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时期的宁波钱庄

第二节　沦陷时期的宁波钱庄

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空军利用在浙江的基地对日反击，对日本本土构成威胁，日军遂发动浙东战役，宁波于1941年4月19日沦陷。日军进攻宁波之前，国民政府方面已有预料，得以及时通知各机关、银行做好撤退准备，所以沦陷时银行是有秩序撤离，钱庄也是或安全避居后方，或闭门歇业，宁波一时已无金融。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迟至年底筹组，次年5月4日开张。只有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江北岸设立出张所（办事处），不从事经营性金融业务，纯粹为战争服务。在这样出现金融空白情况下，汪伪政府为维护经济、稳定人心、巩固统治，利于经济控制与盘剥，不得不采取开放、鼓励的态度，重建宁波的钱庄业。5月25日，汪伪发布《浙东地区钱庄业暂行管理条例》，规定大同行钱庄资本为5万元以上，小同行资本为1万元以上。宁波钱庄又得到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当时，宁波虽然沦陷，但汪伪政权的统治区也只是在主要城镇，广大乡村仍由我基层政权控制。汪伪把自己的控制区集合在一起，成立所谓“乡镇联合会”的组织，实施控制，加紧掠夺。在金融战线上就有伪储备券（俗称储备票）与法币的战争。汪伪的手段之一就是大肆搜罗法币，扩大储备票的使用，增加发行量，削弱国民政府的铸币税基。同时将搜罗的法币运入国统区，抢购物资，维持战争，破坏国统区的经济、金融，制造通货膨胀，摧残抗战基础。抗战中后期，法币的急剧通货膨胀与之也有一定关系。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结束时，尚有数量众多的伪军，他们的经济待遇远比国军好，就是通过金融掠夺来维持的。那些破产的贫民纯粹是为了生计而入伪，并非真心事敌。汪伪的金融战实在有釜底抽薪的功效。为了达成这一阴险的目的，故此不择手段，着力恢复和扶植钱庄业。宁波钱庄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有所发展的。切不能产生一种认知上的错觉，以为汪伪的金融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钱庄业的发展。

沦陷之初，银行内迁，金融全面瘫痪，钱庄业原来存放在银行的资金也被冻结，没有撤退的钱庄也停业观望。当时宁波人在上海经商者众，家属大多留居宁波，依靠上海方面的汇款维持生计。由于钱庄停业，银行空白，甬沪汇路中断，严重影响到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此情况下，钱庄为了生存，民众也需要一定的金融服务，于是宁波钱庄又绝处逢生，颇有复苏的迹象。最早是久和钱庄发现商机，首先复业，在上海设立申庄，专事沪甬间汇款业务，每天设定限额接收，一时门庭若市，民众日夜排队，争向久和申庄办理汇款，汇费高达2%，亦是人潮难平。^[4]其他钱庄见有利可图，也跟着复业。更有原钱业中人，待业在家，互相合股，临时拼凑，新开了一大批钱庄，争抢汇款业务。甚至登报招徕，承诺送款到家，或下乡解付，用尽手段开展竞争。

战争时期，百业不振，经济残破，钱庄业务也大大缩水，业务重点放在汇款方面，贷款业务因风险太大，只是一些老客户的正常性周转需要，已没有扩大营业的环境、条件和欲望。所以这时钱业表面上有兴旺气色，实际上对生产事业的帮助相当有限。

由于沪甬汇款市场有限，竞争激烈，有部分钱庄开始谋求另外的业务渠道，叙做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的通汇业务。这也是久和钱庄开发的。开始的时候主要是从原来的银行存款客户那里收购银行存折，然后派人到后方银行营业地去取款，这样给银行存款客户带来了方便。比如某人，原来在中国银行存款若干，只能到后方去取款，形同冻结，而法币又在大幅度贬值，希望及早取回款项，愿意以一定的折扣从钱庄支款，将存单交钱庄。汪伪对此事睁眼闭眼，因为有助于它的经济战。事实上，抗战时期，汪伪仍维持着单向的法币与储备票之间的兑换关系，早期是2∶1，后期大变动。后来钱庄又将业务延伸到宁波与内地后方的汇款上，近至宁海、温州，远到衡阳、桂林、重庆，通过设立分庄接受汇款。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但两边的邮政业务却从没有中断，所以与大后方之间的汇款单据传递并无影响。在商言商，钱庄追求经济利益，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按战时法令，无论国民政府还是汪伪方面都是属于资敌行为。

1942年统计，宁波城区共有钱庄50家，其中大同行22家，小同行28家，较沦陷前多了16家。不过只有15家是原有留存营业的钱庄，其投资人也多不复旧人。大部分钱庄是那些失业同伙聚亲集友而成的小钱庄。其营业规模大幅收缩，市场版图不出城厢范围，钱业已失调剂金融、维护市场、发展经济、服务社会的固有宗旨，只是战时经济的一个小小轮子。后人追记，“嗣因卅年四一九，本市被敌沦陷，各钱（庄）均能于事前准备，随同国家银行纷纷内迁。其中范围较小，资力薄弱者一律闭歇。故在敌伪控制时期，或有经营钱庄业务者，不过多属临时性之小钱庄，假借牌名，号召营业，实非原有大小同行之设组者”^[5]。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也承认，“甬地钱庄、银号号称五十家，论其数量似颇繁荣，按其实际多失规范，组织既非用以囤积，即套取沪汇，甚至兼营其他事业。”^[6]

根据伪中央储备银行调查，1942年宁波钱庄情况见下表：^[7]

宁波沦陷后（1942年）城区“大同行”钱庄情况

宁波沦陷后（1942年）城区“小同行”钱庄情况^[8]

续表

以上50家钱庄，汪伪也重新组织银钱业同业公会。1941年8月4日，筹划在宁波商会召开钱业经理人座谈会，到会14家15人，目的在于劝说钱庄复业，维持金融，稳定市面，服务战争。23日正式组建宁波钱业同业公会，会员24家，推汇丰银号徐文星为理事长。宁波钱业同业公会内部又区分大同行同业公会和小同行同业公会。

由于汪伪把金融视作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故加强对钱业的控制。不仅使同业公会失去独立性，操纵于横滨正金银行，还在各地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检查金融事务处，加紧对钱庄的监管与稽查。发布《管理金融机关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把钱庄设立批准机关上收伪财政部，又命令所有钱庄一年内必须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额至少600万元伪储备券，实收资本不少于300万元。

抗战后期，胜利迹象显现。汪伪滥发纸币，加紧搜刮，通胀严重，金融基础大坏，钱业靠正常业务已经无法维持。一方面由于币值低贱，账面利润大增，营业税所得税缴交增加；另一方面，货币实际价值大大下降，呈虚盈实亏状态，于是有所谓暗账兴起。因为从事正常的货币运营已经不可能，利息抵不上贬值速度，只能靠囤积物资相对保值来转移通胀风险。其办法是设立挂名人头公司，以借贷名义把资金转入，从事商品囤积，逃避检查。对外贷款的利息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名义利率，入公开的营业账本；另外收取一部分利息入暗账，以符合利率管制的要求，应付检查。钱庄的暗账行为，不独宁波，沦陷区所有地区都是，它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必然产物。一直到解放初期，暗账仍是钱庄业的公开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