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性质与其世界历史意义
◆时殷弘(30)
The Nature of the Cold War and Its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Shi Yinhong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two superpow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and the Cold War between them was an inevitable outcome of the modern world history. The Cold War came from the trend of pol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wer distribution that bega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and had been accelerated with generally increasing pace. The most fundamental attributes of the Cold War consists of its geo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intensive ideological feature，self- control mechanism，and the superpower arms r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esulted from very profound causes，most of them so decisive and enlightening. The Cold War is a major chapter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has broad and deep worl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highly relevant political lessons.
一、根本结构性机理和现代世界历史必然
在19世纪(特别是其后期)以前的很长时期里，大致肇始于16世纪的现代国际体系总的来说基本保持了一种相对分散的多元或多极格局，即16世纪时业已强大的法国、奥地利同17至18世纪先后跻身于强国行列的英国、沙俄、普鲁士一起，形成了一个相互间力量对比大体平衡，并且长期保持动态稳定的五强格局 (31)。诚然，其间有过路易十四和近一个世纪后拿破仑统治下法国特别强大，而且据此大力追求霸权引起的两番大失衡和大动荡，然而有如19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兰克在首次提出现代欧洲国际体系变动模式时所言，“世界的激流诚然不时破坏这一规范和秩序体制，但在潮退浪缓后它又得到重建” (32)。欧洲取得的这种多强动态均衡局面在维持和充实了“经典的”国际法之外，塑造了“经典的”欧洲外交思想和实践，其中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经典均势论和均势政策。在19世纪初期，经典均势的基本原则及其派生的均势营造章法，仍然是均势大师、奥地利宰相梅特涅和英国外交大臣卡瑟尔累等人规定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安排的指南，尽管鉴于这场大战的教训，他们同时还搞出了“欧洲协调”这一重要创新。简言之，现代国际关系在至少一个多世纪里的面貌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多个强国间力量对比的大致均衡和相对稳定。
然而，19世纪期间，情况开始大变:从列强间大体势均力敌的状态中浮现出国际权势构造的极化趋势，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我们时代超级大国的雏形;另一方面，列强格局无论就强国的具体身份还是就它们各自的相对实力位置而言，都由于几个新兴强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稳定不复存在。极化趋势首先表现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在列强中的突出优势地位。它尤其出自三大源泉:自17世纪末“光荣革命”开始崭露头角的海军、海外殖民地和远洋商业三方面优势;发动工业革命导致的技术和工商业遥遥领先地位;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带来的空前政治、经济、战略裨益。从拿破仑战争末期到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期间的俄罗斯则是当代超级大国的又一个雏形。就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权势而言，它远超过当时欧洲大陆任何其他国家;或者说，它是同海上超级强国不列颠并列的陆上超级强国。俄国的显赫权势直接来自反拿破仑战争及其胜利，而其根本基础是它经几个世纪领土扩张和相对高速的人口增长而形成的巨型大国规模。这加上彼得大帝往后虽然步履维艰，但毕竟有所进展的现代化，使之可以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历史环境中决定性地压倒欧陆“中等国家”，从而同英国一起在事实上倾覆多强实力分布大致均衡的原有格局 (33)。
至于新兴强国的急剧崛起和列强相对实力位置的大幅度更动，则具有几乎惊人的突发性。大致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起，以美国内战结束、普奥战争和其后普法战争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为三大标志，国际权势构造剧烈变动的时代终于来临。在此后约80年岁月里，伴随着激烈的国际斗争，乃至规模空前和极其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包括美、德、日、苏在内的四大新兴强国先后崛起，英、俄、法、奥等传统强国或衰落或崩溃，此外更有德、日两大新帝国暴发而后暴亡(德国更是两番经历了这种过程) ，超级大国两极格局最终取代传统列强多极格局。对大多数考察者来说，给人印象最强烈的是新老强国间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的迅猛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早在1866年法国历史学家兼国务家梯也尔就惊呼，普鲁士统治德意志将导致16世纪查理五世的大帝国重演，而这样一场普法之间力量对比的革命势必导致法国遭到致命威胁 (34)。保罗·肯尼迪在谈论许多国际关系史学家探究和思考的一大问题——欧洲协调为何解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仅是由于列强外交共识的衰亡，也是由于其中部分国家变得比其他国家强大一两倍 (35)。如果说国际权势格局的这些惊心动魄的变化有一个共同的最根本原因，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扩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它们作为首要因素，与其他种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原因相结合，造成了不同国家间非常不平衡的发展，导致了国家相对实力的跳跃式增长和跌落性下降。
