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主要地名来历

第三节　宁波主要地名来历

甬 对于它的地名来历，最主流的一种说法是，在今鄞奉两县交界处，有一座山名甬山，此山形像钟，甬在汉字里与钟同义，所以以形名山，以山名江，以江称城。甬之源于甬山是正确的，但以甬与钟之关系来推演，实在有点穿凿附会、贻笑大方。越族人会按照汉人设定的思维模式去行事吗？宁波人汉化已经有一千六百年了，绝大多数人身上已看不出越人的血统，他们惯于以汉人方式思考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公元前500年左右，此地已经有句甬的地名存在，句甬就是本土土著民族越族给它的名称，它也只能体现越人的风格而不可能是汉人的思维。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甬就是越国这个曾经北上中原，称霸一时的古国文化符号的少得可怜的一点孑遗之一。

句甬，又叫甬句，史书上同时并存，应该是同一事物。吴王夫差失败投降后，勾践安置他，“寡人其达王甬句东”^[43]。就是准备把夫差流放到今天的舟山群岛，夫差羞而自杀。《左传》鲁哀公二十二年说“请使吴王居甬东”^[44]，司马迁在《史记》里也记作甬东^[45]。《越绝书》也说：“（吴王）因而赐之以书，增之以封，东至于句甬，西至于槜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46]甬句与句甬是同一事物。历代史家在注《国语》的时候，均把甬句，误作句章、甬江，分为二地，^[47]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在我看来甬句应该是指一个地名。

首先，甬江、句章，一个是自然地理，一个是行政区域，两者并用不合汉文的表达习惯。古人有说江淮之间、齐鲁之间，都是同一事物并列。即使今天，也没有说浙甬的，只有杭甬；有宁象，是指宁海、象山，不是指宁波、象山。如果要表达，也应该说“句之甬东”，从属关系明确。

其次，若两者系各自的简称也不合古人规范。江淮齐鲁是全称，不是简称，《国语》里对地名没有出现简称的惯例，其他文献亦然。如果甬是甬江，在那个时代，甬就是全称，像江、淮一样。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简称、一个全称并立的奇怪现象。

其三，句章，按《汉书·地理志》的说法，其所在位置面临的姚江称为渠水。甬江属于鄞县，两者也不存在从属关系。

“太伯初奔荆蛮，莽蛮归之，号曰句吴”，颜师古注曰：“句音钩，夷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48]句是越语无疑。我们再把视野扩大一些，在吴越的历史空间中寻找相同的地名人名，这些名词比较多地保留有二千五百多年间吴越先人的语言环境与风格。

吴越是一个同源民族，这已为史学界广泛认同，不再展开。姑蔑、姑苏、姑熊夷、姑胥、姑孰，此在《国语》中出现的姑的含义应该相同。这些地名都是在环太湖地区，故可能与湖有关系。勾吴、勾践、句无、句甬、句余、句章，句一定是在吴越语中代表某种有普遍广泛意义的事物。按从吴越语系残余来讲，句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名词。越人的语言与华夏人在语法上有所不同，他们表达事物一般是通用名词在前，专有名词在后，与华夏人正相反。如泰山，在越语里就表述为山泰。^[49]句甬，按汉人的表达方式就是甬句，所以会出现甬句、句甬的不同表达，与作者的本位文化有关。

在越语里，我们只有很少的线索能够解读它的意思。《越绝书》中有一点点古越语残留。勾践《维甲令》是一篇越语文献，“维甲者，治甲系断。内矛赤鸡稽由者，越人谓人锻也。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谓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也。亟怒纷纷者，怒貌也，怒至。士击高文者，跃踊也。习至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至于单，单者堵”^[50]。句不是海、江、河、船只的意思。句其实在越语里是山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要从句甬一词去解读。句甬其实是指现在的四明山，而四明山在越国时代被越人称为天门山。甬是天、通天的意思。其最有力的证据在于《汉书·地理志》。班固在其中的鄞县项下叙述说，“有镇亭，有鲒埼亭。在南有天门水入海，有越天门山”^[51]。这个天门水显然是指甬江。其境内它如大嵩江、小浃江皆不足以代表鄞的地理风貌。《舆地广记》说象山县东门山即越天门山，这一定是讹传，象山没有较大的河流，也没有标志性的山脉。^[52]天门水因天门山而得名，甬江发源于四明山。此天门山一定是指四明山，逻辑上没有问题。天门山在越地鄞境且与某条大河相关，所以只能是四明山。可见四明山以前叫天门山，由天门山而得名天门水。句甬，也即天门山。甬也是越语发声，绝不是汉语钟的意思。句甬与天门山是越汉语对译。

