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商业和社会

第二节　宁波的商业和社会

宁波帮名扬中国是近代以来的事。其实在唐宋以来，宁波的商业已经兴盛一时，这是由它的地理特点构造的。舟山群岛是中国最主要的渔业生产基地。宁绍平原土地肥沃，人烟稠密，农业的经济价值高。又地居南北洋中心，上至天津、烟台，下接闽、广、交趾，东通日本、高丽、琉球，无论内外贸易皆已有一定规模。所以，商业贸易是这座城市的基本元素。吊诡的是，喊出“工商皆本”这种颠覆性口号的黄宗羲，他最主要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形成就是在宁波。宁波的社会风尚、经济结构和商业模式一定给了他实践上的支持与思想上的启发。要知道，重农抑末的农本主义思潮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弥漫中国精英社会已经两千多年了。

从事海上贸易，运输条件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建造远距离航海的能经抗风险波涛的大型船舶。宁波市区滨江处有一条以战船街命名的道路，曾是中国最重要的船舶制造中心。“战舰江边岁岁修，千家冢木几家留。近来樟树随山尽，出海编拏估客舟”^[9]，见证了宁波匠船业的兴旺。在中国造船史上，曾出现过以宁波命名的“宁波船”，影响很大。日本的《唐船兰舟图卷》中，“宁波船”样式清晰可见。^[10]

匠船又需耗大量木材，四明山提供了木材资源的长期供给。沙船又是另一种海上运输工具，在近代以上海为基地的沙船业主也是以宁波人为主。近代以来，宁波人从事航运业的更是层见迭出。“宝顺轮”是国人拥有的第一艘近代蒸汽动力的轮船，由宁波人从英国购置，用于民间海上护航。后来又开设民族航运企业宁绍轮船公司、三北轮船公司、鸿安商轮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当代更有包玉刚、董浩云、顾国华这些有全球影响力的航运巨子。在航海人才方面宁波人更独占鳌头，引领全国。“惟甬人具有冒险性，且习海善航，以是与西人接触较早，轮舶驾驶工手，十八九为甬籍。”^[11]也有记载说，“最奇者所谓操航海业之海员，与夫机器业中之机匠，则无一不是宁波人”^[12]。

对宁波古代商业研究比较深入的，倒是日本人斯波义信，国内学者至今都没有达到他的高度。他在《宁波及其腹地》一文中对宁波提道：

来自中国东南的远洋帆船，不得不在宁波停泊，把货物转运到小船，以便通过这些水路，或者转运到小帆船，依次运行杭州、长江沿岸及中国北部沿海地区。反之长江地区的产品，先运到宁波，然后再运到外地。而浙江其他两个港口城市温州和台州都分享不到宁波的这一优势。

1259年，该地沿海地区有中国平底帆船达8，000艘，其中鄞县624艘，镇海1，191艘，象山776艘，奉化1，699艘，慈溪282艘，舟山3，324艘。

从宋以后形成了宁波经济圈，扩展到绍兴的余姚、上虞、新昌、嵊县，及台州的宁海，经济辐射力突破了行政区域的限制，与宁波接壤的这些县在经济上对宁波的依赖与联系要远远大于它所属的上级城市。

城市规模与经济规模也是正相关的。在宋代，宁波城内已有资格向政府缴税的户数5，321户，约占鄞县全县的41，617户的八分之一。我们知道，农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依赖的，大多数的家庭拥有一定的土地，纳税人的比例应该高于城市，因为城市中有一部分人以被雇佣为生存手段，不必纳税，估计城市人口在5万人以上，说明城市化已经开始。城内已建立了四个交易市场，西、南各一，东门两个。在城市周边还设有许多市场，像江东的东津市场，规模超过城中市场。

