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理论转换
◆高宣扬(194)
内容提要:本文阐述及分析近20年来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理论转换及其在英语、德语和法语地区哲学的表现特征，试图说明源自同一基础、又深受各地区不同文化传统影响的当代人文主义思潮，面对全球化和当代科学技术的挑战，正采取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新视野和多元化的开放性取向，对人性及人类的现实命运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为21世纪整个人类思想文化的重建提供新的人文思想基础。
关键词:人文主义、分析哲学、欧陆哲学
The Theoretical Changes of Western Humanist Thought Today
Gao Xuanyang
Abstract: Facing new challenges aroused by recent globaliz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the occidental humanist thoughts has to take place a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ir theories and basic methods. This article focuses especial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hilosophical currents in English，German and French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analyzes their discursive characteristics submitting respectively to their distinctive historical tradition.
Keywords: Humanism; Analytical Philosophy; Europea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一系列关于人文主义的新论战，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不只是作为一般的历史事件而重演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发生过的争论，而是针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形势及其惊人的制造能力，集中地围绕人的生命及其未来命运，就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以当代哲学与科学研究新成果为基础，重新估价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人性的各种哲学探讨的理论意义，展开尖锐的论战。
论战的主要“战场”，往往是近十多年来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核心学术刊物以及重要哲学家发表的最新著作。
理论探讨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探讨全球化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冲击及其理论意义，主要是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社会哲学的领域内展开，其讨论结果不仅几乎重写了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和论述方式，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当代西方政治制度和政策的重建过程;第二类是重新估计20世纪各种新思潮对古典人文主义的批判成果，尤其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历史性反思，并由此推动新型人文思想的创新试探活动;第三类是根据现代科学技术新成果，结合生命科学对人体、心灵、生存方式、思想及行为模式的具体研究成果，深入探索人的生命的奥秘，在人体、心灵、思想、意志、感知、情感、动机及生命运动的内外条件等方面，展开深入的探讨;第四类是从本体论、形而上学、存在论和生存美学的更高理论视野，重新探讨人的本质在当代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变化可能性。这一切，导致西方哲学对人的本性及其与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为在新世纪历史条件下的新型人文思想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也为它的多元化创新可能性开辟广阔的哲学研究前景。
西方人文论题的新争论，是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的学术景观中展开，远远超出人文主义的范围，已经深远的影响到21世纪哲学、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创新方向。
一、理论场域的历史形成及其相互穿插性
西方人文思潮，作为一个源自同一个历史摇篮的文化生命总体，在其流变和创造的双重复杂力量的长期推动下，由于隐含于其中的强大历史性文化特征及其内在固有的思想传统力量和语言基础性结构的影响，一直存在相互区分、又相互渗透的三大理论创造场域，形成了历史演变的三种各具特征、较为稳定的不同传承模式:(1)英美等国以英语为基础所构成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生命共同体。其中，英国的理论创作力量，凭借自16世纪以来所累积的精神优势，基本上决定了这个特殊文化生命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内容。(2)德语国家及其他深受日耳曼文化影响的地区，主要指德、奥及北欧丹麦、瑞典等国;在这里，德国思想家共同体的创造力及其思想文化产品，往往发生决定性的影响。(3)法语及拉丁文化地区，主要是法、比、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而法国和意大利的思想家们，在历次重大的理论争论中，往往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然而，上述由历史文化及思想传统力量所形成的西方理论创造的三大场域，在分流和保持其各自相对稳定特征的基础上，也始终进行竞争性和互补性的相互交流，并在许多领域中，实现时断时续的相互渗透过程，使西方人文思潮本身一直维持共通的一定的统一精神力量，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创造成果。
且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贯被称为英语地区哲学“主流”的当代分析哲学，尽管其创造场域始终扎根于英国，但它的真正创始人，实际上就是一对英国人(摩尔和罗素)及另一对德语哲学家(弗列格和维特根斯坦)。而且，它又与同时代兴起的法国“知识哲学”(Philosophie du savoir)和“概念哲学”(Philosophie des concepts)以及德国的现象学相呼应，环绕哲学与科学、真理与语言的内在关系及其人性基础问题，在几乎同一个主要论题上不期而合。这种历史特征，也决定了分析哲学在其后的发展中，发生了多次既分化、又合流的创造高潮:一方面是英美等英语国家地区内分析哲学的发展和分化，另一方面是德语与法语地区，从早期马赫哲学、柏林学派、维也纳学派、巴黎学派、“巴舍拉-噶瓦耶学派”(Ecole de Bachelard- Cavaillès)到战后的卡尔·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冈基勒姆学圈”(Cercle de Ganguilhem)等，都以不同的模式和传统基础，不约而同地反复环绕“真理/语言/符号”、“思想/时间”、“历史/记述”、“同一/差异”、“主体性”等基本论题，进行反思和创造性突破，致使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原则，几乎成为当代西方人文思潮的一个重要创作基础。
由此可见，流传于欧美各国的意识哲学、生命哲学、知识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现象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的领域内，近50年来一直延续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交叉性和相互渗透的革新运动，致使英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传统及其研究成果，都在互动中渗透到各个不同的理论场域，造成全球化之后西方人文思潮的进一步多元化及其在不同地区的特殊散播特征。
二、英语国家人文思潮的新变化
2007年就任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亨利·露西教席”(Henry R. Luce Professor of Multiethnic and Transnational Studies)的英国分析哲学元老之一、道德哲学家图尔敏，在最新出版的《返回理性》一书中，重申他所呼吁的“返回人文主义”(Return to humanism)的哲学口号:第一，返回口头沟通和对话性话语(return to o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course);第二，回到特殊或个体性的“个案”(return to the particular，or the individual cases);第三，回到地方性或具体的文化历史脉络(return to the local，or to the concret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第四，回到时间系列中(return to the timely)。图尔敏认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日常生活中的人在现实环境中所遇到的问题”(real situations encountered by human beings in daily life) (195)。同样的，牛津大学的安德里安·莫尔(Andrean Moore)也在论述贝尔纳特·威廉(Bernard Williams)的哲学时，强调哲学的人文主义基础 (196)。
如果我们把探讨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到整个英美哲学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40年来，原来立足于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传统的英语国家人文思潮，首先是在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领域内出现新的理论突破，其卓有成效者，无疑便是罗尔斯(John Rawls)。
在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带动下，以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和米凯尔·山德尔(Michael Sandel)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以诺奇克(Robert Nozick)为代表的“最低限度国家论”的政治哲学、以布兰特(Richard Booker Brandt)为代表的“准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以斯马特(John Jamieson Carswell Smart)为代表的“行动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sm)以及以泰勒(Richard Taylor)、迈克尔·沃泽尔(Michael Walzer)、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人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取得显著的理论研究成果，致使英美分析哲学的人文主义景观发生根本性重组和更新。
显然，罗尔斯以远比功利主义和直觉主义更高更深的理论视野，把“正义”置于唯一优先地位，视之为不可动摇的最高政治道德标准和不可取代的社会价值。罗尔斯一方面强调，不能以其他人的功利为理由而剥夺任何个人的最基本的自由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也揭示各种试图取代功利主义的直觉主义(intuitionism)的平庸性，指出它们津津乐道于“直觉”的层面，往往满足于寻求经验方面可以直接受检验的直觉材料，无法越出直觉经验的范围。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长期通行于英美政治哲学中的经验主义的理论要害，有助于开辟政治哲学创新的广阔视野。
正因为这样，伴随着全球化的潮水般泛滥，美英政治哲学在近20年来，研究的重心发生多次转变:20世纪80年代集中讨论“共同体”(Community)概念，而在90年代后，又逐步转向“公民资格”(Citizenship)、“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及“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讨论 (197)。
配合英美整个政治哲学理论探讨的步伐，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罗尔斯以正义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完成了理论上的两次重要更新转换:首先是通过新型的正义论，建构一个以合理的相对同质的道德信念为基础的稳定的“秩序良好的社会”;接着，又在吸取与社群主义的开放性争论成果的基础上，罗尔斯主张建构一个以包容理性多元理念为基础、并具有广泛重叠共识的“秩序良好的社会” (198)。显然，罗尔斯试图以较为广阔的视野，探讨适用于全球化现状的全球性合理政治秩序。他说“合理的和包容性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的多样化”，乃是民主的公共文化的长远特征，也应该成为改善自由民主制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 (199)。
所有这一切还表明，环绕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探索，美英政治哲学在总结近200年社会实践的经验的基础上，将其理论争论和创新活动，集中在“个人权利”、“机会平等”、“民主的公民资格”等核心概念上开展起来。而这些争论和探讨的方向，不仅深受欧洲政治哲学发展和更新的影响，而且，也更紧密地结合美国本土及其全球化政治战略，也更深入研究了世界性政治的新特征及其灵活策略。
由此可见，经过诺维尔·斯米特(P.H.Nowel-Smith)、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斯特劳森(Peter Frederick Strawson)、图尔敏(Stephen E. Toulmin)、赫尔(Richard Mervyn Hare)、菲利普·福特(Philippa Ruth Foot)和约翰·席尔勒(John Searle)等人的修正，原来由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等人所倡导的以直觉主义方法和功利主义的“元伦理学”为基础的英美人文思潮，经历60年代后社会文化的转变的挑战之后，经布兰特、内格尔(Thomas Nagel)、麦金泰尔、戴维斯·刘易斯(David Lewis)及达尼尔·德内特(Daniel Dennett)等人的改造，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以现代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多元化的理论形态。最重要的改变，是不再单纯坚持原来基于证实的科学真理观和形式主义语言分析模式，而是使科学真理越来越与生活本身的逻辑及语言运用游戏相接近。
