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都市银行的支配地位
日本从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开始，实施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兴国方针。伴随着对西方开放政策的实施，日本经济迈向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本旧式金融业也随之烙上了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的烙印。此后，在长达130多年的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中，日本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体系的决定性地位，对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曲折发展，在筹集资金、支持企业发展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以及配合对外经济扩张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作为日本银行体系龙头老大的都市银行的支配地位尤为突出。
图1 全国新设银行和退出银行比率
资料来源：冈崎哲二.银行业的企业淘汰和经营效率.http://www.e.u-tokyo.ac.jp.
日本民间金融机构通常是指主营存款业务的普通银行。普通银行相当于欧美的商业银行，是日本金融制度的主干力量。普通银行根据规模和业务区域分为都市银行、地方银行和第二地方银行(38)三大类。
在日本，都市银行、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又统称为全国银行，截至1998年3月，合计有135家。其中，都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和主要信托银行因其资金规模庞大，被单独划分为一个“大银行”群体，1995年以前共有21家大银行，之后1996年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兼并，1997年11月北海道拓殖银行破产，缩减至19家。其中，都市银行9家、信托银行7家、长期信用银行3家。1998年后，两家长期信用银行破产，都市银行大兼并盛行，导致“大银行”骤减。进入新世纪后，金融大重组的实施，三大金融集团的诞生，“大银行”再度被压缩至8家，成为清一色的都市银行群体。尽管都市银行的单位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是丝毫未能动摇其在日本金融业中的霸主地位，相反金融资源在大银行的集约，使得都市银行在巨型金融集团中的支配地位更加稳固。
一、都市银行的诞生与发展(39)
都市银行并非法律上的定义，其概念向来十分笼统，一般指总部位于主要中心城市，并在全国设有营业网点的普通银行。由于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上市公司中，专设了都市银行的分类，在日本银行经济统计月报的“金融机构范围”项目中也有都市银行的分类，加之都市银行在日本金融业中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习惯将日本都市银行视为一个单独的金融业态。
日本全国银行业由都市银行、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五种业态组成。其中地方银行和第二地方银行有着各自的行业协会，即“全国地方银行协会”和“第二地方银行协会”。而都市银行、信托银行以及长期信用银行没有设立所属独立协会，与地方银行和第二地方银行共同隶属于“全国银行协会联合会”(40)。
从行业组织形态和法律约束形式来看，都市银行既未加盟不同业态的特别行业组织，也不受制于特别立法和行政措施的约束，是以管制银行的普通银行法为依据的日本独有的“普通银行”。既然是普通银行，严格说来就与地方银行、1989年转制为第二地方银行的旧相互银行同属一个类别，但是，由于都市银行未纳入全国地方银行协会和第二地方银行协会的管辖范围之内，故三者之间又不能相提并论。
依据银行法关于银行的概念来界定，都市银行与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信托银行、外国银行在日本的分支机构并无差别。然而，实际上都市银行与上述银行却存在着众多区别。从规模和营业实力来说，都市银行与地方银行的区别在于其经营规模和主营地域不同。在1968年10月启动的金融制度调查会第一分会上，关于“普通银行诸问题”的审议中曾对都市银行定义作了描述。即都市银行为“普通银行中，以六大都市，以及与其相当的都市为基盘，在全国以及若干地方拥有广域营业网络的银行。就其系统而言，由旧财阀系银行、旧特殊银行、扩容后的旧地方银行”组成。旧财阀系银行是指三井、三菱、住友、富士、第一、大和银行的“第一阵营”银行；旧特殊银行是指日本劝业、北海道拓殖、东京银行的“第二阵营”银行；扩容后的旧地方银行有三和、东海、神户、埼玉、协和、太阳银行的“第三阵营”(41)银行。
1.战前的支配地位
1868年日本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货币制度的日益发展、与外国经济往来的增多、稳定动摇的纸币价值、整顿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紊乱的造币制度，迫切需要建立现代货币制度。
（1）都市银行的诞生
日本的都市银行诞生于明治初期，即近代日本银行业的萌芽期，是以三井、三菱、住友银行为主体的财阀系都市银行的主要发祥行之一，并与金融家创立的非财阀系机构银行——第一银行（涩泽荣一）、安田银行（富士：安田善次郎）以及野村银行（大和：野村德七）共同构筑了日本银行业的核心势力。尽管日本的都市银行是在私有银行框架内发展起来的机构银行，但是，以新、旧财阀势力为主体，杰出金融家积极推动，国家利益迫切需要的三体联动之下，日本的都市银行自诞生之日起就凭借其巨大的资本实力，确立了其在日本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并在战前就在资本金、存款量、放贷额、有价证券等业务规模方面与地方银行形成悬殊差别(42)。
尽管都市银行在日本金融业的核心地位由来已久，但是，隶属新旧两大财阀系的都市银行之间的长期争夺霸权的竞争此起彼伏，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大正末期），日本银行业便开始了重组的漫长岁月。在地方银行集约化过程中诞生的日本关西地区的三和银行和神户银行以及名古屋的东海银行加盟到都市银行中之后，经过战时和战后改革期，日本劝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三家政府系银行转制为普通银行，储蓄银行——协和、地方银行——埼玉、相互银行——日本相互银行兼并组建太阳银行后升格为都市银行等一系列重组之后，1969年形成了15家都市银行一统天下的基本框架。
在中日、日俄两大战役，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结束的过程中，日本经济经历了盛与衰的连环震荡，在整个演绎过程中，数目众多的弱小银行群或被消灭或被兼并，尤其是在关东大地震和昭和初期（1926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恐慌中，资金迅速流向大银行。这些大银行出身各异，有创立于明治初期的财阀系金融机构——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有在昭和年间快速壮大的三和银行、东海银行、神户银行、埼玉银行等实力雄厚的地方银行，有作为政府系特殊金融机构在战后转制为普通银行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劝业银行、东京银行，有由相互银行和储蓄银行中的排行老大转制为普通银行、战败后加盟到都市银行的太阳银行和协和银行，以及明治初期凭借个人力量创业并取得极大成功的第一银行、富士银行（旧安田银行）、大和银行（旧野村银行）。正是这些出身不同、经历各异的大银行群构成了当今日本都市银行的结构框架。
表3 15家都市银行的出身（1）
15家都市银行的出身（2）
（续表）
资料来源：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33.