20世纪以前，欧洲(严格地说是中西欧)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甚至可称现代世界的中心。但是，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时，欧洲已经无可争辩地失去了它的传统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东西两个侧翼大国——美国和苏联。在多年里，美苏拥有即使欧洲列国加起来也远远攀比不上的实力和权势，而且将欧洲本身分割为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主宰欧洲的命运;在欧洲以外世界各地区，主要的外部影响已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来自美苏;世界政治—军事结构被普遍公认由多极变成了两极，美苏两大超级强国及其同盟体系之间的对峙僵局取代了传统多强均势;几乎同样重要的是，美苏两国作为价值观念和制度的大输出者，以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大力从事和多少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尤其激烈的争夺人心的竞争，并且作为欠发达世界的民族主义之外最大的两股力量，推动了国际规范的多种变迁，而欧洲在这两方面至多只是配角。欧洲权势的衰落与美苏权势的兴盛是开启世界政治新时期的一个决定性事态。
这个事态可以说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最大必然性之一，它涉及人口、经济技术、自然资源和地缘政治等几大方面的因素。在自然资源、生态和生产力水平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人口作为国力的基本成分之一，意义十分重大 (36)。大约从1890年起，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美俄两国人口迅速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已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大国，此后这差距进一步拉大。虽然欧洲在很长时期里可以凭借技术优势弥补它相对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人口规模劣势，但关键在于技术是扩散的，而欧洲逐步失去显赫的技术优势。美国在欧洲之外最早实现工业化，苏俄可谓紧随其后，现代化与其庞大的人口终于结合为超越欧洲的宏大国力。不仅如此，依靠超级规模的大陆扩张和领土集聚，这两个国家还拥有极为广袤的疆域和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同亿万人口一起，使之具备“洲级大国”独有的巨大规模优势 (37)。最后，侧翼大国取代传统中心的显赫地位，还由于一种贯穿几个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制使然，那是20世纪德国大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系统地洞察到的。从16世纪哈布斯堡帝国的称霸企图夭折，到20世纪纳粹德国的统治野心破灭，欧洲均势历经打击而犹存，首要原因可以说是一次又一次地引入外部新力量来拯救欧洲的国际平衡 (38)。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复重演的过程中，侧翼大国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权势，传统中心则逐步丧失其优势地位。犹如先前的反霸大战导致英国兴盛和欧洲大陆相对衰落那样，美国和苏俄从拿破仑战争往后不止一次决定性地扭转了欧洲战局，它们的强盛和欧洲的衰落就势所难免。
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一巨大变更得以实现的主要直接条件。首先出现的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衰落和美国权势兴盛，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个过程终告完成，即使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美国对欧孤立主义卷土重来等原因，欧洲似乎仍然显赫无上。其次是苏联权势的形成和兴盛，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极端羸弱开始，继之以斯大林铁腕治理下苏联国力剧增，直至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仅有美国可与之匹敌的一等强国。“欧洲时代消逝” (39)，美苏两极时期来临，而且是两极冷战对抗局面，全球国际体系随之有了与它在问世以来大为不同的构造和状态。
二、美苏冷战的基本性质
美苏冷战对抗有四大基本性质:第一在于其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特征;第二在于其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三是贯彻始终和不断翻新的美苏军备竞赛;第四是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们使得美苏无论怎样对抗和争斗，都不至于在彼此间爆发热战。
与许多大国对抗一样，美苏冷战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内容，所不同的是其史无前例的、真正全球性的规模。可以说，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家都在不断评估世界各有关地区的战略价值和战略形势，它们的地缘政治就是按照世界地图来进行的超级大国权势斗争。因为可用史料丰富，美国在这方面的情况被了解得清楚得多。源于麦金德的海权对陆权范式提供了塑造(以及理解)美国冷战地缘政治和遏制战略的一个关键。“大陆原理和海洋原理又一次面对面，彻底显露其实质，同时又扩大到全球规模。一边是前几个世纪里欧洲大陆强国的后继者俄国，从它们的传统中攀升到全球地位;另一边是美国，在欧洲岛国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全世界。” (40)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和战略思想界的一个共识，在于必须阻止苏联势力控制欧亚大陆，否则美国的世界地位乃至根本安全将受到致命威胁。按照其提出者乔治·凯南所说，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立足于麦金德所说的“外月牙形地带”(即北美、英伦三岛、日本等)，守护“内月牙形地带”(或曰外围地带，即欧亚内陆外缘)，阻止苏联对它的控制。