有一条材料能证明天门山与四明山之关系。民国《鄞县通志》在叙述四明山时，有一条释句，显然是引用历代史志记载材料，“四明山二百八十峰，周围一百八十里，有四门通日月星辰”，“四明方石，四面自然开窗”。^[53]可知，四明山与天门山其名称来源是同一事物，即今天四明山顶的四眼窗。在越人的价值观里，山顶四门是通向日月星辰之门径。而在汉人眼中，四面自然开窗，都能见光，称为四明山。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空背景，应当存在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汉语系统，他们拥有话语权，属于上层精英，包括汉族官吏、军人、移民，及汉化的越族上层人物，这部分人使用汉语话语系统，把句甬以汉族习惯方式表达为天门山；另一种话语就是占大多数的越族平民，他们保留着本民族的话语系统，称为句甬，这条河就是甬江。大致在晋后，汉化接近完成，汉人就改变对天门山的称呼，称四明山，而河的名称却没有相应变更，仍保留了甬的越语语音，形成这一分离，导致后人无法追溯与连结二者的逻辑联系，只能归结于故老相传，隐约记得甬江与某山有关，甚至变造出另外一山为甬山来自圆其说。

鄞 鄞县是最早出现在史乘上的宁波行政区域，也在春秋时期，“勾践之地……东至于鄞”^[54]。勾践要统治浙东、浙北地区古越国，即使实行部落自治，也应该建立相对应的区域名称。鄞从那时候出现，一直到今天均基本无变化，说明其有相当的生命力。有关鄞的来历意涵，也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因地有赤堇山，因以名之的；有说此地出产木槿花，因以名之的；有说堇是本地盛产的一种苦菜，即《诗经·大雅·绵》里“堇荼如饴”的堇的；有说此地古有堇子国，因此命名的。上述说法有些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以汉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汉族的思维来纲领事物，是想当然的。

要知道，勾践时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操持越语的古代越族人，最初地名的命名一定是土著人首先为之。当华夏人还远在北方千里之外的时候，我们的古代人先祖怎么可能预先按汉人的逻辑与思维去命名他们自己的土地呢？比如鄞县下有鲒埼亭，班固说鲒是寄居蟹，很明显当地人称寄居蟹为鲒，汉人叫寄居蟹。《南越志》说：“琐鲒，腹中有蟹，子如榆荚，合体共生。”^[55]南越即广东，可见越粤两地，相距千里，虽关山重阻，语言是一致的。比如岙，是山海间平地的意思，广泛使用于浙东、闽、广沿海地名中，也有写作澳、濠的。再比如北方称牡蛎的，广东人叫蚝，宁波人叫蛎蚝，这些都是越语的保留。勾践时代越国的一些地名被保留下来，我们能够发现，越地的地名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地名是完全不同的。越国的那些地名都是以土著语言为基础借用汉字来表达的，在这里汉字只是一个译音，就像日本地名的汉字音读，不是训读。姑蔑又写成姑末，就好像把莫桑比克写作莫三鼻给一样。望文生义必然出现印第安式的笑话，释甬为钟也是训读主义这种笑话的另一个版本。

堇与鄞有语言学上的渊源关系是肯定的。当华夏人把一种苦菜叫堇的时候，越族人也把这种植物叫堇吗？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从“堇荼如饴”去延伸出鄞之来历是没有意义的。同理从木槿花来推演鄞也很可笑，华夏人称为木槿花的植物，越人也不可能称木槿花或槿花。我们以杜鹃花为例，高丽人称金达莱，宁波人称“柴白金花”，南方一般称映山红，这个“柴白金花”倒可能更接近于古越语的命名，也许“柴白金花”在越语里就是映山红的意思。赤堇山一说，很符合典型的汉人命名规则，也是穿凿附会。按《越绝书》的说法，“薛烛对曰：赤堇之山已合，无云若耶之溪深而合”^[56]。《战国策》也有“涸若耶而取烟，破堇山而取锡”^[57]，赤堇山在会稽若耶溪附近，而且出产金属。那么这种说法与历史记载冲突，也应当排除在外。

