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内涵与研究方法

中国历史地理学：现状和前景

葛剑雄

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评论和综述，已有多种论著问世，如华林甫所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笔者和华林甫所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历史地理研究》^[2]，笔者与华林甫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3]，笔者所撰《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4]等。此外，在《中国历史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也有年度或阶段性、专题性的学术综述发表，关心历史地理学的读者不难查阅。因此，本文仅就近30年来和目前面临的几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科学还是人文：关于学科属性

在以往几十年中，出现过几次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集中讨论，经常性的讨论一直在进行，近来还看得到这方面的文章。

归纳起来，主要的意见有三种：第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演变规律，属于地理学。第二，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或者说，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既不属于地理学，也不属于历史学。第三，由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所以属于历史学。

近年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对学位授予点的划分，使历史地理学科属性的讨论又增加了复杂性，因为根据修改后的学科分类，在历史学的一级学科下，有历史地理作为二级学科，但在地理学的一级学科下，只有人文地理作为二级学科，而没有历史地理。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历史地理学应该属于历史学，或者只能作为人文地理的一个分支，成为地理学下的一个三级学科。

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学界多数同人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后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靠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或记录人类活动的信息的出现。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信息）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考古学或古地理学的方法。先师谭其骧先生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一般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所以才有所谓“史前时期”。讲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讲历史就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所以他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赞成将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混淆起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与学科性质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就是历史地理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人文。如果完全属于科学，或是纯粹的科学，那就与人文无关，不应列入人文学科。但实际上，不仅历史地理学所属的一级学科地理学包含着科学与人文两个方面，就是与历史地理学密切的历史学，又何尝不是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呢？^[5]

一般来说，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或具体领域属于纯粹的科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还是以人文为主，取决于相应的地理学分支。如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历史自然地理也属科学；人文地理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历史人文地理相同。人文地理中有些分支，显然是以人文为主的，则相应的历史人文地理那些分支，必定也是以人文为主。如人文地理中的文化因素，其物质部分固然可以用科学方法加以观察和记录，可以准确地量化，但是其精神部分却只能见仁见智，谁也无法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更难进行一致的评价。又如景观，即使是在完全一样的空间位置，即使可以观测到的数据没有差异，即使采用同样的评价体系，对其中的精神部分的评价也会因人而异。

由于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史料和历史学的方法，对历史中的人文部分也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历史中曾经存在过的事物是客观存在，但在一般情况下，已不可能在后人面前重现，后人只能在史料的基础上重建。但即使是史料中所记载的客观事物，也无不经过了记录者的选择，都避免不了记录者的主观意识。如中国史料中引为自豪的天象记录，本来应该是单纯的时间、方位等数据和现象的描述，今天要确定它们的具体时间或空间范围，并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但实际上，由于在先民的观念中，太阳黑子、日食、彗星、岁星、五星连珠、天再旦等无不与“人事”或社会现象相关，所以很难做到纯客观的记录。因此，无论这门学科的科学部分多么发达先进，都离不开准确把握它的人文因素。

二、关于学科框架

历史地理学既然从属于地理学，其学科框架应该与地理学相同，即地理学有多少研究对象，这些现象在历史时期的状况就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地理学的分支都应该有相应的历史地理分支。但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有些地理现象在历史时期并不存在，自然无从研究；一是有些地理现象虽然存在，却没有留下最低限度的记载，因而无法研究。

所以，目前一般将历史地理划分为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两大类，再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分出具体的地理分支。这样的框架与目前的研究状况基本适应，但从学科理论和发展趋势看，不无可议之处。在我国，人文与社会学科往往不加区别，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存在明显区别。所以，在历史自然地理之外，还应该有历史人文地理和历史社会地理两个大类。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和深入，历史地理学新的分支将不断出现和完善，到那时，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社会地理的并存与分工将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在强调分工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综合性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来说，空间上存在着很强的地域性，时间上也有明显的阶段性。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或某分支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的某一个区域（自然区域、政权、行政区域、民族区域、文化区域等）、历史上的某一个阶段（朝代、分期、具体年代等）来说，以此为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区域研究与阶段研究都是综合性的，即应该研究当地当时所有曾经存在过，并且有条件进行研究的全部地理现象，进而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规律。