但是，英语国家哲学界在人文研究中所取得的上述成果，并非轻而易举和一帆风顺。须知，近半个世纪以来，经验主义哲学为了深入探索有关人的哲学性质问题，除了围绕“正义”问题而发生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激烈争论以外，还在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又一场复杂的科学探讨和激烈争论。
近10年来，牛津大学的马丁·达维斯(Martin Davies)连续在其著作《意识:心理学和哲学文集》、《心理模仿:评价与应用》及《信念病态》中，进一步发展了心灵哲学的多学科研究取向，获得显著成果 (200)。
心灵哲学对人的“心灵/身体”关系的研究过程是曲折复杂的;他们跳出传统的笛卡儿式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式的一元论模式的历程，在人性探究中，呈现出哲学与科学、思想与语言、创造与生活、“心灵/行为/符号”等内外多元因素之间的多层次和多维度的交叉探索和相互渗透的各种可能性。
首先，传统身心二元论基本上转换成三大类型表述模式:(1)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约翰·伽鲁·依克勒斯(John Carew Eccles)和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20世纪70、80年代所提出的身心互动论(Interactionism) (201);(2)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弗朗克·杰克森(Frank Cameron Jackson)为代表的心灵副现象论(Epiphenomenalism) (202);(3)以大卫·查尔墨(David John Chalmers)为代表的“心灵性涌现论”(Emergent Theory of Mental Properties)取代了传统的心灵肉体平行论(Psychophysic Parallelism) (203)。
与此同时，传统一元论也从早期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演化成“同一论”(Identity Theory)、“功能论”(Functionalism)和“异态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等多种形式。
原籍苏格兰的牛津大学教授斯马特(John Jamieson Carswell Smart)和英国哲学家兼生理学家阿林·普拉斯(Ullin Place)一起所创立的“心脑同一论”(Mind- Brain Identity Theory)认为，心灵状态既不是物质性，也不能归结为行为，而是可以“同一于大脑内在特殊状态的现象” (204)。但普特南(Hilary Putnam)很快就提出了以“多种可能的可行性”(Multiple Realizability)概念为核心的“外在论”(Externalism)，揭示同一论在经验方面缺乏充分的根据。
正因为这样，戴维森试图以“异态一元论”纠正同一论的缺欠。随后，原籍韩国的美国布朗大学教授杰格温·金(Jaegwon Kim，汉名“金在权”)进一步对戴维森所提出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概念进行分类和分析 (205)，从而加强了“同一论”的说服力。接着，普特南和美国新泽西州路德格尔大学教授杰利·阿兰·佛多尔(Jerry Alan Fodor)，为了强化功能论并进一步驳斥同一论，用“心灵的经验性电脑模式理论”(Empirical Computational Theory of the Mind)说明心灵状态 (206)。
为了更深入研究心灵的复杂运作机制，剑桥大学的简·希尔(Jane Heal)教授在其新着《事实与意义:蒯因和维特根斯坦论语言哲学》和《心灵、理性和想象: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文集》中，提出了心灵哲学的一种“模仿”或“共同认知”取向(simulation or co- cognition approach)，强调心灵活动更多地类似于本能，并非如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单纯采取“刺激-反应”模式，而是进行多元综合的过程。这一观点颠覆了心灵哲学的传统观点，不再把心理学方面的探索及其概念当成心灵运作机制研究的“辅助”手段 (207)。
这种对心灵进行超越哲学、直接采用心理学、医学、生物学和其他生命科学方法的探究模式，是心灵哲学近30年最值得肯定的创造性突破。澳大利亚的阿姆斯特朗(David Malet Armstrong)、大卫·科洛克·刘易斯(David Kellogg Lewis)、原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塞拉(Wilfrid Sellars)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柏特·哈曼(Gilbert Harman)等人，都分别利用民间心理现象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理论，进一步使功能论完善化 (208)。
可见，由牛津大学教授吉尔柏特·赖尔(Gilbert Ryle)率先提出的心灵哲学研究方向 (209)，使哲学家们提升到更为纵深的思索和检测平台，开辟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视野，进一步转向具体的身心关系问题，并更多地参照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集中探索人的心灵和思想、心灵事件、心灵功能及其属性特征，以便更深入地在身心之间的交错复杂关系的运作中，揭示人的身体、思想意识和心灵活动的性质。
所有这些新论述形式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在语言运用方面，尽可能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僵化性质，采取多少带有委婉的修辞性质的论述形态 (210);同时，哲学的概念及论证过程，也更多地切近科学表述，使哲学论证过程融化在科学语言的推理中，致使早期的心灵哲学转变成当代的“神经学-哲学”(Neurophilosophy) (211)。
“神经学-哲学”的诞生，不仅为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提供启发性的例证，而且，也意味着旨在探索生命奥秘的当代哲学，难免将走上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紧密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意味着传统的“物质-意识”、“身体-精神”、“身心”、“认识-世界”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都仰赖于新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
心灵哲学的上述转变，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英美人文主义及其哲学基础的革新趋势，也表现出它同欧陆哲学之间的交流性。
三、法国人文研究的新论题
2008年春天，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为主会场而召开的《关键时刻1900年的哲学》(Lemoment 1900 enphilosophie)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博格森的重要著作《创造的进化》(L'Evolution créatrice)发表及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为契机，邀集法、德、英、美等许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20世纪初“历史共时点”上的博格森、海德格尔、胡塞尔、狄尔泰、詹姆斯、杜威、罗素的哲学思路进行比较研究。
该研讨会并不单纯把当时出版的各重要哲学著作及其思想加以表面的比较，也不停留在观察当时流行的各个学派及其理论，而是试图发现1900年西方哲学思考的“共时性”(synchronisme)中心论点及其历史根源和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同时又使之与2000年新世纪转折的“共时性”思想焦点加以比较，以便总结出贯穿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本质性思想特征 (212)。与会者一致地认为:西方各国哲学人文思潮，尽管立足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采取不同的思路模式，却共同地指向文化重建和哲学革新的关键问题，其中包括哲学与科学、存在与时间、语言符号与真理、行为动机与生命意向性、意识与情感等 (213)重要论题。
这场国际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现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兼里尔第三大学哲学教授弗列德里克·沃尔姆(Frédéric Worms)，在他的最新文章中画龙点睛地概括了1900前后至今西方哲学创新思考的焦点:‘生命’中所隐含的“思想与时间之间的矛盾”(la contradiction entre la pensée et le temps) (214)。他认为，正是这个思想核心，以最浓缩的哲学语言，概括了一个世纪以来人文思潮的整个理论争论的基本精神。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2006年，巴黎《理解的艺术》丛书出版《人文主义的哲学》，重新估价西方人文主义思想遗产 (215)。此前不久，巴黎《文学评论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也发表“更新政治哲学”专号(Numéro spécial pour Renouveau de la philosophie politique)。
上述两个出版物发表的背后，实际上存在极其深刻的理论和思想斗争背景。法国哲学界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探索过程中，从来没有忽略过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关于“人性”、“主体性”、“人权”、“社会民主”和“自由”的哲学争论，在不同理论派别和思潮之间一再地重复发生。
面对新的社会文化条件，原来属于解构派和社会正义派的思想家，以德里达(JacquesDerrida)为代表，从新的角度，反思他们过去对传统人文主义的批判，试图重建他们的“人性”、“人权”和“社会正义”等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依据近30年全球政治的转变，重整他们的政治哲学的论述形式及策略。
德里达等人明智地更新他们的人文主义基本范畴，从新技术和全球化引起的生活环境严重恶化以及人类生存受到最先进的数码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威胁而面临危机出发，一方面深入批判传统的西方种族中心主义(occidento-ethnocentrisme)和人本中心主义(anthropologocentrisme)，另一方面鲜明地维护包括动物在内的全球一切生命体的“生存权”和“自由权”，强调要以新的广阔视野探讨人性、整个宇宙和政治的问题。这就造成原来从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法国“解构派”、“社会民主派”和“后现代派”政治哲学队伍的重整和调整，也产生法国政治哲学论坛的崭新局面 (216)。
与此同时，长期与解构派对立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结合时代变化，针对其论敌的基本概念的漏洞和片面性，一方面认真更新自身的人文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挑战性地提出一系列适合于新世纪政治形势的新概念，并及时调整他们的政治哲学的探索重点，即集中讨论在全球化、技术化和市场化条件下的“自由”的新内涵及其在整个政治生活中的本质意义 (217)。在目前法国哲学界所进行的人文主义新论战中，明显存在三条相互交叉、并相互争论的思想路线。
(1)第一条主线，是由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延续下来的思路，在近20多年来，特别是在福柯于1984年去世之后，主要是由李欧塔和德里达为代表，重点地探索了新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的人的生存条件问题。他们以西方法制的“死刑”以及现代“人造基因”技术的“非人性”为范例，强调人性中的“动物性”(l'animalité)的基础价值 (218)，主张“宽容”(Pardonner) (219)，并以“独特性”(la particularité)为基本范畴，一方面继续批判“主体性”，另一方面突出个体生命体存在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不可替代性、不可化约性及其对“他者”的无限容忍性。德里达说:“正是针对‘主体’和‘自由’这两个语词，我们必须加以说明。对于决定论，对于帝国主义式的决定论的抗拒，我既不诉诸主体，也不诉诸自我，不诉诸意识，甚至也不诉诸潜意识。相反，我要做的是站在‘他者’、‘不可计算者’和‘事件’的立场上。所谓独特性，就是用来展现从‘他者’和从‘不可计算者’那里所产生的一切。这样的独特性，不管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存在，都不能归属于任何计算机器的规则，哪怕是决定论的一种最无可争议的法律” (220)。
德里达还针对西方自由主义者利用苏联及东欧国家倒台而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无节制的“反攻倒算”，发表《马克思的幽灵》，批判以日本自由主义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为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的虚伪性和残暴性，并重申对全球化引起的“失业”、“无家可归的公民”、“国际法现状”等问题的极度关切 (221)。
(2)第二条主线是法国原有的现象学运动的延续，由于新的生活世界的转变以及法国现象学理论和方法的重新调整，在人的问题上，也出现了有别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创始人的人文主义新观点。当然，法国现象学运动在新的阶段的进一步分化和多样化，也使现象学对人的问题的新探索，出现了多种论述方式，并在现象学运动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站在最前列的是现象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正当西方社会面临伦理道德思想的严重危机，当大多数西方思想家深感西方道德及其哲学、宗教和文化基础本身已经过时、而无能为力的时候，列维纳斯以坚定的立场，几十年如一日，力挽狂澜，以人性为基本论题，始终坚持进行道德伦理的哲学重建，试图深沉反思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教训，并在当代消费社会和电子数码文化泛滥的历史时刻，创建一种以尊重“他人”为核心的新道德哲学，一种他称之为“第一哲学”的伦理本体论体系。
