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竹简上的历史

写在竹简上的历史

《竹书纪年》：写在竹简上的历史

南北朝时期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的一个掘墓人挖开了一座古墓，没有发现什么奇珍异宝，陪葬品只有一大堆竹简，失望之余，只好把这些竹简当宝贝一样搬运回家，竟足足拉了几十车。当时习惯用马车作为运输工具，几十车书，堆积成山，简直就是一个小图书馆了!

原来这是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坟墓，襄王在位二十年，逝于公元前295年，这些竹简在地下埋藏了576年。出土的竹简有编年史《纪年》、记言的《尚书》、记起居的《穆天子传》、记逸闻的《盛姬录》等，但大多腐烂霉变，难以辨认，唯有《纪年》尚保存完好，大概是由于是襄王所最爱的缘故吧。因以竹简为载体，后人把这部书叫做《竹书纪年》，由于埋藏地下使这本书长期未流传于世，因此躲过秦始皇“焚书”的一劫，成为幸存的珍贵史书。直至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天监年间(503—519)，沈约为《纪年》作注，才引起许多史家重视，引证的、作注的、研究的学者众多，该书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校刊出版，流传至今。

《竹书纪年》是一部编年史，除加上的前编未编年外，上自黄帝、下至周隐公三十六年都按年代编写，是由韩国史官记录编写而成，分成十二卷。按记述略详不同，我们大致可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前编。未称“三皇”只记二氏，且甚简略，大概据传说记录。说太昊庖羲氏在位一百一十五年，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四十年，究竟是两人还是多人，《纪年》中并未交代。其中有一段为其他史书所未载：“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谏而被杀。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来归其地。于是，南至交趾(在今越南境内)，北至幽都(幽州)，东至蜴谷(东海边最早见日出处)，西至三危(敦煌东南)，莫不服从其化。”周代史书有黄帝时夙沙氏用海水煮盐的记载，夙沙氏看来是东南面的一个部族，其势力范围很广，威胁到炎帝的统治，炎帝用道德的力量使其归化。司马迁写《史记》，不记三皇，只写五帝，关于炎帝的记载甚少，只说“神农氏衰”，大概是因为《纪年》已被埋藏于地下，未见到有关资料所致吧。

一二卷。记载了黄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挚、帝尧、帝舜七代的传承，也没有“五帝”之说，看来“三皇五帝”是战国以后人们追认的。记事较前编略详，记有在位多少年的事。记帝尧陶唐氏“元年丙子帝即位”，说明当时已采用天干地支纪年，但究竟是在多少个六十年前、具体指何年仍是一笔糊涂账。《竹书纪年》载，帝尧“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嫔于虞”，二女指尧帝女娥皇、女英，嫁虞舜;“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终于文庙”，说在文庙中郑重其事地举行了代理帝位的仪式;“七十四年虞舜初巡守四岳”，舜即以代帝身份正式巡视各诸侯国。还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一百年帝陟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丹朱封于房，为虞宾三年。舜即天子之位。”从黄帝起已开了父传子的传统，尧是传给女婿，并非全无亲族关系，舜在尧逝世前几年已成为事实上的天子，尧逝世后，其子丹朱为什么要逃避?舜把帝位让给他为何坚决推辞?恐怕不是谦让，而是由于舜已实权在手难与相争吧。舜把丹朱作为贵宾款待了三年，才登上天子宝座，大概是作秀吧。后世将“尧舜禅让”传为美谈，《纪年》中并未提到“禅让”，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