商品化的农业很早就在宁波存在，像黄古林的蔺草业，樟村四明山区的贝母药材业。三北及滨海地区的棉花种植，从元朝时已经引进，尤其是余姚和镇海，余姚的棉农约占70%，镇海约17%，这些棉花被贩运到棉纺业中心松江。渔业生产更是传统产业，在19世纪估计有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从事渔业及水上运输业。

行会，这种纯民间的行业性自助自治的组织至少在1191年就已经建立。来自福建的运输商人建立了以妈祖信仰为纽带的同乡同业行会——天后宫。以后，各省的商人纷纷建立同乡会馆，有福建、广东、山东、安徽会馆。像福建会馆所联系的福建商人在1854年有几千人生活在宁波，福建会馆由于人数众多，又以地域分为九个分帮。

商业聚集区的形成使商业规模效应得到扩张，形成了米行街、木行街、药行街、糖行街、卖席桥、羊行街、江厦街等专业商业贸易街市，及铸坊巷、打铁巷、镬厂巷、铁锚巷、船厂巷等手工业街区，有的街市甚至长达一公里，如药行街，是东南药材中心。^[13]

1843年，宁波辟为通商口岸后，加快了宁波近代化步伐。对外贸易从传统的对日贸易转向对西方的贸易。其实宁波很早就有与西方人贸易的历史。15世纪的时候，刚开始东西交通，葡萄牙人就在双屿港（今舟山六横）建立了贸易基地。由于明朝政府奉行海禁政策，沿海许多商人及一般民众以走私作为谋生手段，一时间影响广大，为明朝地方政府剿灭。那些侥幸逃生的商人及走私人员就走上了武装对抗的道路，烽烟海疆几十年，史称倭寇之乱。

我研读了许多有关此事件的史料，发现里面几乎都是来自明官方或与其有关的单方面的记录和说法，来自作为事件另一方倭寇集团的声音几乎没有。不过我还是从其中读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作为一个横行海上几十年，参与者几十万，波及闽浙广沿海几千里，并与日本有牵连的大事件，叛乱者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只有要求通商的经济诉求，说明在当时社会里普遍存在着要求开展对外贸易的期望和向往。第二，宁波普通人民的态度。可以说在早期基本上是反对至少是不支持动用武力政策的。事实上他们中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商人）或多或少从事、参与过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取既得利益。闽浙总督朱纨曾私下派人调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访知舶主（走私船）皆贵官大姓”^[14]。他说，他掌握了一个支持走私活动的宁波城内商人名单，名单上很多人都是有名的大商人，但他不打算将它公开。最后朱纨就是因为得罪福建和宁波商人集团而被后者通过各种关系被附加罪名下狱自杀的。

西方的银元从明末开始在宁波市场流通，这是国际贸易的明证，这种国际贸易规模有多大很难估计。不过西方人希望在宁波建立贸易基地的目标一直没有放弃过。宁波比广州的优越性在于它更接近中国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可以使交易成本大大下降，也有利于拓展在内地的市场。所以当清政府攻打盘踞台湾的郑氏政权时，荷兰人以在宁波设立商馆作为出兵助战的条件之一。1698年，清政府践约在定海设立红毛馆（红毛即荷兰），在宁波民间留下了红毛瓶、红毛人、红毛芋艿、红毛糖等西洋风物。

1759年，东印度公司大班洪仁辉率两船来到宁波，不仅宁波人民，地方当局也认为是一个发财机遇，表现出了少见的积极性。浙江巡抚没有执行既定的闭关自守国策，反而奏道：“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以副我皇上柔远之意。除饬令该道派拔员役小心防护，并严谕商铺人等公平交易。其应征税课，照行征收。”^[15]结果被乾隆皇上训斥一番，反而在第二年把红毛馆也给废除了。但是洪仁辉这次宁波之行，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并找了一个姓郭的宁波人作为他的代理人在宁波销售他带来的商品，结果造成了1.5万两的亏损。郭是有记载的第一个会说英语的宁波买办。1793年，英女王派遣马嘎尔尼为特使前去庆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时特地到宁波停靠，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寻找郭姓买办，不过此时郭买办已经去世，只有他的儿子郭极观尚在，“亦能略司夷语”^[16]。

