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育部曾发文件，要求全国重点大城市所有县（市、区）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每所划片入学的初中95%以上的生源由就近入学方式确定。各区县根据小学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近入学原则依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等，综合考虑本区县初中教育资源均衡分布，合理划分学区片，为每一所初中划定对口小学。对口小学的划分采取单校划片和多校划片两种方式。单校划片指的是一个学区片内的初中学校采用对口直升方式招生，即一所初中对口接收片区内所有小学毕业生入学。多校划片指的是一个学区片内的多所初中学校一起接收所有小学毕业生入学。基本步骤是先征求学生入学志愿，对报名人数少于招生人数的初中，学生直接入学；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初中，以随机派位（俗称“摇号”）的方式确定，被摇中的学生可入此学校，落选学生根据就近原则安排进入其他未招录满员的初中学校。
义务教育属于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它体现了准公共产品的性质。经济学理论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可以分为三类：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指具备效用的可分性、消费的竞争性和受益的排他性的产品。效用的可分性指产品可以被分割成许多可以买卖的单位，而且产品有特定的使用人群。例如，你的一套有两间卧室面积不等的房子要出租，你想把这两间卧室分别出租给两个租户，而且价格也不同，面积大的房租自然也就高一些。消费的竞争性指如果某个人消费了某种产品，其他人就不能再消费该产品。例如，你在商场看上了仅有的一双非常适合你脚的尺码的皮鞋，在你正为是否要买这双皮鞋犹豫不决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试穿了这双皮鞋，并快速去收银台付了款。这双鞋找到了它的主人，可惜不是你！受益的排他性指产品谁付款，谁受益，产品的所有者可以完全占有或独自享受该产品，未经同意，其他人不能分享。迫于丈母娘的压力，你终于痛下决心付全款买了一套房子，今后，你就不必再担心租房的时候，那个无礼的房东擅自进入屋里的情形出现了。
公共产品是指具备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例如，国防、司法、外交、灯塔等都属于公共产品，它们服务于社会上所有的人，是为整个社会共同消费的产品。任何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同时享用该产品，任何人消费公共产品不排除他人消费。
准公共产品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产品的效用、功能会随着消费人群的增加而变化，即在一定范围内，其竞争性为零，而超过一定的限度，其竞争性或排他性就会逐步增加，提供该产品的成本也会增加。例如公路，一定限度内增加在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公路的功能、效用不变，但是，当公路上的车辆达到饱和度时，车辆再增加，公路就会堵塞，如果需要拓宽道路就必须再投入资金。
义务教育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义务教育具有非排他性，意思是说，当所有的适龄儿童都从义务教育这一产品中受益的时候，某个人的受益并不影响其他人也同样受益。例如，在同一个教室上课的两个学生，甲在上课的同时并不排斥乙也在学习。义务教育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意思是，随着适龄人口的增加，国家就要聘任更多的教师，建更多的学校，投入更多的教育经费，这就使得义务教育的成本进一步增加，因此，义务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消费竞争性。我们可以再举一个更为实际的例子，一所优质初中所能容纳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这所学校的招生名额不可能无限制放开，那么，先到这个学校申请成功的学生可以入学，而后来者可能就被拒之门外了。
为配合小升初“摇号”政策的试行，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大致从三个方面加强了宣传：一是说当前的义务教育已经达到了基本均衡，二是说校长和教师流动可以进一步促进教育均衡，三是说在“摇号”后，每所学校的生源基本均衡了，这有利于调动每所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办学更有活力，也使教师工作不再倦怠。很多校长、教师和教育专家都现身说法，积极支持“摇号”政策。我们常常通过电视机、收音机、报纸、网络等媒体看到百姓身边的好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昨日还是一所薄弱学校，仿佛在一夜之间，它就变换为一所优质学校了。
学校如此“华丽”的转身，家长们能买账吗？我宁愿相信家长们不会太过乐观。毕竟，每一所学校都有它的历史积淀，而且，学校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要均衡发展每一所学校，把每一所学校都办成优质学校，这哪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教育政策所能解决的问题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面对突如其来的“摇号”政策，家长们会略显无奈地对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你上哪一所小学是我们父母可以决定的，但是，你上哪一所初中就得由你的命运（摇号）决定了，以后的路更要靠你自己的本事了！”