（2）都市银行的大聚合
日本的银行史，是聚合与兼并的历史。日本的银行集中始于1897年前后。特别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次危机，即明治（1906～1912年）、大正（1913～1926年）以及昭和（1927～1989年）初期的金融恐慌为转折点，银行资本正式进入大聚合进程。
纵观日本的银行兼并史，战前与战后的银行兼并的表现特征截然不同。战前兼并可分为1890～1927年和1928～1945年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日本的银行创始期，是银行大量创建、淘汰的时期，也是“银行合并法”（1896年4月）和新“银行法”（1927年3月）出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银行行政尽管具有促进银行兼并的倾向，但更多地表现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伴随景气变动的破产、弃业的自然淘汰态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获得急剧发展。由于大战扩大了海外市场，对外贸易获得空前发展，商品交易范围的扩大，生产的积聚和集中，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企业单凭自有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资金需求，企业利用银行信贷形成的旺盛的资金需求迫切要求银行扩大信贷规模，集中资源成为银行的必然选择。这一时期的银行兼并与明治时期相比，银行资本集中速度明显加快，合并规模进一步扩大。
自1920年3月经济危机爆发后，尤其是在1927年的金融恐慌中，银行挤兑达到高峰，停业银行的接踵而至，银行重组和资本的集中，使得全国银行数在1920～1945年急剧减少（表4）。
表4 普通银行数的变动 单位：家数
注释：括号内为全年平均。
资料来源：二村和之.银行合并的论理.时潮社，1991.
与第一阶段自然淘汰的特征相比，第二阶段的兼并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下的金融制度建设和银行经营健全化建设的特征。尤其是进入战时经济后，为确保军需金融顺畅和消化公债为目标的银行兼并成为主流。在这一时期政府“一县一行”主义和“金融统治”政策的作用下，地方银行的大统一和都市银行大兼并双管齐下的结果，普通银行从1937年的186家骤减至1945年的61家。其中普通银行中的五大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安田银行、第一银行、三菱银行的市场占比快速攀升形成的垄断势力格外抢眼。从五大银行存贷业务占比的上升情况来看，1926年12月存款占比为24.3%，贷款占比为20.5%；1945年存贷占比分别攀升至58.6%和82.3%(43)。形成五大银行垄断势力的直接契机应该说是1927年的金融恐慌后，存款的安全性偏好使得存款资金向五大都市银行集聚（表5）。
表5 存款的集中 单位：百万日元
注释：五大银行为三井、住友、安田、第一、三菱。
资料来源：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37.
表6 放贷的集中 单位：百万日元
（续表）
资料来源：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37.
（3）都市银行对产业金融的支配
从明治时代起，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结构一直是日本金融的主要特征。由于日本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严重依赖，以及间接金融体制下银行借款在企业外部资金中占有较大比重，决定了日本的银行垄断资本和企业垄断资本融合的必然性。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间接融资为主的现象可以追溯到1872年日本《国家银行法》的颁布。出台《国家银行法》的目的在于以提供利息收入的税收优惠、允许贷款者从税前利润中扣除利息支出，以及通过银行集聚小额储蓄扶持以间接融资为中心的资金循环体系。在明治时期鼓励工业化和扶持企业精神的“殖产兴业”政策与私人资产和银行存款充分的资金供给局面，使得银行垄断资本和企业垄断资本的结合成为可能。
从1897年（明治30年）～1944年（昭和19年）的约半个世纪的产业融资情况来看（表7），自金融大恐慌时期开始，剔除1927～1936年这一特殊时期外，银行的主营业务一直以放贷和公司债券为主，银行持有大量公司债券和公司股票，说明银行已经拥有了对产业界的支配力，并掌控了企业融资与公司债券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都市银行大大超过不足10亿日元的地方银行的军需融资规模成为军需融资的主体。得以形成这一霸势的背景主要源自战时末期，三井银行和第一银行，三井银行和日本昼夜银行、昭和银行，三菱银行和第百银行等银行大兼并的聚合效应。
表8 战争结束时五大银行的军需融资 单位：百万日元
资料来源：后藤新一.产业的昭和社会史——银行.1988：110.
图2 兼并后的五大银行（1945年3月）
资料来源：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41.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金融改革期（1952～1954年）的10年间，都市银行经历了内部经营困难和外部产业资金需求旺盛的双重夹击。内部经营的困境主要是来自都市银行超额放贷形成的高存贷率的挤兑风险和庞大的外部负债形成的低流动性风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48年的存款增加情况来看，都市银行明显落后于地方银行（表9）。由于通货膨胀、挤兑、工商业低迷、粮食不足等战败冲击首先波及城市，加之大城市又是战争的重灾区，因此尽管大城市用于复兴的放款急剧增加，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市区疏散，工厂、事务所向地方分流的影响，存款随之流向地方银行。此外，地方交付税款、粮食管理特别会计制度下的粮食预付款等财政资金在地方的滞留，刺激了农村的经济繁荣，影响了都市银行存款规模的扩张。例如，在战前三菱银行的存款结构中，定期存款比率高达50%～60%，然而，在1948年3月结束的财年中却下降至不足1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GHQ亲自指挥了战后改革，其内容包括解散财阀，罢免公职，统一物价，改革农地，制定《反垄断法》、《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经济9原则、道奇方针等。依据上述金融总体改革框架，GHQ对日本银行业采取了(44)发布“金融紧急措施令”（1946年）；②终止战时补偿措施；③实施“金融机构经理应急措施法”和“金融机构重建整备法”；④冻结存款、发行新日币、新旧账目分离、增资、旧账目特殊清算等①改革措施。
1948年战败国德国的大银行在各个州被强行分割为30家小银行(45)，受德国银行分割的影响，1947年9月7日《朝日新闻》报导了四大财阀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住友银行、安田银行将在全国一分为二，三和银行、神户银行、东海银行、野村银行将成为重组对象的消息，令日本银行界惶恐不安。此后，1947年12月《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正式颁布，高占日本株式会社总注册资本66%的325家实力企业（除金融机构外）的分割问题进入审批程序。一时间市场气氛分外紧张。然而，随着美苏冷战的激化，美国改变了最初占领日本的战略计划，将非军事化和削弱日本经济实力的目标转向加速重建日本经济、扩大日本在美国太平洋防线中的作用。于是，1948年5月借美国政府派遣团来日之机，美国政府删除了《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的相关核心内容，大大压缩了原定实施分割的公司数目，将实际进入分割程序的公司限定在11家。同年7月联合国驻日总司令部决定进一步放弃银行分割计划，开始重建日本金融体系，使得在解散财阀计划实施过程中，银行业十分侥幸，幸运地保存了实力，成为日后日本财阀东山再起的发动机。
战后日本的银行，尤其是都市银行的重建实际上是以自有资本空心化和放弃存款为代价的。因为都市银行采取的是通过增资实现重建的战略。然而，GHQ遵照美国商业银行的监督方式，以银行经营健全化为目标，规定新增资金比例只能占风险资产的10%，并拒绝批准日本都市银行分别增资3亿日元的重建计划。