列维纳斯所理解的伦理学，并不像海德格尔那样，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存在方式”，也不仅仅是指个人的精神境界的完善化过程，而是个人无法逃脱的“对于他人的责任”(la responsabilité à l'égard d'autrui)的实施过程，这也是每个人的同一性( l'identité)和唯一性( l'unicité)的真正奥秘所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222)。列维纳斯反复论述“他人”存在的绝对性及其无限崇高性，强调人性的核心就是“对他人负责”。
与列维纳斯始终站在一起，利科(Paul Ricoeur)重提了“责任心”(Responsabilité)的伦理基本概念，批判全球化、欧盟扩大以及基因技术所带来的道德衰败 (223)。他的理论旨趣，使他不但批评胡塞尔单纯进行主观意识的现象学还原的主观观念论，而且也强烈批评海德格尔关于“此在”(Dasein)的“人生在世”(Sein- in- der-Welt)的“短程迂回”(le détour de court- circuit)的缺点 (224)。在利科的现象学的新人观中，明显地显示出以下特征:人的主动创造性，始终不可能逾越处于绝对地位的神的超验性;有限的人，尽管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优越性，始终避免不了“可错性”(faillibilité)和“可有罪性”(culpabilité) (225)。在此基础上，现实的人，只有通过尽可能漫长的“最客观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迂回绕道”(le long détour par les sciences humaines les plus objectives)，取代海德格尔的所谓“此在”的“短程迂回”，通过与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他人”的对话(le dialogue avec des autres) ，开辟自身的创造可能性 (226)。
另一位杰出的现象学家米歇·昂利(Michel Henri，1922- 2002)也发展他的“自我奉献”(Auto-Donnation)的现象学人观，强调人的生命的自律和自我生产能力的“无限性” (227)。
更具代表性的现象学新人观，是由庄·吕克·马里墉(Jean- Luc Marion)所提出的。他在现象学领域中，通过“捐赠”(donnation)问题，开辟了关于人的存在的本体论探究的新方向 (228)。
(3)第三条主线是原本就明显地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采取根本对立立场的自由主义学派，以吕克·费里(Luc Ferry)、阿兰·雷诺(Alain Renaut)、弗朗斯瓦·弗列(Franois Furet)、阿兰·芬基尔克劳德(Alain Finkielkraut)为代表，他们充分利用全球化等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有利条件，一方面提出了相应于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批判原来存在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人观。在这方面，他们尤其借助于海德格尔历史档案的全面揭露，重点地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人文主义的倾向，并使之同海德格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从而掀起了一场震荡法国及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批判海德格尔的新运动 (229)。
阿兰·雷诺和吕克·费利等人早在他们的批判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代表性著作《1968年的思想》中，就已经直截了当地点名了这些被称为“1968年思想”的“反人文主义”性质 (230)。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阿克谢罗斯(Kostas Axelos)等也积极参与世纪转折时期的人性探讨 (231)。年轻的社会学家罗耐(Joel de Rosnay)从宏观和微观的各个不同角度，从自然、历史、文化及人本身的遭遇，分析在当代制造“克隆人”的基因技术和数码符号技术的威胁下，人类的未来命运。他认为21世纪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是极其复杂，而且也将是高度变动性和灵活性;这对人类来说，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和悲观后果 (232)。
由此可见，对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反思，并不意味着返回20世纪50年代前的人文主义，而是以最新的研究视野，以生命现象学及当代生命科学的新成果为基础，重新开拓研究人的性质的哲学前景。
四、德国人文主义的新思路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哲学界不停息地对法西斯反人道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通过哲学人类学、现象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实践哲学、社会批判理论以及行动规范问题的争论，通过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多元化理论探究，哈贝马斯、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保尔·洛朗琛(Paul Lorenzen)、布鲁门贝尔格( Hans Blumenberg) 、弗里特里希·卡姆巴尔德(Friedrich Kambartel)、施威默尔(Oswald Schwemmer)、彼得·雅尼斯(Peter Yanich)、居尔根·密特尔斯特拉斯(Jürgen Mittelstrass)、阿瑟尔·霍内兹(Axel Honneth)、奥德弗里德·赫弗(Otfried Hffe)、乔治·墨格尔(Georg Meggle)、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克劳斯·奥弗(Klaus Offe)、阿尔布列斯·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巴基思(Günther Patzig)、图根哈特(Ernast Tugendhat)、罗伯特·斯贝曼(Robert Spaemann)、赫尔曼·吕伯(Hermann Lübbe)、奥多·马瓜德(Odo Marquard)、曼弗列德·李德尔(Manfred Riedel)及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 Sloterdijk)等人，都先后发表重要著作，论述他们的新人文主义观点，使人文主义在新世纪理论平台上得到新生。
跨入21世纪以来，哈贝马斯发表的《论人性的未来》，既深入探讨当代人文主义的新论题，也配合法国的德里达等人对当代技术和全球化的批判活动 (233)。同时，就道德、科学、宗教和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哈贝马斯还特地与教皇探讨基本人权的可能形态 (234)。这一切，是哈贝马斯从90年代对“沟通理性”、“规范化政治”和“商谈伦理”的研究的延续。
在当代德国哲学的人文主义论战中，原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继续作为该学派的带头人发展“社会批判理论”的人文观点，促使该学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思想家环绕同一主题进行创造性思考。他们绝大多数出生于40年代之后，对当代社会文化的新特征有较强的敏感性，在理论上已经逐渐脱离第一代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其中，在理论界发生较大影响的是:阿瑟尔·霍内兹、汉斯·约阿斯、鲁兹·温格尔(Lutz Wingert) 、约舍夫·弗吕斯特(Josef Früchtl)、马丁·娄毕尔(Martin L9w- Beer) 、莱纳·佛斯特( Rainer Forst) 、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豪克·布伦柯斯( Hauke Brunkhorst) 、米萨·布卢姆里克( Micha Brumlik) 、马蒂阿斯·鲁兹·巴赫曼( Matthias Lutz- Bachmann) 、贡兹林·斯密特·诺尔( Gunzelin Schmid N9err) 、克利斯朵夫·蒙克( Christoph Menke) 、马丁·希尔( Martin Seel) 、马蒂阿斯·凯德纳尔( Matthias Kettner) 、沃尔夫冈·古尔曼( Wolfgang Kuhlmann)、赫尔穆特·杜比尔( Helmut Dubiel) 、龚德尔·弗朗克贝尔克( Günter Frankenberg) 、克劳斯·贡德尔( Klaus Günther) 、葛德鲁特·柯赫( Gertrud Koch) 、尹格博尔格·毛斯( Ingeborg Maus) 、赫尔达·纳格尔·多斯卡尔( Herta Nagl- Docekal) 、贝恩哈特·彼得( Bernhard Peters)以及海因里希·芬克·埃特尔( Hinrich Fink- Eitel)等。
阿瑟尔·霍内兹是新一代思想家的典型代表。他从2001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并集中研究“承认政治”(Politik der Anerkennung) ，将德国政治哲学研究与当代文化多元主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 (235)。
在哈贝马斯的学圈之外，担任卡尔鲁尔高等塑造学院院长的斯洛德岱克( Peter Sloterdijk) ，也对全球化和当代人造基因工程的发展极为关注;他反对以“反恐怖主义”为名实行“超级政治” ，同时也认为必须适当遏制对当代技术成果的滥用，维护人类生存的条件 (236)。由于他的卓越贡献，斯洛德岱克于2001年以“未来哲学思考”的名义，获得克里斯蒂安·凯勒奖( Christian- Kellerer- Preis für die Zukunft philosophischer Gedanken) 。
五、欧盟创建后理论场域的交错化和模糊化
欧盟从战后的‘欧洲共同体’原始模式逐渐转化成现在由27个国家所组成的欧洲联邦，也为西方人文思潮的新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一方面促使欧洲范围内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得到进一步扩展和提升，加强了欧洲同英语国家地区的活动及相互渗透，另一方面也促使欧洲的思想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
在英语哲学界(即英、美、加、澳及新西兰等国) ，近20年来，欧陆哲学的影响，越来越促使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流派发生新分化:其中一部分固然是从经验主义营垒中分离出来，例如，被指责为“分析哲学的叛徒”的洛蒂(Richard Rorty)等人，进一步发扬原来由哥伦比亚大学的阿瑟·丹多( Arthur C. Danto)教授所奠定的反经验主义倾向，以诠释学为主轴，主张使哲学脱离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成为更人性化的修辞性和文学性论述;德国与法国的现象学的方法，则直接促使分析哲学更全面的探索改造形而上学的新道路。麻省理工学院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近几年还走得更远，更彻底地批判分析哲学的基础;他在最近发表的《论人性:与福柯的对话录》 (237)以及他在政治上直接尖锐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简直可以使他成为法国解构主义思潮在美国的“第一代言人”。
在年青一代的思想家中，加拿大的伊安·哈金(Ian Hacking)，不但在内容上，也在表达形式和策略方面，发扬了欧陆哲学的风格和特征。他最近发表的《重写心灵》和《什么的社会建构》 (238)等著作，继续发扬他本人从上个世纪末以来的创作勇气和胆略，将英美哲学领域的气氛扫之一新。即使是在哲学的最传统的部分，即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等，西方上述哲学三大理论创作场域之间，也始终存在互动和相互影响，使过去一直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英美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也与德国和法国等欧陆哲学家重建形而上学的思路相呼应，存在许多相互启发的迹象。
21世纪初以来，牛津大学约翰·豪桑(John Hawthorne)一直致力于应用当代逻辑语言重建形而上学 (239);他在《知识与彩票游戏》一书中，吸收欧陆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观点，创立“主体-感受恒定性”(Subject- Sensitive Invariantism)的新理论，强调知识的显现(the presence of knowledge)主要依赖于“主体的感受旨趣”(subject- sensitive interests) (240)。而他的同事安德里安·莫尔则高度肯定法国知识哲学关于“无限”的研究成果 (241)，强调采纳法国数学家柯以列(Henri Koyré)关于“有限-无限”的辩证关系的重要性。
同样的，牛津大学的梯摩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和剑桥大学的卡西姆·卡萨姆( Quassim Cassam)则试图吸收欧陆哲学的知识哲学的研究成果，超越分析哲学一贯强调“精确性”的传统 (242)。
而在伦理学方面，几乎整个西方哲学都集中研究与当代全球化和科技密切相关的“环保伦理”、“科技伦理”及“生命伦理学”等新型课题。
反过来，英美哲学的传统也随着欧盟的发展，涌进欧陆各国，以科学的严谨形式，补偿了德国、法国及其他欧陆国家的思想创造多样化的需要。最明显的，是法国近几年加强了对分析哲学的研究。巴黎第一大学教授瓦格纳(Pierre Wagner)和贝奴阿(Jocelyn Benoist)以及法兰西学院院士贾克·布维列斯(Jacques Bouveresse)等人的专著进一步提升了法国的分析哲学研究水平。
针对当代消费文化、科学技术数码化以及社会风险的增强趋势，当代西方人文主义注重于道德伦理多元化的重建。现象学家汉斯·约纳斯和保尔·利科，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特征，强调建构“环境的责任伦理学”;哈贝马斯主张建构以合理沟通和相互讨论为基础的论述伦理原则;特尼森(Michael Theunissen)和列维纳斯，分别以现象学的视野，主张以“他人”为核心概念，重建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 (243)。即使是对传统人文主义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德里达等人，也在他们的晚期理论探讨中，强调建构自身自律的生存美学和无条件的宽容伦理原则。
