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1]
邓正来
引 言
由1978—2008这30年的时代性质所决定，中国社会科学在此期间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问题以及各种学术建制的完善问题。尽管无可否认的是，经由对西方学术的“知识引进运动”，中国学术在此一期间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然而，随着中国加入WTO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当下中国已经处于一个全球化中的改革时代。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把全球化以及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本身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且，中国以及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也已成了世界以及世界学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不仅中国既有的学术传统正经受着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支配，而且中国学者也参与到这种文化霸权的“合谋”之中。因此，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这一背景之中，我们必须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这一问题做出追问并探究其可能的发展方向。就全文的论述进路而言，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30年的发展成果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继而，立基于全球化时代这一背景，本文指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所应当担负的使命；最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所可能面临的困境。
一、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1.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众所周知，1978—2008这30年对于中国来说乃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即一个改革和发展的时代。它不仅要求我们对此前的各种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也要求我们努力建构各种有助益于民生和国力的新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时代的性质和特征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背景，而且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它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并将继续决定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存在样式乃至它的发展方向。
具体来说，这一时代的上述性质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在这30年的发展过程中所主要关注的也是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和学术建制的逐步完善问题。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社会科学对于中国来讲基本上是一种舶来的知识，因此，无论是对这种知识的认识，还是关于这种知识的学术建制（尤其是学术评价制度），对我们而言都是相当陌生的。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燕京社会学派和南开的工经系通过学术移植活动已经开始了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最初努力。当然，在这一时期的知识发展移植的过程中，其最大的特点便是我们对社会科学生产和再生产的规范仍不甚了解，但即使如此，建构这一传统的进程在1949年以后还是发生了断裂。因此，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无论是在学术传统还是在学术建制方面，都需要在重新建立和接续传统的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
于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也就与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对西方学术的“知识引进运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成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内在部分[2]。换言之，无论是我们所依凭的理论，还是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概念或工具，甚或是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等，大都是从西方舶来的[3]。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经过无数学人的努力，中国社会科学却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开始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和它的各项学术建制；我们开始建立并努力完善我们的大学制度；我们开始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各个社会科学学科也开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进而几乎在一个空白的基础上建构起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庞大体系；我们开始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学术期刊系统；当然，我们还形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自身的利益机制及规模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一部分学术精英也从中脱颖而出。
回首中国社会科学这30年的上述发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种种努力和成就，事实上开启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努力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体制和知识生产制度的新阶段。
2.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反思
然而，无论这个阶段多么伟大，也无论这个阶段做出的贡献多么辉煌，都不构成我们停止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问题做进一步的反思和思考的理由。而促使我们做出这一努力的重要依据之一则是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前30年的改革随着我们加入WTO[4]进入世界体系以后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变化，因为中国与整个世界一起都被卷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所处于的乃是一个全球化中的改革时代。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个人认为，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直面这样一个大问题，即我们如何在主张普遍性的同时，对普遍性本身进行反思和检讨，而这要求我们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关系等问题加以重新思考。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面对西方，中国的问题也不再是简单的现代与传统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在这个全球结构当中重新面对整个世界的问题，换言之，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结构当中的命运问题。因此，对中国社会科学而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至少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把全球化以及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本身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且，正如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一样，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也已成了世界学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这样一种追问：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究竟需要建构什么样的学术传统，或者说中国学术传统建构的方向是什么？而这样一个追问则可以进一步转换为这样一些具体问题：目前我们所建立的整个学术传统和学术建制，是否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改革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它是否有助于承担和完成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个阶段的使命？它是否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更确当地认识、解释乃至影响这个阶段的发展？换言之，这30年来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究竟能对世界的学术做出什么贡献？