三、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解放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些现象愈演愈烈，除了利益驱动外，还来自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误解。现实固然是历史发展过来的，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区别。而且，现实对历史的依赖、相似、关联因事而异，千差万别。所以千万不要过分看重历史，更不要将历史等同于现实。研究一门学科的人往往会过于夸大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多数历史地理的学者也不能免俗，我有时也会如此。与其他研究各类历史——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门史，区域史还是全国史、全球史——的学者一样，历史地理学者无不希望突出这门学问对现实的重要性，最好是决定性的。可惜实际并非如此。

例如，就最敏感也最被政府和民众重视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国与邻国边界的变迁、中国与邻国关系的历史演变而言，实际作用也不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我曾经当面请教过外交部一位条约法律司司长：“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外交谈判中，有没有哪一次是因为历史证据充分有理而收回了失去的领土，或者因此而取得了谈判的胜利？”他认真想了一下后告诉我“没有”。

历史上被广泛引证的一个例子，是沈括在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与辽国进行边界谈判时，因熟悉边界的历史地理，也找到地图和文献上的确凿依据，最终挫败辽国占地的图谋，保全了宋朝的疆土。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所引沈括《乙卯入国奏请》中有很详细的记载。但正如沈括所说，当时的形势是“且契丹微弱，但当藐之，彼自不能窥测”。要是契丹势力强大，沈括纵有再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再确凿的地图和档案，也制止不了辽国的入侵。

近代中国与外国划界中唯一稍为有利的一次，是在中法战争后与法国划定中国与越南的边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结果，也是清朝的军队在越南北部战场取得优势所致。由于法国急于摆脱困境，才不敢在划界中继续进逼，并在某些局部作出让步。

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先师谭其骧教授与同人曾经为如何处理历史时期中国范围的变化煞费苦心，特别是对其中一些跨境民族和政权，对一些曾经属于中国以后又脱离了的政权。当时确定的一项原则，是对那些疆域跨今天中国国境的政权，根据其政治中心的位置而定，在今中国境内的作为中国政权，迁至今国境外的当外国对待。如高句丽，当它的都城在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时作为中国政权，迁至平壤后作外国政权。经反复讨论，并逐一通过由外交部副部长于湛主持的审查，最后由周总理批准。尽管中央领导那么重视，但这毕竟是历史问题，无论是高句丽从公元5世纪起脱离中国，还是将朝鲜半岛脱离中国的时间推迟至公元7世纪唐灭高句丽以后，都不会影响今天中国与朝鲜半岛上两个政权之间的边界。目前与未来中国与邻国间发生的领土纠纷，固然有历史原因，但解决的着眼点还是现实，基础还是国家的实力。

历史自然地理方面同样如此。任何地理要素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中固然重要，但与现实发生最密切关系、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这些地理要素的现状。对历史时期的状况如何可以有争议，或许永远难以作出判断，但是否符合科学原理却是不容忽视的，也是无可争议的。例如，对西北古代的自然环境究竟如何，黄土高原上究竟是否曾经普遍存在茂密的森林，历史地理学者有相当不同的看法，对某一具体地点的看法更可能完全对立。由于依据的史料毕竟有限，大多本来就不是很精确，加上各人理解和认识上的差异，这是正常现象。但一旦要为现实服务，就得尊重科学原理，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过分强调历史地理因素。例如，在干旱地区不能普遍植树种草，这是已经被国内外大量理论和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结论。在盲目强调植树种草的优点，并以政府行为加以大力推广时，已故黄秉维院士一次次撰文批驳，申述他的观点，可惜非但没有受到重视，甚至连发表都有困难。与此同时，却有不少人用大量“历史事实”来证明黄土高原完全可以植树造林，建成“秀美山川”。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后，有些人又以“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一政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些“历史事实”是否真是事实可以慢慢研究和讨论，但现实的问题是，在特别干旱的地方，退耕后既种不了树，也长不成草，有些地方虽然能长树草，却消耗了比种粮食还多的水，显然是得不偿失，从有关报道看，已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本来，一项政策考虑得不够全面，或者存在某些局部疏漏是难免的。如果大家都像黄秉维院士那样坚持科学原理，坚持实事求是，这些不足就不难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但那样不负责任地以“历史事实”去迎合现实政策，却往往起了掩盖矛盾、扩大错误的作用。即使不讲学风和学术本身的优劣，就算只考虑为现实报务，是帮忙还是添乱？