此外，在西方新人文思想的重建中，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和文学艺术，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列维纳斯、利科及汉斯·约纳斯等人，实际上成为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思想传统重建人文思想的典范人物。新教皇还和哈贝马斯一起讨论建立以理性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为杠杆的新社会的可能性 (244)。而大量文学艺术家，则通过积极的干预性创作行为，直接推动新世纪人类伦理的重建工程。而且，摆脱原来的传统形而上学的约束，使西方新人文主义不再抽象地探讨“人的本质”或“人性”的问题，而是紧密结合人的思想创造、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具体问题，更深入地讨论现代人的现实问题。用福柯的话来说，现代西方哲学不再提出“人是什么?”，而是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由康德所开创的这种人文研究旨趣，经尼采、海德格尔发展及其他反传统的重要思想家的进一步发展之后，已经演变成越来越对人的各种重要生命现象的深入探索。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复兴，并不单纯决定于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努力，实际上还依赖西方公民社会本身的力量和资源，发动大多数社会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政府和公民个人之间进行越来越活泼和多元化的沟通和协商，特别利用当代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媒体手段，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多渠道、多层次和多维度的人性改革。
【注释】
(1) 杨敏，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2)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3) 同上书，第5页。
(4) 参见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分析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
(5) 如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系统地归结了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30年代初为止的9种关于社会学的定义，其提出社会学研究对象分别为:(1)社会现象;(2)社会形式;(3)社会组织;(4)人类成绩或文化;(5)社会进步;(6)社会关系;(7)社会过程;(8)社会现象间的关系;(9)社会行为。美国社会学家H·巴利和B·穆尔概括了1951—1971年由美国出版的16种普通社会学教科书中关于社会学对象提到的8种观点:社会互动、社会关系、群体结构、社会行为、社会生活、社会过程、社会现象、社会中的人。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6) 苏国勋:《从社会学史的角度看社会学对象及其功能》，载陆学艺主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7) 郑杭生:《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序董驹翔主编的〈社会学〉·答我的一些批评者》，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4期，《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8) 杨心恒、刘豪兴:《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反思》，载《社会学研究》(京)1993年第6期。
(9) 肖宁灿:《社会学定义再探讨》，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渝)1994年第4期。
(10) 谭明方:《对当前我国社会学研究对象三种观点的评析》，载《社会学研究》(京)1995年第6期。
(11) 周蔚华:《价值中立论批判》，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12) 李金:《为“价值中立”辩护》，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4期。
(13) 司马云杰:《价值合理性与目的工具合理性》，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
(14) 侯钧生:价值立场与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评M·韦伯社会学的价值思想》，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
(15) 戴盛中:《社会学理论研究也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16) 郑杭生、李强:《主观能动性、主观偏见、“价值无涉”——答戴盛中同志》，《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17) 李金:《为“价值中立”辩护》，《社会科学研究》(蓉)1994年第4期。
(18) 郑杭生:《究竟如何看待“价值中立”?——回应〈为“价值中立”辩护〉一文对我观点的批评》，载《社会科学研究》(蓉)2000年第1期。
(19) 杨心恒、刘豪兴:《我们对以往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反思》，《社会学研究》(京)，1993年第6期。
(20) 杨心恒、刘豪兴、周运清:《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2年第5期。
(21) 陈祖耀:《社会学基本问题探析》，载《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22) 谭明方:《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社会学“基本问题”范畴初论》，《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23) 谭明方:《社会学范畴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24)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念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998、 2003年版。
(25)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309页。
(26) 郑杭生主编:《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7) 郑杭生、李路路、李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雷洪:《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结构性社会问题》，载《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28) 参见李迎生:《我国城乡二元社会格局的动态考察》，载《中国社会科学》(京)1993年第2期;“An investigation of the Dualistic Nature of Urban- Rural Society i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Autumn，1994。
(29) 郑杭生、李路路、李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0) 李汉林、李路路:《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载《社会学研究》2000第2期;《资源与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31) 胡荣:《社会单位中的权力关系》，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1期;《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组织的功能分化》，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关系的调整》，载《福建学刊》(福州)1996年第3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关系的重构》，载《福建学刊》1996年第3期;《社会学导论:社会单位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2) 张宛丽:“现阶段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载《社会学研究》(京)1997年第1期。
(33)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34) 胡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关系的重构》，载《福建学刊》1996年第3期。邓正来等:《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载《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罗红光:《民间公有化实践》，日中韩民族国家基本结构比较研究国际讨论会论文，1998年。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人类学著译未定稿》1998年第1卷第4期。
(35) 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载《社会学研究》(京)1999年第2期。
(36) 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彭泗清:《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郑伯壎:《企业组织中上下属关系的信任关系》。以上均见《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37) 王飞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载《社会学研究》(京)1999年第2期。
(38) 郑也夫:《人的本性:生物学的启示》，载《社会学研究》(京)，1999年第5期;《领地、亲族和共同体》，《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39) 童士清:《社会信任结构论》，载《财经科学》1999年第4期。
(40) 张静:信任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3期。
(41) 赵延东:《“社会资本”理论述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赵延东、风笑天:《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载《学术季刊》2000年第2期。李惠斌:《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2期。李路路:《论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载《社会学研究》(京)1995年第6期。陈健民、丘海雄:《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载《社会学研究》(京)，1999年第4期。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载《社会学研究》(京)，1999年第4期。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载《社会学研究》(京)1996年第1期。彭庆恩:《关系资本和地位获得——以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包工头的个案为例》，载《社会学研究》(京)1996年第4期。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2) 肖鸿:《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载《社会学研究》(京)1999年第3期。方壮志:《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载《社会学研究》(京)1996第1期。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载《社会学研究》(京)1996第4期。
(43) 张其仔:《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44) 邱泽奇:《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45) 徐安琪:《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
(46) 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47) 丘海雄、陈健民、任焰:《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48) 珂莱尔·婉格尔、刘精明:《北京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调查——兼与英国利物浦老年社会支持网对比》，《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49) 唐钧、朱耀垠、任振兴:《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
(50) 张其仔:《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邱泽奇:《在工厂化和网络化的背后——组织理论的发展与困境》，《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徐安琪:《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丘海雄、陈健民、任焰:《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珂莱尔·婉格尔、刘精明:《北京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调查——兼与英国利物浦老年社会支持网对比》，《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唐钧、朱耀垠、任振兴:《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5期。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51) 李强等:《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刘精明:《“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郑路:《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以上均见《社会学研究》(京)1999年第6期。
