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各类厘金银锭考述

晚清各类厘金银锭考述

李小萍⁽¹⁾

厘金是一种值百抽一的商业税，产生于清代咸丰三年（1853）。最初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开征的临时性税种，后因收效不凡而演变为固定的商业税种，对晚清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厘金所征收的货币对象主要是白银或征收其他货币再折换成白银，由厘金局委托银炉铸造成统一式样的银锭。在存世众多的清代银锭中，钤有厘金字样的银锭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类型多样，名称各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本文试图通过对存世的各类厘金银锭实物形态的考察和对比，从社会经济税制的角度，分析各类厘金银锭的种类、征收机构、铸造特色、地域特点等问题，进而探求清代白银货币在厘金征收过程中所承担的货币职能。

一　厘金的产生和推广

值百抽一即厘金，最初是为了筹措军饷而实施的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采用劝捐的形式向商行征收，故又称厘捐。《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当时军需孔亟，筹款维艰，厘金虽自四年奏准，实则三年已先举行，兹谕权舆也，是年春金陵失陷，饷源枯竭，太常寺卿雷以诚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创办厘捐。”⁽²⁾《雷以诚请推广厘捐助饷疏》中谈到了其创办厘捐的目的和过程：“窃自粤匪窜扰以来，地已十省，时及四年。各位添兵即各处需饷，兼之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间因兵荒而蠲免缓征，国家经费有常，入少出多，势必日形支绌。而逆匪蔓延，又不知何时平定。……上年夏间奏请于里下河设局劝捐，藉练壮勇，保守东路，一经开导，无不输将踊跃。……臣昼夜思维，求其无损于民，有益于饷，并可经久而便民者，则莫如商贾捐厘一法。因里下河百户之区，米多价贱，曾饬委员于附近扬城之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略仿前总督林则徐一文愿之法，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一升仅捐半文，于民生毫无关碍，而聚之则多。计自去岁九月至今，只此数镇，米行几捐至二万贯。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相安，如同无事。……是以现在复将此法推之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各大行铺户，一律照捐。大约每百分仅捐一分，甚有不及一分者，令各州县会同委员斟酌妥议，禀明出示起捐。其小铺户及手艺人等概行触免，以示体恤。现在仙女庙各行铺户均已议妥，业于三月初十日起捐，并将该镇所立章程刊刻刷印，发交各州县照办。”⁽³⁾由此可知，厘金即捐厘助饷，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而筹措军饷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陷南京、镇江、扬州等地。清政府调集了数十万大军驻扎大江南北围剿打击。但是，由于清廷财政困难，难以支付巨额军饷。咸丰四年（1854），驻守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副都御史雷以诚因为练兵急需军饷，奏请户部颁发部照千余张，在里下河设局劝捐，他采用的劝捐方法是随捐随给执照。然而，这样的劝捐筹款并非长久之计。之后，雷以诚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采用类似捐纳而又能长久执行的捐厘形式。并在扬州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等镇首先执行，劝谕当地米行，捐厘助饷。最初只是对米粮抽捐，其比例是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一升仅捐半文。后推广到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和大行铺户，每百分仅捐一分。

雷以诚的厘捐让一直受财政危机困扰的咸丰皇帝大喜，在接到奏折的当天（三月二十四日）即批谕：“雷以诚实行捐厘助饷，业有成效，请推广照办，以欲军储，……着怡良（两江总督），许乃钊（江苏巡抚），杨以增（河南河道总督兼漕运总督），各就南北地方情形，妥速商酌，若事属可行，即督饬所属劝谕绅董筹办”⁽⁴⁾。至此，厘金从地方性筹款方式过渡到全国性筹款方式，逐渐变成国家正式合法的筹款方式。雷以诚于同年四月在泰州设立分局，抽捐助饷。之后，有条件的省份纷纷效仿。湖南巡抚骆秉章于咸丰五年（1855）四月在长沙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总局，委盐法道裕麟总理局务，本地绅士为襄办，初办仅抽货厘，六年（1856）三月始另设专局，续办盐、茶厘金。⁽⁵⁾咸丰五年八月，以兵部侍郎在江西督办军务之曾国藩亦在江西试办厘金，协济军饷。是年十一月，湖北巡抚胡林翼亦仿行于湖北，十二月四川总督黄宗汉创办盐厘于川省。咸丰六年（1856）乌鲁木齐（新疆）与奉天亦续办。咸丰七年（1857），吉林、安徽、福建三省亦相继仿行。⁽⁶⁾咸丰七年以后，捐厘助饷完全得到了皇帝的赞同，允许在全国各省推广。厘金的全国推行给清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但是厘金是创新的税种，无法可循。其征收是由各省根据自身的情况自行征收，加之大部分被征收的厘金，都用于地方的军费调拨，中央对厘金的干预少之又少，于是，厘金在征收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出现了“大江南北设卡抽厘，收捐太杂，出入总数，毫无稽核”的现象。⁽⁷⁾“苛敛行商过客，假公济私，包送违禁货物，甚至聚众敛钱，以钱聚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⁸⁾此外，各个厘金局卡互斗并吞，大肆争斗，商民无不受害。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对厘金的控制。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厘金的控制，清政府多次对厘金制度加以改革。咸丰时期，清政府为杜绝厘金中饱，私设加设厘卡的现象，于咸丰九年（1859）三月，令各省督抚及带兵大员将各省经理厘金的官绅及职务名单造册报部，以备查核；规定厘卡所抽捐数及捐商姓名张贴卡外半月内申报一次；下令裁撤归并零星小卡，以便稽查。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针对各省厘金征收“各行其是”的现象，户部拟定厘金章程八条，并颁布实施，可是，各地应者寥寥，依然我行我素。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失败。有的官员奏请裁撤厘金。⁽⁹⁾但清政府考虑到财政困难，而且厘金在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比重日益扩大，故而继续保留厘金，只是在局部上作出修正，避免财政权力的过分下移，地方财政坐大，威胁中央。光绪、宣统年间，厘金弊端越演越烈，清政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例如：光绪元年（1875）正月，清政府下令各省委办厘金各分局，不准用本州县绅士经管，以免发生弊端，而已委任者，则即行裁撤，并将各局所用委员职名籍贯，年终上报户部，以凭查核；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兵科给事中刘瑞棋建议中央政府下令各省督抚将所有厘卡，历年盈余实数，认真核实，经权衡后，留大厘卡撤小厘卡，并上报户部备查；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根据御史邵积诚的奏请，中央政府下令各省严禁厘金局员，不准勒索罚款，苛刻商民，甚至还派刚毅为钦差大臣南下整顿厘金，欲图收回地方部分财权和利源。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实力的疲软，使得这些法令大多成为一纸空文。清政府为解决中饱与扰民问题，防止地方权力膨胀，曾试图仿效柯逢时在江西办统捐的经验将厘金改为统捐。⁽¹⁰⁾然而，户部改办统捐的建议仅得到湖北、广西、甘肃、山西、奉天、吉林、新疆等省的响应。大多数省份出于地方的利益，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清政府改革厘金再次受挫。厘金制度推行了78年，于1930年冬，在国民政府第三次宣布裁撤厘金、改办统税的情况下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二　厘金的征收与种类

