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的基本理论观点

2.社会福利的基本理论观点

不少社会福利理论对社会政策形成也有相当影响。本章将以福利国家的立场介绍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保守主义和第三路线等基本理论。

（1）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marxism）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借着控制生产方式，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因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处于对立状态，阶级冲突与抗争必然存在。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从而会强化既有的社会关系，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福祉，也不能减少贫穷或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根据前述的新马克思学者的论点，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本身就存在矛盾：既要促进资本家累积资本，又需要得到人民支持，以维持政权合法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会影响到未来福利国家的发展，有些学者认为透过民意表达，福利国家仍会继续存在，另有些学者则持较悲观的立场（赖伟良，2002a：12—14）。

（2）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主张，透过民主议会方式推动社会政策的发展，社会政策主要是以政府来提供普及式（universalist mode）的福利，如此便能产生资源再分配的功能，以减少不同族群间或不同阶级间的生活差距，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它相信福利国家能改善人民福祉，减少贫穷与社会不平等。同时，政府的福利支出可刺激人民的购买力，刺激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赖伟良，2002b：27—28）。

政府倾向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历来是社会政策及社会福利制度模式的重要基础之一。

民主社会主义的普及式福利建构于利他主义及社会整合的思想之上。人们愿意透过资源再分配，将资源贡献出来，发展普及全民性的福利制度。这样的福利制度也创造出相互帮助的社会，促进社会的凝聚与整合。此外，民主社会主义也主张政府是主要福利提供者，反对民间营利的社会福利，因为营利的社会福利会加深阶级分化，同时营利部门也比较不像政府那样需要对社会负起责任，受到监督（赖伟良，2002b：29—32）。

（3）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the new conservatism）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由于发现二次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发展面临问题，新保守主义对福利国家的运作与效果提出质疑。它主张减少政府作用，让自由市场扮演主要角色，市场竞争机制能为人民带来更多福利服务的选择。同时，民间部门的运作也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政府职责是提供法律架构，促进自由市场的有效运作；当人民没有能力从市场取得福利服务时，政府才介入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苏毅朗，2002：50—51）。

新保守主义者从经济层面批评福利国家，认为福利国家的高税率增加生产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从政治层面来观察，福利国家的运作不良也会让人民产生对政府的不信赖。新保守主义者也批评福利国家会培养人民对政府的依赖性，造成道德危机；过多的政府介入也限制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因此，新保守主义主张除了减少政府作用外，还要倡导恢复个人、家庭及社区的责任心，使人民不至于过度依赖政府（苏毅朗，2002：47—51）。

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不同，体现了不同的社会福利模式。完全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与完全由市场承担福利责任都是比较极端和少见的。

（4）第三路线

第三路线（the third way）主要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新保守主义的论点开始被质疑，上台执政的英国新工党与美国民主党也不支持新保守主义。虽然相对于英国保守党，英国工党较重视推动社会福利；相较于美国共和党，美国民主党也较重视推动社会福利。然而，两国的执政党也没有积极推行昔日福利国家的做法，其路线已超越左右两派的观点，而发展出所谓的第三条路线（苏毅朗，2002：41）。

第三路线对于福利国家的发展至少有下列主张。首先是积极性福利（positive welfare），主张减少政府补助，协助个人重新找到自信，投入就业市场，自力更生；敦促第三部门（如志愿组织、自助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等）加入福利服务的提供。其次是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主张政府政策应带动更多的经济和社会的效益，可以加强终身教育，以提升人民的人力资本。因应全球化的趋势，增加政策的便利性，使劳工不致因为工作转换而丧失享受福利的资格，如此有助于劳工人口的世界流动。推动对家庭友善的劳动政策，使就业与家庭生活能相互配合，有助于人力资源的有效运用（赖伟良，2002c：61—63）。

新型混合经济（the new mixed economy）主张重视私人企业的优点。政府应与私人企业合作，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去运用市场动力。因此，政府应在管制与放任间、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间取得平衡。此外，第三路线还主张平等是一种社会包容，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制应使每位公民都享有公民权，同时也享有各种社会参与的机会，不致被社会排除在外而形成不平等。同时，第三路线也认为个人权利与责任应具有同等重要性，不应过度强调权利。因此，其提倡父母应对养育子女负起责任、企业应对员工和社区负起责任、公民要相互负起责任等（赖伟良，2002c：6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