最大的可能性是源于堇这个部落，后来归顺勾践，就以其部落名命之。堇显然也是越语的一部分，但是其所代表的意义已经无从知晓了。如果一定要做推测的话，我想最有可能是与渔业有关，即以捕鱼为生的部落。古鄞地正是环象山港。

如果我们承认前面表述的句甬就是天门山的话，就可得出句章之句，也应该是山的意义。有幸的是我们今天证实历代史志所记述的句章古城是基本准确无误。经考古发掘，句章古城就在今之城山附近。句章，就是城山的意思，句是山，章即城。在越语系统里所表达的城山就是句章，在汉语话语系统里句章的意思就是城山，所以句章就存在另一个名词叫城山。据《宝庆四明志》载，古句章县在今慈溪县南十五里，面江为邑，城基尚存。故老相传曰城山，旁有城山渡。此足以证明句章就是城山。句章与城山，犹如句甬之于天门山。因为汉人聚集以后对相关地名总喜欢从汉人思维出发，重新予以命名。句章为越国历史遗留，城山是以后汉人称谓。城山与句章也是汉越对译。

余姚 余姚也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其地名来历主要有二。一是来自《山海经》系统，大致在余姚、句章之间有名句余山的，因而命名，分别取一字为句章、余姚。二是与舜的传说有关。仔细思考一下，二者都是基于神话传说，其可信度也是有疑问的，只不过《山海经》的传说更接近一点。郦道元在《水经注》里也说，“县西去会稽百四十里，因句余山以名。句余山在余姚之南、句章之北也”^[58]。这里郦道元指出句余山与余姚有关，但并没说句章、余姚二县各取其一字命名，此说也是后人望文生义的产物。句余自有出处，姚、章是何来历？显然无法清楚说明。也有人说，句余山就是四明山，但郦道元说在余姚鸟道山北，若说四明山也应该是鸟道山更接近。四明山是一个山系，各地对自己所处部分有自己的名称，是合乎逻辑的。

至于余姚是舜地传说，更见历史逻辑的错乱和荒唐。舜系华夏文化圈人，即使退一步讲，生于九嶷，也是楚地苗蛮，不是于越族裔。一个语言、思维、宗教完全不同的人，远距离的被华夏族人指定为接班人，可能性几乎没有。即或有，他也应该是接受并熟悉了一定华夏文化的人士。即使通过联姻方式，娶了尧之二女，获得为华夏族人认同的某种合法性基础，我们仍然要问，于越族群的舜，好端端地在历山捕渔晒网，在传媒、通讯相当不发达的时代，尧是通过何种渠道穿越江淮沼泽获得足够的信息，并予以确认而决定委以大任呢？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有基本的历史判断，不可以神话传说作为信史与材料，尤其是这样明显存在逻辑错误的材料，更应该自行排除。

司马迁《史记》对越国的历史叙述有二十余世的断层，直到勾践父亲允常才与历史对接上。显然越国的历史此前只有口头的而没有文字的记录，其文明程度与中国华夏族相去千里。相比之下，司马迁对吴国的历史却不吝笔墨，世系清楚。

余在少得可怜的仅有的越语文字系统里也是多次被提及，说明它在越语系统里也是代表一定的语义符号。句余、余姚、余杭、余暨，还有今江西的余淦，也有用作人名的闽越王余善、越大夫畴无余。其实早在清代，就有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通过对《越绝书》“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59]一句的研究和释读，指出余姚地名的来历与盐有关，余就是盐，它也是越语发声。“老挝……其酋长有三等：长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又次曰招花。”^[60]招、朱一声之转，可证越人的朱就是官的意思，《越绝书》的记载是正确的。

