上升。从1982～2007年期间，除了1991年之外，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平稳上升趋势，由此导致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对外出口总额大幅度上升。从图5可以看出，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5.5%左右波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9%左右徘徊，受此影响，我国的进出口均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出口的平均增长率是25.3%，进口的平均增长率是22%，因此，净出口的平均增长率在3.3%左右。

图4　居民可支配收入比率下滑

图5　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进出口/GDP

注：其中，PEXP代表出口的增长率，PIMP代表进口的增长率，LBPG代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FAPG代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左边纵轴表示进出口的增长率，右边纵轴表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但是，由于我国仍处在发展初期，处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之前的状态，过剩劳动力大量存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导致工资上升速度缓慢，慢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从而导致单位产值中的工资比率下降，企业收入增长幅度快于工资收入增长，使得企业储蓄能力较高。图6表明自1995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53.4%，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特别是2003年之后大幅度下降，4年中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图6　劳动者报酬在GDP中占比的变动趋势（%）

前些年能源、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造成企业利润猛增。2000年之后，各种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在世界范围内大幅度上涨，我国的一些传统产业，比如采矿、石油冶炼、钢铁等，行业利润上升非常快，单纯从生产率的提高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行业的利润增长。图7表明，从近年来的数据看，我国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与国际商品价格指数（CRB）成明显的正向变动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87。特别是2000年之后，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企业盈余所占的比重上升的幅度基本相同。

图7　收入法GDP中企业营业盈余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关系

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以上各种因素对企业利润增长的影响。动态分布滞后模型的回归分析说明，企业生产效率的上升和能源价格的上涨都会提升企业的利润，而劳动成本的上升则会导致企业利润的下降。

式中，LNRP代表能源价格的对数；LNAL代表企业利润的对数；CLB代表劳动成本变动率。

在影响企业利润增长的这三个因素中，其中有两个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关的。一个是企业效率的提高，这是我国改革与开放的结果；另一个是工资上涨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幅度导致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下降。

但是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企业利润提高，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一国的资源收益原则应该属于国家或全民所有，资源价格上涨导致的收益增加原则上不应表现为资源企业利润的上升。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通过各种财税机制，如资源企业上缴的“资源开采特许权费”或累进资源税，将应属资源收益的部分，收归国库。特别是在资源价格上涨的时候，由涨价而导致的收入大部分都会收缴国家财政。而我国对于资源行业长期以来采取的管理制度一直都没有改变企业既不缴纳开采资源的特许权费用，也不和国家分享资源溢价收入的状况（2007年后开始略有改变）。而且，目前这些企业上缴的资源租金也存在许多问题，如资源税费关系混淆，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资源收益征收不及时，资源租金比率低等，使得资源税的实际征收不足。这些因素实际上导致了在2004年以后世界资源价格飞涨时企业利润的“虚增”，即本该不归属于企业而上缴国家的那部分资源溢价收益，被当作企业的利润留存下来，结果就是2004年以后我国企业储蓄大幅增长。

五、国有企业利润“不分红”是导致企业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大幅提高的另一个要素

企业储蓄的定义是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收入。因此，企业的利润可以增长，即使本来属于全民的资源租变成了企业利润，但只要利润是分红的，国有资产的利润像其他国家那样，都通过利润分红上缴国家财政所有，仍然不会有企业储蓄即“企业未分配利润”快速增长的问题。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利改税以来，制度上就规定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我国数目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包括一些处于垄断行业拥有高额利润的企业，从那时开始基本未向财政部、国资委还有其他任何中央政府部门分过红，类似于无偿使用国有资产。从行业属性看，我国工业企业利润明显朝少数垄断行业领域集中，国防军工、石油石化、电力、电信、民航、航运、矿产资源开发等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利润这几年上涨最快（2008年改革⁽⁴⁾之后，国有企业只向国家缴纳利润的5%～9%）。超额的利润给企业留下了大量的可支配资金，形成了巨大的企业储蓄。