显而易见，上述问题的提出，触及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5]。简单来讲，这个问题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学术自主性在国内向度上所涉及的乃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在一国内部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6]；而学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乃是指向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性或“中国化”的一面，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是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依托的，因而在根本上它必定会涉及中国学术研究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中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的“文化霸权”的问题[7]。
从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向度的自主性来看，我们既有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建制显然是存在问题的，这是一个不容我们回避的问题。因为这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整个知识生产和制度化机制，实际上在建立起社会科学庞大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8]。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各种学术理论的追随者，而且还更意味着西方社会科学中那些解释、认识甚或描述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显而易见，正是通过“知识引进运动”而在“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隐含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之中的各种西方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经由“建构者”的我们，既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也为我们认识和选择某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类型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或者说“理想图景”（ideal picture）[9]。毋庸置疑，上述观点乃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前设的，即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缺失自主性的唯一原因，因为西方“文化霸权”的形成在当代中国并不是被动接受的结果，而是在“被动者”转变成“主动者”之后才获得其实现的可能性的，亦即是作为中国论者的我们与这种文化霸权“合谋”的结果[10]。换言之，正是作为“被动者”的中国学者向作为“主动者”的中国学者的转化，才致使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复制”。
二、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
如果我们将决定中国社会科学上述存在样式的背景性因素——亦即全球化中的改革时代——中的关键词“全球化”和“改革”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并对它做进一步的“问题化”处理，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背景既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可能方向。我个人以为，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这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刻。
第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遇。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合谋”而是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这就是说，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既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合谋，也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循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但另一方面，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11]。这种资格的获得显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能否适应这样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这方面的理想图景。
第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体系以后，实际上也使得中国改革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亦即从一种“内向型的改革”迈向了“外向型的改革”。在中国进入世界体系之前，中国的改革主要是一种侧重于经济维度的内向型改革，其主要任务是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推进我们的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因而其主要目标是解决我们作为生命体的基本物质性需求。但是，进入世界体系后，中国的改革则开始逐渐转向外向型，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不仅某些全球化的理想图景（如环保、人权、民主、性别、自由等价值）将成为判断我们改革和发展成效的一部分重要参考因素，而且尤为关键的是，我们基于承诺而必须具有的大国政治担当也使得中国改革不得不确立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即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并对世界图景本身发言，对全球化的性质、任务和方向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
洞见到上述两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当下使命的背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使命的改变。如果说中国社会科学前30年的发展也是内向型的，是要完成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基础性或制度性建设，那么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现在是在全球化时代中发展，必须要为世界学术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除了制度性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以外，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还必须承担起下述两项紧密勾连的新使命：第一项使命就是对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进行切实的研究；第二项使命则是在此基础上使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
中国社会科学的指向只能是“特定时空下的中国”，亦即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它思考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和可欲性问题”。这种指向和思考必须以“中国”为根据，由此要求我们对中国现实进行问题化的理论处理，进而重新定义中国。这种“特定时空”的中国，决定了西方思想家和中国先哲的思考或理论绝对不能代替当下中国人自己的思考或理论，西方学者和中国先哲的答案也绝不是当下中国人自己的答案。的确，我们要善待西方的思想资源和中国先哲的思想，但善待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把它们当作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用来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换言之，我们应该认真地去理解和研究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保守主义、儒家和法家等思想资源，但是我们却绝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思想资源能够解释或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因为它们是我们思想的资源，而不是我们思想的根据。当然，这个根据又显然是离不开我们对中国的重新定义的——“中国”在这里绝不是人们所说的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也不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与它们有着历史性关联的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12]。在这个意义上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最终是要找到中国社会科学自身的学术判准；而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判准就应该是“根据中国”或“根据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进而言之，只有通过认识或解释当下世界结构中的中国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般性的中国自己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够使自己真正国际化，并为世界学术做出真正的贡献。
三、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瓶颈
1.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两大“倾向”
上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当下使命的讨论，无论如何都不能使我们忽视既有的中国社会科学在“全球化的改革时代”有可能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各种因素，因为它们不仅直接制约着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建构，也直接制约着中国学术的国际化道路。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本文论题的应有之义。囿于篇幅，本文将着重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在践履其当下使命的时候所可能面临的两大障碍。
