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

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

宿赞公房

唐·杜甫

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

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

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

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

这首《宿赞公房》的前两联颇有一些萧瑟之感，“秋风”、“雨荒”、“霜倒”，种种意象皆是满纸凄凉意，何以至此？这还得从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叛乱说起。安史之乱，又称天宝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二月十六日。次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随后长驱直入，攻破潼关，兵临长安城下。六月，唐玄宗逃离长安，一路西逃入蜀。然而太子李亨却与唐玄宗分道而行，李亨一路北上，同年七月，在灵武自行登基，史称唐肃宗。即位后李亨封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后又封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二人联手着力平叛。李亨于至德二年（757）先后收复了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

那么，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又在何处呢？天宝十四年（755），杜甫举家在鄜州羌村避难。但次年听闻唐肃宗即位的消息后，心忧天下的杜甫藏不住了，安顿好妻儿后，便只身奔赴灵武，欲投奔肃宗尽绵薄之力。怎奈却不幸于长安被俘，直至至德二年（757）四月，听闻肃宗已至凤翔，杜甫甘冒生命危险，穿过两军对峙的阵地，终于得偿所愿见到了肃宗。肃宗念其报国心切，遂任命他为左拾遗兼工部员外郎。

不料好景不长，当时的宰相房琯不幸获罪于王，肃宗欲罢黜他的宰相之位。而杜甫与房琯本有深厚友谊，他上书肃宗建言“罪细不宜免大臣”。杜甫这个朝官仅做了一年，便于乾元元年（758）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因其试图营救房琯，此后杜甫也没再受到肃宗的重用。次年，对时政痛心疾首，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杜甫弃了官，西入秦州。这首《宿赞公房》便是杜甫寄住秦州时所作，结合此前杜甫的种种个人遭遇，与安史之乱以来民不聊生、战争频发的大背景，便不难理解这首诗最先显露出的忧愁之情。

“杖锡何来此”，此句以“杖锡”代指僧人赞公，指赞公持杖而来。“锡”便是禅杖，是僧人行路是所持声杖，属比丘十八物之一。僧人行于荒野时，可用锡杖驱赶蛇虫，或托钵乞食时，至人家门前，便摇动锡杖，上面的小环相撞发出声响，以让人家知晓有僧人于门前乞食。“何来此”这一诘问，显出了诗人的惊愕与悲愤。赞公本是京师大云寺住持，也因贬谪而远赴秦州。杜甫与赞公曾同游于房琯门下，不料他日竟会因房琯之事双双获祸。杜甫自己被贬本已是含冤，不料竟连方外人士都不能幸免，杜甫心中愤慨可想而知。于是便有了下句，“秋风已飒然”。寄情于景，诗人心中的苦闷与那萧瑟的秋风一般，凄清阵阵，寒意深深。

“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颔联紧承首联之意，秋意深重之时，两位故人竟因同一桩莫名其妙的罪名，在远离京城的秦州相逢。得以重逢的喜悦，全然敌不过这满目的萧索。一雨一霜，一荒一倒，呈现出一幅残菊凋零，池莲朽败的凄凉清秋图。与此同时，也将二人的坎坷际遇烘托而出。

“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颈联是全诗情感的转折点，初遇赞公时，诗人的愤愤之情在此联中已没了踪迹，反而被一种平缓宁静的心绪所替代。赞公是得道高僧，是修行之人，并不会因世间的一时荣辱，而忘了佛法禅机，甚至失却自己的清明自性。或许赞公也如院菊、莲池一般，无法左右外界的风霜雨露，但自心自修，自性自度，赞公的心并不被风雨所困扰。放逐也是空，虚空也是禅。“虚与空者，无之别称也。虚无形质，空无障碍，故名虚空。”虚空以无碍为性，遍布一切处所，不碍于他物，也不被他物所碍，由此容纳世间一切色法。此联中，诗人受到赞公禅心的感染，也抚平了自心的不平与激荡。

“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尾联以夜宿点题，再将陇月拟人化，以其之圆满表达了二人久别重逢的喜悦，而此前初见时的种种抑郁一扫而空。诗人夜宿赞公房，看见窗外满月银辉粼粼，自己的一腔烦闷早已在赞公的开示下了无痕迹，余下的清净之心，便澄澈如月，高悬九霄，于世不染。

百丈禅师曾有四句警训：“是非以不辨为解脱，学问以勤学为入门，语言以减少为直截，烦恼以忍辱为菩提。”这四句警训中尾句直言忍辱破嗔恨，而首句不辨是非，实则也涵盖了忍辱的一个方面，毕竟若能忍辱，何来是非需要辩驳。佛教中有菩萨六度法一说，赵朴初居士将其解释为，六种从烦恼的此岸度到觉悟的彼岸的方法。这六度法分别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本诗中赞公虽遭贬谪，但心性不移，不怨不怒，是为忍辱。

昔时，镇上有少女未婚先孕，诞下一子。其父大怒，以女儿为家族蒙羞，定要问出小孩生父。少女被逼无奈，一念之下竟谎称是镇外寺内白隐禅师的孩子。少女之父勃然大怒，找白隐禅师理论，禅师却只说了句，“这样啊”，便接过婴孩，从此一人养育之。白隐禅师本来在当地很有声望，是位德高望重的大德。不料竟会做出这等荒唐事，一时间名誉扫地。他每日抱着孩子挨家挨户为其化缘鲜奶，更是遭到不少非议与指责。经年之后，少女饱受内心煎熬，终将实情和盘托出。一家人遂立即赶往寺庙，向禅师赔罪，白隐却仍只说了句，“这样啊”，遂将孩子还给了他们。

公案中白隐禅师忍受少女的诬陷，忍受少女父亲的怒气，更忍受众人的责难，却不曾为自己争辩过一字半句。正若赞公一样，因房琯的过失而遭受牵连，仍不失清净之心，更无报复之意。莫说佛家，儒家也有类同的思想，“道吾恶者是吾师”，“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忍辱能否真如孟子所言，最终得到天之大任，犹未可知。但真正不生嗔恨心的忍行，至少能获得内心的长平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