各地政府为了顺利地抽厘征税，特设了征抽厘金专门机构——厘金局。省城设立厘务总局，下设厘金局与厘卡。在全省各府县的商业要道上设立正局或正卡，其下又有分局或分卡。一省厘务由藩司（布政使）负责，下设总办、会办（提调）、帮办提调等职。提调之下还有委员若干人，分管各分卡处办理收支、文书、核算、管票、稽核等各项事务。厘金的征收方式，分为官征与包缴两种。官征即各厘卡根据各省总局颁布的征厘章程，从量征收。若没有列于征厘章程的货物，则从价征收。征收行厘时，大致手续有报验、查货、核算及征厘，然后放行。坐厘的征收是以店铺一个月的营业额为征厘根据，按比率征由官员直接征收。包缴有认捐和包捐两种。认捐是指由会馆或同业公所拟定一年厘捐数额，与厘局协商交纳。包捐是指由同业以外的人（主要是厘局征收人员及地方绅士）承包某地区应纳的厘金数额，由承包人办理征收事项，按承包额向厘局缴纳，多则归承包人所有，少则由承包人补足。

厘金的种类有出产地厘金、通过地厘金、销售地厘金。其征收的范围大致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对进口鸦片征收的厘金）和土药厘（对土制鸦片征收的厘金）等四类。其中百货厘是厘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征收范围极为广泛，“凡一切贫富人民从生到死的生活用品，无一不在被征之列”。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罗列了百货厘金的征收物品：“服饰所用之原料，如丝绸纱罗布帛葛布等，无论何省皆一概征税，由此种原料制成之衣物，如长衫，女衫，大褂，马褂，短裤之属，又复按件抽厘，即小至手帕，荷包，扇袋亦按件征厘。……自贫民至富豪，其平时所着衣物，不问其为自制或购自他人，在其穿着上身之前，皆已纳厘若干次了。至于食物课厘，亦极繁琐，米谷麦面征厘固无论矣，即玉米、芝麻、黄豆、青豆、菜子、花生等亦皆有厘金。猪、牛、羊、鸡、鱼、鸭等及各项海味固须征厘，但平常人日用之菜油、麻油、酱油、香料、米粉、豆粉、醋、蒜、卤菜等等亦须纳厘。常人所谓开门七件事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为厘金之课税物。简言之，即居民不论贫富，每食一餐饭，即须间接向国家纳若干厘金。关于用物征厘，则更不胜缕举。以住房而言，砖瓦、石灰有税，木料有税，竹料有税，一切木器，竹器及各种器具皆有税。瓦器有税，磁器有税，铜铁用具有税，甚至灯扇，折扇，扑扇，烛蜡，梳篦，刀剪，枕席，针线，门上所贴门神等等皆有税。总括一句话说，即是凡可以上市交易之物，未有不在课征之列的。”⁽¹¹⁾可见，厘金征收范围无所不包。据同治八年到十一年（1869～1872）的厘金收入统计，百货厘占全部厘金的93%。在存世的银锭中，直接写明百货厘的银锭有百货厘、肉厘、丝厘、糖厘、厘课等，但是大部分的厘金银锭是以厘金和厘金局的面目出现的，由于厘金大部分来源于百货厘，所以，其中大部分应该来源于百货厘金。

盐厘也是厘金征收的主要对象，其即是厘金的一种，也是盐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咸丰四年（1854）四月为筹集军饷，首先在两淮地区征收盐厘。《清史稿食货志盐法》记载：“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厘”。盐厘的征收非常复杂，各地情景各异。具体有：（1）引厘（主要集中在四川地区），是一种在食盐运销前按引斤征收的厘金，是随盐课一起征收，是盐课的一种附加税，主要是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地征收。（2）关卡厘，是在食盐运销过程中抽取的厘金。一般是由各行盐地区设立关卡，对来往盐商征收。一般在省一级城市设立盐厘总局，各州县分别在水路陆路要道设局卡，对来往的盐商征厘，通常是每过一卡，抽收一次，盐厘抽收承重。如：“（淮北）票贩运盐，五河为必经之处，于此设卡，每包抽厘钱500文；运赴上游，正阳关为总汇，于此设卡，每包抽钱500文。核计每引抽钱四千（文），较课几重两倍”。⁽¹²⁾再如：“（淮南）贩户运盐出江，节节捐厘，未重于本者数倍，统计自口岸至通江关，共银五两五钱零；其运赴楚西省，又须厘八九两不等，商本过重，以致转运维艰”。⁽¹³⁾可见，运销路途越远，抽收的盐厘就越重。（3）包厘，是盐商一次性按年包纳一定数量的厘金，从而免纳引厘或免抽关卡厘。如：长芦盐场，咸丰十一年（1861）规定，包纳银2万两，免其抽厘。⁽¹⁴⁾（4）私盐厘，是对没有官引的私盐抽收的盐厘。最早将私盐合法化的是湖北。由于淮盐不能运抵湖北，于是，准许设关向四川私盐抽收厘金。咸丰四年（1854）八月，清政府正式委派官员专驻宜昌，每盐一斤，抽银1厘5毫，每月收银1万至2万不等，年约收银20余万两。咸丰六年（1856）正月，又改为每斤抽银4厘4毫，年约收银五六十万两。之后，抽厘年年增加，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每斤抽银1分6厘。⁽¹⁵⁾（5）正盐厘，是只征收盐厘，不征盐课，以厘代课。同治六年（1867）奉天始征，“榷法久废，言榷盐者，必自同治六年始，初以筹饷故，创收盐厘。其后，练兵、兴学，叠次增加”。初征盐厘时，每盐一石（600斤）“收东钱一千文，合制钱一百六十四文，以八成归充公练兵经费，其余二成由外支销”。⁽¹⁶⁾以厘代课主要在东三省推行。此外，四川地区的余盐也是采用以厘代课的形式征收，初期称为“垣厘”，后来称为“票厘”。同治元年（1862）四川总督骆秉章以余盐多漏私，故于富荣、犍乐等厂“设垣收盐，就垣纳榷，名为垣厘”。⁽¹⁷⁾光绪初年，按票征收余盐厘，称为“票厘”。初期抽厘为正厘，以后，每年加抽，再加抽，有“加厘”、“新加厘”、“外筹加厘”、“新军加厘”等，盐厘不断增加。以富荣盐厂为例，每票载盐80斤，光绪初年抽厘400文，光绪末年抽厘1 360文。⁽¹⁸⁾在存世的盐厘银锭中，以四川银锭为主，主要有盐厘、引厘、票厘等不同类型的十两银锭。两淮地位有淮厘、正阳盐厘、五河盐厘等50两银锭。湖北有湖北盐厘局50两银锭。

