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治要

所染

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故染可不慎耶！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文、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公染于管仲，晋文公染于咎犯，楚庄染于孙叔，吴阉庐染于伍员，越勾践染于范蠡。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张柳朔，中行寅染于籍秦，吴夫差染于宰嚭，知伯瑶染于智国，中山尚染于魏义，宋康染于唐鞅。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行理生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故百工从事，皆有法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度，此不若百工也。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戮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咈，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蓄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尚贤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不义。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避亲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近，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无恃。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与之爵，重与之禄，任之以事。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受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故尚贤者，政之本也。”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虽有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诚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败财也。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其亲一危弓、疲马、衣裳、牛羊之财欤？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贵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贤之为说，不可不察也。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不肯曰“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丰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蓄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岂以为其命哉？

贵义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