(52) 王毅杰、童星:《家族企业、家族文化、社会信任》，载《学海》2002年第3期。薛天山:《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载《青年研究》2002年第6期。冯仕政:《我国当前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钟涨宝、黄甲寅、万江红:《社会资本理论述评》，载《社会》2001年第10期。徐晓军:《论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2期。张广利、桂勇:《社会资本:渊源·理论·局限》，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郑杭生、奂平清:《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载《学术界》2003年第6期。赵孟营、王思斌:《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中国城市区建设目标模式的理论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钟涨宝、黄甲寅、万江红:《社会资本理论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功能》，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方竹兰:《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樊平:《社会流动与社会资本——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路径分析》，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周长城、陈云:《贫困:一种社会资本视野的解释》，载《学海》2003年第2期。吴玲、施国庆:《论城市贫困女性的社会资本》，载《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潘信之、王思斌:《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地位》，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卜长莉、金中祥:《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张广利:《社会资本与和谐社区建设》，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刘军:《社会网络模型研究论析》，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53) 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
(54) 郑杭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载《光明日报》1985年7月29日;《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我的社会学定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4期及《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55) 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载《社会学研究》(京)，1986年第1期(创刊号)。
(56) 郑杭生、李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几个问题》，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2期。
(57) 郑杭生、李强:《试论区分社会运行类型的主要原则——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点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京)1987年第1期。
(58) 郑杭生、郭星华:《试论社会运行机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59)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我国社会指标研究的几点探索》，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社会指标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郑杭生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0) 陆震:《当代中国社会运行中两大机制性疾患》，载《社会科学》1988年第12期;于真:《论机制与机制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3期;严家明:《社会运行机制概论》，载《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蒋影明:《社会机制决定论》，载《学海》1995年第3期;林坚:《泛系社会学机理分析》，载《系统辩证学学报》1995年第3期。董驹翔:《社会运行和社会学》，载《齐齐哈尔师院学报》1989年第6期;薛春波:《社会运行的基本类型初探》，载《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61) 谢立中:《当前中国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努力与不足》，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62) 参见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念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念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3) 参见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创刊号);《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念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学概念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998、2003年版等。
(64) 参见郑杭生、李强:《试论区分社会运行类型的主要原则——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点探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念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学概念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998、2003年版等。
(65) 郑杭生、郭星华:《试论社会运行机制》，载《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66) 郑杭生、李强、李路路:《我国社会指标研究的几点探索》，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社会指标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郑杭生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7)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8) 郑杭生:《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213页。
(69) 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郑杭生:《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郑杭生:《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与社会调查》增刊1989年10月。
(70) 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71) 同上书，第25页。
(72) 参见郭德宏:《我们该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3年2月24日。该文说，“社会转型问题，自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中提出后，学界对此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
(73) 参见王尚银:《中国社会结构理论研究概要》，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74) 李培林:《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研究》，载《哲学动态》(京)1995年第2期。
(75) 据徐航、精明:《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学年鉴(1989—1993)》，第11页。
(76) 郑杭生等著:《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首都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77) 李路路、王奋宇:《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8)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的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
(79) 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第1期。
(80) 参见王汉生、张新祥在其《解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层次分化》，载《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5期;王汉生、孙立平、王思斌、林彬、杨善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京)1994第2期。
(81) 郑杭生、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载《社会学研究》1996第1期。
(82) 陆学艺主编:《21世纪的中国社会》(导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83) 李强:《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载《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6—1995.6)》。
(84) 参见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殊的发展过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6期;王晓明:《97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的新进展》，载《教学与研究》(京)1998年第4期。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王雅林:《“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85) 郑杭生、郭星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
(86) 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载《中国软科学》(京)1994年第1期。
(87) 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一次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8) 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一次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9) 郑杭生等:《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一次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0) 郑杭生:《当前中国比较文明研究的任务》，载《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2期。
(91)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92) 胡联合:《社会学中国化:对中国社会更迫近的科学解释与改造》，载《经济·社会》1994年第5期。程建平:《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郑)1997年第2期。郑杭生:《重印〈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前言》，参见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李景汉与〈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载《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3期。郑杭生、李迎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综合学派》，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社区学派》，载《政法研究》1999年第3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中国早期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版。
(93) 张明:《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和发展趋势》，《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94) 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95) 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对立的吗?》，《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96) 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目的》，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论社会学的本土化与社会学的本文化、国际化、全球化》，载《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97)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载《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后被收入北京市社科联组织编写的《学术名家论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的论文集中。
(98) 李培林:《中国早期现代化:社会学思想与方法的导入》，载《社会学研究》(京)2000年第1期。
(99)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0) 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对立的吗?》，《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01) 郑杭生:《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载《社会学研究》(京)1997年第2期。
