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的宁波钱庄

第二节　1861年前的宁波钱庄

虽然钱庄业可以确认早在明末宁波就已经存在了，但有关钱业在清中叶之前的活动的资料和记录是片断的、不完整的，无法拼接出钱业活动的基本架构。据说，抗战之际，地方当局以为是妥善地处理了历史档案，完整地撤往四明山区，但是由于日军进山扫荡而遭丢弃，处于无人看管状态，胜利后才发现已全部腐蚀，无一件可用。事实上在宁波要找一件早于1945年的档案都很难，何况钱业这样有几百年历史的专门化的经济活动。有关宁波钱业的前期活动的研究尚是估计、推测多于对事实的还原。有趣的是这种研究还主要是由于外国人的兴趣。斯波义信讨论过古代宁波的商业活动，其中必然会涉及一些钱业的活动。另外一个美国学者季素曼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宁波钱庄1750—1880年》里对宁波钱庄的叙述也是粗线条的，有些地方的描述尚不够精准。不过我们对于钱庄的早期材料也不一定比她多多少。

罗马不是一天造就的，在19世纪50年代能产生过账制度这样先进复杂的同城结算的系统，是宁波钱业在几百年经营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推广，不断的组合，不断的修正，最后将全城的商业系统也纳入这一组织体系之中，奠定钱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中枢地位。1918年，上海宁波同乡会给财政部的呈文中讲到“伏查吾甬商埠数百年来习惯相沿，全恃过账为信用，故称之曰过账码头，而现洋之流通无几，商业则极繁盛”^[20]，这话有些夸张。钱业有数百年的历史是可信的，若说过账制度也有数百年的历史是不合逻辑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宁波钱业长期以来相当的繁荣和发达。

有一种传说把方七老板方性斋称为宁波钱业的鼻祖。方七老板是镇海乡下的鞋匠，同时也从事铜钱与银元的兑换，慢慢地积累了本钱，后来就到宁波发展，开设钱庄，最后把钱庄业拓展到上海，为方氏家族在上海钱业的地位奠定了基础。这仅仅是一个传说。因为方七老板生活在洪杨时代，历史已翻开了近代化的第一页。他的生活史与钱业发展情况对接不上。^[21]有一点可以相信，他在宁波的钱业投资是较早就有的。方家后来将大本营转移到上海后，在宁波也一直投资有多家钱庄，如著名的“六和二元”。

镇海澥浦十七房郑家，从明末以来在学商二界多有建树，名重京师的“四大恒”都有投资其中。郑德标在1817年21岁时来宁波经商，生意兼顾多个行业，其中包括钱庄，后来把钱庄业务交由儿子郑勋打理。其弟郑熙去绍兴，后来也于1844年赴沪开设钱庄。^[22]

说到早期钱业活动不得不提到四大恒。《梦蕉亭杂记》载：“四恒者，恒利、恒兴、恒和、恒源，均甬商经纪，开设京师已有二百年，信用最著，流通亦广。^[23]”乾隆时期，清廷征讨大小金川，京兵家眷薪俸由其经营，“恒垫资逾百万，自是见重户部及内务府，贸易日盛”^[24]。银号在性质上与钱庄一样，大致中国北方与华南称为银号，江南称为钱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也说：“当年京都钱庄，首推四恒，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波人居多，集股开设者。”^[25]“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26]也就是说，宁波人之开设钱庄已不仅仅局限于本土，而是向外发展，并且在京城也有重大的影响力。

对于四大恒的投资者，据民国《镇海县志》，说是郑氏十七房郑世昌，在康熙中“承父命，外出经商”，父子俩在京城东四牌楼开设四恒银号。尚缓珊的《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里说，四大恒是汉人董姓人家等集资所开，而其员工，全是通州人。其实这二者不矛盾。四大恒是集股所开设，或者最早时由郑氏开办，而后转让给慈溪董姓，或者郑、董皆为合伙人而董姓是大股东兼主持人。另外，四大恒不仅仅是指钱业，它是冠名为恒的系列产业，包括银号、银楼、绸庄、典当。每一恒就有四家，四四一十六家，相互之间因同乡关系构成紧密性商业集团。其中恒利为慈溪罗江人所开，恒利银号由罗江惟善堂所投资，恒利银楼由罗江世彩堂投资，罗江浪墅钱氏崇桂堂设恒利典当，汪家树德堂开设恒利绸缎庄。^[27]其余三恒情况也差不多，投资人均为慈溪人为主，而澥浦在有清一代也一度曾属慈溪，也可归入慈溪集团。这样谈到宁波帮作为地域性商业集团应从四大恒开始。

