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社团革命

1.1.1　全球社团革命

近年来，全球出现了非常重要的浪潮，即市场和国家之外大范围的社会机构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机构被称为“非政府组织”（NGO），或“非营利组织”（NPO），或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部门等。这些组织在最近的几十年，无论其数量还是规模都在迅速增长。从北美、欧洲等发达国家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人们都在建立社团、基金会和类似组织，开展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经济发展，防止环境退化，保障公民权利。根据国际非营利部门研究最为著名的、以萨拉蒙为主任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公民社会研究中心（CCSS）对41个国家的分析、研究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着庞大的非营利性部门，这个部门的平均规模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6%，占非农就业的近5%，占服务业就业的10%，占所有公共部门就业的27%。事实上，非营利部门还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志愿力量，如果包括大量志愿者的参加，这些国家的非营利部门的就业平均占到全部非农就业总数14%，更惊人地占到公共部门就业总数的41%。⁽¹⁾

在萨拉蒙看来，全球社会非营利组织的兴盛，主要是四次危机和两次革命性的变化汇合起来减少了国家控制的范围，并为有组织的志愿活动的增长开辟了道路。这四次危机分别是：（1）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旨在消除市场失灵、提供社会福利的政府保障体系在80年代⁽²⁾以来受到了挑战。人们认为：日益增长的社会福利开支正在排挤着私人投资；而负担过重和过于官僚化的政府也没有能力完成不断安排给它的日益增长的任务；同时福利国家扩大政府服务的压力又超出了公众支付相应款项的意愿。许多人相信福利国家已经远远超出了保护个人抵御不合理的风险的范围，相反她正在窒息首创精神，解除个人的责任和鼓励对国家的依赖。（2）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危机。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8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急剧地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前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变得异常严峻起来。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发了人们对“受援助的自力更生”和“参与式发展”的兴趣，这种战略强调基层的力量和热情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释放出来。通过使穷人积极参与发展项目，提高了生产率，同时战胜了在许多地方处于软弱无力状态的国家机构。其结果是人们对于国家作为发展代理者的局限性和富有吸引力的第三部门机构的优势正在日益达成共识。（3）世界性的环境危机。随着环境的日益污染和退化，公众对政府日益感到灰心和失望，渴望自己组织起来，自主解决问题。（4）社会主义的危机。70年代中后期以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不能满足人们的经济和社会需要。这些国家除在经济方面探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制企业外，还放开了对民间组织的管制，刺激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它们可以被看做是非政府组织兴起的必要原因。两次革命性的变化一是七八十年代期间发生的通讯革命。如计算机、光缆、传真机、电视、卫星等的发明和广泛传播扩展了通讯联系的范围。二是教育水平和识字率的显著提高，两者相结合使得民众的组织和动员比以往容易得多。这就使得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³⁾

王绍光先生则把全球性结社革命出现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原因，牵涉到所有国家，另一类是特殊原因，不同类型国家的原因不同。经济增长是其一般原因。二战以后，尤其是在50—70年代，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比较快，甚至后两类国家的增长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还要快一些。经济增长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了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45%左右，而在其他国家，中产阶级开始形成并日益扩大。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使人们的社会需求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切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对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除了对所有国家都起作用的一般原因外，不同国家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有其特殊原因。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模式的危机是其特殊原因；对转型国家，国家社会主义计划模式的危机是其特殊原因；而对第三世界来说，发展模式的危机则是其特殊原因。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对政府主导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意愿的怀疑。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场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和强调，民间非政府组织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因此，80年代兴起的全球“结社革命”绝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历史背景。⁽⁴⁾

面对“全球社团革命”的出现，萨拉蒙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如果说代议制政府是18世纪的伟大社会发明，而官僚政治是19世纪的伟大发明，那么，可以说，那个有组织的私人自愿性活动也即大量的公民社会组织代表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⁵⁾“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⁶⁾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以其特有的优势如较小的规模、与公民的密切联系性、灵活性、丰富的社会资本等，成为市场、政府之外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机制，对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非营利部门成为很多国家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不但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能够开拓大量的就业机会。在美国，第三部门目前为经济提供了占国民生产总值6%的贡献和9%的国家总就业。美国学者里夫金甚至提出了以第三部门的社会经济⁽⁷⁾作为克服后市场时代工人失业的唯一手段。他认为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的日益自动化，人类社会的前景将是“工作的终结”，是广大的工人，包括蓝领、白领工人和管理人员在内的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失业。而经过改造后的第三部门将是能为被全球市场所抛弃的过剩劳动力提供建设性出路的唯一可行的手段。⁽⁸⁾其次，很多非营利组织以弱势群体作为服务对象，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保证社会公正。公益性社团的建立都是基于一种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非营利的价值取向，使它们志愿涉足政府和市场所不愿或无力涉足的领域。其中很多公益性社团就以社会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为服务对象，包括穷人、失业者、老年人、难民等。这类群体通常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地位上都处于弱势，几乎终身都处于自身的发展机遇被完全剥夺的境遇。他们往往不能通过自身的力量伸张自己的权利和要求，而公益性社团组织却可以帮助他们做到。它们或者对穷人提供直接的救济，如食物供应，改善他们的营养需求，为他们提供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援助，或者通过推动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经济改革，使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能力，并通过争取国家政策方面的优惠，减少社会对他们的歧视，提高其社会地位，从而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处境。这对克服由于贫富悬殊引起的社会矛盾有积极作用。第三，非营利组织对克服工业社会的物质至上、人际疏离等工业文明病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功能。工业社会的思想是物质第一主义，唯生产原则和效率标准以此作为促进幸福的主要手段。物质第一主义的世界观导致了对地球贪得无厌的消耗，使地球的生物圈受到了资源耗尽、环境污染的损害，从而也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工业社会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表面化和疏远感。许许多多的志愿者组织致力于保护环境的努力，以及人们自发开展的一些互帮互助的结社运动，对克服资源和环境危机，增强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凝聚力等起着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