洋药厘课是对进口鸦片征收的厘金。鸦片战争后，鸦片的进口量猛增，“从40年代中叶的每年4万多箱，达到50年代的约7万多箱，十余年中，进口鸦片总数达七八十万箱，合三四亿银元”。⁽¹⁹⁾英国为了大规模合法化地向中国倾销鸦片，曾建议清政府征收鸦片税，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急需军饷，部分大臣提议征收鸦片厘金。如，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烟土、私盐，久干例禁，今则公然贩运，只须照数捐厘，便可包送出境。伤国体而厉商民。莫甚于此”。这是记录洋药征厘的最早记录。咸丰六年（1866）六月，宗人府丞宋晋向清廷献策，雇借洋人火轮船入江助剿，其经费则由开征洋药厘金筹措：“臣闻上海为夷商总汇，每年销售鸦片烟一项，银两动以千万计。现虽干禁止，而地方官假立名目抽厘，半归私囊。若能官为箝制，不必明立章程，而按数收厘，百万之数不难凑集。”⁽²⁰⁾但是咸丰帝谕办雇船事宜，对洋药抽厘回避不谈。《中英天津条约》中提到鸦片以洋药的名义，混到进口商品中，税率为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将鸦片称为洋药由此而来。直到咸丰八年（1858），政府才默许向鸦片抽税，每百斤纳税银30两。洋药厘捐每100斤课税24两，华商转运内地，必须向洋厘局纳正厘24两，耗羡等8两；除关税及起运时所纳厘捐外，经过或到达销地的关卡，尚应纳厘。从此，鸦片税变成了政府的一大收入，税率也逐年增加。如光绪初年，仅广东一地，每年商人包税“认交四十二万，五年限满，每年递增2万元”。光绪五年（1895）征收鸦片厘金，每百斤进口鸦片征收正税30两，厘金80两，共计110两。“定洋药入口，由官验明封存，俟每箱百斤，万纳正税三十两，厘金八十两，方允出运。”⁽²¹⁾此后，“又大幅度提高鸦片的税厘，每百斤鸦片共征税厘350两”。⁽²²⁾据赫德《岁计收支概算表》统计，庚子六年间，年入银为500万两，占全国财政总收入8 820万两的5.67%。反映洋药厘金征收的银锭实物极为罕见，目前仅发现一件福建省造的洋课十两银锭。

土药厘金是对国产鸦片征收的厘金，川、滇、黔、桂、陕等是出产烟土的大省。咸丰八年（1858）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各省于土药也多借洋药之名开征土药厘金。最早开征土药厘金的是陕甘地区。咸丰八年（1858）冬，陕甘总督乐斌与兰州府议定每土烟一斤抽收厘钱320文试行办理，进出嘉峪关的土烟每百斤抽钱四十串。⁽²³⁾之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河南等省都陆续开征土药厘或土药税，而且所抽厘金数额各省不一。四川省于光绪三年（1877），“恢复土药厘金，在涪州、丰都、梁、垫、叙永、巫山设立土药局六处，叙州、宁远、越嶲、汉州、金堂、广远、资州、嘉定、万县、泸州、渝城等11处兼抽药厘。其税率每百斤抽银三两，次年九月，加抽一两八钱。云南所收药厘，向归货厘统算，……约计土烟每百两抽厘银不及一两。桂、黔以地瘠民贫，药厘较轻，广西每百斤税厘抽银10两，贵州每土药千两抽银8两。湖北省土药先抽收厘金，于咸丰九年遵照户部奏案，改厘为税。税率按照洋药税率，每百斤征税银30两，于宜昌之平善坝、襄阳之老河口、荆州之沙市设局收税。湖南省本不出产土药，即对贩运过境之川、滇、黔三省土药抽厘，在常德、湘潭暨会同县所属之洪江等处厘卡经收税厘，每百百抽银十八两，每年厘税合计，约在七万两内外。安徽于光绪十六年四月由巡抚沈秉成奏明试办土药厘金，每十斤征银二两，分设芜湖和临淮镇南北两局。江西药厘主要采取商人包缴制，每年共收税厘银七千数百余两不等，统归百货厘金内一并造报。赣关征收土药税厘，每百斤征收税银25两，耗银2两5钱，厘金银18两。豫省土药始于咸丰九年在省设立厘税总局。遵照部章，每百斤征收税银20两，耗银3两，厘银10两”。⁽²⁴⁾

为了整顿土药征厘过程中的弊端，皇帝于光绪十六年上谕：“内地栽种土药，为中国出产大宗，果能设法稽征，认真办理，既可裨益饷需，且亦收回利权之一助，并可以征为禁，隐寓崇本抑末之意。近闻吉林、黑龙江、呼兰、热河及四川、云南、江南、淮徐等处，土药出产日繁，各该省局卡征收税项，官吏隐匿入己，为数甚巨，弊端百出，以致征多报少，于国课毫无裨益，若不及时整顿，于洋药并征办法大有关碍，税数必将日绌，何以昭核实而裕饷源。着各直省督抚详察地方情形，或于出产之处就地征收，或于贩运过境严查走漏，务当破除情面，实力稽核。”⁽²⁵⁾随后总理衙门及户部对土药厘金进行了全国性的整顿，各地开始实施药厘征收新章。以奉天为例：直隶于十七年九月专设土药厘金局，每土药一斤收银一钱，其行销各城镇原每一斤捐银二钱，现买卖各加一钱，共合每斤四钱，经过常关厘卡，照税厘新章合每百斤本省征银50两。⁽²⁶⁾如此大幅度提高各省土药税厘，使得各省普遍提高到30两以上，出省贩运者增至五六十两。

庚子赔款使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又不得不对各项税收不断加征。土药厘税也因此一加再加。据周育民《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记述：“陕西、安徽每百斤加抽六两，广东、直隶、湖北加抽三成，山东、江苏加抽一成，广西土药厘由商承包，增交三千两。吉林海十斤加收厘银六钱，每卖价市钱一千加收税钱九文。江苏每售膏一两捐钱20文，估计每年约收钱二十万一千余串。二十七年，以摊偿庚子赔款数巨期迫，御史瑞璐奏请抽铺捐膏捐。浙江照江苏办法，无论土店烟灯，每膏一两捐钱20文。闽浙总督许应骥奏拟创办膏捐，设总公司于省会，每年洋药进口统归收买，分行发售内地土药，归并办理。江西推行土药统捐，每料土千两原收银3两，按新章改收银12两；膏捐原按每土千两收银2两5钱，按新章改收银10两。二十九年七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改变土药落地、厘金、关税分别征收的做法，择二二要隘及著名屯聚之所，遴派委员设局一并征收税厘。”⁽²⁷⁾光绪二十九年（1903）始，土药厘金逐渐改为土膏统税，并得到了清政府更加积极推行，土药税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土膏统捐收入总计高达二千万两。