四大恒是以钱业为核心的商业集团，其必定经历过较长发展阶段，才在清末达到这样的规模。银号是从银铺发展而来。银子可区分为货币的银两与工业用白银，银楼业与钱业关系密切，但不可列入金融行业，它以金银饰品加工为主，向市场收兑银锭。还有一个业务就是银两的鉴别。所以银楼业也是很专业的。而宁波的银楼业是全国最为著名的，主要商业都市的银楼业大多由甬人经营，不独上海、杭州的银楼。汉口在1919年的时候，“浙商所经营的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皆占汉埠第一位”^[28]。在天津，开设最早的银楼就是恒利金店，即北京四大恒的分店。南京银楼业大多以奉化人为主。1928年成立宁波旅京同乡会时，就是由8家奉化银楼发起。远至重庆，1924年就有宁波人所开的天宝银楼开业。“单以近代而论，到了晚清，全国的通都大邑，莫不遍设规模不等的银楼。其中，除了华南的广州等处（后来也包括香港）之外，其他各地的银楼则几乎全为浙江人特别是‘宁波帮’的天下。”^[29]所以说四大恒是从银楼业起步是合乎逻辑的。清之后，四大恒也随之坍塌。但四大恒也不是同进退的，恒和银号早在同治末年就歇业了。但为了清理债务，静候债权人索偿，在东四牌楼租了一间房屋，不事营业，专等债权人来清账，一直等了二十多年，到庚子年才关门。^[30]可见宁波人对信用的重视。金融本质上是一种信用。信用是它存在的根基。由此可见，怪不得宁波钱庄能名重一时。

1838年，钱庄业所签发钱票已是全国性普遍现象。它代替货币流通，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有的信誉欠佳的钱庄，签发钱票额度过大，不能兑现，引起纠纷。道光帝认为有责任维持社会经济和金融秩序，饬令各省将钱票发行流通情况上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在奏折中说，杭州“居民稠密，钱铺较多”，宁波“逼近海关，商贾辐辏，钱铺稍大”，“俱以本铺之票向本铺取钱，从无注写外兑字样”^[31]。从中分析，一是杭州钱庄数量多于宁波，可能是杭州城市规模大、人口多，兑换业务多，需较多钱庄服务，但是宁波钱业规模、质量要高于杭州。而且宁波钱业的主体服务对象是工商业。其二，宁波钱业经营是比较规范的，没有像其他省份一样，用钱票代替货币流通，只是作为纯粹的信用工具，功能与范围只局限于票据。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自己对金融不甚明了，也就事实上蒙骗了道光。钱票作为票据是认票不认人的，持有人之间支付对价，事实上存在转让流通的问题。收到钱票的人，他可以用钱票支付给他人，同样起到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只是付款人为出票人钱庄，没有委托支付情形，局限于本票范畴。如果一家钱庄所签发的钱票金额平均每天一万元，就等于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万元。

鸦片战争中，宁波被占领，宁波钱庄、典当二业受影响最重。钱庄业17万元、典当业8万元共25万元被英人索取作军费。宁波钱业实力显见是相当雄厚的。后来在《江宁条约》签订后，中国赔款英国损失及军费2，100万两。《江宁条约》签订时清方大员不知道也不可能议及此事。后经舒恭受在与英人朴查鼎谈判具体支付事项时，向英方提出此事，遂于议定的1843年应付英方的赔款中扣除。^[32]不过其后清政府也没有归还钱、典业主，“乃议浙库除银二十五万两以偿宁波前取之款，诸家亦未尝领归，并输海疆善后局”^[33]。

