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历史文化

第一节　宁波的历史文化

从汉代开始，经南北朝，大量中原移民才开始进入宁波，其汉化的完成，应该在东晋晚期。考古发掘发现晋时很多的丧葬型制已经非常接近汉族，也就是说两者在文化上的距离已经接近了。越人的大部分已然开始融入华夏族之中，成为后来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一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越人也是现代汉族的一个直接源头。

从河姆渡人在种植、养殖、陶制、建筑、雕琢诸方面的残存的遗迹来观察，河姆渡文化已不仅仅是文明的曙光。文明是一条流动的河，河姆渡只是这条流动的河上一个比较显眼的、比较大的激灵。它已然不是文明与野蛮时代的界点，而且离这个界点很远，某些方面已有超越或压倒中原华夏文明的地方。它已有完整完善的农耕生态和一定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它的文明源头还得向上延伸。可能是交通的困难使得文明的交流受到阻碍，中华文明的主流是在与它非常遥远的黄河流域产生的。

至少在三国的时代，汉人并不在此占压倒性优势，土著越人的势力仍然是强大的。汉人只占据城市，及附近比较丰腴的平原地区，山区基本上是越族人的势力范围，史称山越，即没有汉化的越人。四明山一带是他们的聚居区。“贺斋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斋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斋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斋率吏兵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3]

“会稽东治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禽合、狼，五县平定”^[4]，“（吾粲）与吕岱讨平山越，入为屯骑校尉”^[5]。可见，宁波在汉化过程中经历了激烈的民族反抗与冲突。这是一个很多研究宁波历史的学者所不注意的历史真实画面。

东晋衣冠南渡，汉人开始大规模移居宁波，汉化不断加快。汉人不仅在文化上占压倒性优劣，在人口结构上也大幅度增加，许多土著家族完成了汉化，像余姚的虞氏家族在东汉末就完成汉化。更有一些有名人物游历宁波，寻山问道。如葛洪，身负仙道，自杭州一路东行，甚至山隅海陬的象山、宁海都留有他的传说与踪迹。会稽，已然是东南的政治文化中心，王羲之能够“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把全国有声望的名人聚集在一起，曲水流觞，悠然自得，那么会稽在很多方面已经与建康相接近了。流风所及，宁波西去会稽八十公里，交通尚称便利，汉化程度当稍逊于会稽，但不至相去太远。

同样是县令，梁山伯却被历史所铭记，并被后人附加了许多美丽的传奇。梁山伯鞠躬尽瘁，因公殉职，殁于任所，其凄美的故事延续千年，给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各色素材。其墓尚在西乡高桥，为宁波一大胜景。近年来国内有多地以传说为拐杖，争抢梁祝故事发源地，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派，在历史学家眼里显得相当荒唐和可笑。当时两浙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在会稽，如果梁祝就学应去会稽才合乎逻辑，怎可能远赴杭州呢？何况，杭州是在隋平陈后所设。单凭这一点，就显示是后来艺人所为。既然是为艺人创作，则有此有彼，各地均可延伸、附会、添加，甚至加入本土元素使之本土化。从这个故事里面，史学家可以解读出的历史信息便是，在那时候汉人的文化与思维已经全面彻底地笼罩浙东地区。

宁波从县级行政层级，提升到州府级机构，再到今天副省级城市，完全得益于它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加，尤其是港口的开发。明州从越州分设是在唐朝。此前，设治于今鄞江，当时的三江口一带还是汐沚之地，芦苇丛生，鸥鹭出没，潮涨潮落，蟹出蛤张，人烟稀疏，偶有竹篱茅舍，星散零落，为三两渔民暂栖避风。传说，东晋著名文学家，也是历史上的堪舆大师郭璞，应永嘉太守谢灵运之邀南下相地度宅时，就是路经鄞江。他曾泛舟三江口，仔细踏勘后预言，五百年后，此地当成繁华都会，后来果然应验。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置明州，后来就把州治从鄞江移往三江口，始奠定今天宁波城市格局。宁波抬升它的行政层级，除了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外，最主要的因素应该是港口的开发和利用。初唐的时候，宁波的港口地位还没有被充分地体认和开发，中日、中朝的航线和基地是在北方。而到唐中后期，中日航路改以宁波口岸为主。这可以相对印证宁波行政层级的提升与海上交通有较大的关联度。现在有部分学者在研究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港之一，在我看来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宁波是东洋航线的基地，海上丝绸之路指中西航线，间或有一两条番舶到宁波是有可能的，历史上也没有记录大规模的番舶云集的史料。有些货品从宁波口岸出洋输入西方去是肯定的，但我们必须忠实于历史，这些货品一定是在泉州、广州转输的，对西方航线来讲，宁波只是一个支线码头。

在唐代，全国有二百多个州。州本来是二级行政机构，直接面向中央政府中书省，但是朝廷因为在地方监察事务上过于纷繁，就设立派出机构道。道不是行政机构，是监察机构。州政府在行政上隶属于中书省，监察权属于道，而监察又决定官员的升迁考核。州政府它自然地就要面对两个上级：中书省和道。后来的行省就是以道为基础而设置的。明州府在江南东道辖下。宋又称两浙路，包括浙东、浙西。所以，唐代是宁波起飞的阶段。在隋唐之际，“天下财赋，强半出乎东南”，经济中心已经从中原转移到江南，但政治中心仍滞留在中原。这种失衡的解决办法就是隋炀帝采用沟通运河的办法，强行输送江南经济资源到中原，但投入的经济成本过高。从唐开始，漕运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直到京浦铁路通车。

