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遗风千古飘香

“兰台”遗风千古飘香

“兰台”遗风千古飘香

东汉时期的官僚机构中，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御史台，又称为兰台或兰台寺。所谓寺，在唐代以前并不专指庙宇，按《说文解字》解释：“廷也，有法度者也。”也就是说，御史台设在兰台这个法令森严的庭院，兰台成为东汉御史台的代名词。兰台，有几分高雅、几分神秘，其内部组织不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所司何职?颇费历代史家猜测。

有人认为，兰台为宫中藏书之所，兰台人的职责是整理藏书。的确，兰台藏书极丰，几乎收藏了历代所有图籍。不过兰台难道所藏的只有图书吗?东汉时藏书之地达数十处之多，京城中就有麒麟阁、天禄阁。兰台为何不叫“阁”而称“台”，它和其他藏书之所又有什么不同呢?兰台内部区分为“内阁”、“外台”，既是藏书还需内外有别吗?至于说兰台的职务限于整理藏书，即使把整理的含义扩充到校对、编纂、注释，也用不着设置庞大的机构和众多的人员。何况，兰台并非出版机构，许多书籍都是由教育机构——太学——出版的。为什么兰台具有远高于太学的崇高地位呢?

有人认为，兰台是朝廷的监察机关，具有监审百官的职能。这与前一种看法相去甚远，还似乎相互抵触。其实也有道理。从历史渊源看，自黄帝以来，历代都设有史官(或叫卜人)，还有右史左史之分，有“右史记言，左史记事”之说，已有监督王公大臣言行之意。如果说兰台为监察机构，那么，它拥有那么多藏书何用?又引进那么多擅长写作的人才派什么用场?对兰台的不同看法谁是谁非?为了解开笼罩于兰台的迷雾，我们有必要全面了解东汉初机构设置的原委。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光武帝刘秀认为，在恢复汉室的战争中，许多功臣虽立下汗马功劳，但治国还得依靠饱学之士，于是实行“退功臣，进文吏”的政策。对功臣给予高官厚禄而去其实权，最高官职“三公”(司徒、司空、太尉)空有虚名。

三公以下设以文吏为主的办事机构，即尚书台、御史台和司录校尉，使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尚书台是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关，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御史台是权力稍次的监察机构，接受百官奏事，察举官吏违法。设御史中丞一人，与尚书令平起平坐。司录校尉是纠察机构的最高长官，其下有各地刺史，纠察京师百官和各郡官吏，东汉时权力扩大，据《通典·职官》载：司录校尉“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在百官朝见奏事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录校尉专席并坐，被称为“三独坐”。

东汉设御史台有其历史渊源。自黄帝以来，历代都设有专管记事的史官，秦代称为御史，自西汉起赋予御史弹劾官吏的职权，并设御史府。东汉改御史府为御史台，以所在地名称简称为兰台。兰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其下设兰台令史，是御史中丞下最高官职了，相当于西汉的御史，与尚书台的尚书平级，但不像尚书分管得那么明确。兰台令史究竟分管哪些事务?我们只能从一些迹象中找寻线索。

首先，名为兰台令史，加上了一个“史”字，不仅表明它与尚书令并非平级，而且表明还负有史官的职责。东汉没有像西汉那样的御史府，也没有像司马迁那样的太史令，但修史任务由谁担任呢?修史还禁止私修，官修史书的责任只能赋予兰台。班固的《汉书》就是在他担任兰台令史以后基本完成的。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有关兰台记载：“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征诸兰台，斯兰台之职。……自章(帝)、和(帝)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可见，兰台有汇集历史档案的职责，从章帝、和帝以后，其档案图籍的丰富超越了原来的档案馆——“东观”。

其次，兰台还接受公卿、百官、郡吏奏事，这些奏折要采取不同方式转奏皇上，或批复，或发文，需草拟文书，经皇上过目后下发。这所有文书材料，当然需要存档备查。有的重要文书出自兰台令史之手，所以需要善于写作的人才。

第三，兰台在朝见、祭祀、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负责监察仪式。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御史中丞执行监察职责，应有所凭借，比如，祭天祀庙的时间、地点和规矩，应有历史资料可资遵循;封侯拜将应有功勋、业绩、履历等有关记录;甚至对百官监察、升降等也需有关资料。可以推断，兰台可能掌握了全面的历史资料和人事档案。据史载，兰台有“内阁”、“外台”之分，一般而言，内外有别，是否和保密程度有关，内阁保存保密级别高的档案，外台保存保密级别低的档案，这也算是合理的推断吧。