旨在遏制的地缘战略可分成两种:“周线防御”和“要点防御” (41)。前者是将内月牙形地带的所有部分当作同等重要，因而要求在其中任何部分遭到苏联势力进攻或侵蚀时，都一概用保全该部分必需的力量制止之，而不考虑可用资源和当地条件的限度;后者则区分不同地区的不同重要性和不同条件，集中势必有限的资源，将其用于守护那些特别重要也有较大成功希望的地区，就如马歇尔计划那样。总的来说，1950年下半年开始，“周线防御”越来越占上风，直至越南战争大失败。在冷战的发源地欧洲，地缘政治形势稳定得多，也简明得多。欧洲冷战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那里的战略僵持。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终极性质是超级大国竞争。美国要维持和加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全球优势地位，争取控制整个世界政治，苏联则先欲维持同样在二战中形成的欧洲首强地位，继而力争同美国平起平坐，以便最终向美国的优势挑战。然而同几个世纪里大多数大国对抗相比，冷战的真正特征不在于美苏利益冲突，而在于这种利益冲突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上它始终未升级为超级大国间的战争。对立的意识形态既是美苏各自在竞争中运用的旗号，更是它们从事竞争和对抗的很大一部分动因。一般被认为正式揭开了冷战序幕的杜鲁门主义，就是用“极权主义”和“自由制度”的两极对立来说明世界政治，苏联则随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两大阵营对立的根本口号。1947至1949年间，苏联按照自己的国内模式全面改造东欧并大大加紧控制，进一步加剧了美苏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到50年代初，在美国有麦卡锡主义代表的反共反苏狂热，在苏联东欧方面则有大张旗鼓地清洗“内部敌人”的运动。这都是冷战引起的最极端的变态反应。
美国政府于1949年底正式确立一项基本目标——促使苏联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根本变化(用21世纪开初在美国政府内变得流行的一个术语说是“政权变更”)，而追求着目标的基本手段则是一种可称为“激变”的战略，即通过煽动性的敌对宣传和隐蔽行动，在苏东助长社会紧张，加剧或激发反政府情绪乃至造反行动，争取最终由苏东内部的反对势力推翻那里的政权 (42)。50年代中期，“演变”成为苏东国家体制变更的主导战略，其基本内涵在于顺应那里的渐变，逐渐地促使它发展到根本改变苏东国家性质的地步。不过，演变的效果从根本上说取决于西方本身的面貌，或者如凯南早在40年代末谈论马歇尔计划时所说，取决于苏联东欧经不起相比的“篱笆对面较快乐和较成功的生活景象” (43)。到80年代，由于苏东各国先后出现大动荡，加上以自由民主对“邪恶帝国”为意识形态范式和口号的里根在白宫执政，激变战略有显著抬头，特别是被用来作为改变1980年军事管制后的波兰局势的一个主要工具，美国的隐蔽行动由于维持并帮助壮大了波兰团结工会而取得了它历来的最大成功 (44)。在苏联方面，前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1946年对一名外国人说的话几乎始终是适切的:苏联对西方态度和政策的根子在于“这里占上风的意识形态概念”，即共产党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 (45)。虽然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其领导人往往出于安全或权势扩张需要而将意识形态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但信仰、合法性需要以及追求对第三世界激进国家和全世界激进运动的影响等因素，使之一贯坚持“社会主义大家庭”领导者和国际共运与进步力量中心的意识形态身份。
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构成了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1945年，美国成功地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为维持核垄断地位，它给建立原子能国际管制制度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从而使核军备竞赛不可避免。苏联于1949年爆炸原子弹成功 (46)，加上朝鲜战争于翌年爆发，导致美国政府在核武器和常规军备两个领域进行双管齐下的大规模扩军。1953至1960年，美国改行优先发展核力量的政策，大大加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当时是战略空军)在美国军事力量构成中的中心地位，同时削减常规部队，特别是急剧削减陆军。与此相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实际上是一种“试图将反应的确定性与其性质的不确定性结合起来”的威慑战略 (47)。在苏联方面，50年代期间防务政策的动态与美国相似，即这一时期的开头几年也进行了双管齐下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而后从赫鲁晓夫1955年主政时起，集中主要防务资源大力研制洲际导弹，建立和扩充陆海空三军之外独立的战略火箭军。与此同时，苏联常规部队兵员被削减过半，战略空军、水面舰只和潜艇的发展规划被大大收缩。
60年代，主要在苏联对洲际核导弹的率先拥有和越南战争需要的刺激下，美国进行战后第二次核力量与常规力量并举的大扩军，其主要结果之一是大大加强了对苏核优势，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这一优势致使苏联不得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屈辱地退让，也使它决心奋起直追。1964年秋继赫鲁晓夫主政的勃列日涅夫废弃其前任堪称危险的做法，即对外政策高度冒险，军事力量却虚弱单薄 (48)。在他领导下，苏联几乎倾其所有，竭力发展军备，终于在70年代初达到了核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地步，并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常规力量，尤其是远洋海军和洲际空运能力。“例如在地中海和印度洋［勃列日涅夫］以一种斯大林(还有赫鲁晓夫)从未打算过的方式挑战西方的海上优势。” (49)到决心推翻冷战僵持格局的“非同小可”的里根 (50)执政时期，美国对苏联军事实力的大增长终于做出强烈反应，以巨大的规模发展一系列新型战略武器系统，并且宣布将着手研发旨在截击苏联核导弹，从而(在理论上)争取剥夺其核攻击和核报复能力的“星球大战计划”，而苏联到此时已无力继续同美国竞争。数十年的核军备竞赛以其恶性循环加剧了冷战，但也控制了冷战，因为它确立和维持了“恐怖平衡”，使得美苏两国因为惧怕互相毁灭而努力防止它们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这就涉及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它使得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彼此对抗和争斗而不兵戎相见。就此而言，冷战时代确是个“漫长的和平”时代 (51)。在这个时代里，美苏关系有其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准则。这最低限度共同利益就是避免美苏战争，而最低限度共同准则是在冷战对抗中(特别是在危机期间)将避免美苏战争放在最优先地位。它们先是作为心照不宣的默契，即法国大学者阿隆所说的“隐蔽的俄美非战公约” (52)，而后于1972年签订为正式协议。在核恐怖平衡即美苏相互核威慑之外，有三类行为起了制约和调节作用。