1843年元旦，宁波正式对外开放。宁波人对与西方通商抱着很大的期待，过去朝廷的想法并不代表他们的想法。听到通商消息后，“各处商民纷纷运货宁波，候期交易”^[17]。宁波商人终于等到机会开始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贸易时代。

在蒸汽时代，船舶的速度、运载量都今非昔比。宁波虽然成为通商口岸，但上海的崛起，使宁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上海无论它的腹地、港口条件、辐射的人口都远远胜过宁波。宁波虽然也一度设有租界，却是唯一一个洋人自动放弃的租界。因为要维持一个租界的运转，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多人口的西方人社区的存在。而上海是那么的接近，市场是那么的广大，西方人必然选择上海，宁波成了上海的分销基地，变得无足轻重了。1849年，宁波的外贸从开放第一年的50万元直线下降到5万元。^[18]第二年，“查道光三十年夷货税册，（宁波）仅收税银一百一十余两”^[19]。上海此后如日中天，快速繁荣，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

宁波与上海角色的变换完全出于贸易条件的改变。一条几百吨上千吨的商轮，其货物的价值在几万几十万元，它需要广阔的市场立即分散批发到各地，宁波没有这个条件。而上海有长江黄金水道，能把市场拓展到像四川这样遥远的省份。西方商人回程时也要采购足够的土产，也要求有丰富的生产资源基地。但是宁波人是最早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克服这一局限性的群体。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宁波商人贸易活动的舞台基本上转移到了以上海为主。宁波帮成功的故事也大多在上海演绎。后来再以上海为跳板，转移到新开发的商业中心天津、青岛、营口、烟台、厦门、广州、香港及内地的汉口、九江、沙市、宜昌、芜湖、南京等地，甚至拓展到了海外。“夫吾宁非以商战著称于全国乎！世界各国都会，南洋诸岛之炎地，且有宁人之足迹。而本国之都、镇、市场，凡足以经营商业者，莫不由宁人占其优势，可毋论也。”^[20]

上海几乎是宁波本土以外的一块飞地。宁波人出外营生，“尤以上海为最盛，经商于此者，奚啻二三万人！故有第二故乡之谚”^[21]。二三万人是一个极缩小了的数字。如果仅指有一定自我产业经营的人，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一般估计，在清末已经有宁波人四十万人左右。以今天上海市区人口的籍贯构成分类，宁波人是最大族群，大致以30%为宜。1898年，“宁郡人民在沪者不下数十万”^[22]。1918年，“想吾同乡在沪者总数四十万人”^[23]。1917年在上海去世的宁波人就有2，855人，以至四明公所不敷停柩之用，宁波同乡会发起捐助，添造新厂。像浦东这样比较偏僻的地方，1920年也已经有同乡数万人。^[24]宁波同乡会成为过去中国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同乡互助自治团体，它的成功就是基于拥有一个完整的移民社区资源。

宁波人进入上海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开埠前，有许多人前往上海从事商业活动，像方家、李家，均大获成功。这时候去上海的宁波人均是商人，属于候鸟式，性质是旅寓、客居，价值观里完全认同宁波本土。第二阶段是开埠后，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到20世纪前，这一时期进入上海的都与对外贸易有关，像上海的买办，宁波人迅速超越广东人。钱业，宁波人始终执牛耳。红帮裁缝更是有独占性。沙船运输业大半操于宁波人之手。但也有许多下层人民离开本土来上海谋生，成分发生变化。比如1874年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中，很多宁波人在洋人家庭帮佣，一些手工业者也到上海发展。由于宁波人众多，这时便有些人已开始习惯于以上海为家了，因为在上海的宁波人社区里没有陌生感。一部分成功人士开始置产置业。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租界成了江南最安全的地方，对他们的触动很大。安全性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项目，加上上海的繁荣与增长所提供的商业机会，有人选择定居，愿意融入这个既熟悉又全新的社会里。第三阶段是在新式近代企业兴起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许多宁波农村民工开始出现在移民队伍中，这些人占了绝大多数。这时候，很多商业服务业也相率繁荣，宁波人光靠烟纸业买卖小铺营生的，全上海就有五千余家之多。^[25]此时，“上海全市人民共百余万，而我甬人则居五十余万”^[26]。一些人基本上已习惯了上海文明的都市生活，已不想回到原有落后传统的生活环境中，完全上海化了。