(102) 郑杭生:《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点展望》，《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2期;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载《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03) 程建平:《社会学中国化问题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郑)1997年第2期。
(104) 张明:《社会学中国化的主要任务和发展趋势》，《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9年第4期。
(105) 郭彩琴:《美国社会学本土化理论对中国社会学的启示》，《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6年第3期。
(106) 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对立的吗?》，《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07) 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08) 郑杭生、王万俊:《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内涵和目的》，《吉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郑杭生、王万俊:《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
(109) 在社会学本土化的系统研究方面，郑杭生、王万俊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是最早的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本专著。该书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基本理论、20世纪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包括重建前后)、今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方向和途径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研究。
(110) 这一点，从《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一书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到。该书24万字左右，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是“社会学本土化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第二章是“社会学本土化在国外的变迁”;第三章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变迁”;第四章是“恢复重建后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探索”;第五章是全面推进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111) 郑杭生、王万俊:《20世纪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12) 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113) 谭明方:《对20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纪念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20周年大会暨1999年年会论文，1999年6月，武汉，第8页。
(114) 杨心恒、刘豪兴、周运清:《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南开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
(115) 郑杭生的分析是:我们可以而且也应当从社会学层次结构的角度，将现有的社会学定义分为相应的三类来加以审视:从第一层次给社会学下的定义，典型的如杨心恒、刘豪兴的观点:“社会学是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从第二层次给社会学下的定义，典型的如笔者的定义:“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从第三层次给社会学下的定义，这方面的定义最多，如过去孙本文列举的9种定义:社会现象、社会形式、社会组织、人类成绩、社会进步、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社会现象间的关系，以及他自己主张的社会行为，基本上属于这一类。最近的，如谭明方的观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也属于此类。参见郑杭生:《从社会学学科层次结构看社会学对象问题》，载《社会学C4》(京)2000年第3期。
(116) 郑杭生:《从社会学学科层次结构看社会学对象问题》，载《社会学C4》 (京) 2000年第3期。
(117) 同上。
(118) 谭明方:《再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与郑杭生先生商榷》，载《社会学研究》 2001年第6期。
(119) 谭明方:《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
(120) 郑杭生:《从社会学学科层次结构看社会学对象问题》，载《社会学C4》(京)2000年第3期。
(121) 杨心恒、刘豪兴、周运清:《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载《南开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
(122) 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访谈》，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70页。
(123) 谷迎春:《三点反省与前瞻——中国社会学十五年》，《浙江学刊》1994年第6期。
(124) 蒋影明:《当今社会学的两难牵制、双重寻找和最高课题》，《学海》1995年第1期。
(125) 李立纲:《走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会1997年年会学术综述》，《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126) 《社会学研究》编辑部:《'98社会学:研究进展状况与热点难点问题》，《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27) 本刊评论员:《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秦连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理论前沿》1999年第17期。
(128)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的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29) 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本刊评论员:《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李立纲:同前注。
(130) 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131) 参见《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陆学艺、景天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丁学良:《你敢写中文?——英语学术界的研究产品发表制度》，《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费孝通:《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总序》，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32) 《社会学研究》评论员:《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意识》，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33) 罗教讲:《论社会学的学术规范与我国社会学的发展》，1999年全国社会学武汉学术年会论文;《浅谈学术规范在我国社会学发展中的作用》，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134) 郑杭生:《也谈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135) 阮新邦:《批判诠释论与社会研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36) 郭星华:《也谈价值中立》，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成元君:《“价值中立(Value free)”接受史简析》，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肖昭理:《论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性》，载《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郑红娥、周光礼:《学术自由及其限制——古典学术自由观批判》，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尹保华:《社会知识客观性的暧昧追求——评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载《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钱满素:《价值中立的两难》，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周晓虹:《再论“价值中立”及其应用限度》，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王海燕、尹冬波:《韦伯“价值中立”学说的质疑与“僭越”》，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
(137) 吕炳强:《社会世界的底蕴》，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李培林:《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郑也夫:《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之批判》，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载《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翟学伟:《个人地位:一个概念及其分析框架——中国日常社会的真实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杨敏:《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关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现代性特征的一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8) 吴小英:《社会学危机的含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39) 林闽钢:《论社会学危机的内涵:社会学中的库恩主义思潮评述》，《学海》2000年第2期。
(140) 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141) 刘少杰:《社会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42) 李猛:《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
(143) 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44) 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145)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146) 参见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的巨大贡献——纪念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70周年》，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刘少杰:《中国社会学的价值追求与理论视野》2006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论文。
(147) 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48) 洪大用:《迈向人民大众的哲学社会科学》，载《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1日。
(149) 李迎生:《开放性与主体性:考察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的一种角度》，载《人文杂志》2006年第1期。
(150) 刘少杰:《社会学研究的提升:从经验描述到理论思维》，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151) 邓正来:《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52) 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2007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主题发言，2007年7月17日。
(153) 郑杭生:《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
(154) 赵曜:《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透视》，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1期。
(155) 刘少杰:《快速转型时期的社会思潮与社会矛盾》，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走向更加公正有序的社会:快速转型期社会矛盾及其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156) 李汉林:《意识形态:人的社会化以及组织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一种对文献的综述与思考》，载《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57) 郑杭生:《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杨敏、郑杭生:《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年第6期。
