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处理政治关系垂范

为处理政治关系垂范

《贞观政要》：为处理政治关系垂范

政治关系是人们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关系，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唐代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当政的23年中，较好地处理了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出现了史家称道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就是这一时期的施政纪录，为正确处理政治关系提供了示范和样板。

《贞观政要》作者吴兢(670—749)一生和档案打交道，成果累累，编著梁、齐、周、隋、唐史数百卷，又与刘知几合编《睿宗实录》、《则天实录》、《中宗实录》70卷，但都佚失，唯《贞观政要》硕果仅存。《则天实录》中根据档案记录这样一件事：武则天长寿年间(692—694)，张易之、张昌宗结党贿赂高官张说，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张说本已答应，但被宋璟、张廷柱劝阻了，后来真相大白。张说升宰相后，屡次请求把这件不光彩的事从《实录》中删去，吴兢严词拒绝：“若取人情，何谓直书!”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史德。《贞观政要》成书于玄宗执政期间(712—756)，吴兢时任尉少卿兼修国史修文馆学士，搜集了当时的传闻，参详旧有史料，写成了这部珍贵文献。正像他在“自序”中所说，其目的在于使国家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为后世垂范。全书分为十卷，共四十篇。简明扼要，纲举目张，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本：处理君民关系的指导思想

贞观初年，太宗曾对侍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魏徵把君民关系说得更加透辟：“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以割股自食、载舟覆舟为喻，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太宗君臣常以史为鉴，把历代兴亡挂在嘴边，尤其是隋炀帝损民导致身败名裂的史实更使他们记忆犹新。

魏徵在一则奏疏中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欲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他提出的固本、清源、积德，就是要以民为本，善待百姓。如何以民为本?太宗和侍臣的一段对话说得更具体。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以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木土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他们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简政安民，一是不穷兵黩武，二是不大兴土木，使民众能休养生息。

太宗当政时期，把以民为本的理念贯彻于实践之中。据史载，贞观初年，关中、关东各州发生水旱霜蝗等连续自然灾害，太宗下令免除灾区赋税，放出宫女三千多人;用金帛赎回隋末被突厥掳去的男女8万多人，从而增加了劳动力;开放边区“互市”，换得大量牛马以用于农耕;又招引大批流散人口回归故里。正是这一系列裕民政策的实施，才出现了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

二、任贤：处理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

贞观六年，太宗询问择官用人，魏徵说：“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行指行为、德行，任谓任贤，就是任用德才兼备的贤人。太宗正是依据这一标准，唯贤才是用，才得到众多贤臣的鼎力相助，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任贤》篇中较详尽地记载了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等八位贤臣的事迹。这些贤臣的代表，经历不同，各具特长。房玄龄有容人海量，不求全责备，善用人之长，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被公认为良相之才;杜如晦对军国大事审断如流，使同辈折服;李靖为大将之才，平定匈奴，威震北疆，为定边安民作出了特殊贡献;虞世南是文馆中公认的文学之宗，太宗称赞他有德行、忠直、博学、辞藻、书翰的“五绝”，虽是个文弱书生，但性情刚烈，议论朝政得失，敢于犯颜直谏;马周本是中郎将常何的舍人，太宗征求百官意见时，马周替常何代笔所奏二十几件事都很中肯，太宗一问才发现马周这个人才而加以重用，马周分析机辩敏捷、处事慎重公平，备受太宗赞赏。

李世民还善于从敌对营垒中发现人才。魏徵、王珪原是太子李建成手下的旧臣，在“玄武门之变”中太子事败被杀，魏徵被拘押，王珪被流放。有人为魏徵担心，但他却镇定自若地说，皇太子要是听信我的忠告，也不会有这样的下场。太宗对他肃然起敬，加以重用。他是非分明，敢于直言犯上，被太宗称为“人镜”。太宗即位后，就立即召回王珪作为身边的侍臣，政事常咨询他的意见。李勣原为李密的大将军，归唐后仍不忘旧主，上表收葬李密，太宗嘉奖他的忠义，委以镇守并州的边防重任。他镇守边防使突厥畏惧不敢侵犯，太宗赞他“胜数千里长城”。

任贤的另一方面是采纳贤臣的忠言。一是求谏，主动征求群臣意见。贞观元年，太宗就制定一个规矩，凡宰相入宫议论政事，必须谏官随同参加并提出意见。他常鼓励臣下，消除顾虑，直言进谏。他还把一些奏折贴在墙上，以便进出时看到，提醒自己。二是纳谏，采纳好的建议。贞观四年，太宗下诏重修洛阳乾元殿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劝阻，指出东幸“五不可”的理由，述隋朝营造此殿时，一根柱子耗费几十万两银子，需二千人才能抬动，如果沿袭帝王弊端，恐怕还会超过隋炀帝。把太宗与亡国之君相比，虽然十分刺耳，太宗当面对玄素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和夏桀、殷纣相比又怎样呢?玄素毫不含糊地回答：如果这个殿终于重修，将会同归于乱。太宗不仅没有大发雷霆，反而接受了意见，停止了重修计划，还叹息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并赐绢五十匹。魏徵称赞张公有“回天之力”，还说赏赐太轻了。