太平天国时，宁波曾被占领，城市受到很大破坏，很多有钱人迁往上海租界，到上海去发展，中等以上人家也托庇于江北岸外国租界。从此以后宁波的商业难以恢复，宁波已变为鸦片贸易基地之一，最高年份，鸦片输入总值已占进口价值一半以上，最低年份也占38%。^[27]当然在宁波通商后，总的经济贸易仍是在发展，只是与上海相比大大落后了。信贷总量是一个有效的客观的指标，它反映一地的经济活动总体情况。1918年宁波全市信贷规模二千数百万元^[28]，而到了1934年，贷款规模也只有二千七百万元^[29]，16年间几无明显增长，说明宁波本土商业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完全依靠外地市场来弥补。所以说，宁波是资金、人才的输出地。从金融角度，宁波被称为多单码头，即资金净输出地，固然说明宁波之富有，但一方面，这些资金没有被本土经济充分利用，说明：一是本土经济资源有限，吸纳不了这部分资金。资本要增值，工商业没有发展，市场不需要这么多资金，那么就自然流向外地，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助力。其二，宁波的资本并不稀缺，而是市场饱和，商业规模难以扩大，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大量人口移民上海，这些移民既是创造财富的主力，同时又是消费的主力，消费不能提振，对经济发展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宁波在解放后人民银行收兑的银元有五百多万元，这五百万是基础货币，如果存入银行钱庄，又能增加扩大好几倍的存款量。^[30]在战前，上海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宁波只有有数的几个近代企业，是一种很尴尬的不争的历史事实。

在1886年的时候，江北湾头地面已经有一家叫通久源的机器轧花厂。宁波的工业化进程并不算晚，但是直到解放前，能算得上规模的只有三支半烟囱。民国《鄞县通志》中比较完整详细地保留和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资料（其他县份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工厂企业，也不多），“迄今大小厂家亦仅百许，而略具规模之工厂更属寥寥”^[31]，工业资本总额2，752，500元，年产值1，098万元，工人1，371人。主要有针纺织、面粉、电力、火柴、榨油业、罐头、机械碾米等行业。即使按宁波城区35万人计算，人均工业产值仅30多元。日常耗用工业品基本由上海输入或分销。手工业产值约800万元。商业5，599家，资本1，425万元。^[32]

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宁波商会对所属各县的商会会员进行过统计，共计会员人数30，394人，宁波城区22，253人，分别有九十余行业。^[33]

宁波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地位。但是宁波也是托那些在上海从事外贸业务的同乡之福，19世纪80年代开始，开发出一种完全是为满足对外贸易的并不复杂的手工农副产业——金丝草帽编织业。它主要集中在鄞县、慈溪和余姚的农村地区。20世纪30年代，鄞县一地的编帽就业人口（业余）就有4万户，产值200万元，平均50元。从附加值来分析，当时200万领席子（内销）的价值是150万元，120万顶草帽的价值却是200万元。与今天情形正好相反，当时外贸的附加值要远大于内销。^[34]

对于宁波的商业，在此也有必要一提的是，钱庄业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本书的以后诸章会展开论述。