首先是“危机处理”，它旨在防止美苏之间包含严重的直接军事冲突风险的危机局势升级为美苏战争。美苏两国在40年代末的柏林封锁和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有关做法，就是如此。其次是美国或苏联不在那些被对方当作至关重要的势力范围的地区进行任何武装干涉，而在作其他形式的干涉时，一般也尽可能审慎和隐蔽，以免使对方感到遭受无法容忍的严重威胁。美国对于1956年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政策，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53)。最后，美苏两国总是力图防止它们各自的盟友之间的冲突发展为它们两国间的直接碰撞。这种防止地区性冲突越轨的努力，在亚洲和中东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都有所表现，反映了美苏既彼此对抗，又试图共同控制世界政治的某些方面。例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如履薄冰地小心提防刺激苏联参战，以致差不多像杜鲁门后来回忆的那样，他所做的每项与朝鲜冲突相关的决策，都考虑到要避免发生美苏战争 (54)。苏联方面也是如此:它从未做出任何准备出兵朝鲜或采取其他军事行动的表示。在美苏冷战时代里，人们看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那种景象，即两大对抗同盟内的次要伙伴能够将双方盟主拖入战争。
三、苏联的危机和瓦解与冷战的终结
粗略地说，苏联的瓦解最终结束了冷战。与其诞生一样，苏联的瓦解是20世纪里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殖民统治普遍崩溃之外最重大的政治事态。苏联多年内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发展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大主要力量。相反，苏联军事势力臻于空前强大，它的超级强国地位得到美国正式承认之际，却是它开始以相当惊人的速度奔向衰亡之时。如此一盛一衰，原因众说纷纭。具有全球史意识的人应当可以感觉到，整个西方20世纪前半叶动荡不已，危机迭起，战祸横生，20世纪后半叶在美国主导下却相对稳定繁荣:这100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走向与苏联的国运之间有根本性的联系。不仅如此，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体制多半僵化，不能适应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经济、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刻变化。
某些较近的原因具体得多，也明显得多，其中大部分与冷战对抗和竞争密切相关。第一，在欠发达世界的广泛介入和干预(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给苏联造成了弊大于利的结果。从大战略角度看，则提供了一个目标超越能力、权势过度伸展的典型，使得苏联八面临敌，捉襟见肘。其中最严重的是令十几万苏军长期陷在境外作战的阿富汗战争，它与苏联在其他地方的军事干涉和向众多亚非拉盟友提供的巨额援助一起，“促成了苏联收支状况和工业力量的毁坏” (55)。在相当大程度上，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也要归因于这些广泛的干涉。这位“克星”发动空前规模的重整军备，给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持续下降的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得从斯大林以来一向非常沉重的军备竞赛负担成为无法承受的。正是这持续几十年的军备竞赛，构成了这里要说的与冷战对抗和竞争相关的第二个基本近因 (56)。第三，苏联用以维持其东欧势力范围的那套机制僵硬刻板，它与东欧国家从苏联输入的国内体制一起，导致政治上的脆弱和经济上的低效。东欧一直是苏联的巨大负担，或者说与苏联一起构成了一个“大东欧共滞圈” (57)。这与上述两方面的巨大代价一起，大大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从而引发和助长了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不仅如此，冷战环境和冷战思想的束缚非常严重地损害了通过改革来尝试纠正苏联内部弊病的可能性。实际上，许多这样的弊病反而被苏联领导人当作对付美国和与之争所必需的，或者说它们反而被视为苏联力量的源泉。战后苏联军事势力和国际政治势力膨胀得最快的勃列日涅夫时期，正是它在内政、经济和思想上陷于基本停滞的时期，这并非偶然。此外，对苏联的瓦解起了作用的，还有在冷战低潮即“缓和”时期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苏联与西方国家间的人员、信息、文化和经济交流。这种作用是渐进性和长期性的，主要在于交流和接触中自动地而非蓄意地施加的西方影响，连同其自动的而非蓄意的政治效果。在相对繁荣和自由的西方面前，有着严重弊病和种种落后之处的苏联天然地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的面貌本身就是对苏联政府的最大压力和最大挑战 (58)。有如两位研究者指出，伴随这样的交流和接触而来的西方思想影响虽然不是苏联体制危机的根源，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主流势力对待体制危机的态度和反应方式 (59)，那就是根本否定苏联体制，继而取消苏联。
单就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是以苏联的溃退提供了冷战结束的条件。他在上台掌握苏联政权后不久，便提出根本改变苏联传统国际政治观的“新思维”，以后又不断予以填充和修饰。“新思维”的理论核心，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首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那个国际社会当作全球统一的国际社会，将苏联当作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斯大林“两大阵营”论以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坚持设想的那样，是与之基本对立的另一个国际社会的领导和中坚。“新思维”在理论上强调国际互相依存，废弃分立和对立，强调普遍共同安全，废弃国家军事自助，强调全人类利益，废弃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 (60)。它主张完全丢开传统的国际政治观，特别是将西方视为敌对力量的观念，全心全意地遵从国际规范，以便使苏联得到西方国际社会的接纳;它还提倡“以普遍的人类价值为第一指导”，解决当代世界的种种问题。显然，这一套几乎是完全模仿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界的自由主义流派(包括其温和激进两翼)，或者用一位国际政治学家的话说，戈尔巴乔夫的一些思想与世纪初威尔逊的思想惊人地相像 (61)。
