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腰斩的《后汉书》

被腰斩的《后汉书》

范晔：被腰斩的《后汉书》

由于长期的分裂局面和走马灯式的政权交替，历朝官修史书制度遭到破坏，历史资料残缺不全，是否精通历史成为衡量学识的重要标志，也成为知识分子致仕之路上的敲门砖，于是私人修史之风盛行。这一时期出现的史书有《汉史》、《三国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等，每个阶段的史书又有好多种，如汉史就有十一种，十六国史、南北朝的晋史有二十余种。史书的泛滥难免良莠不齐，有的史书辗转传抄得以流传，大多数史书却因质量不高而被淘汰佚失。这一时期典籍虽多，却没有出现划时代的历史巨著，较为人们推崇的要算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了。

范晔(398—445)，字蔚宗。他处于东晋衰亡、南朝兴盛的转折时期，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有才名，17岁时受刺史鲁宗征召，21岁时步入仕途，作刘裕的相国掾。出身寒门的刘裕在一系列军事活动中不断扩大势力，于公元420年取代东晋称帝，国号为宋，翻开了南朝的历史。范晔随刘宋王朝的兴起官运亨通，永初元年(420)，任刘裕四子彭城王刘义康参军，至文帝元嘉八年(431)，33岁的他领新蔡(今河南新蔡)太守，后又升迁为尚书吏部郎。《宋书》说他独立不群，恃才傲物，“多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善弹琵琶”，可见他是一个多才多艺而性格鲜明的文人。在此期间，他出了《和香方》、《杂香膏方》、《百官阶次》等文集，但文集佚失，文章散失殆尽，仅存一诗一序。从“二方”看书名怪怪的，仿佛是中药方剂集，据说是讽刺官场百态的游戏之作。元嘉九年(432)，在皇太妃丧事期间，他以挽歌取乐，拿时尚的话说，大概是“恶搞”一通，被斥为行为失范，被贬官为宣城(今安徽宣城)太守。这一仕途挫折，使他玩世不恭的态度有所改变，开始了《后汉书》的严肃写作。他以《东观汉记》为蓝本，博采各史家提供的史料，辨别真伪，斟酌取舍，夹叙夹议，文笔生花，经过十三年勤奋写作，完成了“本纪”和“列传”两大部分。当他正准备写“十志”时，突然的变故发生了：元嘉二十二年(445)，他因受王权斗争牵连，以谋立刘义康为帝的罪名被判死刑，年仅49岁，留下未完成的史稿而抱恨终生。

据《宋史·范晔传》载，他生前自诩《后汉书》“体大而思精”，俨然以史家大手笔自居。他在临死前《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还念念不忘对史稿的评价：“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自夸《后汉书》的构思最巧妙，书中变化无穷，既浑然一体，又剪裁各异，连自己也不知如何称赞是好。为了弥补《后汉书》的缺陷，南朝梁代人把东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分为30卷编入《后汉书》，合三为一，虽首尾并不怎么相称，也总算一部完整的历史著作了。现存《后汉书》共120卷，其中“本纪”20卷、“列传”70卷、“志”30卷，以范晔所写纪、传最为出色，尤其是“列传”异彩纷呈，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以人立传。记述人物事迹，又不局限于个人，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显现个性。如《马援列传》，把马援这个自谓“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性格豪爽的定边英雄写活了。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夏，马援拜陇西太守，以步兵骑兵三千人，击败先零羌于临洮，杀敌数百，受降八千余人。又以迂回战术，击溃敌数万。平定后又奏请设郡县、置官吏，“开导水田，劝以耕牧”，使边民安居乐业。马援治理陇西六年后，调入朝中任中郎将。建武十七年，交趾夷族占领岭外六十余城，自立为王，朝廷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与段志将军合击交趾，段病死，由马援统帅二军，缘海傍山进军千余里，于次年春，在浪泊大破敌军，杀敌数千，收降万余，斩祸首送京，马援因军功卓著被封为新息侯。建武二十四年(48)，威武将军刘尚带兵讨伐武陵五溪蛮夷，孤军深入而全军覆没。这时已62岁的马援再次请战，经披甲跃马测试后才得到光武帝应允，带领招募的40000士兵赴边。次年春，击溃了攻城敌军。三月，向壶头敌大本营进军，他冒险舍远求近选择了水路，因天气炎热士兵大批病死，马援也病倒，进攻受阻。刘秀派中郎将军梁松前往责问时，马援已病卒。这位特使还归罪于死者，一些大臣也诽谤马援生前贪污受贿，把一车珠宝、犀角从边地运回京师。原来马援在交趾时常以薏苡仁为保健品，这是价格低廉的中药材，他见当地薏苡种子肥大，就购了一车准备引种，谁知却成为兴谤的根源，当时只是私下传谣，这时却“墙倒众人推”，定边的功臣成为罪臣，连死者尸体家属也不敢归葬。这时，玄阳县令朱勃挺身而出，冒死为马援辩冤。马援生前并未给这位老乡什么恩惠，朱勃熬到62岁还是个小县官，但却深佩马援人品，为劳苦功高的将军不能自白而义愤，长篇的上书感动了皇帝，使冤屈得到昭雪。