第一大障碍便是我在前文已经论及的既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的“西方化倾向”[13]。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而这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论者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论者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进口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也就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其次，这种知识实践的展开，还迫使中国论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根据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论者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第二大障碍乃是与上述“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一种日趋严重的、狭隘的“唯学科化”倾向[14]。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15]。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16]，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30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具体而言，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不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严格按照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若干一级学科展开的，因而中国培养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学科甚或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是以各个学科的边界为限的。更为严重的是，“唯学科化”倾向甚至已经侵入到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学术研究之间。以法学为例，不仅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与理论法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学科壁垒，甚至各个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之间的研究也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学术评价的唯学科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在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学科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上也只能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的学科化倾向引导甚或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比如说，在职称评定制度中，各个学科大都会规定只有发表在相关学科刊物上的论文才能被认定为有效的学术成果；体制内各种学术奖项的设定或评价工作，乃至于各种科研项目的设立工作，也基本是按照学科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的。
2.两大“倾向”所带来的危害
显而易见，学术旨趣上的“西方化”倾向和学术研究或学术评价上的“唯学科化”倾向都丝毫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当下使命的践履，而这方面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一些。
第一，“西方化”倾向的存在，不仅使得我们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被支配者，而更为紧要的是，它还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丢失了中国，进而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向度上的学术自主性成为不可能。一如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中国法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却受到了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提供了一幅西方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的论者们完全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17]。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在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已经为其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和理想图景的情形下，其实质是把中国仅仅视作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一个特殊范例而已。我经过长期思考发现：知识不仅是一种力量，也不只是一种权力，它还具有更重要的维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18]。这意味着我们在解释、研究乃至于批判我们的某种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赋予这一对象以某种正当性。中国论者通过对西方知识系统的不断诠释或描述，也使得其间隐含的特定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具有了某种正当的品格。这表明中国论者在这30年中经由“知识引进运动”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因为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实际上，我在最近所做的一项以“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为个案的分析也表明：中国法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都市化”趋向，亦即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由“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重合起来的中国社会做了一种盲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同质处理[19]。由此可见，我们思想一切，也思想西方知识中的“中国”，但唯独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思想根据和研究对象的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现实的中国。
第二，这30年的学科化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初期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唯学科化”倾向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见不争的。首先，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化”倾向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丢失了中国，那么“唯学科化”则使它在研究的过程中肢解了中国，因为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唯学科化”的背景下，却被肢解成了一个个孤立且互不相干的片面或局部。以当下中国颇为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例，社会学论者一般都只会关注对这一结构的经验调查和描述，法学论者大多会关注由这一结构所产生的所谓“国家法—民间法”的互动或紧张问题，而政治学论者则往往局限于城乡平等问题甚至更为具体的户籍改革或村民自治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涉及了上述各个方面或局部，而且还涉及了中国发展及其阶段的问题和人口问题，更是涉及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秩序正当性或可欲性的大问题，而对于后者，只有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才能得到更为妥善的整体性解释或回答。其次，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盛行“问题主导”而非“学科主导”的背景下，“唯学科化”倾向既不利于学术交流的进行，事实上也严重制约着中国学术国际化的步伐。比如说，前些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访华时，由于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横跨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却因为“唯学科化”倾向的支配而只能分别从各个学科派出多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才能勉强与他进行对话，因此在这样的对话中，每个学科的中国论者也只能就自己所了解的那个学科片面维度进行提问和展开讨论，进而无法就哈贝马斯哲学思想所依凭的贯穿多学科的前设和前提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此外，前不久，国内某著名高校邀请英国学者吉登斯来华讲学，主办者主要考虑到吉登斯在社会学领域的崇高声誉而特意在他讲座前一一介绍了被邀请来参加讨论的中国多名很有水平的社会学家，但是吉登斯在听完主持人的介绍后却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我并不是漠视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角色，但我不太赞成人们在学科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我认为我们最好是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分界。”[20]