另从整个资金面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个人、公共事业、海外各部门中的绝大多数企业和公共机构均出现了资金短缺局面，因此，挖掘、利用个人和海外部门的剩余资金成为都市银行经营的一贯方针。由于大企业集中的大都市圈的金融资本市场承受能力入不敷出，加之资本市场尚不成熟，因此，资金供给的重任自然落到了都市银行的肩上。于是，除了采用提高存款规模和创造信用的全负荷运转之外，借助中央银行的巨额信贷和地方银行界的短期拆借资金补缺的“超借贷”运营方式在都市银行中逐渐沉淀。
日本实际存在两个金融市场，一个由都市银行构成，另一个则是以地方银行为营。形成这种市场划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与日本央行——日本银行关系的较大差异所致。尽管日本银行法中没有明文规定禁止日本银行向地方银行授信，但是日本银行只向都市银行提供贷款的惯例，给都市银行提供了可以从日本银行获得信贷支持的机会，意味着都市银行背后有着强有力的潜在的资金后盾。与之相反，地方银行的放贷权限则受到地方银行存款规模的限制。再有，在分行业务规模方面，都市银行和地方银行也存在着较大差距。尽管法律上没有明确限定地方银行只能在总行所在县范围内设立分行，但是“一县一行”的方针，实际上禁止了地方银行在本县以外地区设立分行。与之相对应，都市银行则获得了可在全国各地布局的特权。
1949年底是日本战后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都市银行借助产业金融从依赖国家资金供给的传统模式向民间银行主导型资金供给模式转型，成为企业金融的核心支柱。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产业开始步入复兴轨道。于是，企业超额借贷、都市银行超额放贷，都市银行资金短缺、日本银行扩大授信的金融框架日趋凸现。截至1949年年底，都市银行的实际存贷比率超过了100%，而地方银行则低于90%（表10）。都市银行在存贷市场中的强势地位显而易见。
表10 存贷率的变化（%）
（续表）
注释：1.全国银行的存款以及实际存款包括债券发行余额。
2.实际存款＝总存款－支票·票据。
3.11大银行：富士银行、三菱银行、三和银行、住友银行、第一银行、三井银行、东海银行、大和银行、神户银行、协和银行、东京银行。
资料来源：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47.
此外，战后改革对企业金融的影响表现为，战后改革使得大企业的股票所有结构显著变化。1949年曾达到70%的个人股票持有比率，在道奇方针实施之后，随着个人股东的离场，下降至20%。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的持股比率不断上升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随着企业自有资本比率下降，对外部资金依赖度的提升，形成了企业融资在战后复兴期和经济高增长期表现出了①低自有资本率和他人资本的优势；②对金融机构的高依赖度以及间接金融的优势的特点。尤其是1949年以后，银行的资金放贷系列融资化的上升（表12）。都市银行在产业金融中的主导地位得到稳固。所谓系列融资，是源自战时协调融资和指定金融机构制度。指定金融机构制度在战后改革期间，作为最大的债权人和企业重组整备的特别管理人，获得了优先掌握客户信息的优势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在道奇方针实施之后的重组过程中，对企业面临的财务危机、倒闭危机、低流动性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审查，并通过提供资金成为企业的最大放贷人。
表12 企业集团社长会成员企业的系列融资比率以及融资集中度 单位：十亿日元，%
注释：（1）系列融资率：同系列金融机构借款／会员企业总借款；
（2）银行依赖度：同系列银行借款／会员企业总借款；
（3）信托·人寿财产保险依赖度：信托·人寿财产保险借入款／会员企业总借款；
（4）系列融资比率：同系列金融机构借款／会员企业总借款－政府系金融机构总借款；
（5）银行融资的集中度：银行名向会员企业的放贷／总放贷；
（6）信托·人寿财产保险的融资集中度：信托·人寿财产保险向会员企业的放贷／总放贷；
资料来源：宫岛英昭.企业集团·主银行的形成和设备投资竞争／／武田晴人.日本产业发展的动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291.
3.对经济高增长的贡献
1953～1959年景气循环呈现大规模上攻态势，尽管在神武(46)·岩户(47)两次经济繁荣之前都曾发生过经济萧条，但从整体来看经济顺利扩张。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受世界经济上升的刺激和出口良好势头的带动，1955年日本经济迎来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顺差的繁荣局面。
1955年的经济繁荣主要表现为技术革新带动民间设备投资骤增（1956～1960年年平均增长22.5%），出口增长（年均15%），产业结构高度化（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口（原材料、机械为主）扩大（年均12.5%），吸引外资政策启动（1950～1954年累计1.3亿美元、1955～1959年累计6.8亿美元），国民消费与储蓄双增，家电、自家车等耐用消费普及，生活水平提高，休闲产业兴起等(48)。
表13 战后主要景气循环
（续表）
资料来源：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55.
原资料：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报.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长期繁荣期间形成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的变化之大，可谓是史无前例。金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①资金倾斜；②企业财务自有比率扩大；③都市银行超额放贷加剧；④证券热潮跌宕（1965年证券陷入萧条）；⑤外国汇兑交易骤增；⑥国债发行冲击金融市场；⑦金融行政自由化加速。
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成长性产业（化学、金属、电器机械、汽车、造船）相继实施了技术革新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而资金短缺是经济高增长期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作为“系列融资”的主体——都市银行，以及作为企业的主银行——都市银行对企业融资活动的全力支持，可以说为日本企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推动日本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因此，又可以说以大企业为交易对象的都市银行为日本经济的高增长作出了卓越贡献。
都市银行的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经济高增长期的成长型产业，对当时的夕阳产业，都市银行的资金援助也着实发挥了帮助这些产业摆脱困境的主要作用。例如，经济高增长期的代表性成功企业——三菱化成、住友金属工业、日本电气就是在银行贷款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上马大规模投资项目，一跃成为行业的领军企业。从表15例示的三家成功企业的发展实例足以说明都市银行放贷对日本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作为日本经济高增长的两大主体——企业与银行的相互作用与提携，无疑是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关键。
图3 法人企业融资比率
料来源：富田洋三.战后日本的金融经济.日本多贺出版社，1993：94.
表15 企业发展与融资的关联
1.三菱化成的发展与融资（%）
2.住友金属工业的发展与融资（%）
3.日本电气的发展与融资（%）
资料来源：桥本寿朗，武田晴人.日本经济的发展及企业集团.1992：324.
