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医学之宗”

源远流长的“医学之宗”

《黄帝内经》：源远流长的“医学之宗”

《黄帝内经》一书冠以黄帝之名，而非黄帝所作，这是毫无疑义的。作者开宗明义就指出，从前的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博览群书的汉史学大家还把精当的评价引入《史记·五帝本纪》中，可能认为“成而登天”一句，是说他登上天子之位不妥，改为“成而聪明”，这更能说明他的才智。有人认为以黄帝同名医岐伯、雷公师徒的对话形式阐述医理，纯属假托和虚构，未免过于简单化。《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的冠名应有其历史渊源。远古帝王都以关心人民疾苦而得到拥戴，神农的以身试药和黄帝的问医议治在民间一直被传为佳话。在“天下为公”的时代，药性医理的发明并非专利，必然代代相传，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总结成书并冠以创始者之名，正有不忘根本之意，当然也不排除作者有意标榜医学的渊源。

《黄帝内经》作者为谁已不可考，出书的年代学者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有道理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已发展到相当高度，春秋时还出现了被传为神医的扁鹊，司马迁根据传说为他立传。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那时已采用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和汤、针、砭、熨等多种治疗手段，创立了阴阳、表里、经络等医学原理。在那个时代，尤其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医家”是不会自甘寂寞的。《黄帝内经》很可能就在战国时期面世，因属医学类书逃过“焚书坑儒”一劫，而被西汉伟大的史家见到。作者很可能是岐伯、雷公或扁鹊的传人。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共80篇，分为24卷，是中国古代医学宝库中的奇珍，被后世医学家公认为“医学之宗”。这里笔者无意也不能对这部博大精深的医学巨著有所阐释，仅介绍该书几点举世瞩目的伟大贡献。

一、倡导“天人合一”的养生理念

“天人合一”或称“天人相应”，是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理想境界，是远古时期中国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开始形成的哲学观念。《黄帝内经》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创立了世界上所特有的养生学。在第一篇《上古天真论》中指出延年益寿的最好生活方式是返璞归真。对“璞”的解释是“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自得其乐，不相互攀比。“真”就是要保持“天真”、“知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文中还列举采用不同养生方法的四种人，把“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的“真人”作为最高标准。

在《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在一年四季适应气候变化的养生方法，强调以预防为主，“不治已病治未病”。在《生气通天论》中，认为人的生气与自然界的天气息息相通，这是“寿命之本”，由此提出使阴阳平衡协调的“因阳养阴”的养生原则。

“天人合一”的养生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对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群出现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如吸烟酗酒、暴饮暴食等，一些老年性疾病有年轻化倾向。因此，出现了一些保健新谚语，如：“疾病是吃出来的，烦恼是想出来的，健康是走出来的。”随之出现了“回归自然”的新风尚。今天，重温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开创的养生学，应当是得益匪浅的。

二、基于“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

古代的“阴阳”、“五行”说虽掺杂一些唯心迷信成分，但就其实质而言，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黄帝内经》揭开了阴阳五行说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目，运用于中医学实践，并以此为基石，构筑了与西医学迥然不同的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

《黄帝内经》认为，阴阳是“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治病必求于本”，只有抓住这个起源和根本，才能提纲挈领地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道”即规律。作者已懂得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剖析病理，区分寒热、虚实、血气、脏腑、里表等诸多矛盾，还注意到“热极生寒，寒极生热”的矛盾转化。由此制定了“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阳病治阴，阴病治阳”，“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等一系列治疗原则。

“五行”指火、金、木、土、水五种物质。《黄帝内经》以“五行”代表体内的“五脏”心、肺、肝、脾、肾，外合“五体”脉、皮、筋、肉、骨，望诊的“五色”赤、白、青、黄、黑，药物的“五味”苦、辛、酸、甘、咸等等。这样把病变、诊断、用药等有机地联系起来，使相互之间相合、相生、相克等错综的关系条理化、系统化，并以此为纲总结了方方面面的医学实践经验。有人讽刺中医的基础理论神秘化、不科学。其实不然。中医同样从实际出发，只是观察事物角度不同，先从总体研究入手，把握众多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再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如后世医家根据基本理论，总结出“培土生金”以健脾胃治肺病、“佐金平肝”以增强肺功能辅助治肝炎等方剂，看似不科学，实则疗效显著。从宏观到微观的辨证施治，比局限于微观，面对疑难杂症束手无策高明得多。

三、明辨脏肺经络的诊断方法

《黄帝内经》单独论述脏腑之处极少，往往把脏腑同脉和经络联系起来。脉即血管，与心、肝二脏的关系最为密切。“诸血者皆属于心”，“人卧血归于肝”，血液通过脉流布全身。通过手腕处的“气口”的脉搏探测五脏六腑的病变。另一与脏腑相联系分布周身的是经络，《黄帝内经》明确指出，人体有十二经脉，手、足各三阴、三阳，即太阳经、少阳经、阳明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经与脉虽联系紧密，但二者各有不同，经隐脉显，经络即使通过解剖观察也找不到，但《内经》中却将其出处、路径描绘得清清楚楚，实践证明其存在，这让外国医学界深感惊讶。后世中医说：“不明脏腑经络，开口动手便错。”这既是读经体会，也是经验之谈。

中医将内科的诊断方法归纳为望、闻、问、切，称为“四诊”。《黄帝内经》中谈到望色，从面色的不同对病变作初步判断，而重点在于“切”脉，大约用了全书五分之一以上篇幅大谈脉经。由于脉象细微难辨，多用形象语言描绘浮、弦、钩、散、滑、虚、弱等诸多脉象，判断各个部位的症状病变，并对四时气候变化对脉象影响详细说明。这就为后世脉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并用针、石、汤、丸等治疗手段

古人采用多种医疗手段，内外兼治。《黄帝内经》论述的外治法主要是“针”、“石”。针为用金属针刺肌肉，“石”与“针”方法相似，用石制器械刺皮肤，一般浅用石、深用针。也提到配合针刺用艾灸。各种外治手段中，以针刺法为主，论述最详。按针刺深浅分，有刺皮、刺肉、刺筋、刺骨;按证有虚实分，针刺手法有补、有泻;对头痛、寒热、痈肿、疝、痹、狂癫、大风等多种病症的针刺部位、深浅、次数、疗程及刺后反应一一详细说明。明确指出人体的365个气穴，列举了其中诸多穴位名称、部位，为针刺提供了可靠依据。这些，为后世风行世界的针灸学开了先河。

除了外用针石，还采用内服药物。在《至真大要论》中指出：“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根据病情按君、吕、佐、使相配伍的处方，“奇(单味)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以佐之”。《黄帝内经》中略举了一些方剂，如治狂的生落铁饮，治心腹胀满的鸡矢醴(米酒)，治血枯症的乌贼骨意茹丸，还有防治疫病的以朱砂、雄黄、雌黄、紫金等矿物药，经煅、埋、研等工艺制成的蜜丸。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实为中医方剂学的肇始。

《黄帝内经》的作者或作者们并不争鸣于一时，但却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培育出许多德艺双馨的名医，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与历代人们的养生保健、同疾病抗争不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吗?直到今天，《黄帝内经》的丰富内涵还有待人们特别是中医的传人进一步开拓，中华的传统医学有待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