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上述两大瓶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使中国成为“经济中国”的同时，也使之成为“学术中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政治中国”；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我们很难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去解释“全球化的改革时代”中的中国，更没有办法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一句话，中国社会科学现在还很难做出整体的中国研究，也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学术国际化，进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
在此，我必须即刻对“唯学科化”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澄清：第一，我指出学术研究“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倡导“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研究，因为“跨学科”的这一观念本身仍是以分立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实际上是对分立学科范畴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确认[21]；我的主张毋宁是“无学科的”（non－disciplinary）研究或以“问题为主导”的研究。第二，我指出学术研究“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意味着我否认学科化本身对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为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类知识：传承或教育的知识与认识和解释社会的知识；或者说便于教学的知识和用于研究的知识。应当承认，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以学科为界限，而应当以“问题为主导”。因此，考虑到教学与研究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学科化”单轨模式迈向“学科化”教学与“问题导向”研究齐头并进的“双轨模式”。
总而言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并不仅仅适用于文学艺术，对社会科学而言，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只有为世界学术贡献出“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而不仅仅是复制“西方的理想图景”，我们才能对世界发言，真正为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要贡献出“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显然必须展开“问题导向”的无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结 语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而且也使中国从内向型的改革迈向了外向型的改革。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却面临着自身发展的两大瓶颈，亦即学术传统的“西方化倾向”以及“唯学科化倾向”。正是这两大瓶颈的存在，不仅使我们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被支配者，进而无法形成国际向度上的学术自主性，而且也使我们无法整体性地认识中国，进而无法影响整个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必须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亦即我们必须要在切实地研究当下中国的基础之上，贡献出我们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从而为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注释】
[1]本文根据作者于2008年3月受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时所做的演讲文稿修改而成，特此说明。
[2]杨国枢、文崇一指出，中国论者“在以中国社会与中国人为对象从事研究工作时，往往偏重西方学者所探讨的问题，沿用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理论，套用西方学者所设计的方法”。见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1982年。此外，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参见林毓生所言：“五四人物对西方文化接受的态度也是一元论式的。当时的学者，往往接触到什么，就以为那是西洋文化的代表。譬如胡适一再强调杜威的思想是西方文化主流，是世界文化未来的取向。……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受这种思想模式的影响。”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232—233页。
[3]如果我们对中国论者在“知识引进”取向下的研究成果做一番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尽管中国论者所援用的西方理论不尽相同，其理论渊源或理论脉络亦相当繁复，但是我们在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却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这样一些大致相同的问题：第一，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及西方理论旨在回答的问题虚构为中国自己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第二，把西方论者迈入现代社会以后所抽象概括出来的种种现代性因素倒果为因地视作中国推进和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性条件；第三，把中国传统视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障碍而进行整体性的批判和否定；第四，忽略对西方因其发展的自生自发性而不构成问题但对示范压力下的中国发展却构成问题的问题进行认真且仔细的研究；第五，在西方的理论和观念未经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理论预设未经中国经验验证的情况下就把它们视作当然，进而对中国的种种问题做非彼即此的判断，等等。关于这类问题，请参见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兼论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载《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7—134页。
[4]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不仅明确表示了一种制度创新，而且也标志着经济规则的全球化取得了空前的突破。众所周知，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要求，会员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必须相应接受和遵循贸易自由化原则、市场准入原则、无歧视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互惠原则、透明度原则、公正平等处理贸易争端原则等全球性规则，而且会员国国内相应的经济规则也必须逐步与这些全球规则相调适。
[5]参见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者虽说主张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社会科学是一种“纯粹的”（pure）知识，与我们的实践毫无干系，与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毫无干系。恰恰相反，我的讨论正是以知识社会学为基础的。相关文献请主要参见：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邢冬梅、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Mannheim，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1952；M.Tavakol，Sociology of Knowledge，Sterling Publishers PLTD，1990；Werner Stark，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1。
[6]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载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3页。
[7]参见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载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相关文献也请参见徐经泽主编：《社会学中国化——中国大陆学者的讨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尤其是其间庞树奇等人所撰写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等文章，他们在这些文章中对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问题做了比较广泛的总结和讨论。
[8]参见邓正来：《关注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问题》，载《中国书评》（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9]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
[10]参见邓正来：《关注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问题》，载《中国书评》（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亦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对话者”或罗尔斯意义上的“虚拟对话者”——“正派的人民”（decent peoples），转引自童世骏：《全球政治中的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载http://www.chinese-thought.org/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711；以及邓正来：《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