段光清任职过鄞县令，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镜湖自撰年谱》里对在宁波的经历多所记录，使得我们对早期宁波钱业状况多了一个可以了解的渠道。1858年，他写道：“宁波码头向有钱贴之名。钱贴者，因当年宁波殷实富室所开钱庄，凡有钱者皆愿存钱于庄上，随庄主略偿息钱，各业商贾向庄上借钱，亦略纳息钱。进出只登账簿，不必银钱过手也。”“故宁波商贾，只能有口信，不必实有本钱，向客买卖，只到钱庄过账，无论银洋自一万，以至数万、十余万，钱庄只将银洋登记在客人名下，不必银洋过手。”^[35]钱帖，则是前述的庄票，各地皆有，过账则为金融结算制度，为宁波钱业的创造，详见后文。

段在宁波活动时期正是太平天国席卷东南之际，清政府把宁波作为军饷重要来源地，从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正税以外的捐输连年不绝，当年就捐款50万两。其后定浙江一省每年捐72万两，浙江巡抚与江苏前线司令官相约，以保证太平天国攻浙时分兵来救。此项捐输大部分又落在宁波头上。^[36]咸丰十年（1860年）又临时加派宁波捐款70万两。

“宁波生意钱业最多，亦惟钱业生意最大。钱业一行书捐已不下十万串矣。”^[37]这种连续不断的捐输必然导致市场上现金的缺乏，现金问题又浮现出来，甚至一度发生民众骚乱。针对此，段光清曾倡议“竖庄”，提高存款利率来吸收民间窖藏现金，解决现金短缺问题，遭商家普遍反对而不行。

冯望卿是一位慈溪实业家，为宁波商业领袖，也是钱业投资人。“宁波马头大小客户，多行冯姓本钱。”^[38]他的钱庄业务客户涵盖面要占宁波的一半，说明他拥有不止一家钱庄，而是在很多钱庄上都有投资。其中一家豫昌钱庄，段在那里有4万两的存款，那么我们简单地推算一下，豫昌钱庄营业规模当有40万元左右。^[39]

另外，我们还能找到一份很有价值的反映宁波钱业兑换业务状况的历史资料。宁波的钱庄世家董开纶保存有先人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至1926年的宁波钱业市场银钱兑换价目表，非常详细，有助于我们研究银钱价格变化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从钱贵银贱到银贵钱贱，也体现当时宁波已经存在两个层次的货币兑换市场：零售市场与钱业间市场。他的数据是指宁波钱业市场的价格。

1861年前后，宁波发生了几件重大事件。一是宁波被太平军占领。二是宁波钱业完成了同城交换结算系统，过账制度最终完成。三是宁波人发现了上海租界的安全性与商业规则的进步性远远超越传统社会，而对外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机会。因此，宁波商人的商业重心渐渐移往上海，钱业也开始去上海大展身手。四是太平天国给宁波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捐钱派饷，人民离难，商业残破，经济凋敝，百业荡然。幸亏它只盘踞了宁波一年，且江北岸租界又有法国人助守。我分析《镜湖自撰年谱》出版于1960年，基于当时认知与时代背景，此书一定有部分涉及太平天国在宁波的蛮横、勒索、残忍的内容被删节屏蔽。作为敌对阵营一员，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攻击机会，而且应是夸大其词，有意污名化才是。

从钱业角度，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占领者烧毁了滨江庙钱业市场。大抵在太平军攻占前，宁波钱庄开始有组织地撤退到江北岸或上海。占领者本以为宁波是财富源泉，想不到中人以上者皆避居夷场，于是发泄多于理性，报复意识上头，就把钱业市场焚烧以泄气愤。1862年，太平军退出宁波后，是一幅凄凉的场景。运输、贸易、商业、钱庄皆不复存在。钱庄主把记录债权的账本带着逃走又回来了，债务人的财富又被战争洗劫了，钱庄收不回欠款，当然也难以支付存款人，这样形成了一个全市性的三角债。如果三方彼此坚持，则商业很难恢复，大家都不能得益。此时由陈禹门出面主持，经过多方多轮协商探讨，达成共识，全市所有人欠欠人款项，一律以三三折支付，重整旗鼓，重新出发。^[40]从后来宁波经济的恢复发展来看，这不失为一个最优的选项，也算是中国最早的清理三角债的成功例子。陈禹门曾任宁波团防局总董，其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反而是因为麻将博戏。现代竞技麻将的发明多归于他。他本来也是一个好赌的人，对传统马吊博戏进行研究改进创新也合乎逻辑。^[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