二、都市银行的竞争优势
截至1949年，由帝国、第一、千代田、富士、大阪、三和、大和、神户、东海、东京、协和银行组成的11家都市银行框架展示出对外紧密团结、对内竞争升级的特点。而44年后的1992年，新金融框架下的11家都市银行成员(49)已今非昔比。它们是第一劝业、樱花、富士、三菱、朝日、三和、住友、大和、东海、北海道拓殖和东京银行。是由旧财阀系、中坚银行整合兼并，由旧储蓄银行、旧相互银行、证券公司系、战前特殊银行转制而成，其事业规模与其他业态相比优势突显（表16）。在经济高增长期和石油危机以前，企业和法人是日本银行业的最大客户，银行与个人和中小零散企业交易量比重低的倾向在都市银行表现突出。由于存款规模不足以满足放贷的旺盛需求，于是都市银行采取了向日本银行和资金充裕的地方金融机构借款，在短期货币市场拆借的方式支撑了主导日本战后经济复兴与发展的产业界的旺盛资金需求。同时被喻为经济大象的日本金融产业本身也在产业大发展的过程中迅速崛起。例如，在新11家都市银行时代，曾经拥有最大营业网点优势的樱花银行一天平均接待客户100万人次。即使是在日本汽车产业大萧条时期，日本银行界的纯利润依然高达2.5万亿日元。获得如此佳绩，显然是由于日本六大企业集团的垄断性地位所致。而销售额占全国法人销售总额16%的六大企业集团的核心金融机构业绩显赫自然顺理成章。
1.地位的优势
都市银行的地位优势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营地盘的优势
首先在都市银行总、分支网点的优势方面，截止到昭和20年代末，由于在都市银行总行集中地的札幌、东京、名古屋、大阪等大都市没有地方银行，因此，都市银行在主导金融业走势的同时，还充当了大城市中地方银行的角色。当然，从明治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日本全国的银行总数最多曾达到2 385家。1933年“一县一行”制实施后，各县地方银行被大量兼并整合。但是，大都市中依然保留了以都市银行为原型的巨型银行群。1988～1989年，60多家相互银行转制为普通银行形成的第二地方银行群成为各县地方银行和都市银行的配角。尽管都市银行拥有不受区域限制、自由设立营业网点的特权，但在普通中小城市中，都市银行并不抢眼，其营业网点只在繁华主干道附近零星可见；与之相对，以地方为大本营的地方银行在各县地区则拥有绝对的网点优势，其在地方金融格局中的控制权不言而喻。尽管如此，都市银行经营地盘位居日本三大经济核心区域的垄断地位决定了其经营总量的绝对优势。
（2）经营规模的优势
都市银行的经营规模的优势主要表现为：
①总资产规模优势。在主要金融机构的资金量占比中，战后初期，都市银行、邮政储蓄、农业组合的市场占比上升，其中都市银行因战时大重组，组织扩大，带动银行业的集中度大幅度提升。其占比在1947年达到53.2%的最高纪录(50)。尽管此后呈下降趋势，但在主要金融机构中（除邮政储蓄）资金量的优势地位依然如故。
表17 都市银行、地方银行、相互银行的平均总资产规模比率 （都市银行＝100）
表18 主要金融机构的资力比较 单位：%
（续表）
注释：1.年份为各财年3月底的数据。
2.都市银行、地方银行、信托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为存款、可转让存款、信托账户合计；1970年起为存款、可转让存款、债券、信托账户合计。
3.相互银行为欠款、存款、可转让存款合计。
4.信用金库为存款、可转让存款合计。
5.农林中央金库、商工中央金库为存款。但是，自1970年起为存款、债券合计。
6.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为运营资产合计。
7.其他合计中包含重复计算。
资金来源：冈崎幸司.企业集团的系列融资.1999：80.
都市银行不仅拥有金融业态中最大的业务规模，而且各家都市银行的平均值也大大超过地方银行和第二地方银行。在经常利润、业务纯利润以及资本金规模方面也均在其他金融机构之上。再有都市银行内外营业网点数目多，优势突出，在事业规模、资本金、收益率、营业网点、人员、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均与其他业态形成悬殊差距，尤其是名列前6位的都市银行在规模上的绝对优势是其他业态无法比拟的。
根据1993年都市银行总资产规模排序是，住友、第一劝业、樱花、富士、三和、三菱、东海、朝日、东京、大和和北海道拓殖银行。1994年日本国内银行总数为都市银行11家、地方银行64家、第二地方银行66家、信托银行7家、长期信用银行3家，合计151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89家、外资信托银行9家。在市场份额和收益方面，日本都市银行高占首位。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绝大部分日本上市公司均与都市银行建有主银行关系。如果说上市公司是日本产业的代表的话，那么，都市银行则是日本金融界的象征。在泡沫经济崩溃（1992年）之前，日本有6家都市银行跻身世界十大银行之列。然而，1992年（平成4年）和1993年（平成5年）泡沫经济的崩溃则让日本都市银行经历了一次直落千丈的阵痛(51)。
②资金供给者的优势。在日本战后经济高增长期，都市银行在资金供给者向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的流程中，发挥了核心媒介作用。在间接金融主导型市场框架下，资金供给者向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的路径和作用与直接金融截然不同。直接金融的投资风险是由股东、公司债权者自行承担，而间接金融体制下的投资风险往往采取的是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向资金存托人承担保本责任，并以自担风险的形式向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放贷的形式。在这种市场安排下，金融机构不得不设定符合不同借款人的条件和利率，在构筑适合不同贷款人需求的资金供给体系的同时，长期维系了市场向经济体系不断提供资金的强有力的资金链。也就是说，作为资金供给者的金融机构通过放贷不仅与资金需求者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而且还与整个经济体系结成了密不可分的纽带关系。所谓“纽带关系”是指在银行发挥本职功能的过程中，对经济整体构成重大影响，而经济的整体变化也对银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都市银行中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其他金融机构。
根据表21显示，在全国银行存款业务的基本情况方面，都市银行的非定期存款占实际存款的比重、一般法人活期存款占总存款的比重和总法人存款的比重均处于高位的特点明显。
③资金创造者的优势。一般情况下，可以将包括银行在内的绝大多数金融机构的狭义金融功能解释为放贷功能。银行在发挥放贷功能时，需要与最终贷款人建立债务关系，并将以此获得现金货币（日本银行券）、存款货币（其他银行债务）放贷给最终借款人。作为银行以及具有中介功能的金融机构的一般属性而言，主要是通过筹集期限较短的负债（存款），向最终借款人提供期限较长的资产（贷款），即通过提供符合借贷双方目的与偏好的金融资产与负债发挥金融中介功能。由于在资金循环过程中，超过半数以上的金融流通是依托信用创造形成的存款货币，说明银行在实施放贷的同时还创造、提供了存款货币。
日本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一般产业相比，实物资产比率低，半数以上资产为受托资产，大部分资金为外部资金，自有资本和自有资金比率低的特点突出，由此构成了日本银行基本面的脆弱性，说明银行经营极易受到来自经济和金融环境、存款人对银行业信任度、银行自身收益情况等因素变化的影响。
在经济高增长期，企业的资金需求十分旺盛，企业金融以间接金融为中心，金融市场的资金循环结构继续维持了个人部门放出、企业部门吸收的格局（表23）。企业超额借贷和银行超额放贷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的一大特征。个人部门作为最大的资金供给源，其金融资产主要以储蓄形态通过银行提供给了企业与政府部门。经济高增长结束后，1975年政府部门因在经济高增长背景下，充实社会资本、扩大公共投资使其超过企业部门成为资金短缺、常规性资金吸收大户。而企业则通过资金循环结构的主体关系的变化与利润扩大、内部留成增加共同作用，开始摆脱对金融机构借款的过度依赖。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公共部门（认购公共债券），以及海外部门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资金循环的资金敞口。
表23 各经济部门资金短缺情况 单位：亿日元
资料来源：冈崎幸司.企业集团的系列融资.1999：78.