三至六卷。记述从夏、商两朝四十七代帝王事迹较详，以干支纪年，也较为准确。《竹书纪年》载夏禹“元年壬子帝即位”。史家有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准确并记的始于西周共和行政元年，为庚申年(前841年)。据史载，夏朝471年，商朝496年，西周从武王发至厉王胡共十代，具体多少年不清楚，估计约200多年吧。这样向后推算，约1200年，按60年一甲子计即20个甲子，1208年前即为壬子年(前2049年)，距今4000余年。更难能可贵的是，《竹书纪年》把两代帝即位的年号一一注明，充分发挥了编年史的优势，虽不能说十分精确，但韩国史官不知费了多少核对的功夫，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令人敬佩。《竹书纪年》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记载，如：商殷武丁“元年丁未王即位”。丁未约为公元前1400多年;“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意即约前1368年在荆楚地区有一次大战;“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经过三年，终于彻底打败了鬼方;“氐羌来宾”，同年西方的氐、羌族部落来表示臣服;“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彭祖被灭国;“五十年征豕韦克之”，复兴的彭祖国再次被攻克。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商代的对外扩张史实。

七至十二卷。记述了从周武王到周隐王十六年周三十六代事迹。《竹书纪年》按传统通称为周，由于所记时代较近，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韩国史官可能相继有所记录，因此所记最详，也更准确，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竹书纪年》记述武王姬发家谱较详，记了武王伐纣史实：“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王亲禽纣于南单之台。”坶野即牧野，“南单之台”即鹿台。《史记》说纣王自焚，这里说是生擒，可能有一定根据，也给史家提供了研究的另类记录。《竹书纪年》还记载了因厉王胡无道，犬戎入侵，“十二年王亡奔彘”，厉王仓皇逃奔到河东郡北巍县之事。又记：“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愤怒的民众包围了王宫，把召穆公的儿子当做太子杀了。这里记事过于简略，未交代清楚原委。“十三年王在彘，其伯和摄行天子事。”说厉王像缩头龟一样躲在彘县，他的伯父姬和被拥戴为共和行政。《史记》称周、召二公主持共和，这里记载有所不同，是由姬和主持，这样的记载或更符合实际情况，共和当然要依靠主要大臣，造成误会也事出有因。从十卷起，记载平王“元年辛未王东徙洛邑”，迁都洛阳后，已进入春秋时代，后世史家称为东周。《竹书纪年》不仅记录了东周历代年号、事迹，也记录了各诸侯国的大事。当时战争吞并屡有发生。《竹书纪年》记录了韩国所发生的战争：显王十六年“邯郸之师败我师于桂林”。记齐军打败了韩军。“二十四年魏败韩马陵”。记韩国在马陵山打了败仗。“二十五年穰庇帅师及郑孔，夜战于梁赫，郑师败逋”，记一场夜战使郑兵败逃。同年“与齐国朌战于马陵”，“二十七年五月田朌及宋人伐我东鄙，围平阳”，记叙前一战大概未分胜负，后一战齐联宋进攻韩东部边境，包围了平阳城。“九月卫鞅伐我西鄙”，记商鞅进攻韩西部边境。“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逋”，记韩受几面夹攻，反攻又失败了。“二十八年城济阳”，记战败失地结果韩不得不迁都。“秦封卫鞅于邬，改名尚”，记卫鞅打了胜仗，受赐封地于陕西商洛地区，以封地为姓，改卫鞅为商鞅。可见韩国连遭失败，韩史官记得最详。此外，《竹书纪年》对自然环境的记载也很重视，如：昭王六年“冬十二月桃李华”，景王五年“冬十二月桃杏华”，记十冬腊月桃李杏开花。昭王十四年“冬王观盐泽”。记昭王考察一个特大盐池。据洛阳县志载，河车盐池长七十里，广七里。晋王“四十三年宋杀其大夫皇瑷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元五六年“丹水三日绝不流”，此处把贤大夫被杀害与江水断流作为因果关系记载缺乏科学根据。显王五年“地忽长十丈，余高尺半”。记录了地貌变化，高处达百尺，低处也有一尺半。隐王“五年洛水入成周，山水大出”。记录了引水入洛阳的水利建设。“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酸枣”。记载了酸雨灾害。

《竹书纪年》的编撰者韩史官们可能没有大史家的横溢才华，但他们的忠实记录，或弥补了史料的不足，或可印证某些史实，所以其中史实多为历代史学家、地理学家所引用，如郦道元《水经注》等多种地理著作引用《竹书纪年》达76处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