兰台的组织结构和官员配置分管不详，我们只能从史传的零星记载中了解到，一些人曾做过兰台令史或与兰台有密切关系。如：

班固(32—92)，字孟坚。前面提到，在汉明帝当政时，后来因修史被告发下狱，显宗批阅其史稿，不仅免罪，还官拜兰台令史。在兰台任职近30年，大致完成了《汉书》史稿。

傅毅(?—约90)，字武仲，以善于写作著称。他对明帝招揽人才政策未能坚持到底有感而作《七激》以寄厚望。明帝逝世后傅毅作《显宗颂》以表彰其功绩。章帝继承明帝的遗志，广招人才，傅毅被封为兰台令史。和帝永和元年(89)，大将军窦宪北伐匈奴，招揽班固为中护军，傅毅为司马，共同参谋军事。窦宪在权力斗争中倒台，两位文人同时倒了霉，傅毅早逝，班固冤死于狱中。

贾逵(30—101)，字景伯，经学大师。章帝刘煜见五彩雀聚集皇宫，众不知其名，于兰台召见贾逵，他奉诏作《神雀赋》，深受赞赏，官拜郎中，后升任侍中等职，成为皇帝的近臣，曾与兰台令史班固、傅毅等共同校典秘书，并推荐不少文人，成为皇帝与兰台沟通的纽带。

李尤(约44—126)，字伯仁，颇具文才，有《七叹》、《哀典》等诗、赋、文章，深受贾逵赏识，称赞他“有相如、扬雄风”，向和帝刘肇推荐，李尤官拜兰台令史。

孔僖(?—88)，字仲和，鲁国人，孔门后代。章帝当政时游学太学，议论《春秋》等史籍，对某些帝王有“画龙不成反为狗”的评语，被诬陷告发，他上书肃宗，剖析诽谤的由来，肃宗不仅不加罪，反因其才华封其为兰台令史。元和二年(85)春，章帝刘煜东巡狩，孔僖随行并陪同视察孔子故里，接见20岁以上的孔门弟子60多人。

班超(32—102)，《后汉书》在其传记中，记载了他从戎建功前曾和兰台发生关系。明帝和其兄班固有一段对话：“显宗问：‘卿弟安在?’固：‘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封官和罢官何等轻率!由此难免怀疑其真实性。兰台虽机构庞大，而兰台令史的官员不过二三人而已，班超虽擅于书法，在文学上却并无建树，怎能和其兄平起平坐?可能是范晔在写《后汉书》时搜集到班超曾进兰台的史实而作出误判，揣想也许不过是由“临时工”转正，做个小官员罢了。所谓“坐事”可能是不安心抄书，不守纪律而被除名。

当过兰台令史的文人中，最负盛名的要算班、傅二人了。他们兰台共事、文职随军、盛年殒命，命运相似，从史料中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和谐之处。但是，三国时魏帝曹丕所作《典论·论文》中作为文人相轻的例证提到二人的关系：“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批评貌似公允，实则对班固的才华和人品都有所贬低。班固除史才外，文学上也颇有成就，其《两都赋》文史结合，才华横溢，远在傅毅之上。班固说傅毅“能属文”已肯定了其长处，“下笔不能自休”，在写得痛快淋漓之时打也打不住，这既是傅毅写作中的优点，也是缺点，给班固扣上“文人相轻”的帽子似嫌武断，把家书搬出来说事也有失厚道。我们在此不深入讨论其批评是非，只是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写作能力是作为兰台令史的重要条件，我们似乎可以猜测，傅毅可能分管文书的保管和草拟。

综上所述，与其说兰台类似于藏书馆，不如说它类似于档案馆，丰富的藏书不过是其档案的组成部分罢了。档案保存和官吏监察的双重职能不仅并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不过在发展的进程中，其监察职能有所淡化，至少在一般人心目中有所淡化，从而增添了兰台的书卷气，减少了其官衙气。御史台习惯地赋予兰台这个称号，是因为其楼台亭阁之间广种兰花，还是因为文人成堆之处以兰花喻其高雅，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呢?这可不必详加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兰台是一个清水衙门，它是文人学者向往和尊崇的地方，兰台人展现的风采和创造的业绩流芳千古。直至当今，许多文档工作者还以“兰台人”自居和自豪，国家档案局主管的《中国档案》杂志，还开辟了“兰台经纬”、“兰台风采”、“兰台快递”等一些栏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