从资金面看，经济高增长期，个人部门的超额储蓄对法人部门资金需求的填充路径，主要借助的是以存款、金融债和信托为内容的间接金融方式。虽然1959～1961年股价攀升形成的以证券投资为内容的直接金融方式曾发挥过一定作用，但是，1962～1965年证券热潮回落，证券市场的持续低迷，使得昭和30年代（1955～1964年）银行信用依然充当了资金供给的主体。尽管主要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企业间信用扩大、企业利润增加形成的企业内部资金和企业间信用的膨胀充填了部分资金敞口，但是，主力资金依赖银行借入款的格局依然如故。由于企业外部资金易受金融政策变化、股价变动、利率调整冲击、公司债券市场等因素左右，故企业融资行为时常会在银行信用与直接市场融资之间摇摆不定，但从整体来看，经济高增长期，日本企业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依然高居不下。
在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框架下，都市银行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由于日本主要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集中在都市银行，而地方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存贷比率低，不得不将其富余资金通过短期资金市场，高利提供给头寸不足的都市银行，并以此作为其资金运作的常规性手段。
在昭和30年代（1955～1964年）后半期，都市银行的外部借款高占实际存款、金融债平均余额的三成以上。都市银行的主力资金从主要依赖日本银行借款转向对日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双重依赖。在都市银行自身融资力不从心，长期借助“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授信依然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其他金融业态富余资金的经营状况显然已非正常。都市银行不断激化的超额放贷，社会舆论给予了广泛关注。
表24 都市银行的超额举债
资料来源：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57.
短期金融市场通常分为同业拆借市场和公开操作市场。日本的短期资金交易始于明治30年代（1897～1906年），主要是以伦敦票据贴现市场为蓝本。因此，实际意义上的贴现市场并不发达。短期金融市场长期以来几乎等同于金融机构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并成为经济高增长期都市银行融资的重要市场。如表25所示，在短期金融市场总交易规模中，日本都市银行所占比率极高，而且这一高比率直到昭和50年代（1975～1984年）才有所下降。
表25 短期市场的拆入方和拆出方结构比的变化（平均余额） （拆入方） 单位：%
注释：其他主要是证券金融公司。
（拆出方）
（续表）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我国的金融制度.1986：165.
表26 对都市银行的实际补助单位：%，亿日元
（续表）
资料来源：富田洋三.战后日本的金融经济.日本多贺出版社，1993：101.
造成都市银行超额放贷结构的主要原因有四点：一是在经济高增长背景下，企业资本积累不足，公司债券市场不完备，企业资金需求必须全面依赖间接金融；二是银行放贷条件宽松；三是家庭富余资金的运用集中在银行；四是财政资金循环偏重流向地方(52)。据此，限制大额融资和修订存贷比率成为探讨消除资金倾斜问题的焦点。1952年制定长期银行法时，曾触及过都市银行超额放贷问题，作为对策日本金融当局出台了长短分离政策。然而，由此暴露出的更深层的问题，即都市银行和资金富余的地方银行之间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的长期化趋势，促使都市银行之间注重团结、强化与其他金融业态合作的意识大为增强。
然而，问题在于在当时的资金循环框架下，都市银行很难放慢放贷的步伐。作为日本主要产业主银行的都市银行，不能满足主要交易企业的资金需求，其存在价值会遭到质疑。何况，在日本政府严格的银行行政管制下很难与海外市场自由对接的现状，扩大放贷规模自然成为都市银行的最佳选择。尽管企业的投资意愿和银行放贷方针的合理性需要质疑，但形成这一问题的必然性还在于政策当局经济金融政策欠缺。与限制大额融资管制相比，提高企业融资能力更为关键的事实说明战后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各种矛盾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性是造成都市银行超额放贷的核心根源。
④是资金结算中心。结算是都市银行三大基本功能之一。作为货币本质的保存价值、一般交换手段、经济体系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债权与债务之间的日常结算，目前均由巨型计算机系统承担与完成。由于金融交易的巨额化、高速化和安全化要求不断升级，银行的结算和汇兑功能作为国家信用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必须确保银行内部和银行间的借贷结算、银行间结算与中央银行账户的结存，以及中央银行授信的畅通无阻。显然，能否保障无数巨额存款货币结算的顺畅取决于银行自身的最终结算能力——流动性和中央银行的授信（日本银行的放贷和短期市场拆借）力度。
银行的经营规模一般可以用存款量测定。根据表22显示，在都市银行的存款结构中，非定期存款比例高（存款成本低），法人企业活期存款比例高（金融结算集中度高），法人企业存款占总存款比例高（法人企业交易客户数量多）的特点突出。与之相对，负债方面则表现出存款所占比例低的结构特征，说明都市银行的资金来源高度依赖借款、短期资金和外部负债，其中日本银行借入款额度巨大、可转让存款证发行额度高的特征突出。除此之外，资金运作在都市银行业务中的比重日益扩大，都市银行不仅在短期同业拆借市场独占鳌头，而且在中小企业融资、房贷、消费者信贷等资金运用领域的扩张势头也与日俱增。都市银行在国际金融业务领域业已形成的垄断势力，说明资金运用的扩张和融资途径的多样化已成为都市银行经营的一大特色。透过都市银行在金融、资本市场的超常地位（表27）不难看出都市银行已成为日本金融业中的一种特殊业态。
2.与产业集团融合的优势
都市银行作为实力强大的企业集团的核心金融机构与大批日本的一流企业在融资、资本、人事关系等方面建立了相互融合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名列前六位的都市银行凭借各自拥有的“三金会”、“白水会”、“二木会”等内部协调组织形成了以大企业集团为支点的强有力的竞争实体。
早在战前就隶属于旧财阀系的三井、三菱、住友银行，连同战后壮大起来的富士、第一劝业、三和银行为核心的新三大企业集团形成了战后六大企业集团集约的势力范围。尽管以丰田、日立、新日铁、NTT等巨大强势企业为核心的垂直统合型独立企业集团也拥有一份天下。但是，在加盟企业的规模、知名度、业界地位、集资能力、领导团队、职工人数、产品、服务多元化等方面，尚无法与以都市银行为轴心的六大企业集团相提并论。
表28展现了各企业所属银行会的情况，其集团集约体的组织化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尽管都市银行的定义十分暧昧，但作为巨型金融机构的实体性，在日本银行界的极高权重，以及与日本代表性企业和产业界的密切关系，无不证明日本都市银行是日本代表性银行群体、其在日本资本市场的公司债券市场的统治地位，以及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代表性地位的不可替代性。
表28 前六位都市银行核心融资系列集团（○＝同时是其他系列重复）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14.