就其实践动机而言，“新思维”要比它在理论上看似的简单得多。除了为戈尔巴乔夫的国内变更提供关于国际环境的理由外，它主要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戈尔巴乔夫无法在短期内从已经负担过重的经济和公民社会抽取更多资源，因而试图通过淡化威胁来减少需要。”他的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就在于急剧收缩乃至最终取消苏联的大部分国外势力存在，并且以全盘退让谋求与西方全面和解，从而使苏联的负担与其非常拮据的资源相称 (62)。脱缰似的国内政治变更，加上一样快得无法控制的对外政策转型，构成了苏联瓦解的主要的直接近因。
四、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
冷战的主要世界历史意义似乎在于，它是一场20世纪下半叶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决赛，苏式社会主义及其国际关系模式在其中彻底失败，而且大概是永久性的。这一结果证明了杜鲁门在卸任前夕表述的一种信心，那是美式资本主义及其世界秩序理念最后赢得冷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随自由世界愈益强大，愈益团结，并且对铁幕两边的人们愈益具有吸引力……苏联世界发生变革的时候定会到来。” (63)这一结局也证明，原先的社会主义体制若无既积极又稳妥，既深入又不过头的改革，就无法生存下去直至其可有的未来。这场多半取决于能否赢得人心的竞赛实际上早从威尔逊和列宁就已开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总的来说是在对苏联不利的基本环境中进行。美国领导的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拥有综合优势，而且到80年代已变得相当悬殊。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力和巨大财富，在此基础上强大的军事力量，较为开放和较为多样的政治文化，日益突出并且得到日益广泛传播的西方人权价值观，大致基于互利和协商，因而较有凝聚力的西方国际联盟:所有这些挫败或遏阻了苏联势力的扩展，同时又“表示了一种引人的替代” (64)。
冷战不仅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决赛，也是这两个超级强国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一场大战略较量。对于苏联在冷战期间的总的大战略表现，前面实际上已经做了评判。那么，美国的大战略表现如何?或者说，怎样对美国在几十年冷战期间对其目的与手段、期望与资源、代价与效益之间关系的操作进行一番概论和评判?尽管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多有愚蠢、错误和挫败，但按照著名的战略理论和战略史家、英国学者科林·格雷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的评估，它取得了四大根本性成功:第一，美国以一种与其传统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对看不到尽头的任务天然地缺乏耐心”，“喜好将形势界定为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不那么吻合的坚韧，组建和维持了一个总的来说有利于自己的力量对比优势格局，时间长达45年有余。第二，美国组建并且“不知疲倦地”领导了历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国际联盟(由此，地缘战略“现实政治”与自由国际主义差不多极好地结合了起来，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战略路径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虽有成员国之间的巨大差异，却在整个冷战期间一直维持了下去;“在联盟领袖冒着被彻底毁灭的非凡风险的战略环境中，领导而非指挥联盟达40年之久——这绝非平庸的成就”。第三，在战后的权势竞争中，同样就其传统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而论短视、非战略和不耐心的美国与苏联相比坚持得更久。第四，“不管是靠战略思想的素质还是靠政策实施的技能，是靠武力的数量和质量还是靠那么一点运气，美国的战略都完成了美国社会要求它完成的大部分任务”，与此同时为冷战承担的经济和社会负担远未达到使国家伤筋动骨、身残体亏的地步 (65)。
其实，格雷漏掉了最重要的一点。乔治·凯南有一项他在冷战初年提出、以后又反复申说的特别根本的信念:美国在冷战中必需的终极依靠，它得以最终克制和“软化”苏联的终极保障，在于美国社会本身的健康;美国政府和人民必须持之以恒地改善和保持这健康——并非必定享有、更非必能保有的社会健康。这是凯南的战略思想体系内的最深刻之处。观察和反思美苏冷战的所有国家和人士都须记住:各类不同的“软权力”是在不同的意义大小的层次上;社会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软权力，从长远来说对国运有决定性意义。
在很大程度上，冷战是19世纪初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内的力量分布格局越来越趋于极化的结果;反过来，冷战又作为基本原因，使这极化趋势在一些重要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是在世界政治的一些重大问题领域和一些重要地理区域，形成了非常显著的美国霸权。不过，冷战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多半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在战后初期宽待德国和日本，助其复兴，以后又长期在安全、贸易和金融方面予以照顾和特殊优惠，从而有力地帮助了它们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或者说成为美国的重要经济竞争对手。同样首先出于冷战需要，美国从马歇尔计划开始启动欧洲一体化，而欧洲一体化在以后几十年的进展也产生了增添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强劲竞争者的结果。还有，从安全和战略上考虑，源自冷战军备竞赛并且扩散开来的远程战略武器，加上一定程度上源自冷战时期中近东问题的反美恐怖主义势力，实际上结束了两个世纪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予美国的高度不易受伤害性。而且，由于承担了保护全球各地主要盟友的义务，美国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个“后方”强国变成了代价高得多、风险也大得多的一个“前线”强国 (66)。与此相关，更广泛地说，冷战在很大程度上铸成了美国近乎根本的“过度伸展”——既是战略传统性质也是政治文化性质的，而过度伸展构成历史上大多数帝国的一大“克星”，从古代雅典直到苏联，并且已经在威胁当代美国。