满意是一种结果导向，就像你去银行取钱，在你就要起身离开的时候，银行柜员会让你对他（她）的服务给予满意程度的评价。你去银行是以取钱为目的，如果你顺利取到了钱，你给予柜员的评价至少应该是基本满意，如果因为银行计算机系统出现了故障让你白白浪费了时间，没取到钱，你恐怕不会给柜员一个非常满意的评价吧。
人的欲望普遍具有贪婪性，满意的感觉也会是稍纵即逝。例如，你两次去同一个饭店吃饭，你对第一次的饭菜是满意的，但是很可能因为心情不好的缘故，你对第二次的饭菜就不满意了。实际上，两次饭菜都是出自同一个厨师。你对饭菜的满意度为什么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形呢？这是因为满意或不满意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心理状态，而从根本上来说，不满意才是常态，这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所在。
人民对国家、政府的信任，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它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所产生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信任汇成了一种集体的想象（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形成了一种文化。这种信任文化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使其根植于人们的内心，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之中，正气方能畅达，民风方可淳朴。客观而言，我们的教育不是完全均衡的，也不可能完美无缺，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致，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政府要对教育发展负责，即使发现在教育决策中出现了错误，也要勇敢而坦诚地向民众予以说明，表达歉意，这才是负责任的表现。越是坦诚相对，越能赢得理解和支持。一种信任的文化，使民众对发展教育有信心，相信教育会办得越来越好，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独生子女的受教育问题是家庭的头等大事。在你的孩子出生不久时，孩子将来要上哪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这样的话题就已经成为你们家庭成员共同关心和热衷讨论的问题了，有时成员之间也会围绕孩子的教育展开辩论，大家各抒己见，争论得面红耳赤。为了这仅有的一个孩子将来能够享受到更为优质的教育，整个家庭不惜耗费大把的钱用在买学区房、聘请家教、参加各种补习班，或者是为孩子买教育基金，以尽全力为孩子创造更为优越的受教育条件。
家长们为孩子的教育设计了一份理想的路线图，其中离不开家庭的财力支持，更离不开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在家长们的想象中，只要这两者配合得力，孩子的教育前景便是极为乐观的。即使抛开孩子的天赋和努力，家庭的财力支持在孩子教育上也能够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选择性，家庭为孩子投资教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家长而言，不花钱能让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这是“上策”；花了钱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这是“中策”；花了钱也未必能享受到优质教育，此为“下策”。而“摇号”政策的出台，直接让家长跌入“下策”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把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压在“摇号”上，这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都是一时难以接受的。对于“摇号”政策出台之前已经完成教育投资（例如花重金购买了学区房）的家庭而言，他们眼看着给孩子规划的教育路线就要落空，想象着在小学学习表现非常优秀的孩子将来不幸被摇到一个名不副实的优质中学，他们不禁对花出去的钱扼腕叹息，更对孩子未卜的未来而恐慌不已。对于在“摇号”政策出台后而准备教育投资的家庭而言，虽然只能在“下策”中认真考量，但思来想去，恐怕投资仍是最佳选择。虽然不投资也可能享受到优质的初中教育，但是，谁敢忽视孩子六年的小学学习，这六年的小学教育，有可能就奠定了孩子一生的学习习惯，也为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投资教育就会为孩子将来有可能享受到优质的初中教育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综合考虑，有能力投资教育的家长还是愿意投资，以选择一个较为优质的小学。因此，“摇号”政策的出台并不能缓释家长对教育投资高涨的热情，反而使他们的投资意愿更为坚定。我们也可以预见，学区房的价格依然会居高不下。
“摇号”政策的试行，惊扰了教育生态的原有秩序，生源的均衡化给学校造成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曾经的薄弱校此时看到了希望，他们决心要演绎一场漂亮的屌丝逆袭，与名校一决高下，那些老百姓口碑中的实力派学校也准备走下神坛，放低姿态，声称要办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了。
