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高研院

我心中的高研院

◆许倬云

各位来宾、华东师范大学及上海市、教育部的各位领导，我奉命到这儿来做报告，心里很高兴。今天是个“群会”，各个大学的精英齐聚一堂，见证华东师范大学高研院的成立，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刚才听到三位领导的介绍之后，我感觉到人文学院并不是被扔到旁边，没人理、没人问，很显然，社会各界注意到我们(人文学院)了，这是好事情，下面就要看我们怎么做了。

我今天所做的报告，一面是叙述，一面是讨论，是从世界上著名高研院成立的过程来讨论，将我们能从中吸取什么经验作为我们今天的任务，在时空条件上，他们为什么要设置、实行这样的形态。我只选6所大学的高研院来讲，即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斯坦福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北卡州三角研究院区的国家研究中心、德国的柏林高级学术院、荷兰的和瑞典的高研院。这6家组成了一个群体，它们合到一块，简称“SIAS”(“几个合到一起”的意思)，可称最重要的高研院。我就以这6个组成成员为线，来说明高研院的发展过程。

1933年，普大高级研究院成立，最令人瞩目的是，它一成立，就聚集了各类科学的巨星，爱因斯坦，梵布仑，郭德尔，这些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大师，作为它们的成员。这在当时已经震惊了世界。在德国反犹太之际，科学家们没有地方去，如游方和尚一样。其实，普大高研院并不是为了收容犹太学者而设。我们要知道，这是追溯到1930年代的时候。20世纪伊始，美国兴旺的气象、发展的迅速，与今天的中国类似。美国用了20年左右，压倒了欧洲的地位，平分秋色，变成了世界工业重镇。工业、商业非常发达。各个州都有州立的农业大学、工业大学。这种新气象只有20世纪初的中国才有。可是我们要了解，正是这值得我们警惕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过热的经济、过度的发展，从繁荣落到一个人人失业、无路可走的境地。那种刺激非常的强烈，使得当时很多人思考的问题集中在提升美国的文化与学术水平。美国每一个州都有大学，还有私立大学，但是自己解决不了以后发展上面临的困难，发展所面临的困难:牵涉到科学本身，牵涉到工业，牵涉到经济，美国自己的人文科学又如何面对危机?

20世纪初，美国的人文发展与欧洲有相当大的区别，落后落得很多。当时，他们所留学的地方是欧洲的一些学院，就跟我们今天要留学海外一样。当时纽约美赛百货公司的主人，Bamberger家族，度过了大恐慌的危机，为了提高美国学术水平，捐了一大片土地，作为普大，作为设立高研院的基金。今天，那些土地，寸土寸金。以财富而论，普大高研院可说十分富有。这个高研院分为四个部分:数学，物理科学，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历史是独立的部门，然而它也不是狭义的历史，却是以变化为课题的研究。每一个单位不过三个、五个常任研究员，此外的都是轮流来轮流去，演变到后来，还有一些自费“挂单”的，这些人有的是3年任期，有的是5年任期，也有一些相当长的任期，但是不是常任的，每个部门只有三五个人常任，就是这些人制定了它们的发展方向。

第一任高研院的院长Abraham Flexner，他曾经在John Hopkins教过书，美国的所谓的“全人教育”是他们发展出来的。他以为，研究人员自己在研究长征的途径上，我们有时要歇站住脚，回顾来路，展望前途，看看四周，就像在旅途中在凉亭里歇口气，看看我们走的方向怎么样，与同伴说说话、看看前途风景如何，问问岔道的风景如何。他以为，这一个社群都是知识人，这个社群里面没有约束、没有限制，只有思考的严谨、只有思考的逻辑。一切由学科本身决定，不夹杂其他的考虑。这是高研院创所以来，就确立了的他们做事方向。

高研院内，没有学科的间隔。它每年请来的人，一半申请，一半邀请，现在基本上都是申请了，审查挑选的标准，只论学问，不论其他。

历史研究这一部分，他们长期看家的人，是一位欧洲历史源头古代希腊罗马史家Glen Bowersock教授，他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退休了。目前在该院的历史学家是Nicola DiCosmo，一位研究草原文化的学者和Johnathan Israel，一位欧洲近代史的专家。在这个研究所里，不同的时期都有人来做研究，它需要不同的文化的成员，不同阶段历史发展的成员在一起讨论。他们在70年代的晚期，他曾经两次找我去，正是我在台湾地区投身改革运动的时候，所以也没有去。那个地方对我是非常不利的，都是山坡，盖的房子都是三四层楼，坐电梯也要绕弯子，我不去也是考虑到这个难处。

跨学科，并不只是跨社会科学的学科，你也可以“飞象过河”，结合人文与科学。例如，博弈理论，即使数学与历史，国际关系，几个学科都有用的研究方法。普大高研院，每个单位也就那三四十人，总的来算也就两百人不到，的确是一个小社群，大家交往，并不难。