与冷战的世界历史意义有关，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回到本文开头论说的那种“结构性机理” ，连同稍后提到的卓越的历史学家德约。与兰克不同，德约的现代国际体系根本图景或范式不是欧洲列强和欧陆均势，而是它们与另一类力量和构造的并存与互动，那就是具有最终的决定意义的侧翼大国和外部优势(特别是海外优势)。他将这么一种根本图景或范式溯源于19世纪晚期最重要的英帝国史家约翰·西利 (67)。“我们德国人惯于将1870年后的20年当作世界史上带有俾斯麦思想印章的一个时代来谈论。西利却甚至没有提到俾斯麦的名字。他的目光越过德国，甚至越过整个欧洲大陆，似乎它不过是一座中等高度的山脉，而投向俄国和美国——两个隐约耸现的巨型强国。”它们作为一类新的超级规模国家，将像古代马其顿遮蔽雅典斯巴达，或者16世纪西班牙和法国远盖过佛罗伦萨城邦国家那般，压倒性地遮蔽其他强国。“从这么一种观点出发，难道我们还能在兰克式的意义上谈论国际体系吗?” (68)还需要指出一点:在此类超级规模的国家中间，西利无疑像稍后的马汉那样相信美英优势，或曰“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领导地位”;这样的观念，可以粗略地称为基于全球眼界的“海权历史哲学”。同样可以粗略地认为，西利和马汉创立了这种历史哲学，德约将它发展和系统地应用于展示和解释整个现代国际关系史进程。应当认为，它的解释力经过美苏冷战直至当今仍然大为可观，并且至少将延续到美国的显赫的世界优势在未来大为衰减或跌落为止。
20世纪后半期冷战的主角是该历史时期的两个“洲级大国”。苏联瓦解了，但与20世纪以前约四个世纪的情况相比，“洲级大国”本身仍有新兴的绝对优势。如前所述，这一优势是现代国际体系演进史上的一大必然。20世纪与其后世界强国有其规模条件，即西利和麦金德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洞察的真理——与巨大的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的巨型国家规模，那是与广义的技术条件同等重要却更难得的一个条件。所谓更难得，既是指一个巨大的民族共同体的萌生、形成和发展需要历经多个世纪才能完成，一般比广义的技术扩散及其生根结果缓慢得多，也是指能够具备这样的规模条件的国家必然寥寥无几，远不及技术扩散可以达到的那般广泛。在此，有着中国以及当代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两个“洲级大国”成为未来世界强国的首要可能性，如果它们至少能长久避免冷战以前和冷战期间苏联生活方式及苏联大战略的基本弊病，适应被正确认识的世界历史主要潮流。
适应被正确认识的世界历史主要潮流:这远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无论一国在晚近的先前时期里多么成功。换句话说，“与时俱进”或“经调整去适应变迁”是最重要的战略素质，而它的一个根本认识前提，在于发现和辨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变迁或变迁趋势。苏联一盛一衰的根本轨迹永远值得深思。在一代人一度大致正确地理解和判定的世界政治大局和世界政治潮流中，很可能不太久远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新的、他们难以较充分认识和重视的大动能。如果他们囿于在过去造就了巨大成就的已有的基本判断和大战略，使这些成为过于固定的，而没有记住世界政治大局和潮流加速的能动性，没有记住适应这能动性的增长了的必要，没有具备敏于探索和审视、勇于实验和调整的战略素质，他们就有可能陷入一种当代史上至少苏联遭遇过的局面:一两代人时间里特别快地先后经历两番世界政治大潮流，在前一番大潮流里生成、发展并取得成功的治国模式乃至生活方式过于固定，以致不能适应后一番大潮流，从而在短短一两代人时间里先盛后衰。“天道无常”，当代世界尤甚。这就更加要求有广阔的视野、总体理解能力和历史方向意识，连同自我调整、自我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借用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一个与这里有异有同的语境内说的话，它要求“扩展我们的理念，因而也扩展我们的梦想——更能理解和适应事态发展的理念和梦想，即使这事态发展不是天界的玄机神变，也至少是人世的风雨沧桑” (69)。
【注释】
(1) 胡景北，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教授。
(2) 在实物经济并且不考虑生产的瓦尔拉斯体系内，一旦价值标准商品(numeraire)确定且其物理计数单位只能是1，价值标准商品的价格将恒为1。如果非价值标准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动不能互相抵消以使p不变的话，总价格Y=p－kx－k+xk将是p的函数，相对价格变化必然导致B类总价格波动。
(3) 从上面对相对价格变化引发总价格波动的机制分析可以引出结论，在货币经济中，若产量不变，货币流通速度稳定，总价格的波动必须以纸币流通量或发行量的变化为前提。同样，没有纸币发行量的变化，A类价格波动也不可能出现。从这两个方面看，Friedman的名言“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是有一定道理的。本文讨论货币经济中B类价格波动时，实际上假定了纸币发行量至少做出“适应性”的改变以满足经济体系在价值标准商品的价格未能按照uk*变化时对货币的需求。
(4) 导致相对价格波动的因素很多，例如偏好变化等。本文仅讨论市场供求变化导致相对价格波动的机制，而不研究造成供求关系变化的深层因素，如偏好等。
(5) 注意，这里涉及的不是两部门的工资通过何种制度决定的问题，而是工资是否能够在量上灵活变动的问题。工资是否通过新古典制度决定，和工资在量上能否变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6)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是否反映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的配置，是另外一个超出本文范围的问题。不过，就长期数据来说，我们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谨慎地看待这些数据和包括价格在内的其他数据，以及用它们绘出的曲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后面的逻辑分析并不以中国统计数据的高度准确性为前提。即使这些数据严重失真，本文的逻辑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也不受影响。
(7) 这里我们再一次提醒读者注意图2和图3曲线所根据的劳动力部门配置数据和失业数据的缺陷。虽然我们还不能指出这些官方统计数据的精确或不精确程度，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数据和曲线，避免从中引出非常不可靠的断言或结论。
(8) 该模型把农业产品作为价值标准。本文把现代部门产品作为价值标准并据此对该模型做了形式而非实质的改动。
(9) 由于总价格Y=pY1+Y2，所以若在图7中绘出Y曲线，我们立即可以看出，即使在同一条劳动配置线上，两部门实物产量不变，但只要p上升和下降，Y随即提高或降低。
(11) Cardoso曾经用δαY表示农产品需求函数，其中1＞δ，α＞0，δ代表食品消费占总消费比重，α代表消费倾向。
(12) 注意，本文的恩格尔系数与常见的恩格尔系数的定义有所不同。(1)本文是用收入而非支出定义的。(2)本文是用农产品而非食品定义的。农产品要经过加工才能变成食品。一个人通常购买的食品，其价格包括了农产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费用，因此远远高于所谓的农产品价格。(3)本文定义中的收入，是整个经济的总收入，而非个人收入，后者往往需要加上税收、企业留存利润等后才等于前者。由于分子和分母两方面的原因，所以本文所指的恩格尔系数c应当比官方统计的恩格尔系数小很多。
