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

第一节　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

任何一个进行经济转型的国家必须考虑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也就是转型的起点在哪里，然后才能选择经济转型的模式。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包括经济条件、体制条件和文化地理条件。

一、经济条件

中国在转型之前是个农业社会，而东欧和苏联已经是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的社会了。^[2]1978年，中国只有15%的劳动力在工业部门，却有71%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由于各种原因在农业部门的那一部分劳动力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国家补贴。在东欧和苏联国家，养老、就医等等补贴却很普遍。1985年的水平是93%的劳动力在受到补贴的国有或者城市的企业中，苏东地区的基尼系数在转轨初期为0.254，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只略高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于东亚、西欧、南亚和拉美。^[3]

表2.1　中国和俄罗斯劳动力分布（单位：%）

资料来源：Sachs和Woo（1994）

在宏观经济负担方面，中国受到的压力比较小，在转型前因为受到中央政府补贴的国有部门在中国只是占很小一部分，补贴额只约占GDP的8%。相比之下，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4]补贴额在GDP中则占很大一部分，苏联国有企业获得的软信贷占GDP的20%。在社会保障系统方面，中东欧和苏联是过度保护了，高覆盖、高标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支出是许多国家巨大财政赤字的一个主要原因，并因此导致宏观经济的全面不稳定。如1991年时波兰的三项社会基金支出占GDP的14.9%，同期在中国那个数字只有5.5%。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与外债负担（见表2.2）。1989年波兰的净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4%，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分别为16%、61%、63%和2%。到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有1000多亿美元的外债，国与国之间的外债拥有量上不尽平衡。而中国在1978年并没有需要偿付的外债，也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

表2.2　中东欧的外债（1988年）

资料来源：转引自M.G.Roskin，The Rebirth of East Europe.Prentice－Hall，Inc.1991，p.128

二、体制条件

周冰认为原计划经济体制结构的完备程度，是决定转型方式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计划经济体制越完整，越难采取平滑转型的策略，转型中出现突变的可能性越大^[5]。

相比较而言，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建国时间较长，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相对成功，因此造成体制僵化的积弊已久。主要表现为：其一，国有部门居支配地位，国有企业规模庞大，而且无效率企业居多。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65%～90%是由国有部门创造的，而工业化国家只有10%，发展中国家也只有15%。^[6]其二，价格体系遭到严重扭曲。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由于存在大量的价格补贴及管制价格，价格不能反映要素的稀缺性，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遭到严重抑制。^[7]新中国建国时间不长，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时间也短，体制内部还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尚没有完全消灭市场和人们自愿交易的本能。而且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实现全民覆盖，仍然存在计划外的“准市场”空间。

另外，中国与中东欧、苏联国家的组织结构也不一样。钱颖一等人借用企业理论中企业组织结构的两种形式M型和U型，认为中国与中东欧、苏联国家的组织结构也可以用这两种形式来区别。他们认为中东欧和苏联是U型组织结构。中东欧和苏联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就像大公司内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是“生产经营”关系，完全扼杀了地方的自我管理和创新的空间。而中国有一个更加非集中化的结构，很像M型等级结构。M型的特征是“条条”加“块块”，整个经济被条块分割，地区有很大的权利和自主性，各省负责一个完整的产业系列。钱颖一等人认为，M型结构据称具有减少决策失误，易于协调和有利于采用试验的方法等等优良的性质，非常适合“由下而上”、分布推进、逐步实施的渐进式的转型。

三、文化与地理条件

苏联在地理上横跨欧亚大陆，因而其文化由欧亚两种文明交汇而成，兼具两种文明的特性，因而，它的文化具有东西文化的两重性。在更大程度上，俄罗斯是东方的民族，俄罗斯是基督教的东方。同时，由于“俄罗斯的平原是如此广大，俄罗斯人民难把握如此广阔的空间并使其定形，因而在俄民族这里主张决定论的少，人们思维方式更多地倾向无限性，在这里，没有想了解分类问题的人”。^[8]特别是在近代俄罗斯，由于长期简单、粗糙、封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沙皇专制独裁统治，使农民养成了因循守旧和驯服的心理特征，也就造成了俄文化缺乏理性精神，容易情绪化。俄国文化的双重性、理性精神的欠缺和容易情绪化，这些因素都使其好走极端，总是以激进的方式启动社会转折，转折总需借助于强制。

中东欧国家，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是大国争夺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冷战的降临，中东欧国家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中东欧被迫接受苏联强制推行的“有限主权论”。^[9]但是这样的“有限主权”以及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给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刺激，反而使得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1937年，波兰人均收入为100美元，英国人均收入为440美元，约是波兰的4倍半。而到了1988年，波兰人均收入为1860美元，英国人均收入为12810美元，约是波兰的6倍。在二战前属于10个工业最发达国家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到198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至世界第40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欧经济停滞不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欧国家的巨大反差导致本国居民对这样的体制完全丧失了信心。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美国总统布什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马尔他会晤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中东欧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之后便彻底否定过去的经济与政治体制。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传统，反对个人主义，强调集体利益，拥有浓厚的礼文化，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这是有利于渐进式改革而不利于激进式改革成功的，是渐进式改革的文化前提。此外，传统文化中包含着提倡节俭，反对享乐主义的积极因素，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传统文化中的秩序观念和权威观念，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集中，还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