(158) 郑杭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载《江西社会科学》 2005年第8期。
(159) 刘少杰:《中国社会调查的理论前提》，载《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4期; 《现代社会学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60) 文军:《为何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何为——兼论对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反思》，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
(161) 李小方:《从狄尔泰到韦伯——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载《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1期。张宛丽:《十年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的回顾和反思》，载《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风笑天:《近五年社会学方法研究述评》，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1期。李志君、刘欣:《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线索》，载《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162) 文军:《论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载《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岳天明:《社会学解释策略的历史考察》，载《学术界》2002年第3期。范明林:《社会研究方法论比较谈》，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郑杭生、杨敏:《论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结构要素与特定历史过程》，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元理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方法论意义》，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简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163) 骆玲:《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评价及应用》，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董研:《社会学理论形式的转变与创新》，载《前沿》2004年第11期。周兆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学的脉络及其走向》，载《许昌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64) 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65) 谢立中:《“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载《北京大学学报》 2001年第5期。
(166) 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主题及其古典传统的创新——兼论社会学理论中“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建立》，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167) 成伯清:《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之辨——从地方性的角度看》，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
(168) 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郑杭生:《新型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前景》，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169) 郑杭生、杨敏:《现代性过程与社会学理论的个性——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一》，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载》，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现代性过程“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载《社会》2006年第2期。杨敏:《现代性的反叛与理论社会学的前景》，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70) 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刘少杰:《社会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王宁:《旅游、现代性与“好恶交织”——旅游社会学的理论探索》，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孙林:《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张宝明:《“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面孔》，载《学术界》2005年第2期;潘泽泉:《理论范式和现代性议题:一个情感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王芳:《文化、自然界与现代性批判——环境社会学理论的经典基础与当代视野》，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郭星华、黄家亮:《社会学视野下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黄波《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后现代转向及其现代性批判》，载《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刘崇俊、王超、郭治谦:《农民工的现代性:和谐社会之重要元素——以经济社会学为分析视角》，载《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
(171) 王道勇:《现代性延展与社会转型——从概念体系角度考察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的统合性》，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2期。
(172) 张永华:《“新型现代性”社会学理论实践理路——对郑杭生“社会互构论”的初步阐释》，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73) 王建民:《现代性的主题分化与社会学研究范式整合》，载《社会》2005年第5期。
(174) 韩克庆、张岳红《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化——对吉登斯现代性观点的一种社会学解读》，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金小红:《结构化、现代性与全球化——对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的透视》，载《求索》2004年第12期。何雪松:《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十大发展趋势》，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张敦福:《多形态的全球化与消费者自主性——评瑞泽尔消费社会学研究新著〈虚无之物的全球化〉》，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苏国勋:《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4期。佟新:《全球化下的国际人口迁移》，载《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5期。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康健:《政治社会学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意义的放大》，载《理论与改革》2001年第1期。麻国庆:《比较社会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4期。徐延辉:《福利国家运行的经济社会学分析》，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黄少华:《网络社会学的基本议题》，载《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颜烨:《安全社会学与社会学基本理论》，载《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年第8期。
(175) 文军:《全球化进程中社会学面临的挑战与创新》，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5期;《社会学视野中的全球化社会》2000年第2期;《范式整合:全球化时代社会学研究的变革》，载《学术论坛》2001年第3期。梁光严:《全球化研究与社会学的范式转换》，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高峰:《发展理论全球化转向的分析范式及启示》，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成伯清:《全球化与社会学想象力的拓展》，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孙大伟、佀婷:《社会学的全球化分析》，载《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2期。常向群:《学术规范、学术对话与平等宽容——兼论中国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全球化》，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1期。郭景萍:《全球化的三重境界及其实现障碍》，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76) 郑杭生、杨敏:《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理论逻辑和研究指向——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二》，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现代性的新发展与社会互构的时代——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77) 童星:《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风险》，载《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3期。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载《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赵万里:《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年第3期。王培暄:《贫富差距社会风险的承受力、预警及对策》，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4期。
(178) 冯必扬:《我国转型期竞争导致社会风险的原因探析》，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邓伟志:《关于社会风险预警机制问题的思考》，载《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李路路:《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刘婧:《风险社会中政府管理的转型》，载《新视野》2004年第3期。颜烨:《安全社会学:社会学中层理论的一种探索》，载《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洪大用:《机遇与风险:当前中国的社会政策议程》，载《学术界》2004年第2期。吴忠民:《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安全运行——当前中国重大问题研究报告之一》，载《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增多的原因分析》，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6期。夏玉珍、吴娅丹:《中国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79) 罗国芬:《城市社会帮困工作中道德风险的社会学分析》，载《理论学刊》2002年第4期。潘泽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困境与社会风险——社会排斥与边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
(180) 牟永福:《信任的存在场域及其困境——关于当前社会信任危机逻辑根源的社会学诊断》，载《学术论坛》2005年第3期。王道勇、江立华:《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考察——以对皖南S村农民的访谈为例》，载《学术界》2005年第4期。郑杭生、杨敏:《个人安全的预期与焦虑》，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6年8月14日;《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反思及研究对策》，载《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
(181) 沈湘平、于天龙:《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罗大文、张洪波:《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8期。郭强:《试论风险社会的应对机制——风险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载《西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7年第2期。