[12]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它在根本上还涉及了我们如何重新定义“中国”和根据什么定义“中国”的问题。但是这里至少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中国”在这里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也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文化身份或政治认同意义上的中国，更是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就最后一点而言，请参阅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载邓正来：《学术与自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Wallerstein，I.，Modern World System（I），Academic Press，1972；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和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载《低度发展与发展》，萧新煌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斯考契波：《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的批判》，载《低度发展与发展》，萧新煌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Wallerstein，I.，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其次，在根本的意义上讲，“中国”必须由当下的中国人民自己来定义，而不能只由某些人——比如说中国的“都市人”——来定义，也绝不能只由此前的中国人来定义，更不能由西方人来定义。
[13]参见邓正来：《学术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1982年；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
[14]关于这部分的讨论，请参见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载邓正来：《学术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5]关于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在19世纪还因每一门学科都持续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对各自学科的非知识认同而得到了强化或固化，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从19世纪中叶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正式学科”，并在内部差异的强调下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并与此前的各种社会思想相区别的制度化知识领域。具体到实践层面来看，我们还可以把实现这一制度化知识领域的步骤进一步概括为：首先在一些重要的大学里设立一些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科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取得相关学科的学位；当然，伴随着这一学科知识训练的制度化（知识再生产）进程，各自学科研究（知识生产）也得到了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并且由此而确立了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学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按学科建立各种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会，同时也建立起了按这些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除此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规范已有的学者和训练培养未来的学者还不是这些学科的最强有力的操纵机制，它们还拥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即控制学生毕业以后的职业类型，甚至还能反过来规定或创造社会对知识的需求类型。参见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21—22页。
[16]对于重建这样一种新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对既有的前提所做的常规性重思（rethinking），而是“否思”（unthinking），亦即对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且具支配力的研究范式进行彻底的挑战和批判。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这一否思向度，主要反映在沃勒斯坦的四项重要文献之中：一是收集了他于1982年至1991年所发表的有关社会科学知识与其结构性基础间关系的论文的《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诸范式的限度》一书；二是此后由他建议并在古根基金会资助下完成的社会科学集体研究项目，即1996年出版的阶段性成果《开放社会科学》；三是1996年发表在他本人创办的《评论》（Review）杂志上的论文《科学探寻中的历史》；四是他在1997年《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三月号上发表的文章《社会科学与对正义社会的追求》。主要参见Wallerstein，I.，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History in Search of Science，”in Review，Vol.19，No.1：11 22；“Social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a Just Society，”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2，No.5：1241 1257；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
[17]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
[18]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在《研究与反思》一书的自序《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中就明确指出：“正是这些我所说的‘结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人们熟视无睹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象，它们才是真正‘不在场’或‘始终沉默’的东西，因此，对这些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才真正是当下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所在。”邓正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载邓正来：《研究与反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另请参见邓正来：《知识生产与支配关系》，载邓正来：《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有关“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这一个案的具体分析，请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15—130页。
[20]吉登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精神导师吉登斯谈福利国家》，http://www.infzm.com/review/pljj/200712/t20071219-32883.shtml。
[21]的确，在西方学界从各个层面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发起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那种被制度化了的学科间的历史障碍。就此一时尚而言，1945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便是知识者创造出了一个被称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实际上，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它依据那种把地理区域视作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假设而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的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之中，从而跨越了上述推进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三种矛盾或界限。这种学科间相互促进的实践，不仅表明此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而且也影响了历史系科和三个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科内部的社会性结构。就“跨学科”的取向而言，最值得我们强调的乃是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因为年鉴学派运动本身就是在亨里·贝厄、吕西安·费佛尔、马克·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的领导下为回应那些构成19世纪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基础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学科划分）而创生的，这明确表现为年鉴学派在主张“多元学科”或“跨学科”时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开放”！当然，经由对这个问题的强调，还可以使我们发现与年鉴学派之间存有极为紧密的学术传承关系并于1976年创办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沃勒斯坦与该学派的分歧以及他试图超越年鉴学派的出发点。但是，沃勒斯坦指出，无论是“跨学科”还是“多元学科”，表面上似乎都在努力跨越各学科的界分标准，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达到它所设定的目的，反而是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所谓“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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