可是，土药厘税银锭发现极少，主要有山东土药局十两银锭、四川土厘十两银锭和陕西土厘5两银锭等几种。

三　各地厘金银锭的类型和地域特点

厘金银锭主要出现在四川、陕西、山东、湖北、湖南、安徽等省的铸造银锭中，其中以四川银锭为多见。

四川的厘金银锭有盐厘、百货厘和土厘三种。其中盐厘银锭存世最多且品种丰富。咸丰年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切断了淮南盐输入湖北的运输线，湖北人改食川盐，从而刺激了四川盐业繁荣发展。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四川总督黄宗汉在富荣、犍为等盐厂率先设立盐厘局，开始抽征盐厘。规定“引盐一斤抽银一厘，计水引一张共合抽厘银七两五钱，由商、灶、号三股摊派，余盐则每斤抽厘四文”。⁽²⁸⁾从实物观察，四川盐厘的品种主要有盐厘、引厘、票厘等三类。盐厘又有厂厘和渝厘两类：厂厘，顾名思义是就厂抽厘，即在全省各盐厂设盐厘局，抽征本盐厂出产的盐厘，行政上归盐法道经管。如：银锭中的“富荣盐厘二年匠喻天泰”、“犍乐盐厘十三年匠喻天泰”、“潼局盐厘元年匠喻天泰”、“南部盐厘廿四年匠义顺和”、“射蓬盐厘匠福聚贞”都是厂厘的典型代表。“富荣盐厘”是指富荣盐厘局征收的富荣（富顺县、荣县）盐厂的盐厘。“二年匠喻天泰”前者是征收铸造银锭的年份，后者是银匠喻天泰。“犍乐盐厘”是设立在犍为县和乐山县盐厂的犍乐盐厘局征收的本厂盐厘。“潼局盐厘”是潼川府盐厘局征收的盐厘。“南部盐厘”是南部县盐厘局征收的盐厘。“射蓬盐厘”是射洪县、蓬溪县盐厘局征收的盐厘。渝厘是指重庆盐厘局向行商抽征的盐厘。咸丰十年（1860）四川政府在重庆设立盐厘局，专门向过往盐商征收渝盐厘。渝盐厘有“渝盐厘局商春生鑑荣盛和”、“渝盐厘裕通亨”、“渝盐厘局同德泰商大生厚”等几种，“渝盐厘局”是重庆盐厘局，由于盐厘是由商（盐商）、灶（盐户）、号（银号）摊派征收，因而，在盐厘银锭上会出现“商×××”、“匠×××”等。“商大生厚”是四川富顺县自流井大盐商李四友堂开设在重庆的盐铺。晚清富顺县有“自流井四大家族”（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著名盐商。李四友堂曾在重庆设立大生厚盐号，运销楚岸、计岸的食盐；在綦江设立大生美，在仁怀设立协兴隆，分别承担边岸綦江和仁怀县的食盐运销。⁽²⁹⁾渝盐厘局由川东道管理，所收厘银缴存道库，用以拨充川东附近各路军饷，余额始解藩司备拨军饷、协饷。与盐厘相关的还有引厘和票厘。引厘是向盐引征收的厘金，盐引是政府发给盐商的运销和买卖食盐的凭证。因川省盐道不同又分为水引、陆引。因食用人群不同分为边引（专供滇黔）和计引（专供本省）。盐引“每包的载盐数额系按包斤计算，规定每一水引配盐50包，每一路引配盐4包，水陆引包的盐斤数一致。每一水引之盐折合12.5陆引，每一陆引之盐折合0.08水引。盐包的斤数，各时期有不同的定额。……道光三十年，川督徐泽醇整顿盐务，以‘花盐颗末质轻易耗，巴盐整且硬，故耗少也’，奏定盐包分别花盐、巴盐，花盐规定每包配盐200斤，巴盐每包配盐160斤”。⁽³⁰⁾引厘的征收始于咸丰七年（1857）：“咸丰七年四月川督有凤奏：查前督臣黄宗汉咸丰五年五月初十奉上谕，御史伍辅祥奏四川盐匪肆行，请将盐法变通办理一折，……各愿按照产售正余盐斤，按斤抽纳厘金以济饷需。议定引盐每斤抽九七平足色纹银一厘……在于犍乐交界之区、富荣适中之地，并潼川属之射洪地方扼要，分设总局，拣员管理。”⁽³¹⁾由此可知，引厘局是设在犍乐、富荣、潼川之射洪地区，时间是咸丰五至七年。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引厘银锭均为光绪年间铸造，铭文有富官引局、乐厂引厘、引厘局和通省引厘等。如：“光绪四年富官引局商太顺正龚祥泰匠”，富官引局即富顺县官引局，成立于光绪四年，专门征收富顺县荣县地区的引厘。又如：“乐厂引厘光绪二十年匠周源泰”，是乐山县引厘局征收的引厘。“通省引厘”是盐道计岸官运总局征收的引厘。还有一些仅写“引厘局”加县名的引厘银锭，是各县引厘局征收的引厘。票厘是按票对余盐征收的厘金。余盐是各厂灶户缴纳正盐引后剩余的食盐。四川的余盐只征厘金，初期叫“垣厘”，后称“票厘”。票厘局是向余盐征收盐厘而设立的，“光绪四年六月初五日，丁宝祯改设官引票厘局片：……至川省穷民甚多，向有归丁州县，俾小贩营生之民均得赴厂购买余盐，挑至该处售卖。从前系设垣经理，派委员绅会同查办，谓之垣盐，按斤抽取厘钱，以济饷需。……且盐无票据，所到之处辄被地棍书巡拦阻勒索，穷贩积忿成仇，动即纠众滋事，实为隐忧。臣与总局道员唐炯熟商，现将各垣载撤，于富、荣、犍、乐等厂改设票厘局，派员管理，定以每挑八十斤为限，不准多加，每挑给予护票一张，随挑抽收厘钱，准其挑赴归丁州县售卖，沿途关卡验票放行，……现在官引、票厘两局一设，商民颇为称便”。⁽³²⁾票厘银锭现发现有“井研票厘三十四年罗裕川亨”、“射蓬票厘三十四年罗裕川亨”、“三台票厘宣统元年匠坤甡号”、“南部县票厘三十年捐输匠周源义”、“蓬中票厘局王二十六年永丰庆”、“票厘局十七年李福源”等几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知：四川盐厘银锭有盐厘、引厘、票厘三种，盐厘产生的时间最早，票厘的时间最晚。随着晚清政府财政困难加剧，产生了多种盐厘加派，如“加厘”、“新加厘”、“新军加厘”、“外筹加厘”、“土税加厘”等等，而且各种盐厘也有交织在一起，或兼抽或并收。从银锭实物来观察，盐厘银锭通常为两个戳记，一方一长，是比三戳时间稍早的银锭式样。而票厘银锭的纪年多为光绪中后期且为标准的三戳记。引厘银锭有一戳两戳三戳之别，官引局银锭为三戳。这类盐厘银锭通常采用在锭面錾上征收机构、盐商和银匠名等字样，以便统计和核查。