以上分析表明，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造成我国企业高储蓄：一是企业利润率“虚高”，二是巨额企业利润“不分红”。也就是说，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两大问题，才能使企业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从而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六、政策建议：收租、分红、减税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的政策建议就是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将企业应分未分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居民部门，实现提高居民消费和降低国民储蓄率的目的。

这方面的财税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

第一，将本来应属于全民所有的，但现在以资源企业利润形式存在的“资源租”，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如特许权费、资源税、级差租等形式，收归国有，上缴财政，使资源企业在长期内也只获得与投资相适应的合理的平均利润。

第二，将国有企业利润，特别是自然/行政垄断行业的利润，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分红”，上缴国家财政（一般国家的分红比例是垄断行业2/3，一般行业1/3）。

第三，在国家通过以上两个途径获得了更多收入的前提下，首先可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和对最低收入人群的财政转移支付；同时，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斜率”，特别是对越来越多的中高等收入的工薪族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对这部分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率可以降到与香港人才市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15%左右），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并由此提高消费的收入弹性。

如果实现了以上的财税体制改革，将从企业按合理比例收上来的“资源租”和“国资分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降低中等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率的方法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按照2007年的GDP数据估算，我们有可能使我们的国民收入储蓄率降低4%⁽⁵⁾到47%，外部顺差降到6%，而总消费率可以上升到53%。如果再加上运用其他方面的改革与调整措施，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内外比例严重失衡的问题。

七、体制改革与当前经济危机

当前世界面临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在下滑。尽管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外部因素的作用），中国的外贸顺差有的时候还有所增加，但本文所分析的引起我国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即储蓄过大的问题，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为：

第一，由于各种资源产品的价格下跌，表现为资源企业利润的“资源租”会有所减少。

第二，由于经济总体下滑，国有企业的超额垄断利润相应地也会减少（但这个因素需要具体分析，在经济下滑时期，垄断利润下降的速度可能慢于其他收入部分，比如工资可能下降得更多，导致企业储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反而上升）。

这当然会降低有关财税改革的紧迫性，甚至使人们看不到问题所在。但是，问题暂时缓解，并没有解决。相反，在企业收入下降时进行体制改革，企业当时需要上缴的东西不多，既得利益的阻力可能会小一些，其实正是改革的大好时机。

从另一方面说，外部消费品市场缩小，正需要我们扩大居民消费，减税的紧迫性加大，也正可以推进财税改革。

综合考虑短期与长期的因素，及时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消除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才能更均衡地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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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Wing Thye Woo.“The Structural Natur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in China”，Econom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Working Paper 29，2005

70.World Bank：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Washington D.C.，2007

71.World Bank.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 date 2011，Vol.1

72.Qing Zhang and Bruce Felmingham.“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war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China's Provincial Export Trade”，China Economic Review，Vol.12，issue 1，2001，pp.82 99

【注释】

(1)2005年发布数参见《中国统计摘要》（2005）；2006年发布数参见《中国统计摘要》（2006）。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基本依据是：将来不能预测过去，如果Y的变化是由X引起的，则X的变化应该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具体来讲，如果两个经济变量X，Y在包含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的预测，称X为Y的Granger原因。Granger判断变量X的变化是否是变量Y变化的原因，是在回归方程中加入X的滞后值之后，X对Y的解释程度是否获得了提高。如果X与Y的相关系数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或者X对Y的预测有所帮助，就可以认为Y是由X的Granger引起的。

(3)李杨等（2008）对中国储蓄—消费比例问题进行的研究的结论是：中国储蓄过大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储蓄过高。而我们的研究没有发现政府储蓄的大幅度上涨，而是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储蓄的大幅度上涨。

(4)2007年5月30日，国务院审议批准了财政部会同国资委上报的请示，决定从2007年开始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其核心是国有企业向国家分配利润，俗称“分红”。根据国资委《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从2008年开始实施，2008年收取实施范围内企业2007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2007年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收取部分企业2006年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

(5)相对于2007年的数据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