还有一类为现实服务，实际只是为地方利益服务，近年来最明显的就是争历史上的名人出生地、活动地，争名胜古迹的归属，争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一些学者乐此不疲，今天在甲地论证某历史名人的确诞生于此，明天又在乙地证实那才是此人真正的出生地。今天引经据典称丙地的历史人文资源无与伦比，明天又在丁地肯定那里举世无双。即使我们毫不怀疑他们的学术良心，对这种行为也不能不提出批评。一些问题之所以会存在争议，就是因为今天能作为确切根据的史料相当有限，多数情况下往往难以作出肯定，或者只能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是文献资料，如果连起码的史料都不具备，再高明的历史地理学者也会无能为力，看不到这种局限性就会犯根本性的错误。现在对一些尚未被证实的人物，如黄帝、神农、伏羲、女娲，经常有学者能论证出他们的出生地、活动地，举出来的根据却只是清朝立的碑，或者只是明清地方志中的说法，这样的结论除了能带来一时之利外，又有什么价值？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例如，查清某一地理要素或历史事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利于政府或有关部门充分掌握情况，便于制订正确的政策或策略，根据实际情况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而且，这些做法是否有效的前提，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的实事求是态度。即使完全从现实利益出发，如果研究者一味迎合某种政策或某种需要，对历史事实断章取义，任意夸大缩小以至隐瞒篡改，或许能取悦领导于一时，却无法改变历史事实，何况对方及全世界学术界和舆论界也不会不闻不问！结果必定自取其辱，对国家不会有什么好处。

四、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又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人文部分，则只能寄希望于杰出学者的出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历史哲学中，在人类认识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过程中，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幻中，中国历史地理学都可以发挥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关键在于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的人。

五、中国历史地理学如何走向世界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呢？对此，既不应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以研究对象为标准，即就对中国历史地理现象的研究而言，中国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无疑最多、水平最高。我国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有关环境和历史气候变迁的论著等，都达到了当代世界先进水平。但由于这些论著都是以中文发表，除了地图以外，其他还很少为国外所知，也无法进入国际检索系统。

以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标准，我们还很难说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因为理论和方法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还应有普遍的适应性，即能够使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才能为国际历史地理学界所承认。

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用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我曾经与美国、日本、英国和西欧的同行交换过意见，他们对我们能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感到很惊奇，因为他们基本上只有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原因很简单，他们能利用的历史文献年代较短，无法对长时段的自然地理变化作研究，而较短时间内的自然地理状况与当代差别不大，基本可以用现代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如下一些原因。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就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大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计数，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附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 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 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昇（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和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还是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 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全球正在变暖已成为事实。尽管全球变暖的趋势及其原因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但在科学界依然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对具体的预测更莫衷一是。科学研究不是打卦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的历史，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40余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周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总数应该超过百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 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的记录为：1933年三门峡洪峰流量是22 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 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作出贡献。

【注释】

[1]学苑出版社，2005年。

[2]陈平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45—156页。

[4]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第1—9页。

[5]关于这一点，周振鹤教授有精辟而生动的论述，见《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载《复旦学报》2002年第5期，第4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