三、教诫：维护家族统治的伦理规范

西周建立封建社会，分封诸侯，创立了家族统治的传统，为历代所沿袭。汉初吕后篡权，终因家族之力得以恢复汉室。然而，家族统治存在诸多弊端，内部的争权夺利和骨肉相残屡见不鲜，如何维护家族统治就成为太宗执政的一项紧迫任务，太宗采取教诫的措施，使太子、诸王安分守己，遵循伦理道德规范。

一是“定分”。确定身份等级。贞观七年，太宗提出“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以避免权位的争夺。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见朝廷对魏王泰供给的财物超过太子，就上疏规谏，提出“尊嫡卑庶”的古礼。皇后所生儿子称为“储君”，地位最高，与其他嫔妃所生儿子称为“庶子”，地位较低，并强调嫡庶不分是“祸乱之源”。贞观十六年，太宗问众侍臣，当今国家什么事最紧急?有“养百姓急”、“抚四夷急”、“礼义为急”等不同回答。褚遂良回答说：“太子、诸王须有定分，陛下宜为后代法以遗子孙，此最当日之急。”这话正中太宗下怀，当时他年五十，常担心儿子们不学好而败坏国家。

二是“尊师”。维护师道尊严。贞观三年，少师李纲害脚病，太宗命人用轿子把李纲抬进东宫，命太子在殿上拜师，显示对老师的尊崇。贞观六年，太宗设置了三师的职位，其后还举行了太子迎接三师的礼仪。并命侍臣们各推荐正直忠信者二三人，为太子和诸王精选师傅，如王珪就曾兼任魏王师。

三是“教诫”。通过教导和劝诫，使王子们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贞观七年，太宗对于志宁、杜正伦说：你们辅导太子，要常讲民间利害的事，使生长于深宫的太子知道百姓艰难，不可骄纵。他命令魏徵写一本记录帝王子弟成败的《诸王善恶录》，发给诸王当做“立身之本”。贞观年间，小小年纪的皇子就被授予都督、刺史官职，褚遂良上疏说：都督、刺史要带兵保一方安宁，年幼的王子不宜管理百姓，应留在京师学习，一则不敢犯禁，二则利于成长，经考察能担当重任后再派出任职。太宗嘉奖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四是“规谏”。太子是皇帝的继承人，太宗更严格要求他，先后命不少贤臣劝谏太子，规范其行为。贞观五年，年幼的太子李承乾嬉戏过度，作为右庶子的李百药作《赞道赋》，以古来储君的事例讽谕太子。太宗看后很高兴，鼓励他善始善终地辅佐太子，还奖赏他一匹马、三百件彩物。但是，承乾却我行我素，愈走愈远，对李百药的规劝十分生气，还命人在他上朝时袭击他，使他差点丧了命。执著的李百药仍未停止规劝，承乾又派人暗杀他未果。贞观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宁见太子广造宫殿，骄奢淫逸，滥用民力，不顾农时，先后上书规谏，承乾不仅不听，反而派刺客刺杀志宁。这时志宁正在家中守丧，头枕土块睡在草席上，两个刺客见他这副模样不忍心下手。承乾的胡作非为终于败露，太子的职位终被废除了。

四、节制：缓解阶级矛盾的示范效应

节制就是帝王对不断膨胀的欲望自我调控，为贵族阶层作出榜样，以免劳民伤财，激发君民之间的矛盾。须节制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尚节俭，戒奢纵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们说：“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他列举事例：大禹治水，所用人力极多，民众却毫无怨言，因为这是民众的共同愿望;秦始皇营造宫殿，民怨沸腾，因为是帝王追求私欲的缘故。因此规定：“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重申节葬问题：“葬者藏也，使人不得见也。”指出厚葬无度，多藏惹祸，反使骸骨暴露于野外。并令从王公到庶民，有不合规定的要依法治罪。同年，侍御史马周敏锐地看到奢侈之风仍有所增长，就上疏纵论时事，指出贞观初一匹绢换一斗粮，现在一匹绢换十余石粮，比价提高百倍以上，究其原因是一方面连年丰收，另一方面人们崇尚奢侈。马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抓住了谷贱伤农的要害，使太宗承认了自己有追求玩好器物的错误，从而从我做起，力戒奢纵。

2.倡廉洁，戒贪鄙

贞观初，太宗对侍臣们说，贵重的明珠弹打麻雀太可惜了，不惜性命以博取财物更为可笑。“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民，则官爵立至。”他以利害的透辟分析，倡导廉洁利民，反对贪赃枉法。贞观二年，太宗进一步对侍臣说，贪婪的人并不真正懂得爱财，五品以上官员俸禄优厚，收受贿赂不过几万，一旦暴露，俸禄就会被削夺，因小失大。贞观四年，他进一步指出奉公守法，不但百姓安宁，而且自身常乐;徇私贪污，败坏公法，损害百姓，会危及生命，遗羞子孙。太宗对大贪小贪从不放过。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贪小利把驿站的几石麦麸私取，太宗不但没有责罚，反将麦麸赏赐给他，命他自己搬运回家，使他羞愧不已。