原资料：各银行年史。
此外，日本制造业是支撑日本经济高增长的核心主力，日本制造业大发展的资金需求主要来自以下几大方面：①开业资金（设备资金、运转资金）；②生产资金（运转资金）；③销售资金（运转资金）；④资金回报（收益、利润→设备、运转资金的部分回笼）；⑤维持生产、扩充设备资金（增加运转资金、新设备资金）。而满足上述资金需求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三大块：一是企业内部资金——利润留成、内部公积金、成本折旧准备金等；二是外部资金——股票关联资金、借款、企业间信用、公共资金；三是其他补充手段——租赁、出售资产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银行业与产业界的联姻使其摆脱了战前财阀的垂直统制模式。以都市银行为核心与企业集团联手组建的主银行制、系列金融等产业、金融直接联盟式的配套主义通过经济复兴和经济高增长奠定了其稳固基础。所谓配套主义（one set），是日本战败后，受战后解散财阀改革措施冲击，被分割、弱化的企业集团为了重振雄风，提高企业竞争力，制定并推行的合理化战略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为应对过度竞争，新兴产业实施了系列化对策，主要产业以银行为中心结成全方位支配体系，即“配套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用配套主义解释企业行为，往往容易认为新型企业集团与战前财阀具有类似的行为取向。其实不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聚合的日本新企业集团并非单一的企业体，故不能与财阀相提并论。非单一股东治理机构下的企业集团成员之间，通过交叉持股建立的稳定股东关系发挥了经营的自主性。而从事资金中介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不仅十分重视与企业金融紧密贴靠，而且在扩充制造业资金循环过程中的作用与比重方面用足心思。其中都市银行在资金层面与产业界的纽带关系尤为突出。
再者，银行与企业的紧密关联关系，可以从两例失败的银行兼并案中得到证实。第一例是1943年（昭和18年）第一银行与三井银行合并，于1948年分道扬镳；第二例是1969年（昭和44年）第一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构想的流产。由于两宗兼并均牵涉到旧第一银行、旧三井银行、三菱银行以及三家银行系列集团之间复杂的交叉关系，故导致兼并无果而终。
三井银行早在战前曾两度主动与第一银行接触，协商过兼并事宜，结果均因第一银行对三井系持股比重过高，对三井银行的支配权存有戒心，而未能如愿以偿。此后，在战时管制体制下，尽管两家银行最终合并，但由于第一银行对兼并后的人事待遇和安排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分道扬镳，故两行的联姻仅维持了66个月便宣告结束。此后，三井系企业群和第一银行企业群便老死不相往来，三井银行也因此大伤元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兼并谈虎色变，敬而远之。而第二例合并案的失败显然是由于第一银行方面决策层意见分歧和主要客户极力反对造成合并流产。林林总总说明金融重组是产业重组的前提也是产业重组的结果。如果拥有三菱周五会28家企业、古河三水会10家企业、第一川崎睦会4家企业的第一银行和三菱银行成功兼并的话，第一系的实力企业群——川崎重工、川崎汽船、富士电机、富士通、朝日生命、旭光学、川铁、日轻金、古河电工、古河矿业、横滨橡胶、旭电化等与其各业种相对应的三菱系巨大集团群的未来关系，以及包括双方集团旗下的信托、生命损害保险、综合商社、证券等在内的金融机构群的往来关系无疑会呈现难以想象的发展。而二行合并未果的10个月后，第一银行和中立的日本劝业银行开始启动合并谈判，而三井银行则在20年之后才与走中立路线的太阳神户银行联手合并。
正如三井银行背后有三井集团、三菱银行背后有三菱集团一样，处于优势地位的三井银行对合并对象银行内部决策的反作用力可想而知。正是这种反向作用力导致曾有意与三井银行合并的富士银行、三和银行、东海银行难以将合并进行到底。
自第一银行和劝业银行、太阳神户银行和三井银行、协和银行和埼玉银行兼并之后，住友银行、三菱银行、富士银行、三和银行、兴业银行等拥有巨大企业集团背景的主要都市银行迟迟难以启动兼并工程的主要原因是都市银行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并非单纯表现为以主银行为核心的一边倒的关系，银行赖以生存的核心基础与不断完善强化与其相关集团关系的重要性决定了都市银行不可能一意孤行，而对集团利益的兼顾，增加了银行兼并的难度(53)。
三、都市银行的多元化进程
1965～1974年是日本经济大动荡的10年。导致10年经济动荡的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下列事件的影响。1965年（昭和40年）证券市场低迷，山一证券陷入经营危机，日本政府大量发行国债；1968年（昭和43年）国际市场金价全面暴涨，“金池制”(54)粉墨登场，富士制铁和八幡制铁携手兼并，《金融机构兼并转换法》出台。1969年（昭和44年）三菱银行与第一银行启动合并谈判被媒体披露。1970年作为银行行政自由化步骤之一的银行分红管制松动，自有资本自由化实施计划出台，持续10年的经济高增长步入尾声。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国际货币危机持续升温等。
1.国际环境骤变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元首次出现了1949年以来的首次大幅上涨（16.88%）。史密森协定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游戏规则，日本因货币供给过剩，加之1972年主张刺激经济的田中角荣内阁实施列岛改造计划，引发了地价攀升和流动性过剩，1973年2月货币危机爆发后，2月14日日本政府快速反应，立即引入了浮动汇率制，之后，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从天而降，日本经济由此陷入严峻的困境之中。1974年的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国际收支恶化等将日本经济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经济负增长。与此同时，国际经济节节败退，发达国家普遍遭遇了银行破产、国际货币危机和石油危机的三重夹击。
对日本银行业来说，昭和40年代（1965～1974年）是传统经济体制下，廉价能源供给充足、自由利用海外资金、产业结构合理、金融秩序稳定、政府经济行政危机管理能力强等有力要素走向崩溃化、流动化、动荡化的10年。
2.经济体制的大转换
国际货币体制的崩溃和石油危机不仅对刚刚步入轨道的日本都市银行的国际金融业务产生了巨大冲击，而且主要交易企业经营结构的变化和经营危机、产业结构的转换改变了都市银行的资产结构和收益状况，列岛大改造的热潮以及国债的大量发行使得日本金融市场和资金循环结构面临了大转换的巨大压力。因此就昭和40年代而言，前半期可谓是经济高增长的成熟期，后半期则是经济明显跨入低增长的动荡期。
