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之争与范缜的《神灭论》

佛道之争与范缜的《神灭论》

佛道之争与范缜的《神灭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巩固政权需要，利用宗教为工具，处于乱世的广大民众也要以宗教作为心灵的寄托，于是，佛教和道教在这一时期相继流行。外来传入的佛教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有其可取的精华，但佛、道唯心主义思想的泛滥，却成为祸国殃民的祸水。

西汉末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北朝，到北魏末年，所建佛寺达3万多座，僧尼达200万人。在南朝，到梁武帝时，佛寺遍及各地，难以数计，仅国都建康就有寺庙500余所。寺庙的大量修建，耗费了无数民力民财，侵占了大量的耕地和民宅，成为寄生于健康人体的一大毒瘤。佛教所宣扬的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立地成佛的教义，更成为毒害人民的麻醉剂。

东汉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流行，兴起了调和儒、释、道三家的道教。道教捧出老子作为始祖，尊称为“太上老君”，抛弃了老子学说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发展了唯心主义成分;吸收了儒家忠、孝伦理观念，使之更符合统治阶级驭民的需要;也汲取了佛家因果报应学说，只不过不是宣扬立地成佛，而是羽化成仙;还沿袭了古代巫师、方士的“法术”，装神弄鬼，修道成仙。

南北朝时期，佛、道两教的利益冲突加剧，在下层民众中表现为对信徒的拉拢，在上层官员中则表现为对宗教领导权的争夺。一些官员是佛教的信徒，一些官员是道家的门人，朝廷上的争论往往影响当政者的宗教政策，或兴佛抑道，或兴道抑佛，但为了统治的需要，都不肯抛弃宗教这一御用工具。此际，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力排众议，树起了顶风招展的大旗。

范缜(约450—515)，南朝齐、梁时人，他是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众文士之一。他针对时弊，公开反对因果报应的说法，矛头直指流传最广、危害最大的佛教。萧子良就是佛教的政治代表，他集合一群“高僧”以佛法责难范缜，范缜一一反驳;他又组织文士写论文反对范缜，范缜也著文进行针锋相对的反驳。佛教信徒王琰讽刺说：“呜呼!范子曾不知先祖神灵所在。”范缜反唇相讥：“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在威逼不成的情况下，萧子良命人传话，只要放弃反佛言论，就可以得到中书郎的美职。范缜的回答是：“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耶?”令仆是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执政官，范缜的回答表现了对高官厚禄的极为蔑视。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范缜发表了轰动朝野的名著《神灭论》，其中心论点是：“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成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认为形和神是统一的，形是神的实体，神是形的产物，形的存亡决定着神的存亡。他还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意思是形与神的关系就像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一样，没有锋利刀刃就没有用处，没有刀刃就没有锋利。刀刃没有了哪来锋利?形体消亡了灵魂哪会存在?这就击中了佛教“灵魂不灭”之说的要害。

一石激起千层浪，梁武帝萧衍如临大敌，亲自下令反驳，还组织王公贵族60多人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但范缜以犀利的语言奋起争辩。据《弘明集·难神灭论》记载，在这场大辩论中，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可见辩论规模之大、听众之多，范缜把众人辩驳得哑口无言，一天之中使上千听众信服。他孤军奋战、坚持真理的精神在历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