在近代东西文化交流中，宁波社会也发生深刻的变化，不仅西方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必需品，新式学校教育、医院等纷纷开办。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五十年前敦尚质朴，虽殷富之家皆衣布素，非作客喜事罕被文绣者。海通以还，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船运输而来，乡风为之丕变。”^[35]

还有宗教也渗透进来，宁波远在嘉庆年间就有天主教堂，洋教已有一定基础，开埠后更是迅速传播。说到宗教，宁波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佛教，它的宗教密度可能超越国内任何地区。它的境内密布着许多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名的法苑丛林。

宁波的社会是以商业为主的形态，人们有从事商业贸易的传统，同时商人力量一直以来很强大，甚至影响到政治。由于它远离政治中心，中央朝廷只能委任自己信任的官员对它进行治理，相关的信息也完全靠地方官员提供，地方官员的个人价值取向和忠诚度影响着朝廷的判断。所以当段光清来到宁波任职时，就发现“嘉庆道光初年，地方官更艳商人之利，惟商人之命是听”^[36]。在宁波，商人的力量是相当大的，也被民众所尊敬，他们是维系这个城市稳定和经常运转的中坚，即使面对海盗的武装劫掠，还是太平天国的威胁。19世纪50年代初，南洋闽广航线海面不靖，海盗蜂起，政府却袖手不动，是宁波商人们集合南北洋商号共出资6万串，以每天100元的代价雇用英国士兵巡洋，1854年干脆自购蒸汽轮船开展民间护航。^[37]经商是一种有荣誉感的价值取向，而不像内地其他城市那样把读书取科当做唯一的最高的境界。方志上记载，“商业为邑人所擅长”，科举不再吸引人，科举人数逐年递减，诚非虚言。^[38]甚至远在日本，早期的戏剧中也有反映宁波商人的活动。^[39]宁波商人的富裕程度也曾一度引起深居紫禁城的咸丰皇帝的极大兴趣，后者正在为扑杀太平军筹措军饷而绞尽脑汁，一个极度夸张的数字被上报咸丰，宁波（慈溪）的冯氏家族所拥有的财富数达2，000万两。咸丰要求他为国效力，捐助100万两。地方官员亦提醒他至少要捐30万～50万两才能过关，最后经多轮博弈，讨价还价，以捐12万两了结。^[40]要知道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是3，000万两，即使一次捐输12万两亦为天文大数。被有些人称为19世纪全球首富的广东商人伍浩官的财富折合有2，500万两。他们已经可以相互颉颃了。其实双方都有点虚张声势。

大约在明末以后，宁波商人向各地发展的线索陆续展现。钱业会馆碑记中说，富豪之家气力达于诸路，就是说宁波商人的全国性网络已初步布局。有确切记录的慈溪药材商人在明末就在北京经商，其后人开设享有盛名的同仁堂药店。同是慈溪人，也在乾隆年间开设了名重京师的“四大恒”。这些商人的外埠活动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同乡会组织中得到证实。1928年的时候，宁波旅外同乡团体有大连、北京、天津、沈阳、烟台、青岛、郑州、汉口、襄樊、宣昌、沙市、长沙、重庆、芜湖、南京、徐州、扬州、镇江、无锡、苏州、常熟、上海、吴江、盛泽、汕头、厦门、香港，省内有杭州、建德、兰溪、温州、湖州同乡会。另有些地方，宁波同乡会附着在浙江同乡会之中，没有单独组建。^[41]甚至在日本，也已有宁波人在主持着横滨的中华会馆。有一种传说是“无宁不成市”。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镌有一块刻有1853年来自宁波府人民的对美国英雄华盛顿的颂词，上面辑录着原福建巡抚徐继畲《环瀛志略》中的一段话：“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镕镕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42]当主要的士大夫精英阶级还停留在痛骂西方列强的情绪性宣泄阶段的时候，宁波社会的开放基础和学习先进风气已经相当的浓厚了，这与日后他们在商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