图4 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注释：平均为各年度的单纯平均。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
在日本经济高增长过程中，尽管也曾发生过经济形势的动荡，例如，1958年、1962年、1965年经济增长率都有较大幅度的下滑，尤其是1965年山阳特殊钢、圣威波（San Wave）的接连倒闭和山一证券濒临破产危机，迫使日本银行为支持山一证券重建启动了特别融资措施。然而1965～1970年长达5年之久的伊弉诺景气支撑了整个经济部门的全方位良好增长，成为推动经济高增长平稳持续的主要动力。
1968年日本GNP取得了仅次于美国、名列世界第二位的佳绩，实现了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奠定经济大国基础的目标。然而，在经济高增长的背后，要求提高福利、减少公害的消费者运动不断兴起，1美元对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伴随着日元贬值效应激化了日本对外经济的不平衡。尤其是为了克服1965年的结构性萧条，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发行国债，金融市场中国债比例的上升，带来了金融市场的多形态变化。由于公司债券市场尚不成熟，新发国债的90%是以民间金融机构认购的形式被消化，故在经济金融方式的资金循环中，形成了银行→政府→企业的新的融资路径，企业自有资金比率不断上升，融资更为顺畅。与之相反，设备投资越是旺盛，金融机构，尤其是都市银行越可能陷入因资金供给、认购国债、吸收资金能力下降等因素造成的资金头寸趋紧的困境。
由于产业对外部负债依存度上升势必影响国际竞争力，于是，降低利率负担的必要性日益显露。据此，金融行政的压力便表现为如何实现从单纯重视信用秩序向高效率产业资金供给和低成本资金供给的转换。
1983～1993年，整个金融机构存款额和资金量增长达6.1倍，其中都市银行为4.5倍、地方银行为5.8倍(55)。造成都市银行低增幅的主要原因来自收入结构的变化。然而，由于传统金融制度以长短分离为原则，银行业务的扩展空间有限，普通银行的活动舞台十分狭窄，致使银行难以顺应收入结构的变化。
此外，1950～1971年都市银行置身的环境条件主要表现为所占资金量比重下降，总资金利差缩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都市银行的生存之路显然只有两条：一是扩大存款规模，二是提高内部效率。
从昭和40年代（1965～1974年）后半期开始，各家都市银行开始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大众化、国际化、效率化成为三大支柱。所谓大众化是扩大个人存款规模和推进中小企业交易规模；国际化是扩充国际业务——外汇交易、贸易交易、非贸易交易、资本交易，内外业务的联手与一体化；效率化是业务体制的合理化和强化资金效率管理和经费管理。
3.结构阵容的调整
都市银行的阵营调整与确立贯穿了整个昭和40年代。特殊银行的废除，《长期银行法》、《外汇专门机构法》的实施，以及根据信托分离方针，北海道拓殖银行、劝业银行、东海银行的加盟，形成了1955年13家都市银行的新阵营后，1968年相互银行系列的太阳银行转制为普通银行，1969年埼玉银行脱离地方银行协会成为都市银行新成员后组成的都市银行15行体制，标志着都市银行阵容调整的结束。尽管15行体制只维持了短短3年，但作为都市银行的整体阵容所显示出的竞争实力，对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此后，1971年第一银行和劝业银行合并，1973年太阳银行和神户银行合并，平成年间（1989年开始）樱花银行、朝日银行分别实施兼并后，都市银行再度重返11行体制。然而，基于都市银行各自不同出身背景的特有风格，总体实力日益雄厚的金融集团的轮廓日益清晰。
4.国际地位的提升
日本都市银行无论是在质量方面，还是在规模方面均可谓是日本银行业的象征和日本金融业的龙头老大，但是与世界同业竞争者相比，其实力不容乐观。由于各国的制度、惯例、历史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很难简单地对商业银行的规模、经营、竞争实力进行国际比较。尽管如此，每年仍然会在英美公开发布依据存款、总资产、实际自有资本、收益等标准排列的银行排行榜。
表29 日本都市银行在世界大银行总资产排行榜中的名次变化（1981～1992年前25位）
（续表）
注释：农林中金是农林中央金库的简称，长期信银是长期信用银行。
资料来源：根据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表1～11整理。
金融国际化和全球化不断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受美国银行业低迷和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急剧升值效果推动，日本都市银行凭借其存款规模优势在内外金融资本市场大造声势，国际金融地位快速攀升。从1984年起日本都市银行几乎垄断了世界大银行总资产排行榜的前10名。1992年在前25位排行榜中，有17家日本的银行入围。说明在外汇管制和资本交易管制约束下，与规模效益十分有限的经营环境相比，80年代后，规模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要素，只要拥有一定规模，便可以在贷款、证券、债券、贸易金融、高科技金融等领域大施拳脚的经营环境，激化了银行业扩大规模的竞争。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日本金融机构自身的大发展，以及日本货币在机构投资者和国民整体资本交易巨额化进程中不断膨胀，成为内外市场的宠儿。然而，好景不长，1989年末，金融泡沫开始破灭，以都市银行为主体的日本的银行、机构投资家开始压缩海外资产，海外证券投资和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开始退潮。1992年底宏观经济的下滑对日本金融资产规模的影响尚不突出，当年的日本对外纯资产余额依然保持在5 136亿美元高位，超出西德的3 339亿美元，维持了连续11年的增势，其规模高居世界之首(56)。然而，自1993年起，经济景气骤然恶化，泡沫经济的全面崩溃、处理不良债权的重负、日元持续升值等诸要素的重叠作用，将日本金融机构深深推入经营的困境之中。
【注释】
(1)戴晓芙译.现代日本经济.2001：1.
(2)桥本寿朗：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获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经就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专著有《大恐慌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日本经济论》、《战后日本经济》等。
(3)戴晓芙译.现代日本经济.2001：3.