3.省行幸，节畋猎

行幸是皇帝视察地方的惯例，许多帝王借此游乐，地方官员修建行宫，献贡献食，劳民伤财，成为一大害。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隋炀帝广造宫室，大肆行幸，从两京到东都，一路上行宫别馆相望，人民不堪重负，都背叛他。所以要以他为戒，使百姓安静。贞观十一年，太宗在行幸洛阳时，重提隋亡的教训，弘扬君道，移风易俗。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巡洛阳城外的显仁宫，管理宫苑的官吏受到他责备。魏徵进言：陛下行幸洛阳，是想对故旧的老百姓施加恩惠。如果追求奢靡，既违背了行幸的本意，又不符合百姓的愿望，并重提隋炀帝“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竟为无穷，遂至灭亡”的教训，太宗听后大吃一惊，并说今后再不会这样了。

畋猎是帝王的一项重要的体育活动，兴师动众，浩浩荡荡的车马人流，不亚于一次大型的运动会。太宗以军旅定天下，对这种千军万马的大型活动有浓厚的兴趣。秘书监虞世南上疏劝谏他“时息猎车”，要适可而止。一次，谏议大夫谷那律随从太宗出猎，途中遇雨，太宗问道，用油布衣是不是可以不漏水呢?机智的那律回答，用瓦片做衣服肯定不漏水。太宗听懂了他是讽劝少游猎，赞扬他说得好，赐帛五十段并给他系上金带以示嘉奖。贞观十四年十月，太宗将去烁阳县游猎，县丞刘仁轨以秋收未完上书劝阻，太宗就取消了这次畋猎，还把敢于直谏的刘仁轨提升为新安令。

五、安边：以安抚为主的外交政策

唐代是多民族融合发展的时期，疆域辽阔，东至大海，西达咸海，南至南海各岛，北至西伯利亚北。在绵延的、各族混居的边疆地区如何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就成为唐初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贞观政要》看，其指导思想就是“安边”，使边疆安定，各族和睦共处。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扬威。太祖武德九年(626)冬，李世民即帝位前夕，东突厥的二可汗颉利和突利率兵二十万直逼离长安40里的渭水北面，虚张声势，说百万大军已到，企图给即将登位的皇帝一个下马威。李世民当机立断，一马当先，立在渭水南岸，六军相继而至，军容严整，逼使突厥军知难而退，请求结盟。《贞观政要》中记述了太宗《帝论》中一段话：“夫甲兵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中国虽安，忘战则人殆。……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职也。”

二是安抚。贞观初，岭南各州纷纷奏报少数民族首领冯盎反叛，太宗打算起用几十州兵力讨伐，魏徵劝谏说，几年来都说他们反叛，但其兵卒并未出境，说明反形未成，不必劳师动众，可派遣使臣晓之以理。太宗听从了魏徵的建议，果然使边境安定了。后来太宗称赞魏徵：“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还赐绢五百匹以示嘉奖。贞观三、四年(629、630)，太宗命李靖、李勣率兵十万打败了屡次侵扰的东突厥，突利投降、颉利被俘，许多部落都纷纷归降。此时唐朝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安抚政策。太宗下诏议论安边对策，在如何安抚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中书令温彦博主张“于河南之地处之”，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南地区。魏徵反对，认为让他们接近京城会成为心腹大患，应处之塞外。他们各执一词，唇枪舌剑，结果太宗采纳了温彦博建议，设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安置归降人员，对归降的酋长授予五品以上官职有一百多人，约占朝廷官员的一半，其居民在长安定居的有上万家，对京城形成潜在威胁。梁州都督李大亮上疏，对招慰的做法提出异议，未被太宗采纳。直到贞观十三年，太宗行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中郎将阿史那勾结旧部帮助突利的儿子贺鹘骨夜袭太宗事件暴露后被镇压，太宗才意识到内地安置措施的失当。然而安抚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对民族融合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和亲。贞观十六年，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势力扩张，成为漠北最强国，多次发动对唐战争，太宗向侍臣们提出两种对策：其一，派兵十万，“涤除凶丑，百年无患”;其二，与之和亲，“边境只得三十年来无事”。询问应采用哪种对策。房玄龄的回答是：“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据史载，贞观时期曾采取和亲政策并取得成功。西藏高原藏族的祖先吐蕃，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大唐文化，多次派遣使臣到长安求婚。贞观十五年(641)，太宗派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和亲，确立了吐蕃对唐的臣属关系，对西藏融入中华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贞观政要》对太宗和亲政策所记不详，应是该书的一大缺陷吧。

《贞观政要》不仅为封建社会处理政治关系垂范，成为历代帝王必学的经典;而且，其实际价值远远超出帝王学的范畴，成为立身处世的指南和经营之道的根本。该书像《三国演义》、《孙子兵法》一样，广泛流传于日、韩及东南亚各汉学影响深远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