四川的百货厘创立于咸丰六年（1856），⁽³³⁾咸丰十一年（1861）四川总督到省后，即拟设法扩张，乃督同藩司及盐茶道等，厘定通省捐厘章程，在省城设立捐输厘金总局（后改厘金总局），于大江要道之夔、渝、叙、滤等处，设卡抽收货厘。⁽³⁴⁾据《四川通省货土税厘各局抽厘定章》光绪二十四年的记载，除省城厘金总局外，全省共设有厘金局16处，具体是：金堂厘局、越西厘局、万县厘局、渝城厘局、宁远厘局、石堤厘局、夔邵厘局、汉州厘局、江漳厘局、嘉定厘局、泸州厘局、资州厘局、合州厘局、广元厘局、内江厘局、叙州厘局等。据《四川厘金划一章程》记载：被四川定为课厘的货物有15类，共计894项。征收办法采取设局抽厘和包缴厘金的两种办法。百货抽厘的税率是“值百抽二，计行厘一道，落厘一道，一般货物税率为值百抽四。各货抽厘。刊有从量定则，其无定则之货则一律按价抽2%”。⁽³⁵⁾《清代四川财政史料》记载了四川省的厘金收入：“……但全省厘金收入，自咸丰创办起迄同治十三年，其间虽历经户部迭催，却从未奏报过一次。直至光绪元年三月，户部施行整顿厘金案，四川省始于该年九月将盐厘与货厘收入数合总作第一次报销，计自咸丰六年起至同治十二年止，总共收盐货厘银21 103 996两，支出银20 860 907两，实存银243 089两；……由于报销系十八年的合总收数，又以盐货厘合并，更无法查知货厘收数。”据此可知，光绪以前，川省厘金只有总共18年的盐厘、货厘收入合报总额，具体每年收入以及盐厘、货厘数额都没有区分。光绪以后，川省厘金每年收入约银一百万两左右，其中盐厘约五六十万两，货厘约四五十万两。

存世的百货厘金银锭多以厘金局和厘局的面目出现的，如：“川省厘局光绪廿年同甡裕记”、“四川厘务总局光绪十七年荣城豫茂长”、“厘金总局”、“嘉定厘局张光绪二十五年钱康钱局倾”、“泸州厘局蔡匠涂裕盛”、“资州厘局孙十八年匠兴隆号”、“叙府厘局赵光绪十一年匠周福生”、“赵镇厘局延三十年复兴源”、“合州厘局王十八年协泰森”、“南部厘局宣统元年匠周源义”、“益州厘局富顺县郑泰三”、“万县厘局范光绪十一年匠兴顺源”、“汉川厘局龚光绪二十年泰昌永匠”、“江漳厘局范光绪二十五年乔镒源”、“金堂厘局徐壬子年同盛公”、“厘经分局”、“厘金局”、“厘税局”等几种。总局有“川省厘局”、“四川厘务总局”、“厘金总局”等，虽然称谓不同，但都是指省一级厘金局。川省厘金总局设在成都，掌管全省厘金征收事务。据《蜀海丛谈》记载：“……省城则有东南西北门，门各一局，其初四局之上，又有省城四门厘金总局之设，以府班充之。光绪季年，将四门分局改为直属通省总局，遂将四门总局裁撤。”⁽³⁶⁾这里说的是，成都城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每门各设一分局，又称城门厘局，负责征缴省城四门进出商货及周边地区行、坐商的厘捐税。

县级厘金局的银锭有“嘉定厘局张光绪二十五年钱康钱局倾”、“泸州厘局蔡匠涂裕盛”、“资州厘局孙十八年匠兴隆号”、“叙府厘局赵光绪十一年匠周福生”、“合州厘局王十八年协泰森”、“南部厘局宣统元年匠周源义”、“万县厘局范光绪十一年匠兴顺源”、“汉川厘局龚光绪二十年泰昌永匠”、“江漳厘局范光绪二十五年乔镒源”、“金堂厘局徐壬子年同盛公”等等，这与文献记载的县级厘金局名称基本一致。该类银锭铭文颇具特色，通常是厘局名加一个姓氏，纪年和匠名。局名后的姓氏是该厘金局委员的姓，三个戳记显示了该厘金局委员某某将某年份征收的厘金税银，委托某银匠铸造的银锭。而且，这类银锭往往存在着相同的厘局名，不同的纪年和不同的姓氏的现象。这是因为厘金局委员的任期均为一年，每年需由总办考核功过政绩，或连任或改派。因厘局委员是肥缺，官场竞争激，以存世较多的嘉定厘局银锭为例，光绪三年委员姓刘，光绪五年姓陈，七年姓茹，八年姓徐，十六年分别姓马和姓王，十八年姓徐，十九年姓徐和姓王，二十年姓王，二十一年姓黄，二十二年姓张，二十四年姓范和姓张，二十五年姓张，二十七年姓贾等等，反映了各年份嘉定厘局委员变动情况。《蜀海丛谈》还记载分局的情况：“东路则有资州、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夔府等分局。重庆之下，又有相国寺、唐家沱、回龙石三处，为分局之下之分局。南路则有越西、宁远两分局。西路则有灌县、金堂两分局。北路则有赵家渡、中坝、绵州、广元、顺庆、合川各分局。……厘银例解交省城总局，再由总局转解藩库。”⁽³⁷⁾各地商人过境，多以铜钱或碎银完纳厘金。各厘金分卡需将征收的钱银按期上缴分局，分局汇总后，将铜钱兑换为银两，按库色倾铸成十两银锭，呈缴省厘金总局，再由总局核收后再转解藩库。

镇级厘局银锭有“赵镇厘局延三十年复兴源”。赵镇，清代为四川金堂县的县城，赵镇厘局是金堂县厘金分局下的一个分局（或分卡），属第三级厘金征收机构。

除了铭文为厘金局的银锭外，四川省的百货厘金银锭还有直接写明具体厘税名称的，如“合州货厘周光绪八年匠德裕厚”、“绵竹县三十一年肉厘匠恒足生”、“宜宾县南卡丝厘”、“内邑糖厘”等。货厘即百货厘金。肉厘是屠宰厘金，是对屠宰业征抽的厘金，光绪初年，四川总督丁宝祯整顿厘金，“奏请抽收肉厘以资常费”。《蜀海丛谈》记载：“光绪甲午，中日和议告成，川省每年摊解赔款银六十余万两，除饬各邑共增解契税银十万两外，每猪一支，加收肉厘钱二十文。”从此，肉厘正式成为晚清的税课之一。肉厘银锭仅发现两件，另一件是“荣县三十一年肉厘匠恒足生”，这两件肉厘银锭都是三十一年征收的，铸造的都是同一银匠。这是因为初征税厘时的货币有钱有碎银，需由厘金局统一折合成银两，再委托被官方指定的官银匠统一铸造。丝厘是对丝绸征抽的厘金。发现有两件铭文相同的丝厘银锭，铭文同为“宜宾县南卡丝厘”，南卡是厘卡。糖厘是食糖厘金。《内江县志》（光绪版）记载：“糖厘自同治元年起设，每糖清一万斤，抽收厘钱二千四百文以济军需，由上宪委员监收，年满更替。”厘金局银锭中还有一种厘经分局的十两银锭，厘经分局是厘金经征分局的简称。史载：“光绪三十四年，赵尔巽督川，一意刮民财，取悦西太后，于是设酒税、糖税、油捐、加肉厘、征牛羊皮。设经征局，向无者新设，有者加重，加自四五倍至十倍不止。”⁽³⁸⁾可见，酒糖油肉牛羊皮等是经征局征收的范围。铭文为“内邑糖厘”银锭是目前唯一发现的反映糖厘抽税的银锭实物。