(4)伊藤修.日本型金融の歴史的構造.1995.
(5)朝鲜银行：是日本统治朝鲜时代的特殊银行。根据1903年日韩条约，日本的第一银行京城分行取代韩国中央银行发挥职能。1909年，韩国成立中央银行——韩国银行，承接了日本第一银行的在韩业务。1911年3月《朝鲜银行法》颁布，韩国银行改组为朝鲜银行，总行设在京城（现首尔）。朝鲜银行并与朝鲜拓殖银行、东洋信托拓殖会社共同组成朝鲜的三大金融势力，并在朝鲜、中国、蒙古作为日本的殖民地银行，主要办理外汇业务、发行日金流通券、兼营储蓄和抵押放款、代理日本银行收解军款及杂税等，1945年10月在联合国的指令下关闭。
(6)1880年，丰桥藩士出身的中村道太和早矢仕有的等23人筹集资金300万元，成立了正金银行，总行设在横滨。1886年，日本政府仿效英国特许银行制度，规定以国际汇兑为中心的短期贸易金融为正金银行的主要业务范围，还规定正金银行负责日本政府对外财政金融关系。正金银行以国际汇兑为中心的业务经营成为日本政府干预、推进对外贸易的重要手段，通过汇兑、贸易贷款，扶植了日本商人，对日本外贸的迅速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横滨正金银行关闭。1946年东京银行成立，继承了横滨正金银行在日本国内的资产和负债。1954年8月，根据日本政府颁布的《外汇银行法》，东京银行被改组为日本唯一的外汇专业银行，后成为东京银行，现为东京三菱银行。
(7)冈崎哲二.企业的体制／／冈崎哲二，奥野正宽.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源流.日本经济新报社，1993.
(8)宫岛英昭.财阀解体／／桥本寿朗，武田晴人.日本经济的发展与企业集团.〔日〕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
(9)Insider Control.
(10)指储户从银行提取存款金额限定在最低生活标准300日元／月的措施。
(11)宫岛英昭.肃清财阀与经营者的选拔／／桥本寿朗编著.日本企业体系的战后史.1996：14.
(12)战后都市银行与企业的连带关系又被喻为“主银行”关系。
(13)宫岛英昭.企业集团、主银行的形成与设备投资竞争／／武田晴人编著.日本产业发展的活力.1995.
(14)宫岛英昭.企业集团、主银行的形成与设备投资竞争／／武田晴人编著.日本产业发展的活力.1995.
(15)标准定义是：按照金融市场估价的企业价值对企业现有资本的税后重置成本的比率（奇林科，2000）。如果用MV代表市场价值，RC代表重置成本，则Q可表述为：Q＝MV／RC。Q比率的重要性在于，对每一项资本资产而言，它提供了一个存量市场估价与重置成本的对比度，从而对该资本资产的后续增量投资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16)公司控制权市场（the market for corporate control）指不同的利益主体为谋求公司控制而以各种手段与方式为获取具有控制地位的公司所有权而相互竞争的市场。
(17)宫岛英昭.肃清财阀与经营者的选拔／／桥本寿朗编.日本企业体系的战后史.1996.
(18)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兴业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
(19)日本政府的全额出资金融机构。在产业开发（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原日本开发银行和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合并而成）、贸易和经济合作（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原日本输出入银行）、住宅（住宅金融公库）、中小企业（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农林渔业（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等领域开展了贯彻国家政策，补充民间金融为目的的融资活动。充分发挥了低利率资金的政策诱导效果，保障了对新产业培育、产业体制完善、生产部门现代化及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的战略性资金供应。
(20)寺西重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金融.1982：37.
(21)青木昌彦，帕特里克编.日本的主银行体系.1996.
(22)宫岛英昭.企业集团、主银行的形成与设备投资竞争／／武田晴人编著.日本产业发展的活力.1995.
(23)1955～1956年出现的经济繁荣，因是自神武天皇以来规模最大的经济繁荣，故得此名。神武是口传古事记、日本书记中的第一代天皇。
(24)青木昌彦，帕特里克编.日本的主银行体系.1996.
(25)三菱银行.1980.
(26)桥本寿朗，长谷川信，宫岛英昭.现代日本经济.1998：96.
(27)青木昌彦，帕特里克编著.日本的主银行体系.1996.
(28)桥本寿朗，泉田成美，河合正弘.日本经济萧条企业与主银行.〔日〕社会科学研究，1996（3）：48.
(29)青木昌彦，帕特里克编著.日本的主银行体系.1996；桥本寿朗，长谷川信，宫岛英昭.现代日本经济.1998.
(30)三轮芳朗.日本的企业与产业组织.1990.
(31)桥本寿朗，泉田成美，河合正弘.日本经济萧条企业与主银行.〔日〕社会科学研究，1996（3）：48.
(32)贷款利率中在资金成本以外附加的信用风险利率。
(33)指发生赤字的情况下，随意修改预算的现象。
(34)青木昌彦，帕特里克编著.日本的主银行体系.1996.
(35)寺西重郎.主银行体系／／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现代日本经济体系的源流.1993.
(36)杉浦势之.关于战后复兴期的银行、证券——“主银行制”的形成／／桥本寿朗编著.日本企业体系的战后史.1996.
(37)堀内昭义.日本经济和金融危机.1999.
(38)1989年2月后由相互银行转制而来。
(39)主要参照及能正男.日本的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
(40)截至1993年3月（平成5年3月）底，共有151家会员行。
(41)维基百科大全（Wikipedia）.
(42)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34.
(43)二村和之.银行合并的论理.1991：5.
(44)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43.
(45)被分割的小银行于1958年至1959年重新合并组合。
(46)1956～1957年的经济繁荣。
(47)1958～1961年受设备投资带动的经济繁荣。
(48)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56.
(49)日本银行经济统计月报（平成5年8月）第557号。
(50)伊藤修.日本式金融的历史性结构.1995：168.
(51)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13.
(52)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65.
(53)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26.
(54)金池（gold pool）：1960年10月美元动荡引发黄金价格暴涨，1961年11月由美国呼吁，欧美8国中央银行参加成立了“金池”，目的旨在防止伦敦自由黄金市场价格的投机性波动，以及其波动对国际汇兑制度可能造成的混乱，参加国的中央银行须缴纳部分黄金，根据需要在伦敦黄金市场进行黄金买卖，平抑黄金价格波动。1965年英镑出现动荡，加之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黄金被大量抛售，1967年法国率先退出“金池”，1968年3月实行黄金价格双轨制后，“金池”全面退出。
(55)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75.
(56)及能正男.日本都市银行之研究.19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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