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安邦的政治理论家

过秦安邦的政治理论家

贾谊：过秦安邦的政治理论家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弱书生。他18岁时就能背诵诗书，精通诸子百家，善于写文章，是河南郡(省)有名的才子，人称贾生。郡守吴公召于门下，很赏识他的才华。汉文帝执政初年，听说河南各郡中吴公治理最好，就将吴公升迁为廷尉，吴公乘机向文帝推荐贾谊。年方二十余岁的贾谊就被召为博士，不久又升任太中大夫，他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深受文帝器重，本拟提升为公卿重臣，但受到周勃等一批保守派大臣的反对和诽谤，后贾谊被谪贬为长沙王太傅。

大约过了三四年，汉文帝为表示求贤爱才，在未央宫的宣室召见了贾谊，君臣一直谈到半夜三更，但文帝一个劲地问神问鬼，就是闭口不问国计民生的大事，使贾谊的治国良策得不到倾诉，政治抱负难以施展。连后世唐代诗人李商隐也为怀才不遇的贾谊惋惜，在《贾谊》一诗中写道：“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文帝虽赏识贾谊才华，但却不能量才重用，又让他作自己的小独生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从湖南到山东，贾谊还是个无所作为的教书先生。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刘揖坠马而死，本来没有贾谊的责任，但他却常常自责哭泣，过了一年多，年仅33岁就英年早逝了。

在短暂的一生中，贾谊著作颇丰。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吊屈原赋外，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被辗转传抄、流传甚广。直到宋代才有了名为《贾子》的刻印本，明代又有几个刻印本，其中有经校正的以《贾谊新书》命名的初刻、重刻本。

《贾谊新书》分10卷，选文28篇，除最后一篇《传》选自《汉书》外，共选贾谊论著57篇。全书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提出不少独到见解。书中最为世人称道的《过秦论》三篇，是秦代灭亡后，系统总结教训的宏文。

一、《过秦论》总结的历史教训

《过秦上》总结的第一条教训是“仁义不施”。

肯定了自秦孝公以来的六世伟业以及商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所取得的成功。又绘声绘色地描写秦击退了各国合纵的“百万之师”，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完成了统一天下、扩张领土、“北筑长城”、“却匈奴七百余里”的伟绩。

由于施行暴政，“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想用焚书的办法来愚弄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堕名城，杀豪俊”，摧毁古城，杀戮豪杰，严刑峻法，实行高压政策;“收天下之兵”，“以为金人十二”，销毁所有兵器，铸成十二个大铜人，实行弱民政策，所以，陈涉不过几百疲兵，却“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用木头兵器打败了秦二氏的强弓利兵，天下聚合响应，使秦代二世而亡。为什么有这样结果呢?作者的结论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因为秦王朝不施行仁义，所以攻守的形势就颠倒过来了。

《过秦中》总结的第二条教训是“酷刑危民”。

经过无休无止的战乱，人民疲惫不堪，就像“寒者利短褐，饥者甘糟糠”。一个冻坏了的人只要有麻短衣穿也认为获得利益了，一个饿极了的人只要有米糠吃也认为获得利益了。这时民众对秦王寄予希望，只要稍加仁慈就满意了。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当“约法省刑”，使法律简单刑罚少用，使民心安定。但秦王却“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制定了明目繁多的刑法，动不动就杀头;官吏的统治又十分苛刻，奖赏和惩罚又不恰当;苛捐杂税又没有节制，使得民穷财尽。犯罪的人众多，被杀戮的人横尸道路，从官员到百姓“人怀自危之心”。所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他用不着有商汤、周武那样贤良，也不靠有公侯尊贵的地位，在大泽乡奋起反秦就得到天下的响应。

《过秦下》总结的第三条教训是“堵塞言路。”

“秦王足己而不问，递过而不变，二世受之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秦始皇满足自己贪婪骄奢的欲望，而不征求意见，屡犯错误而不改变，秦二世继承基业一样暴虐，把亡国丧身的大祸留给年幼无知的子婴。

秦代并不是没有深谋远虑的人士，但由于秦法严苛谁也不敢开口，谁如果进忠言，恐怕话没说完就招来杀身大祸。因此，“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败也，百姓怨而海内叛。”当秦代强盛时，繁多的法律和严苛的刑罚使天下震动;等到秦代衰败时，百姓怨恨四海都起来造反，导致秦王朝覆灭。

最后归纳了写《过秦论》的目的：“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也。”要以秦为借鉴，“日长久而社稷安”。使帝王的江山长治久安。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贾谊为汉王朝提出了一系列长治久安的对策，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以不在其位的政治家的高度敏感，洞察了潜在的隐患和危机，第一次提出了内忧外患的两大问题。

二、《贾谊新书》提出的两大重要问题

其一，削藩问题。

藩，意为屏障。汉代把一些亲族、功臣分封于中央统治难以达到的边远地区，作为诸侯国，意在巩固王权，但诸侯过于强大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治安危机。《贾谊新书》中《藩伤》、《藩强》、《等齐》、《服疑》、《权重》、《五美》、《阶级》等诸篇，都以大量的篇幅论述削藩问题，后人把各篇的主要内容合成《治安策》，但还不足以概括其对策的全部。

贾谊在论文中首先指出：“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他认为，诸侯国强大了，必然形成皇上和诸王之间相互猜疑的形势。他列举了楚王、韩王、赵王、梁王、淮南王等先后反汉而被镇压，只有力不足的长沙王得以保全之例，由此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主张，他把这种主张具体化，提出把淮阳一分为三的建议，“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他还提出分封诸侯后代，使大国化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服服帖帖地接受中央的制约控制。

贾谊的削藩主张并未被汉王朝采纳，留下无穷的遗患。汉景帝时政治家晁错(约前200—前154)力主削藩，激起吴、楚等七国叛乱，最后还得靠武力才得以平息。

其二，匈奴问题。

匈奴是北方畜牧民族，国势日强，成为汉王朝最大的外患。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吕后当政时，“冒顿遗书高后，妄言”。并未明说“妄言”的内容，据《汉书》载，该书有“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杰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等侮辱性语言，吕后虽被激怒却不敢兴师问罪，只得以和亲求平安。据《史记》载，汉文帝时，“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冉、潇关，杀北地都尉邛”。“匈奴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

《贾谊新书》中《解悬》、《威不信》、《匈奴》、《势卑》等篇，为消除外患献计献策。贾谊把“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数百里之威令不信”，称为足上头下的“倒悬”、“倒置”。他算了一笔账：“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率一人，五六三十，即户口三十万耳。”认为不过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县，却年年侵盗，蛮横无理，而汉朝却“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小”，这是当政者的奇耻大辱。因而他提出罢戎休边、厚德争民的主张和“建三表”、“设五饵”的谋略。所谓“三表”，就是以汉帝的威望，用事实向匈奴大众表明：一是“信喻”，兑现诺言以示诚信;二是“爱喻”，实施恩惠以示爱其民;三是“好喻”，用重奖厚赏表示爱好其特殊民间工艺。所谓“五饵”，就是设置各种诱饵招降纳叛，“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引其心”，促使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相互猜忌，首领寝食不安。贾谊的设计可谓缜密周详。

然而，汉历代帝王并未采纳他的建议，不在“争民”上下功夫，或征战以示威，或和亲以妥协，致使连年边祸不断，这就从反面证实了贾谊主张的正确性和远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