(13) 这里隐含着一个重要假定，即收入一定时，人们先决定农产品需求，后决定现代产业消费需求和储蓄、投资需求，或者说对现代产业产品的需求仅仅是收入减去农产品需求后的“剩余需求” 。在短期分析中，消费先于储蓄而决定的思想最初来源于Keynes。农产品消费先于工业品消费的假定则广泛见于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研究，参见例如Cardoso;Matsuyama。但无论如何，本文的这个假定过于强烈。如果从社会总需求、总供给角度研究短期价格波动，我们将没有必要区分农产品与现代产业产品的需求，这一假定便可避免。
(14) 对均衡点A的存在性和唯一性的严格证明请参见本文附录。对稳定性证明有兴趣的读者请直接向本文作者索取。
(15) 这完全可能是没有价格波动时由两部门产量提高带来的Y的增加。
(16) 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率为n=(p1－p)/p＞0，根据本文第2节论述，总价格上涨率m=an＞0，其中a=pY1/Y，经济体系将出现B类价格上涨或通货膨胀。'
(17) 图10显示在新的均衡点A*上，p依然高于原均衡点A上的水平。这是因为资本没有变化，所以农业实物生产函数本身没有上扬，新均衡点上的产品供求平衡和农业产值函数到新均衡点的上扬皆来自于农产品价格上升与劳动力流动。农业实物生产函数上扬到pY1= p*Y1并促使p*降回到p，需要农业投资，而在短期分析中，我们不考虑投资与资本的变化。
(18) 回到现实中国经济，中国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也许更应当从现代部门商品市场遭遇需求突然提高的外部冲击来解释。而中国2007年出现的农产品价格强劲上涨，似乎是劳动市场过热传递到商品市场的结果。这一点是上海交通大学一位讨论者向本文作者指出的。本文以农产品市场遭遇外部冲击、经济体系无法即时调整而导致劳动市场过热为例，主要目的是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工具如何应用于存在摩擦甚至巨大摩擦的经济现实，而不是对2007年中国经济的直接解释。
(19) 林毓生，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
(20) 参阅Michael Polanyi，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Philosophy， 41(1966)，pp.1-18。
(21)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曾任教于苏州大学外文系。
(22) 陈云良，《法治中国可以期待——2003年法治盘点》，《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03期。
(23) Sophocles， Antigone，第494—503行。
(24) Plato，Five Dialogues: Euthyphro，Apology，Crito，Memo，Phaedo. Translated by G.M.A. Grube，revised by John M. Coope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2，括号中为原文页、节标号。下同。
(25) Dana Villa， Socratic Citizenship.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45.
(26) Richard Kraut， Socrate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55-60.
(27) Hannah Arend ，t“Civil Disobedience.”In Arendt，Crisis of the Republic.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novich，1972，pp.65，67-68.
(28) Dana Villa，Socratic Citizenship.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52.
(29) Ibid，p.55.
(30)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31) 现代国际体系演变的思考者、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和理论家欣斯利总结说: “欧洲从18世纪初年起取得这么一种状况:在其数目超过欧洲先前历史所曾有的多个一流国家中间，存在一种其程度同样史无前例的近似均等。”F·H·欣斯利:《权势与追求和平:国际关系史上的理论和实践》(F.H.Hinsley，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剑桥1967年版，第176页。
(32) “论列强”，载于利奥波德·冯·兰克:《历史的理论与实践》，格奥尔格·伊格尔和康拉德·冯·毛奇合编(“The Great Powers， ”in 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by Georg I 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印第安纳波利斯1973年版，第71页。
(33) 正是基于对巨大的国家规模和现代化进展这两项条件的认识，加上对俄国弱点的某种漠视，地缘政治思想大师麦金德在19和20世纪之交做出了兼具深刻洞察和过头恐惧的著名预言:“世界政治的枢纽地区难道不是这么一个广大的欧亚地区:那里海船不能进入，但在古昔却任骑马的游牧民族赤诚，而在今天将被铁路网络覆盖?”“俄国在世界上占据德国在欧洲战略的中心战略位置……对枢纽国家有利、导致它扩张鲸吞欧亚地带的力量对比总格局，将使巨量大陆资源有可能被用于舰队建设，到那时世界帝国就将为期不远。”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载于《地理季刊》(Halford Mackinder，“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The Geographical Journal)，第23卷第4期(1904年4月)，第434，436页。
(34) 亨利·基辛格:《外交》(Henry A. Kissinger，Diplomacy)，纽约1994年版，第116页。
(35)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至2000年的经济变迁和军事冲突》(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to2000)，纽约1987年版，第192页。
(36) 汉斯·摩根索就此写道:“虽然认为一个国家由于它的人口多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就非常强大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确实没有任何国家因不在世界人口较多的国家之列而继续保持为，或成为一等强国。”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37) “洲级大国”是指规模近于大洲的巨型国家，或者如麦金德所说，是“基于半个大陆的资源之广阔基础的巨型强国”。(引自Paul Kennedy，Strategy and Diplomacy，1870-1945: Eight Studies［London，1983］，p.48.)
