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唯物史观《论衡》古今

以唯物史观《论衡》古今

王充：以唯物史观《论衡》古今

王充(27—约97)，字仲任。其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王氏在西汉时为豪门望族，王莽废汉自立后达到权势顶峰，后其权势也随王莽政权消失而一落千丈。王充父辈迁入会稽(今浙江绍兴)时，已成为破落之家了。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自报家门，他出生于会稽上虞的“孤门细族”，自幼聪明好学，6岁识字，8岁上学，早年入太学深造，在洛阳书市中博览百家。他除做过短期的州郡小官吏外，长期以教书谋生，“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身处贫困潦倒却致力著述，“幽处独居，考论虚实”，完成了四部著作：有批判世风的“讥俗之书”、评论时政的“政务之书”、评判古今的“论衡之书”、陶情励志的“养生之书”。但他的著作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而被封杀，其中三部失传，唯有《论衡》一书硕果独存。

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汉初的统治者实行黄老之术，曾出现有名的“文景之治”，但也出现了诸侯扩张、外族侵略的新问题，“无为而治”已不能适应巩固王权的需要，于是开始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演变。汉武帝当政之初(前140)，儒家的代表董仲舒借用阴阳家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人感应学说，把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结合起来，通过儒家思想的异化以适应封建大统的需要。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不但官学中是清一色的经学博士，而且只为天下儒生广开功名利禄之路。西汉末年，在儒家唯心思想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种“谶纬之学”。谶指假托神灵的寓言，纬指假借神意的解经，把儒学推向神秘化的极端。王莽夺取政权的短暂期间，托古改制，仍未脱异化儒学的窠臼。东汉时期传经之风盛行于朝廷和民间。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56)将“图谶”颁行天下。汉章帝会群儒于白虎观，以谶纬学和阴阳五行学阐释经义，由班固记录整理写成《白虎通义》一书，把自董仲舒以来唯心主义的哲学传播于众，使儒学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平民学者王充高举唯物主义的顶风旗，纵览百家，评说古今，完成了《论衡》一书。但由于舆论工具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作者又是无力出书的穷书生，所以这部卓越巨著长期不能公之于世，直到东汉末年才广泛流传。《论衡》85篇(现存84篇)，计20余万言，其主要闪光点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自然观，阐释事物发展趋势

在《自然》篇中，王充说自己的思想“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意”，汲取了老子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黄老之术“无心于力，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他也指出道家学说未能使人信服的原因是“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以验其言行”，用旁征博引以弥补道家学说的缺陷。如他认为，自然无须人为辅助，耕耘播种以顺应自然，“拔苗助长”会得到反面结果。

在《物势》篇中，他反对儒家“天道故生人”的谬论，认为“天地合气，人偶自生”，把天地看做是一种称为“气”的自然现象，认为天地不过是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谴告》篇则进一步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汉代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在他看来，天和地一样无口无目无嗜欲，儒家宣扬天道的目的在于“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感化无道君王失效后，剩下的就是为推行愚民政策服务了。

二、形气合一论，破除神鬼妖异邪说

在《论死》篇中，王充分析了形体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形须气而成，气需形而知，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认为有形体才能获得知识。他从朴素的唯物观点出发，提出了无鬼论：“人之所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在《订鬼》篇中他进一步分析了人们见鬼的虚妄：“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

《论衡》将无鬼论推而广之，在多篇以“虚”命名的篇章中，驳斥了一切神鬼妖异之说。《书虚》认为立奇造异之书不可信;《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认为变异并非吉凶祸福的征兆;《龙虚》、《雷虚》把龙生子、龙升天、雷为天怒等斥为“虚妄之言”;《道虚》揭露了道家羽化升天、服丹长生的荒谬。

从气形合一论出发，王充在《薄葬》篇提出独树一帜的唯物观点。自古以来，世俗崇尚厚葬，用珠宝之类陪葬，甚至用活人殉葬，儒、墨两家虽都反对厚葬，但持论各异。墨家主张薄葬省财，但却迷信鬼神，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儒家“惧开不孝之源”，不能揭示死者“无知之实”，因此主张久丧使“奢礼不绝”。只有王充力辟众议，以死人“无知”立论，坚决反对“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的陈规陋习。

三、以实际为“衡”，批判百家传统思想

王充不唯书，不唯上，不崇圣，对儒家传统及百家之言，以历史事实为标准，采取批判的客观态度。他针对汉儒对经典中只言片语无休无止地演绎的学风，在《问孔》篇中直向儒家的最高权威提出质疑：“夫圣人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并进一步理直气壮地指出：“苟有不晓解之句，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礼?”篇中对孔子的言论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其中主要批判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如：孔子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他最得意的学生颜渊早死，他称为“短命”，还痛心疾首地叹息：“天丧予!”孔子求见淫乱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学生子路对此生气，他就赌咒发誓辩解：如有卑鄙的事，“天厌之!天厌之!”孔子不为王者所用，悲伤绝望地叹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王充通过对这些言论的质疑，实则是针对当时将孔子思想唯心的一面发挥到极致的谶纬学。

《论衡》以唯物史观为标准，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许多人，以古讽今，针砭汉代的时政。例如：《非韩》篇指责法家韩非只重严刑峻法、不讲善恶是非的法制思想;《刺孟》篇讽刺孟轲一概拒绝谈“利”的片面性及其他自相矛盾的言行;《谈天》篇指出邹衍经历有限，将天下囿于九州，谈天说地，不过是“虚妄之言”;《案书》篇指墨翟学说中“薄葬右鬼”、“厚其精而薄其尸”的自相矛盾;在《儒增》、《说日》等许多篇中，以“儒者言”引述反面观点，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汉儒。由此可见，《论衡》不限于一家之言，而是权衡百家，尽管所论并不一定正确、精当，但这种批判的精神和勇气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论衡》的作者王充，博古通今，纵横捭阖，但他毕竟处于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古代，受到科学发展水平和社会认知水平的极大局限，因此，书中不少观点和论据多有失误。如：《骨相》篇中说：“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试图用皇帝龙颜、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等客观存在来解说人的命运，陷入了宿命论的泥淖。他在《治期》篇中说“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民治与乱，皆有命鸾”。“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这里一是把人民的命运交给“上天”、“时数”摆布，否定了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二是把社会的安危治乱归因于天命，排除了社会人祸因素。这就在某些方面与汉代儒家天人合一论妥协或合流了。

尽管王充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论衡》一书也并非完璧，但瑕不掩瑜，在那神秘主义迷雾弥漫的时代，王充不愧为独树一帜的斗士，《论衡》至今仍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