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字”与“焚书坑儒”

“书同文字”与“焚书坑儒”

“书同文字”与“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千秋功罪，历代褒贬不一，至今尚无定论。这里无意对这位历史争议人物妄加评说，仅就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是促进还是促退的问题略述己见。

中国的文字，从载体看，有彩陶文、甲骨文、铜铭文、简牍文等，字体各异，写法有别。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文化的兴盛，文字也越来越多，但由于列国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规范，各有各的文字，不仅字体各异，字形字义也千差万别，给信息传递和文化交流形成障碍，统一文字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秦统一中国后，除以秦法为统一法制外，也以秦国文字为全国通行的文字，废除了异于秦的文字，进行了由繁至简的文字改革。

在这次改革中，统治阶层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许多大臣发表了意见，如丞相李斯写了《仓颉篇》，宦官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各抒己见，一致拥护统一文字。

当时通行的文字有“大篆”和“小篆”，小篆是由大篆省改而来，但文字体仍繁，由于公务繁忙，公务员在书写时又多有改省，出现了不统一的“隶书”，可算是古代的“简化字”了。在文字改革中，将各种简化字加以规范，成为正式的隶书，并规定全国通行，成为各种公文必须采用的字体，至于个人写作、雕刻等所使用字体那就管不着了。因此，当时著书立说仍习惯于用大篆、小篆，因各种用途不同又有不同字体，当时有“秦书八体”之说，除大篆、小篆、隶书外，还有签题上的“署书”、旗幡上的“虫书”、符咒上的“刻符”、玺印上的“摹印”、兵器上的“殳书”。文字自有其发展规律，不是短命的秦代所能完全统一的，但当时政府公文和民间契约必须使用隶书，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统一文字是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前提。尽管在秦代我们还不能清楚地看到其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从长远看，其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到以纸作为文档载体后，隶书书写方便的优点进一步发挥出来，文化传播的广泛性进一步扩大。隶书以其自身的优势流传至今，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字也是以隶书为基础的。

然而，在统一文字对中华文化有所促进时，却出现了一场文化浩劫——“焚书坑儒”。这场浩劫出现在秦初并非偶然，早在秦孝公时，商鞅就提出“燔诗书以明法令”。尽管当时只不过说说而已，但却种下了祸根，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形成灭顶之灾。

在秦始皇当政伊始，并没有采取极端措施，还收集了全国的古典文献，成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图书馆，征聘了大批知识分子，授以挂名官衔，包括七十个“博士”和三千多个“诸生”，并给予优厚待遇，笼络他们对各种书籍进行一次大甄别。那些接受拉拢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也与法家思想格格不入，要靠他们来查禁书籍，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浩劫的祸首应是功利主义者李斯，他在秦始皇八年(前214)一次会议上提出：“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一番杀气腾腾的主张竟然投合了秦始皇的胃口，一声令下，全国各处点燃了焚书的熊熊烈火，许多珍贵文献化为灰烬。

皇家图书馆的博士、诸生人人自危，第二年又发生了侯生、卢生逃亡事件，始皇大怒，斥令御史审问诸生，那些没有骨气的诸生相互告发，检举出犯禁儒生四百六十多人，统统被活埋，还有大批儒生被流放边境。屠杀并未就此结束，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据《文献通考》载：“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始皇命人在寒冷的冬季，在陕西临潼的骊山上种了一片瓜地，瓜子居然发芽生长起来，命令博士、诸生前去考察，用埋伏机关之计杀了七百多人。那批文弱书生手无寸铁，本是案板上的鱼肉，要杀要坑悉听尊便，又何必多此一举?所谓“伏机”又是一种什么机关?据野史传说是这么回事：始皇命人在一块平地上挖了个特大的坑，用木棍横支其间，覆盖上泥土，从旁通一火道，烘烤这片土地使其解冻，并在上面种上瓜子，使瓜苗茁壮成长，于是把前去考察的儒生赶进地里，支撑的木棍被压断，陷入坑中的人通通被活埋。故事还算合情合理，但是否臆想编造，无法考证。

无论如何，“焚书坑儒”都是人文的大劫难、历史的大倒退，李斯固然是祸首，始皇也难辞其咎。法家学派的初衷是建立法治国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把法家思想推向极端，必然走向反面。严刑峻法成为独裁统治的工具，镇压工具也会变成自掘坟墓的大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