(182) 王建勋:《调解制度的法律社会学思考》，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任丙强:《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述评——政治学研究的社会学新途径》，载《社会科学家》2003年第4期。杜贵波、高志刚、秦秀:《辩诉交易制度的法社会学分析——兼论我国刑事诉讼机制的重构》，载《山东审判》2003年第6期。江涛:《作为制度的一夫一妻婚姻形式的历史社会学分析》，载《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2年第2期。万俊人:《制度伦理与当代伦理学范式转移——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高文、任友群:《知识的生产与习得的社会学分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2期。孔垂谦、文辅相:《西方现代大学学术自治的制度环境基础:一种政治社会学分析》，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4期。林克雷、陈建利:《当代中国分层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范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罗燕:《中国社会问题与和谐社会战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视角》，载《北京观察》2007年第2期。王鹏志:《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政治行动逻辑观——“适合性逻辑”探析庄德水》，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薛晓斌:《从社会学角度看软预算约束》，载《求索》2005年第1期。张金荣、李文祥:《现代企业制度效率问题的社会学思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
(183) 李路路:《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184) 刘少杰:《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感性选择》，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举步维艰的感性选择——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人员求职行为方式研究》，载《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当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社会选择方式的变迁——从社会选择方式变迁看当代中国经济生活中人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经济社会学的新视野: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85) 杨敏:“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民俗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视野，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1期。
(186) 郑杭生:《社会和谐——战略机遇期中国社会的主调》，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6期;《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第十四版)。陆学艺:《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有个大发展》，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2期。李强:《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社会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论文;《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第十四版)。参见余玮:《听景天魁谈社会和谐》，http://www.zhongguolaoqujiansh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886。李培林:《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第十四版)。吴忠民:《论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载《人民日报》(2004年11月30日第十四版)。宋林飞:《从“风险社会”走向和谐社会》，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邓伟志:《和谐社会与荣辱观》，载《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2期。潘允康:《论和谐社会的本质与灵魂》，载《南方论丛》2006年第1期。王雅林:《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范式——基于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生活/生产互构论”》，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87) 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李培林:《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吴忠民:《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景天魁:《作为公正的发展》，载《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6期;《底线公平与社会保障的柔性调节》，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188) 李培林:《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2004年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和趋势》，载《领导决策信息》2003年第49期。陆学艺:《以公平社会政策培育合理社会阶层结构》，载《领导决策信息》2003年第2期。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载《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郑杭生:《社会建设:改善民生与公平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1月16日。李迎生:《制度建设与社会公正》，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5期。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视点》，载《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
(189) 李培林:《加强社会建设理论和经验的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郑杭生:《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的一种社会学分析》，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6期;《社会建设:改善民生与公平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11月16日。景天魁: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24期，http://theory.southcn.com/llzhuanti/lndjt/wqhg/content/2008-01/23/content_4313335_2.htm。邹农俭:《社会建设:社会学的社会承担》，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2期。
(190) 李培林:《中国经验的基本内涵与要点》，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1月17日。郑杭生:《如何研究“中国经验”:二维视野还是单极思维?》，2006年9月21日在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发言稿。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贺雪峰:《回归中国经验研究——论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的构建》，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1期。边燕杰、李路路、蔡禾:《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及分析》，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a)Ltd，2004.
(191) 因篇幅所限，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不能展开介绍，主要成果参见:郑杭生、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义利问题: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第8期。郑杭生、龚长宇:《义利互动模式与社会良性运行——对义利关系的一种理论和实证的社会学分析》，载《学术界》2001第4期;《转型期社会个体的义利选择——一种伦理学视角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冯仕政:《论社会学基本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6期。
(192) 郑杭生、杨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个人权益自主与社会权力规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论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社会互构论的提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社会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4期;《现代性过程与社会学理论的个性》，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理论逻辑和研究指向》，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现代性的新发展与社会互构的时代》，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元理论》，载《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载《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社会互构论的视野》，载《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安全机制缺失症》，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4年12月20日;《社会和谐的深层时代内容》，载《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5年2月22日;《现代性过程“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载《社会》2006年第1期;《个人的当代形貌:社会化理论的世纪挑战》，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个人安全的预期与焦虑》，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6年8月14日;《社会互构论:从差异走向认同的追求——郑杭生社会学思想的一个新波峰》，载《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郑杭生:《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2007年12月16日。
(193) 郑杭生:《现代性过程中的传统和现代》，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如何研究“中国经验”:二维视野还是单极思维?》，2006年9月21日在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发言稿;《坚持和发展共同理想的几个问题——从社会学视角看新型社会主义》，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在制度创新中落实社会公平——解读广州市委市政府〈惠民66条〉》，载《广州日报》2007年7月9日第一版;《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在中国社会学会2007学术年会上的主题发言》(长沙)，2007年7月17日;《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发明》，载《天津社会科学》2008第3期。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载《社会科学》(沪)2006第10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社会矛盾》，载《探索与争鸣》2006第10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1期;《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2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与锻铸社会和谐的坚实支柱》，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4期;《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改革与和谐》，载《社会科学》(沪)2007年第1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载《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2期。杨敏:《“活着的过去”和“未来的过去”——民俗制度变迁与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视野》，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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