除了盐厘、百货厘外，四川省也开征土药厘金。光绪七年（1881）加抽土烟厘金，据《丁文诚公遗集》记载：“光绪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川督丁宝祯遵旨筹议抽收土烟厘金情形折，……今川省市卖土烟，每百斤约值价银一百六十两，计每斤价银一两六钱，照洋药见十抽三章程，每斤应征税厘银四钱八分。”可见，四川土药厘金是每百斤抽银48两，比其他洋药每百斤抽银30两足足多了18两。又见《四川财政考》记载：“土药为川产大宗，旧名为洋药，咸丰九年，始于重庆、叙州、广元、泸州、万县、雅安、绥定、叙永、嘉定等处，设局稽征。咸丰十年，以岁入不及万两，议撤局，责成地方官带征。旋徇简州、什邡等四十八州县之请，按粮摊征。……光绪三年，前制府丁文诚公设局专收，仍名洋药厘金。……十七年，以川东出产日增，始定外销征税之科则，并于万县设川东土税总局，水路自叙州。陆路自顺庆以下，各局卡征款，悉解该局汇转。旋制定出口土药税厘并征，税解藩库，厘解成绵道。”

四川土药厘金目前只发现三件：（1）铭文是“药厘十年匠喻天泰”，锭面一方一长左右两个戳记，是光绪早期的四川银锭式样。其十年即光绪十年，匠喻天泰这个戳记在盐厘银锭中有出现。（2）铭文为“渝土厘局程裕成源”，一左一右两个长方戳记，渝土厘局是设在重庆的专门抽征土药厘金的厘金局，程是渝土厘局的委员，裕成源是铸造的银炉。（3）铭文是“梁垫竹开东土厘局光绪二十五年匠坤甡昌”，一横两竖三个戳记，是光绪后期银锭的标准式样。“梁垫竹开东土厘局”是设在梁山县的垫江、大竹、东乡、开县的土厘局的合称。据《重庆海关1891年的调查报告》中记载：“万县在1861年以前，鸦片在百货厘局完厘，现今土厘局与土税局合在一起，设于城外南京街官盐店。万县局是总局，其下有梁山县回龙场的陆路土厘税局，再其下又有垫江、大竹、东乡、开县等四个土厘税局。回龙场局称为梁垫竹开东稽征川土厘税局，土税征收计算根据土厘相同，平均每月收入约1 900两，五县每月收入都交这个局，每月汇齐到万县总局约银7 000～8 000两。”⁽³⁹⁾该锭铭文“梁垫竹开东土厘局”是梁山县下属的垫江、大竹、东乡、开县的土厘局的合称。这是一件反映四川土厘税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川银锭是清代中国银锭中最有特色的银锭，形状为圆碗形，有十两和五两两种，以十两为多见。这次因为清代政府调剂国家财政分配是采取解协饷制度，解款是地方政府上缴中央的款项；协款是省与省之间相互协调的款项。四川是受协饷的省份，只需应付清政府的分派的各类协款而无需上解中央国库，因而就无需铸造五十两的标准银锭，留下来的都是本省通用的银锭式样。早期四川税银种类不多，因而体现在川锭上的铭文内容比较简洁，咸丰以后税项增多，税锭上的文字也相应有了变化，到了光绪以后，在清代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官铸锭必须写明年月、地名、匠名等以示负责的要求下，官锭都统一为二戳、三戳记，内容除常规的地名、纪年、银号或银匠名之外，还增加了各类税名。四川各类厘金银锭也是遵循这一原则。

陕西厘金银锭铭文简单，基本是以地名和厘局的面貌出现，其银两主要来源为百货厘金。咸丰八年（1858）二月，陕西巡抚曾望颜奏准在陕西省设立捐厘总局，试办厘金。⁽⁴⁰⁾初期在长武县、宝鸡县、靖边县、略阳县、宁羌州、阳平关、白阿县、资阳县、潼关、商州之龙驹寨、大庆关、华阳县三河口等州县镇等地设立厘金局12处。对各省来往货币抽收行商厘金，具体货物有布匹、水烟、棉花、低料、绸缎、皮货、海菜、茶酒、木料等。对坐商抽厘则委派当地地方官员办理。初期税率为4厘5钱，即4.5%；后改为值百抽二，一货两厘，值百抽四，即4%。陕西厘金有六种，货厘、土药厘、晋省包解盐厘、加抽糖厘、加抽烟酒厘、及牙厘等。⁽⁴¹⁾据《陕西省财政说明书》记录有服饰、估衣、皮货、毛货、食用、海菜、果品、干菜、杂货、杂用、木柴、药材、玩器、畜物等十四类课厘货物。

从存世的陕西厘金银锭观察，其锭面铭文简单，多为六字和四字，重量为3～5两。如：属于省厘税总局的有“陕西厘局”和“省城厘局”银锭。陕西厘税总局是汇集全省厘金收入的机构，各州县镇又设分局和厘卡，这在存世的厘金银锭上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厘局或厘卡。如：潼关厘金或潼关厘金局，潼关是陕西主要的常关之一，据《陕西财政说明书》纪录：潼关局创立于咸丰八年，设在潼关县，下属3个厘卡，主要对布匹、杂货药材抽厘。再如：“大庆关厘金局”、“大庆关百货厘”、“大庆关统税局”这三个银锭，不同的称谓包含了厘金开始到结束的历程。大庆关位于朝邑县，咸丰八年创立厘金局，下设2个厘卡，主要是对铁盐抽厘，兼对香矾、汉烟、洋布、京货抽厘。统税局是光绪后期改革厘金后设立的替代厘金局征税的机构。据记载：陕西在光绪三十三年改办土药厘金为统税。⁽⁴²⁾白河县厘金局的银锭是陕西厘金银锭中比较多见的，常见有“白河厘金”、“白河县厘金局某某炉”、“白河厘税”等。白河县厘金局成立于咸丰八年，属下设2个厘卡，主要征收布匹、棉花厘金。也征收洋斜竹布、南糖、烟酒、瓷器等。⁽⁴³⁾另外，陕西厘金银锭中也有写明具体厘税的，如：“宝风土厘”为土药厘金，“陕西盐厘公盛东号”为晋省包解盐厘。