教育生态的原有秩序看似已被打破，实则不然。生源均衡并不必然导致所有的学校在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上也同样达到均衡。生源只是反应学校教育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除生源因素之外，教育教学的效果还受制于教师素养对学生的直接施导、校长治学对学生的精神引领、学校管理对学生的行为塑造、学校文化对学生的无形影响等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无法被人为均衡化的。学校间生源的均衡化，造成了一个学校内班级间生源的均衡化，但就每个教师而言，他（她）所任教的班级内的生源却是更为不均衡的，无论是学生的智力、个性的发展，还是家庭的背景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差异性。恐怕教师们都会普遍染上一种叫作“教学不适症”的怪病，而且这种病是会传染的，它的症状反应在教师的言语中，可被描述为：“我从没教过这么好的学生，也从没见过这么差的学生，不知道该怎么教才好了！”但不管怎样，我们相信每一位教师都会努力克服这种不适症，尽职尽责，教书育人。
所有的教师都要面对有着共同生源特点的班级而开展教育教学，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能对他们有解决问题的同等能力持乐观态度吗？单就教师素养而言，在之前的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现在，他们解决同一个问题的能力也是有差异的，而且，他们所在学校的保障系统（例如教科研实力、教学风气、学校管理效率等）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即不同学校对学生施加的教育影响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摇号”之前的优质学校，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依然会明显强于“摇号”之前的薄弱学校。可见，由“摇号”所形成的校际间的生源均衡并不能实现校际间教育结果的均衡。
校际间教育结果的不均衡是一个客观事实，若从务虚的角度来说，不同学校的校风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若从务实的角度来说，不同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是不同的。有人会说，校长和教师的流动有助于缓解这种不均衡状况，这恐怕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了。学校教育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果均衡的意思不是指削峰填谷，也不是取折中之意的话，我们如何对处于发展速度、发展时间、发展特点各不相同的学校采取均衡化的处理？校际间的均衡标准如何制定？均衡指数如何监控？如何保证校长和教师流动有助于促进均衡而不是适得其反？如果说校长在一个区域内学校之间的流动是一纸调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教师流动就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命令的问题，它还包含很多情感性的因素在里面。大凡优秀教师对学校都会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们流动到别的学校，这对他们来说不免会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游离之情。教师对学校的深厚情感及由此而表现出的工作自觉性和主动性很难随着工作环境和人际氛围的改变而实现迁移。我们试问：有多少教师是不计名利，愿意主动参加流动的？有哪个校长会把学校辛苦培养的骨干教师轻易流动出去？这里，教师参加流动的潜规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
既然校际间的教育结果客观上依然存在不均衡，校长和教师流动的作用也不会表现的过于显著，那么，我们可否得出小升初“摇号”政策是失败的，或者说是有所不足的结论呢？我们也不必这么悲观，因为“摇号”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解决愈演愈烈的择校问题，“摇号”从制度设计上遏制了日益盛行的择校之风，光是达到这一目的，就已经难能可贵了。
由于公办教育，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它提供的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以体现公平为核心价值的教育公共服务，所以，公办（义务）教育的选择性功能不宜被突出，这也正是“摇号”政策试行的初衷。可以说，“摇号”完全“屏蔽”了公办义务教育的选择性（选择初中学校）特点。既然公办择校的路已经行不通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选择民办校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
民办义务教育生存的基本法则，就是努力为群众提供选择性辨识度较高的教育服务，谁的选择性特点显著，谁就能在教育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前我国民办义务教育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办学特色等方面，其供社会选择的余地仍然非常有限，而且，选择民办学校必须付出高额的学费，这使得义务教育的选择性明显“缩水”。因此，政府需要加大发展民办义务教育的力度，以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对义务教育的选择性需求。
不管是“摇号”还是择校，二者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就是让老百姓对教育发展有信心，让孩子们都能享受到更为优质的教育服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