1954年，另一家高研单位成立了。50年代是社会科学非常发达的时候，有些社会科学家以为，跟自然科学一样严谨，社会科学一样可以预测、一样可以采取试验的手段。那一年，福特基金会拨款，在斯丹福大学成立了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学科，主要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从这些学科分出去的法学、管理学等。这几个学科都从人和人的行为上做研究，找出模式，也可以用量化的方式加以陈述。这一个潮流在50年代是极强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跟斯坦福时分时合，但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它们位居山顶，下面是斯坦福大学，气象万千。

这个学院虽然号称社会科学，实际上人文科学一样包含在内，同时数学也包含在内，所以它是非常坚持要跨学科研究，从开始到现在，不是静止的看结构，而是看变化。

第一，他们组织团队，有计划的研究具体的课题:经世济用，要对人类、对社会的问题，作有计划的探测、考察和研究。我举2008年的一个课题为例: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青少年面临着全世界流行的文化，探讨他们的心态、他们的行为和他们价值观念。研究这些青年人，这就是一个课题。

又如另外一个课题:知识经济。今天的知识是商品，也是权力。在知识经济之下，过去劳资之间的对立，今天市场的结构都不一样了，今天的经济增长的力量不是马达，不是引进，而是开发大脑，把大脑转变成有用的东西，这和我们过去假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意识都不一样。我只列举这两个课题来论，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我自己对刚刚所说的两个高研院、对这一个行为科学中心的做法，有所偏好。我认为我们花的钱，不管是纳税人的钱也罢，是基金会的钱也罢，都是公众的钱，我们要用在有益公众的课题上。

第二，这个组织分科目组成的团队，研究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他们会邀请全国对这可能有兴趣的中青年的学者，举办工作坊，共享研究成果，分散传播，以引发更多的研究。他们有时以夏令营的方式来完成，加州山顶上空气很好，大家也很乐意去，而且去的人也很兴奋，可以听到、看到新的东西。

第三，在1978年成立的国家人文中心，是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设立，得到美伦基金会等单位的资助。中心设在北卡TRIANGLE PARK的大树林中，是玻璃的房子，每一间都有三角形的窗子直插到树林里，环景幽雅安静。美国的国家人文基金，是由联邦政府每年拨款，作为母金。设立之后，是独立的基金会，有学术界管理。我建议，我们也可以搞一个中国人文基金，由学者委员会管理，支持大型的研究。

人文中心的研究员，都带了研究课题，来中心完成一部著作。金堤就在这里翻译Ulysis。他们多半都带有一个成熟的纲要进入中心，在一个小房间里写作，每个星期轮流有人做报告，大家一起讨论。中午大家一起做三明治、喝咖啡，之后大家自由会谈讨论，由此互相影响，彼此启发，得到新的灵感，所以书稿跟平时写出来的书稿就不一样了。它本身没有图书馆，每天由专人从北卡的三家大学借书，在图书馆和他们那里来回运书，如你今天要书的话，你写个书单交给秘书，第二天你要的书就送给你了。这里住的人不多，大概有30多个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房间。他们的前任主任Robert Connor说，中心是一个场地，学者们彼此激发，也互相复核，就是这样一个场地，这里提供彼此挹注的精神资源。

美国的三家，各有特色。美国的高研院，不只它们三家，我只选了它们三家，不仅它们具有成就，因为它们本身就代表了几种形态。

欧洲的高研单位，第一家模仿美国的是1960年设在北莱因-卫士伐利亚地区Bielefeld大学的科际研究中心。它特别注明了是以促进学科之间合作为宗旨的单位，德文缩写是ZIF。这个中心资源不足，影响不大。到1970年，荷兰皇家学院设立了一家高研院，也是美国行为科学中心模式。荷兰学术界一向有高度国际性，就是由他们开始，邀请二战期间离开的犹太人回欧洲，这里就变成了国际性的研究中心。荷兰“小国寡民”，自己人力资源是不够用的，就靠它心胸开阔，什么人它都找去帮它发展，它是让荷兰走向国际，这是这个单位的特殊意义。

德国在1978年成立了一个重要的高研院:柏林高等学术院。德国的洪堡大学，是欧洲学术重镇。战后东西德分裂，学术地位大受影响。德国在1978年已经不错了，成立了一个像我国中科院和台湾地区中研院的研究机构:MaxPlank，它的特点是某一个所摆在某一个大学，它只是一个虚设的名称，它的总部相当于中科院的本部。这一研究单位，是由国家拨款设立基金，独立运作，分给它的预算那就是它的，属于它支配，即使换总理了也是一样不变。新设的这一家高研院，经费由洪堡基金会与MaxPlank基金共同支持，也有民间基金会的投入，甚至还有瑞典皇家银行基金会的捐款。因此，柏林的高级学术院，也是一所国际性的学术机构。