《中国厘金史》记载：安徽创办厘金是在咸丰七年（1857），咸丰八年开始办理厘金抽收业务，所抽厘金所得助于军饷。咸丰十一年（1861），安徽厘金局（牙厘总局）有三：“一设省城，二设皖南，三设淮北。省局辖四正卡、八分卡、二十五巡卡；皖南局有辖三正卡、六分卡、五巡卡；淮北局隶三正卡、八分卡、七巡卡。”⁽⁴⁴⁾安徽征收厘金主要有货厘、盐厘和茶厘三项，以货厘为大宗。税率的起征点为值百抽二，遇卡完厘。安徽省是淮盐的主要行销地，出现了一批经营淮盐的盐商群体。在存世的安徽造银锭中，有一部分是与盐的行销和盐厘征收密切相关的。如铭文为“淮北厘局光绪年月新源兴银号”、“淮厘资生荣”、“正阳盐厘光绪年月银匠萧德”、“五河盐厘光绪年月三合公炉”等50两银锭，无不与征收盐厘有关。据记载，两淮盐区是于咸丰四年（1854）四月开始征收盐厘的。⁽⁴⁵⁾“淮厘×××”50两银锭是征收淮盐厘所得，由于铭文简单，难以判断是来源于那一类盐厘。而“正阳盐厘光绪年月银匠萧德”、“五河盐厘光绪年月三合公炉”则是行商过境的关卡厘。皖北各属行销淮北票盐，向由江宁委员于五河、正阳两处抽收盐厘。⁽⁴⁶⁾而且，每过一卡，均要征收。“（淮北）票贩运盐，五河是必经之处，于此设卡，每包抽厘钱五百文；运赴上游，正阳关为总汇，于此设关每包抽厘钱五百文，核计每引抽钱四千（文），较课几重两倍”。⁽⁴⁷⁾食盐在运输过程中，需在不同的行盐地区缴纳厘金，不论在省城厘金总局、州县分局及下属厘卡都要缴纳，这样的层层设卡抽厘造成了盐厘过重。

有一件铭文为“淮北厘局光绪年月新源兴银号”50两银锭正是淮北厘局征收各类厘金的见证物。皖南的厘金局称为“皖南牙厘总局”，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同治元年（1861）设安徽省牙厘总局。存世有“皖南牙厘总局光绪年月”50两银锭，显示是“皖南牙厘总局”征收各类厘金所得。现存的安徽厘金银锭都是50两重，造型端庄、敦厚。锭面通常是左右上砸三个长方形戳记，内容是县名、××年月和银匠或银炉，如“正阳盐厘光绪年月银匠萧德”和“淮北厘局光绪年月新源兴银号”。也有左右砸两个长戳的，如“皖南牙厘总局光绪年月”和“淮厘×××”等。均存世非常少见。

山东厘金有百货厘、盐厘和药厘三大类。税率为值百抽二。山东省厘金银锭只发现厘金局50两和土药局十两两种。50两的铭文是“厘金局协祥银炉”。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山东省议抽厘金之事，当时剿捻军缺乏军饷，于是，云集商船的登州、莱州、青州三府请奏开办厘金以协济军饷。山东初设厘金总局在潍坊，并在福山的烟台、利津县的铁门关、黄县的龙口、荣城的石岛、即墨的金家口、胶州的塔阜头设六个分局。咸丰十一年（1861）奏准将厘金总局迁到省城。在之后的五十余年中曾五次分并。10两的铭文是“土药局光绪年月协祥银炉”或“土药光绪年月协祥银炉”等，为是土药厘金。山东是（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专设立土药厘金局，⁽⁴⁸⁾次年十一月，山东以商贩裹足，收数锐减，奏准每土药百斤收落地税及厘金各16两，过关另纳关税银16两。⁽⁴⁹⁾这两折中告诉我们两个信息，一是土药厘金局成立于光绪十七年九月；二是每一百斤土药共纳厘税32两。这两类山东厘金银锭都是一家银炉铸造的。银锭的铸造是由官府委托指定的银炉代为铸造的，从这几件银锭上看，都出自一家叫协祥的银炉。

福建“洋课四年五月林成和”十两银锭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来源于洋药厘税的银两所铸造的银锭。据《文宗显皇帝实录》记载，福建在咸丰七年开始抽收洋药厘金的：“因太平军由赣入闽、林俊起义死灰复燃，军饷万分告急。经闽督同意，新任福州知府叶永元遂于五月十六日在南台设厘金总局。开征洋药厘金，每箱装烟土四十颗，每颗抽收洋银一元；其零碎烟土，每十斤抽银四元。均由总局发给照引为凭，准其随处营销。”⁽⁵⁰⁾福州府知府叶永元向不完税的鸦片抽征厘金以济军饷，却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九月，奏闽省擅开烟禁，抽取厘金，旨意查办。闽浙总督王懿德径直以‘军糈支绌，暂济眉急起见’复奏，并允‘倘实可以接济饷需、办理亦无窒碍，即将抽厘章程并每年约可收银若干，另行详晰奏办’，不谈烟禁之事。”⁽⁵¹⁾

福建的洋药征税有四项：计每100斤要征厘金16两、华税30两、加捐军饷5两、票税15两，共计66两白银。土药每100斤共征30两白银。光绪十三年后，洋药厘金归闽海关征收。福建银锭造型独特，为圆形馒头锭，重10两，锭面一横两竖三个戳记。由于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早在清代中期就广泛使用银币交易，一切完粮纳税均使用银币，这使得银锭很早就退出流通领域，造成今天存世极为罕见的情况。“洋课”银锭更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

湖北省厘金银锭目前发现三种：“湖北厘金”、“牙厘总局”、“湖北盐厘局”均是50两银锭。湖北抽收厘金是在咸丰五年（1855），“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因军饷匮乏，奏请仿照扬州仙女庙章程抽取厘金。在省城设立盐茶牙厘总局，会委道府驻局坐办，各州县地方分设水陆设立厘卡，派委员绅征收各项牙厘，解充军饷。”⁽⁵²⁾当时，全省共设局卡480余处。几经增裁，到了光绪三十一年有厘金局61处，分卡不详。湖北厘金有百货厘、牙帖、盐厘及药厘四种。抽取落地厘（收外省入境之货）、门市厘（收用户所买之货）、出产厘（收本地出产之货）等。铭文为湖北厘金的50两银锭发现很少，纪年均为光绪后期，而且锭面均砸有官钱局的字样。湖北官钱局成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是由张之洞发起创办的地方性管理铸行各类货币的专门机构。在其成立之前，各县上解税银的铸造都是由几家大银号包揽的。官钱局成立以后，铸造银锭的任务全部落到了官钱局的头上，在其铸造的银锭上都会留下“官钱局”的字样。如：有一件光绪十八年的“牙厘总局”银锭，下方的戳记为“荣昌”，另一件宣统二年的牙厘总局银锭，就砸了“官钱局”的戳记。这说明光绪二十二年湖北官钱局成立后，牙厘总局的银锭也归官钱局铸造。牙厘总局是厘金和牙帖兼征的机构，“牙帖”是牙行经营时用的营业执照。明清时期，牙商要呈官府批准才能领取，领了“牙帖”才能营业。牙商要按期交纳“牙税”和“牙捐”。“牙帖”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等，按时换领。湖北开征牙税是在咸丰六年，牙厘总局是主要征收货厘牙帖的省级厘局。