考诸余姚的历史风物，它一直是浙江的最重要产盐区。余姚与盐有关是存在极大的逻辑可能性的。“计然之策，越用其五而得意”^[61]，其中应该有一策“煮山海”，这是管仲时期齐国已经实践过的。古代盐产与今天的场晒不同，属于灶盐，就是用柴火烧煮。姚南四明山区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燃料。余姚一词在越语里与该地盐业生产有关。如前所述，句在越语里其义为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读出句余即盐山的意思。句余山在今三北，大抵这山附近遍布盐灶。这样说余姚与句余有关系也是成立的。句余已包括有山的意思，句余山一词，一定是汉人根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后缀上去的。汉人一直有这个习惯和爱好，比如西藏的纳木湖，非要叫纳木错湖；内蒙古的锡林浩特，浩特已经是城市的意思，非也要称锡林浩特市；更有甚者，他们还喜欢把自己的地名再后缀，架床叠屋，如杭州市、景德镇市等不一而足。

上虞是临近余姚的县份，其立县应该晚出于余姚。两地原为一地，后来分治的。虞余同音，其地名来历中也与余姚一样附会有舜的神话传说成分，可以说是有同源性的。《水经注》说，上虞“本司盐都尉治，地名虞宾”^[62]。此处虞与盐之关系也可得而联系。无独有偶，《汉书·地理志·南海郡》下，班固记录有“番禺，尉佗都，有盐官”^[63]。余、虞、禺，三字同音，且皆系越人地区，又都设盐官，余为越语盐，又得一旁证。

【注释】

[1]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2]《国语》，卷20，越语上

[3]陈寿：《三国志》，贺斋传。

[4]陈寿：《三国志》，吕岱传。

[5]陈寿：《三国志》，吾粲传。

[6]《宝庆四明志》，水利。

[7]光绪《新修鄞县志》，卷71，外国，英吉利。

[8]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10]章欧元：《上海沙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1]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52页。

[12]《宁波旅京同乡会会刊》，第46页，1929年。

[13]以上引文与叙述均见Shiba Yoshi．Nongpo and its interland．In：G．William Skinner（施坚雅）．（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391－440．

[14]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页。

[15]转引自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16]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1、323、354页。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0。

[18]《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浙江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1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第155页。

[20]宁波《四明日报》社论：《论甬商之团结力》，转引自《宁波金融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页。

[21]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第2631页。

[22]《四明公所绅董禀上海道书并道宪回报照录》，《申报》1898年7月11日。

[23]《宁波同乡之慈善事业》，《申报》1918年3月15日。

[24]《浙东甬人募建新厂》，《申报》1920年10月30日。

[25]《宁波同乡会关于烟酒借款电》，《申报》1921年1月14日。

[26]《宁波同乡会征求会晏会纪》，《申报》1920年4月17日。

[27]《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志》，浙江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9－12页。

[28]《甬江钱业对于革除现水之意见》，《申报》1918年9月24日。

[29]徐世治：《宁波钱业风潮报告》，《浙江商务》第1卷，第1期，1936年。

[30]《宁波金融志》，第1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

[31]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53页。

[32]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70页。

[33]《宁属各县商会会员统计》，宁波档案馆档案旧14－1－168。

[34]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第55页。

[35]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第2610页。

[36]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页。

[37]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1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1，第409页。

[38]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职业·商业，第2631页。

[39]日本的能剧《唐船》讲的是明朝一个因两国商人冲突而被日本人据为人质的宁波商人阿庆官人，在日本几十年，娶妻生子，后被其在宁波的两个商人儿子携带巨资赎回，父子团聚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明中叶前期。

[40]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页。

[41]《宁波旅京同乡会成立纪念刊》，第78－81页，1929年。

[42]徐继畲：《环瀛志略》，卷7。

[43]《国语》，吴语，卷19。

[44]《左传》，鲁哀公22年。

[45]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46]《越绝书》，卷7，勾践外传。

[47]马伯煌等点校：《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39页。

[48]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第八下。

[49]参考王宇：《〈吴越春秋〉与吴越民歌》，《东南文化》2007年第3期。

[50]《越绝书》，卷7。

[5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第八上。

[52]转引自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第2495页。

[53]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2493页。

[54]《国语》，卷20，越语上。

[55]转引自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第2497页。

[56]《越绝书》，卷7。

[57]转引自《越绝书》，卷7。

[58]郦道元：《水经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页。

[59]《越绝书》，卷7。

[60]（明）罗曰褧：《咸宾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页。

[61]《史记》，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62]郦道元：《水经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63]《汉书》，地理志，第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