(38) “(反霸)大联盟总是从欧洲东西两翼的强国得到不可战胜的支持，首先是西面的海洋强国，其次是东面的外缘大陆强国。这些强国使得欧洲外面领土不断增长的资源能被用来打击欧洲内部的一个头号强权。”路德维希·德约:“欧洲体系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he European System”)，载于德约:《德国与20世纪世界政治》(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1959年版，第125—126页。扮演过这种角色的先后有奥斯曼土耳其、英国、沙俄、美国和苏联。
(39) 大体套用德约:“欧洲体系的消逝”。
(40) 路德维希·德约:《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纽约1962年版，第267页。乔治·凯南在1945年初，就以同样的海权对陆权范式谈论在他看来正在兴起的美苏“根本冲突”。见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势力范围:美国与欧洲(1945至1949年)”(John Lewis Gaddis ，“Spheres of Influ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1945-1949”)，载于其《漫长的和平:冷战史研究》(idem，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牛津1987年版，第48页。
(41)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牛津和纽约1982年版，第57—58页。
(42) 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冷战初期美国政府对苏联东欧内部状况的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第3—4页。
(43) 同上，第106—107，110—114页;时殷弘:“促进苏东变革——从设想到政策(1953—1955)”，《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时殷弘:“苏东内部变化和美国的政策”，《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凯南引语见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45页。
(44) 卡尔·伯恩斯坦:“神圣联盟”(Carl Bernstein，“The Holy Alliance”)，《时代》(Time)，1992年2月24日。
(45) 亨利·罗伯茨:“李维诺夫”，载于戈登·克雷格和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合编:《外交家(1919至1939年)》(Henry L. Roberts，“Maxim Litvinov，”in Gordon A. Craig and Felix Gilbert，eds. ，The Diplomats，1919-1939)，纽约1963年版，第二卷，第366页。
(46) 像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估计的那样，在苏联民众消费仍处于很低水平的时候，竭尽所能的原子弹研制努力必定放在国家资源部署的最优先位置。威廉·麦克尼尔:《竞逐权势: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装力量和社会》(William H. 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Armed Forces，and Society since A.D.1000)，芝加哥1982年版，第364页。
(47) 加迪斯:《遏制战略》，第151页。
(48) “在许多方面，勃列日涅夫是苏联领导人当中最为克劳塞维茨式的。对他来说，避免战争和准备打仗密不可分地结为一体。”康多莉扎·赖斯:“苏联大战略的演变”，载于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
(49) 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387页。
(50)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里根非同小可”(John Lewis Gaddis ，“Reagan Was No Lightweight”)，2004年4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
(51)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漫长的和平: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John Lewis Gaddis ，“Long Peace: Th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 war International System”)，载于其《漫长的和平》。
(52) 雷蒙德·阿隆:“命运的含义”(Raymond Aron ，“The Meaning of Destiny”)，载于贝拉·K.基拉利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首次战争: 1956年匈牙利革命及其影响》( Bela K. Kiraly et al. ，The First War Between Socialist States: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 and Its Impact)，纽约1984年版，第134页。
(53) 时殷弘、张振江:“1956年波兰事件及美国的有关政策”，《国际论坛》1999年第2期，第18—20页;时殷弘:“匈牙利事件和美国的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54)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10页。又见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来》，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219—210，235—237页。
(55) 沃尔特·戈德斯坦:“超级强国的销蚀”(Walter Goldstein ，“The Erosion of Superpowers)”，载于斯蒂芬·斯皮格尔编:《世界政治主要问题》(Stephen L. Spiegel ed. ，At Issue: Politics in the World Arena)，第6版，纽约1991年版，第50页。
(56) 军备竞赛后面有着过度的安全两难效应及其心理动因。“一般来说，身为一个大强国的主要通病，是严重的病态疑惧……以及它最终造成的筋疲力尽。”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美国与冷战的终结》(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纽约1992年版，第215页。
(57) “Greater East European Co- stagnation Sphere”，见约瑟夫·罗思柴尔德:《回归多样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东欧政治史》(Joseph Rothschild，Return to Diversity:A Political History of East Central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纽约1989年版，第219页。
(58) 时殷弘:“苏东内部变化和美国的政策”，第39—41页。
(59) 丹尼尔·德内和约翰·伊肯伯里:“苏联变更的国际根源”(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the Soviet Change”)，《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第16卷(1991/92年冬季)，第76，106—114页。对80年代初苏联全面大危机的一番简洁流畅的论述，见约翰·米勒:《从末日后撤:重大战争的过时》(John Mueller，Retreat From Doomsday: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纽约1990年版，第205—208页。
(60) 参见赖斯:“苏联大战略的演变”，第159—161页。戈尔巴乔夫本人“新思维”言论的代表性摘选见齐阿洛伊·图阿塞尔等人编:《地缘政治读本》(Gearóid Tuathail et al.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伦敦和纽约1998年版，第97—98页。
(61) 参见赖斯:“苏联大战略的演变”，第159—161页。戈尔巴乔夫本人“新思维”言论的代表性摘选见齐阿洛伊·图阿塞尔等人编:《地缘政治读本》(Gearóid Tuathail et al.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伦敦和纽约1998年版，第153—155页。“以普遍的人类价值为第一指导”系戈尔巴乔夫语，引自同书第154页。
(62) 德内和伊肯伯里:“苏联变更的国际根源”，第99—100页。又见乔治·布雷斯劳尔:“戈尔巴乔夫国内政策议程与其对外政策议程的关联”(George W. Breslauer ，“Linking Gorbachev'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Agendas”)，载于斯皮格尔编:《世界政治主要问题》，第454—460页。
(63) 梅尔文·莱夫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Melvyn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91年版，第495页。
(64) 参见德内和伊肯伯里:“苏联变更的国际根源”，第100—105，114—115页。引语见第114页。
(65) 科林·格雷:“核时代的美国战略(1945至1991年)”，载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642页。
(66) 保罗·肯尼迪:“当今和未来的美国大战略:学习欧洲经验”，载于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第173—174页。
(67) 关于作为历史学家的西利及其主要著作《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和《不列颠政策的成长》(Growth of British Policy)，见G·P·古奇:《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G.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波士顿1959年版，第344—349页。
(68) 路德维希·德约:《不牢靠的平衡:四个世纪的欧洲权势斗争》，纽约1962年版，第13—15页。
(69) 加迪斯:“生活在烛台公园”(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 ，载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99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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