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三节　转型的经济效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析转型国家在经济转型之后的经济效应，本书引入生产可能性曲线与等收益线对转型前后转型国家经济产出的变化进行比较。生产可能性曲线主要用来考察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分配其相对稀缺的生产资源问题。我们知道，一国可利用的资源，按用途来说，主要用来生产资本品和消费品。由于资源总量是一定的，因此，要多生产消费品就必须减少资本品的产量。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型国家都曾经把有限的资本中的大部分分配到资本品（重工业）的生产上，而忽视了消费品（轻工业）的生产上。

一、激进转型的经济效应分析

二战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进入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时期。为了让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取得绝对的垄断地位，政府用政治暴力排挤非公有制经济；利用行政权力取代市场下达计划指标和管理国民经济。这种带有强烈权力色彩的集权计划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确发挥了比较好的效应，但是，高速发展的工业和日益衰退的农业以及潜在的工人和农民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的政策，使苏联农业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甚至衰退的状况。另外，经济结构也畸形发展，其中70%的企业都与军事工业有关，使轻工业极为落后。当时，这些转型国家的产出并非最优产出的均衡点E而是在点B（见图2.1A）。为此，萨克斯等人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企图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激进手段，力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经济配套改革和完全转型，^[21]重新激发市场的活力，从而迅速地实现产出从B点移向均衡点。但是，萨克斯等人在转型目标模式的设计过程中没有时间因素，似乎体制模式的转换是件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不需要考虑和研究转型的过程，转型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拥有完全理性，要素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因此不需要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关系及其行为方式问题。在他们看来，制度要么不变，要么就是整体性的突变。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就会自动地迅速发挥作用。

但是，苏联和中东欧在彻底否定原有制度的惯性转而采用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之后，由于其经济体制及经济基础与西方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原有的非正式制度与新移植来的正式制度之间难以迅速融合，从而致使转型初期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政府频繁更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阻力重重、^[22]市场当中寻租现象极为严重，理想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瞬间对接的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破灭。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东欧中，受到保护的国有部门在经济中占绝大部分，93%的劳动力在受到补贴的国有或者城市的企业中，不存在足够的劳动力流向新增的部门中去，这样发展非国有经济就会面对人员上的困难。只有国有部门中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国有部门的收益大于离开国有部门的损失的时候，国有部门的劳动力才可能流人到私人部门。要素流动速度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速度，这就导致转型给重工业带来的重创不能及时由新增产业部门即轻工业来弥补。因此，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所以在图2.1A中，并非如萨克斯等人所设想的那样，产出点首先从B点移动到F点，产出水平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不过，随着要素流动的逐渐畅通，配套制度的逐渐跟进，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作用会越来越完善，相对应地，产出水平也会随之上升。因此，选择激进转型模式的国家，GDP曲线是一条“J”型曲线（见图2.1B）。经济下滑程度及复苏速度要取决于转型国家之前的经济基础以及制度基础。

图2.1A

图2.1B

据有关资料，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超过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和美国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倒退了近20年。自1991年起，俄罗斯的生产水平缩减了1/2。亏损企业的比重，工业部门接近50%，建筑业接近40%，农业超过了80%。科学研究工作的规模减少了9/10，从而国家经济竞争力降低和经济增长潜力下降。^[23]由于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1991—1996年，俄罗斯物价上涨了6188倍，1996年物价比上年上涨5.3倍。因此，俄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动荡。另有资料显示，1990—1996年，俄罗斯的国内总产值减少了50%，冶金和食品工业部门的市场下降了一半以上，重型机器和交通运输机器制造业、电机工业的生产量较1990年减少了75%，机床制造业减少了80%，拖拉机生产减少了90%。生产投资水平的下降，导致1997年初的实际市场投资额只比同期水平的1/4稍多一点。^[24]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在转型初期阶段，中东欧8个转型国家的GDP还不到转型开始前的3/4。中东欧国家平均产出连续下降年数是3.8年，其中下降2年的只有波兰，下降4年的只有亚美尼亚一个国家，衰退时间最长的乌克兰延续了10年，衰退程度最深的格鲁吉亚2000年的真实GDP仅相当于1990年的29%^[25]。

不过，20世纪的后五年里，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大多已经从经济转型初期的衰退中走了出来，迈向了经济复苏的道路。1994—1999年，中东欧国家GDP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3.6%，是欧盟同期水平的1.5倍。加入中东欧国家中，除个别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1994—1999年GDP的平均增率都高于欧盟同期水平，其中波兰和斯洛伐克更是达到了6%的高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同时看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还没有完全从转型中表现出良性发展的迹象，此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均呈现负值，同时他们在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中的绩效也是中东欧国家中最差的。从总体上看，中东欧国家与欧盟（EU）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较大，如果以2002年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GDP为基准点，那么按照1994—199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中东欧国家至少需要65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欧盟原有成员国人均GDP的平均水平。

表2.5　1989—1999年中东欧国家与欧盟之间的经济增长

＊：2004年加入欧盟的8个CEEC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在A.M.Lejour and R.Nahuis，EU accession and the catching up of the CEEC countries；Eurostat（2001）的基础上综合整理后得出。

二、平滑的渐进改革模式经济效应分析

从经济转型的实践来看，“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给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的激进式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相比较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系统的经济理论做指导的中国虽然只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种渐进式转型却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在转型之前，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是学苏联的，其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同时执行“左”的路线，误以为所有制结构越纯越好，公有制的比重越高越好，重工业的规模越大越好。虽然实现了工业化的第一步，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但是中央指令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产出效率低下，因而产出点的位置在点B（见图2.2A）。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的初步尝试，中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其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和企业所能使用的资源在逐渐增加，生产可能性曲线右移，产出点从点B移动到A。^[26]随后，中国价格体制改革则由调为主转入以放为主，逐步放开了生活消费品价格，而所进行的扩大非公经济比重以及对国有企业进行的产权改造，调动起更多的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也不断得到完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劳动力在农村，并处于过剩的状态，过剩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其他工业部门中去就会很容易。在中国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资源亦随之越来越多地流向利润率高、需求旺盛的消费品上，这就使得产出点从A移动到G而不是H。因此，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水平亦相应的不断上升（见图2.2B）。

据有关资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年均GDP增长速度达到9.8%，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35353亿元。到2010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我国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西方国家增长就更不可比。与改革开放前比，1952—197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约为5.8%，改革开放以来的31年比之前高近1倍。1949—1977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约增加84亿元，而1978—2009年平均每年增加675亿元，也即平均每年要多增加591亿元，每年的增量高达6倍。这30多年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平均约为3%左右，我国比它们高出6～7个百分点。从1978年到2009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加到1717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5153元，分别增长了49.1倍和37.5倍。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家庭从57.5%稳步下降到33.6%；农村居民家庭从67.7%下降到41%。食品支出占比的下降，使城乡居民能够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居住、出行、健康和娱乐条件，以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我国所有制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基本形成。非公有经济从无到有，现在已与国有、集体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就贡献来说，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90%以上的新增就业是由非公有经济解决的，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完成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最大亮点。^[27]

图2.2A

图2.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