瑞典的皇家银行基金，由瑞典的国家银行投钱，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人。瑞士银行团支持德国的柏林高研院，它不只是德国的，一开头就是国际性的机构，内部包括人文、社会各学科，也有生命科学——人本身就是生命现象，生命科学包括生理学、医学等都在，是极为宽广的学门。就是这样，柏林学术院维持着科技之间的合作，也有独立研究的人，也有创作的人，也有团队组织。换句话说，它一个高研院兼包了美国三个高研院的作风:三种组织方式，三种运作方式，它都采纳了。紧接着，柏林学术院开始在中欧各处，如匈牙利、奥地利等地设立分院。它在瑞典也设了一个分院，瑞典决定自己办，所以瑞典自己也办了一个高研院。这个单位里面，有个很特殊的一点，还是国际性。它很注重青年学者，一年它给你两年的薪水，一年在本来的大学研究，一年来院研究。在这一年里，学员还有半年的时间到别的国家去，作有关的科目的研究，真正做到学术无国界。

它们这6家，德国的柏林一家，瑞典的一家，荷兰的一家和美国的三家，这6家也组成了一个联盟，希望人们加入它，加入它有四个条件:(1)纯学术，这个很容易做到，不搞学术斗争，不抱其他的目的，只搞学术;(2)审查和选择的过程透明，没有私心;(3)独立自主的，但要与某一个学校挂钩，是个半独立性的;(4)有钱足够自主独立，这一条就比较难，要找到一个大财主死心塌地的捐钱，很不容易。满足这四个条件，都可以做它的会员，会员可以资源互通，人员可以自己挑选我到哪里做研，你就可以去，这就是全世界的高研院，所以在东方我们目前看来，是还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的保证。

在日本也设了一个，不过不是很出色，大概也是才起步。我想我们的前程万里，喻意前程路长达万里，万里又暗示我们可以有很多路可以走出来，我盼望我们有非常好的发展过程。

刚刚讲的6个单位的成立都有它的时空背景，都是有所感触，使得我们有些人觉得我们要办成事业。但我们还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第一，东方站起来了。不仅中国站起来了，而且整个东方都要站起来，并且是几个地方、前后纷纷簇站起来。尽管南方的印度也不错，但是孤峰独起:而东亚却是几处一起长，长得还满茂盛的，东亚将来比南亚的前途大。东方站起来，并不是要“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不要林黛玉和薛宝钗，我们要贾宝玉，东西都用。未来的世界，不必也不应只是继承西方的主流文化，我们要的是东西合璧的新文化，不对立，而是融合。融合，也不是仅仅采纳，而是以我们的成分修正它、补充它。为了实现这一个特定愿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集中人力、物力，集中思想的脑力，做成这一事业。打仗的时候，要有先锋营，由最精锐的部队，突破难关。但我的意思不是去突破西方，而是我们突破未知，我们用已知的知识打进未知，扩大已知的领域。打入未知的时候没有任何学科可以单独地承担任务。打入未知，未知一定是个无人地带，今天的学科所涵盖的范围都不附属。我们还无法预知这些未知的领土，过了河，是流沙河?还是沙漠?还是崇山峻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边要预设种种可能，所以各种学科的可能性，我们先锋营里面都要顾及，我们必须控制一个缺口，因为未知正在出现，未知越来越多。

第二，我们目前知识的领域不仅是未知的区域，补足我们以前的知识。主流文明从启蒙到现在，构成了西方主流文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到今天却已面临困难，需要修改:把资本主义修改为福利国家主义;将民族国家发展为多民族的国家，即区域集团;现在的联合国代替了以前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许多变化已经出现。最要紧的是，启蒙时代到20世纪，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的种种演变，从进化论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深入生命现象的内部。一方面生命科学进入了新的领域，另外一方面“上帝”死亡，诸神隐退。

我们新开了一个领域，即使从科学探测生命。生命的领域，却又是人文的延长。人的生命，是能动能跳、能叫能跑的肉体，还是也要一个能思能想、能哭能笑的灵魂与精神?如果我们把生命领域和人文领域分开，把人和生物分开，我们不能忽略:医学的确解决了我们的细胞、血液、基因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所的人生价值，我们怎么活下去?在生命领域我们知道得非常多，但是在精神领域，我们两手空空。高研院是先锋营的地方，不仅是一个突破未知，而且要建构我们的价值，不能单单以主流文明留下的痕迹当作我们人类文明的终点站。

20年前，台湾地区的学术界将“现代化”提到讨论的日程上，我那个时候反对，因为我是学历史，我以为现代是一个动的点，不是一个定点，永远有现代，那么我又怎么能现代化?到后来，“后现代”这个名词出现了，所以现代不是终点站。我们努力赶上了“现代”列车，怎么到了终点一看，竟是蔓烟荒草，颓垣残壁?怎么办?

我以为，我们要界定自己的存在，确定安身立命之所——我们今天正要迈进一个新的文明。那个文明代替了启蒙时代的又一文明，这是全球的、人文的，不是靠神，是靠人的文明，在这个世界里面也许我们不再人杀人，也许我们懂得人尊重人，也许我们能活得和谐，但是我们必须先要界定这些价值。

我的理想中的高研院，是一个我们知识界的文化先锋营，这先锋营也许是蒙着眼睛冲锋，因为前面看不见。也许冲锋了一半，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冲出了一个世界——新天新地，是一个未来人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