唐代的文献中，很少有明州的记载，因为它离中央政府过于遥远，它也只有贡献它应上缴的赋税。它那个特产鲒酱可能过于腥味，京中大臣难于接受，就停贡了，而港口的价值和贸易对生活在长安的奉重农抑末为圭臬的官僚阶级来说也没有直观的感知。按理说，新设州府，应有它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相应的在史料上有所体现。我翻遍新旧《唐书》，唐代从宁波走出去的人物几稀，倒是有一个“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贺知章，他去时越州人，回时明州人，时空变换，故发此感叹。宁波城内还有贺丞路、贺秘监祠两处遗迹在孤独地支撑着唐代宁波的文运。

宋代是宁波登上中国舞台的历史契机，尤其是南宋朝廷的行在陪都设置在杭州后，宁波作为港口在对外贸易联系上的地位凸显。日本、高丽、吕宋，都以宁波为通商口岸。宋朝为了与辽对抗，又是很重视进出口关税在财政上的地位的。咸平二年（999年）就在明州置市舶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地方在镇海。宋代维持庞大的对付契丹和西夏、金、蒙古的军费开支，仅依靠有定额的田赋农业税是远远不够的，关税与外贸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财政开支的不足。有学者提出，宋是历朝中最重视商业贸易的朝代，原因就是财政问题。

宁波的文运昌盛可以说是以宋为标志，此后代有人才。楼异是宁波出生的本土人士，衣锦还乡，为官明州知府。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鄞西广德湖废湖为田，从此西乡不能有水利。与此相反，鄞东东钱湖自唐天宝年间“相度地势开而广之”开始形成，到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定型。^[6]两相比较，鄞县的经济重心竟移向东境，甚至到今天为止，东乡仍然优于西乡，无论农工商各业。所以改变自然，也要遵循一定规律，否则是会受惩罚的。而楼异则世为邑人唾弃。

1195年，庆元元年，时在蒙古铁木真成吉思汗登基前，南宋朝廷为图吉利或其他原因，因年号把明州改为庆元府。也许是宿命，元帝国在蒙古人的庆贺声中终于灭了南宋。它当然乐意接受庆元的说法了，元就因设为庆元路。元帝国对日本的失败的军事进攻，就是从宁波出发进行远距离攻击的。被称为“神风”的神秘气象拯救了日本，使其免于蒙古人殖民。

明初又恢复明州旧称。后来觉得明应该成为皇家专享，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因明州府有定海县（今镇海），以“海定则波宁”为理由，把明州府改名为宁波府。有明一代，宁波被列为对日本贸易的母港，朝廷以勘合（特许）贸易方式允许日本商人十年一期在朝贡形式下承仰天朝的恩典。

到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通过战争占领了宁波，并把宁波列入对外（西方）开放的五个港口之一。宁波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走上漫长的近代化道路，并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在百年后被人为地中断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使宁波重新开始了它在一百多年前已经经历过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在我的印象里，历史上宁波城很少有战争发生，即使发生战争，也都是主动放弃或献城，所以战火的蹂躏很少。明朝也是海防建设最重视和完整的时代，在宁波沿海一带构筑了严密的海防体系。宁波设立了至少三个卫级的军事基地，外加一支庞大的水军。清军席卷浙东时，鲁王的主力也是以宁波人为主的，也没有发生激烈的攻防战。历史上唯一的一仗好像是鸦片战争中以来自西域的喇嘛为主体的收复宁波城而与英国人的短暂却必然失败的战斗。所以它没有像中国其他城市可以动辄以兵家必争之地自况的那种荣誉感。非常颠覆我们一般常识与逻辑的事，也会发生在战争阴霾下的宁波。当定海被英国人占领的时候，中英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宁波的清方最高司令官钦差大臣伊里布居然会邀请英方这次战争的主要代表人物义律来设在镇海的衙门喝茶。宁波的第一任占领军司令官、普鲁士人郭士律，以前在新加坡传播福音的时候，雇用梁发作为他的助手，落第秀才洪秀全正是因为夜读了梁发编写的宣传基督福音的小册子顿悟而创立“拜上帝教”的。郭以严密的纪律约束英军的行为，维持着宁波的秩序，被宁波人呼为“郭青天”，并写入地方文献中。^[7]

宁波府属有鄞、慈溪、奉化、镇海、定海、象山、南田七县。南田原从象山划出，复归象山，终为一县。1954年，定海单独分设成为舟山地区。1949年，余姚从绍兴划归宁波。宁海原属台州，20世纪50年代初与象山合并成象山县，后又分设，也归宁波地区。1927年以鄞县县城为基础设立过宁波市，1986年宁波地区改设为宁波市，原宁波市取消。以后其中有一些县改换为市、区，没有大的影响原有的行政格局。

宁波处于北纬30度附近，在同纬线上集中着中国最多、最有名、最发达的城市。它的西面是杭州，北方越海就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