还有一件铭文为“湖北盐厘局薛求升”的50两银锭，铭文显示是湖北盐厘局的银锭。湖北是行销淮盐的地区，太平天国以后，改食四川的井盐。因而，湖北的盐厘都是过关抽取的。

湖南省于咸丰六年（1856）设立盐茶局，在郴州、宜章、岳州等处设立分局和厘卡，主要抽取茶税和盐税。同治五年（1866）初将省城和省外各盐茶局并入厘金局，称为湖南厘金盐茶总局。各州县的盐茶课与厘金一并征收。湖南纳厘的货物有百货，茶厘、盐厘、糖厘、烟酒厘等，以税收是性质而分，有出口税、进口税、起坡厘、土产厘、门市月厘五种，合称税厘。我们现在看到的湖南厘金银锭只有两种，砝码型。铭文为“厘课官钱局”和“岳厘课张祥泰”等。“厘课”即厘税。因而，可以理解这些银锭是来源于上述五种厘税的总和或部分的收入。“岳厘课”是岳州征收的厘税，“张祥泰”为铸造该银锭的银匠。“厘课官钱局”是省城汇总的厘税，并由官钱局铸造。湖南官钱局成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显示是光绪二十九年之后铸造的厘金银锭。

四　白银在厘金征收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已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用增加田赋、强迫捐税或发行纸币等来增加收入筹措军费也已穷途末路。作为财政收入的新来源——厘金，宛如一支强心计让岌岌可危的清政府的经济暂时得到了缓和，收入逐年增加。据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统计，自同治八年到光绪三十四年，每年厘金收入都在13 352～21 117千两白银之间。可见，厘金银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是巨大的。

各省厘金的征收是遵照“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原则以银、钱为主，清政府规定征收纳税，数额在一两以上的必须收取白银，一两以下者银两与制钱听由百姓自便。由于一两以下的碎银，要零星收集起来也不好处理。所以在实际收缴中，对于一两以下的税银，各地州县大多采用折钱完纳。当时能够钠银一两以上者，就算是大户了。由于户部只收银两，不收制钱，所以，各地分卡将收缴上来的厘金银钱按期上缴分局，分局汇总后，交予钱庄或银号兑换成银两并铸造成统一的银锭，打上地名、银匠名、时间和用项“厘金”戳记，部分上解中央，部分留存本地。从现在发现的厘金银锭实物看，以小锭为多见，地点以陕西、四川、湖南、山东为主。铭文内容是地名加厘金、厘课、厘金局、盐厘、土厘等，厘金局的五十两大锭发现很少，只现湖北、安徽和山东等地。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些地方用白银缴纳厘金，事实上，统治者关心的仅仅是收缴上来的是不是白银，而不在乎银锭上是否有“厘金”等税名的字样，没有砸厘金字样的其他省铸的银锭，也包含了征收厘金银的成分，而且数量也是很大的。换言之，各地银锭，即使上面没有厘金的字样，也不能否定该锭里没有包含厘金银的成分。

厘金的征收完全是由地方各自为政，既无全国统一的法定税率，也无全国统一的课征机构。厘金的收入除一定的数额上缴朝廷，大部分由各省自行安排。厘金用处广泛，上缴中央的部分主要用于解户部款、国家行政经费、皇室用费、铁路经费、归还外债、赔款、各省解款、海防经费、水师军费、各省军费。留存地方及藩库的厘金收入主要用于本地各项行政开支。

总之，银两在厘金等赋税方面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第一，清政府规定征收厘金等赋税，数额在一两以上的必须收取白银，一两以下者银两与制钱听由百姓自便。第二，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是由政府法令规定，“应改为每十文准银一分，永着为令”。第三，政府规定“纹银”为标准成色，各类国家地方财政收入与开支必须以“纹银”为检验成色的标准。第四，政府会计都是用银两为计算单位，任何货币形式最终都要兑换成白银货币的形式。因此，白银在清代国家财政中收支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已完全取得了本位货币的地位。

附表　厘金银锭种类一览

续　表

【注释】

(1)*作*者单位：浙江省博物馆。

(2)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征榷考厘金》，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 038页。

(3)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页。

(4)同上，第21页。

(5)同上，第23页。

(6)同上，第23页。

(7)《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21考》，第8 038页。

(8)《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22考》，第8 054页。

(9)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42页。

(10)户部递呈奏折详见《光绪政要》卷30，第46页。

(11)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0～71页。

(12)王守基：《两淮盐法议略》，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6《征榷八》第7 898页。

(13)郭嵩寿：《税盐补救章程详》，见同治《淮南盐法纪略》卷3。

(14)《清盐法志》卷23《长芦征榷门》。

(15)《清盐法志》卷139《两淮征榷门》。

(16)《清盐法志》卷43《东三省征榷门》。

(17)《清盐法志》卷263《四川征榷门》。

(18)同上。

(19)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4册，人民出版社，第12页。

(20)宋晋：《保奏道员雇船抽厘书》，《洋务运动资料丛刊》二，第220～221页。

(21)《清史稿》卷一二五。

(22)黄天华：《中国税收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26页。

(23)《陕甘总督乐斌奏片》见周育民《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

(24)见周育民《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

(25)《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1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17页。

(26)见周育民《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

(27)见周育民《清季鸦片厘金税率沿革述略》。

(28)《清盐法志四川志征榷门三》，《同治二年十一月一日朱批骆秉章折》。

(29)文汉宇：《清代税收潜规则》，《中国收藏》2010年第1期。

(30)《清代四川财政资料》下卷，第18页“财经数据整理考释”。

(31)《清盐法志》卷261，四川18厂厘，转引《清代四川财政资料》下卷，第242～243页。

(32)《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35户政类盐课，转引《清代四川财政资料》下卷，第201～202页。

(33)《四川财政说明书》，第23页。

(34)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424页。

(35)罗玉东：《中国厘金史》，转引《四川厘金划一章程》。

(36)周洵：《蜀海丛谈》卷上。

(37)同上。

(38)《荣县志》卷15事记。

(39)[英]霍伯森著，李孝同译：《重庆海关1891年的调查报告》，转引自《四川财政史料》下卷，第608～609页。

(40)《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朱批陕西巡抚曾望颜折》。

(41)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408页。

(42)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408页。

(43)《陕西财政说明书》。

(44)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279页。

(45)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篇，第796页。

(46)《度支科·卷四十·饷需》。

(47)王守基：《两淮盐法议略》，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6《征榷八》。

(48)《山东巡抚福阔光绪十九年正月奏》，《光绪朝朱批奏折》第77辑，第559～560页。

(49)同上，第441页。

(50)《文宗显皇帝实录》卷236，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册，第670页。

(51)闽浙总督王懿德，福建巡抚营瑞奏《闽省暂抽厘金济川折》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批。

(52)《会典事例》卷二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