二是分群列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范晔沿袭《史记》、《汉书》先例，《后汉书》中有《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宦官列传》、《列女列传》等，但与前人又同中有异，别具特色。如在《循吏列传》中写了县令董宣，依法判案，刚正不阿，不怕得罪权贵，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肯向皇帝赔罪，侍卫按他的头，他也硬挺着脖项，皇帝称他为“强项令”。在范晔笔下，一个宁折不弯的循吏形象跃然纸上。《宦官列传》又是另外一种写法，并不突出宦官个人，而是从东汉王朝统治的背景，剖析“阉祸”的根源及其发展过程。东汉以前，内臣并不全是太监，东汉时尽用阉人，他们中虽也有忠于汉室的宦官，但大多是阴险毒辣的小人，他们利用能与皇帝和宫妃接近的机会，蒙蔽皇上，干预朝政，内外勾结，残害忠良，成为东汉时期的一大祸患，也是造成党锢之祸一大根源。《列女列传》叙写了十七个杰出女性的事迹：有下嫁贫士家与丈夫同挽牛车的富家女，有面对盗贼自刎救出婆婆的儿媳，有规劝丈夫保持清廉品德的妻子，有抗御强暴杀身取义的烈女，有才华盖世的才女等，写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列女列传》中叙事最详的有两位女性，一位是曹世叔妻班昭，帝召她入宫作后妃师，她写《女诫》、补《汉书》，德行文才成为当时妇女的楷模。另一位是蔡文姬，她多才多艺却命运坎坷，流落匈奴，其所作《悲愤诗》成为千古绝响，曹操爱其才，将她营救回中原，她第三次嫁董祀，当丈夫被诬已发出处死令时，她“蓬首徒足，叩头请罪”，使曹操收回成命。《列女列传》中不仅详写了这两位杰出女性的事迹，而且编入了她们的诗文。

三是分类列传。以事分类，夹叙夹议，颇具特色，充分表现了范晔的史才。如《党锢列传》、《艺苑列传》等，其中《党锢列传》最为精彩。所谓党锢，是指东汉时期构织结党罪名迫害正义之士的高压政策。传中综述了党锢的原委和过程：汉初形成任侠尚儒、党同伐异的风尚，正气成为主流;东汉中兴后汉德重开，正义压倒了邪恶;至桓帝、灵帝执政期间，宦官干政，士人羞与为伍，相互褒奖标榜，刚正之风流行，这些不同流合污的士人被诬为朋党而受到迫害。传中记述了多起党祸，如：李膺举孝廉，曾任青州刺史、渔阳太守、蜀郡太守，他法令严明，使地方贪官望风而逃;任校尉、将军等武职，也威震边疆，羌人闻风归服。他屡受罢官、下狱等迫害而志不屈，终被拷打至死，妻子、儿女被流放，父兄、属官、学生都被禁锢终身。张俭被诬为朋党首领，朝廷大肆抓捕党人，致一百多人惨死狱中，受牵连而死的，被流放的、禁锢的达六七百人。党祸一直延续到东汉末，期间也有反党祸的极端个例。岑睦才华出众，名满天下，太守成瑨任命他为功曹，他彰善惩恶。宛县富商外戚张汛，贿赂宦官，独霸一方。岑睦说服太守逮捕了张汛等人，不顾皇上颁发的赦令，除恶务尽，杀了张汛及其亲族、宾客等狐群狗党二百多人，惹恼了皇帝，最终成瑨被下狱，岑睦逃亡齐、鲁。

乱世人才更多劫。范晔因王位之争被牵连处死，又何尝不是党祸的延续呢!同司马迁、班固相比，范晔的命运更加不幸，旺盛的生命被扼杀，未完的史稿被夭折，旷世的才华还来不及充分施展就凋谢了，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