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开史论撰《史通》

首开史论撰《史通》

刘知几：首开史论撰《史通》

从轩辕黄帝起，中国历代王朝都设有专职史官，记言记事，编修国史。大概认为修史关乎国家脸面，不可或缺。至三国及以后，由于全国处于分裂局面，修史制度遭到破坏，私人修史之风盛行。隋实现全国统一以后，据《隋书·高祖纪》记载，隋文帝于开皇十三年下令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到唐代唐太宗时期，制定了正式的官修史书制度，由政府设置国史馆，由史官专修国史，宰相负责监修，这就把修史权控制在了封建王朝手中。

官修史书制度具有两面性，有得有失。一方面，封建王朝为总结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集合了大批史家，有计划地进行修史工作，填补历史的空缺;但另一方面，封建王朝为树立本朝的正统形象，以有利于加强统治为转移，在史实的取舍和人物的褒贬上，都要设置许多条条框框，从而难免出现歪曲史实、为尊者讳等情况，因而官修史书难以出现划时代的史作。这一时期，修史取得可喜成绩，分工合作编撰了《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以及李延年一人完成的《南史》和《北史》，统称“唐八史”，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中。除以上断代史外，还出现了一部杜佑的通史巨著——《通典》。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撰写的《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他以刘秩《政典》为基础，扩充了丰富的历史资料，重新编排整理而成。全书共200卷，分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9门，每一门又分为若干子目，条剖理析，眉目清楚。所记的事都以类相从，上溯上古，下迄唐代天宝年间，详记史实本末，旁征博引前代和当代学者的论述，天宝年间以后的事，则择要记述。杜佑撰写《通典》历时30多年，查阅了大量史料，才写成这样一部博古通今的历史巨著，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开辟了专史写作的新途径。

在史家辈出的唐代，刘知几独辟蹊径，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苏铜山)人。他生于官宦人家，少年饱读典籍，成年从政。高宗永隆元年(680)任嘉县主簿，主管文书簿籍，从此与文档结下不解之缘，终身从事编史修志工作，曾三进三出国史馆，又进过管理文档的“东观”。大概是这位自负才华、屡屡“跳槽”的史家觉得难以施展，最后独立创作，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完成了全书20卷的《史通》。该书分内外二篇，内篇论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写方法，外篇论述史官建制和史书得失。《史通》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历史发展总结了文档分流趋势

在《史官建制》篇中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黄帝就只设了一个记事的史官，“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夏商周三代，政事日繁，史官增多，文书起草、档案保管、言事记录等各有分工。其后文书档案和编史修志逐渐分离：“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但二者“相须而成”，关系密切。

在《核材》篇中指出：“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消，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原来史即文，淳朴无华，随着时事的变迁，才出现注重文采的文学，二者就分道扬镳了。

刘知几总结了文档乃至文史分离的趋势，符合各门学科不断细分化的规律。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这种分化不过初现端倪，他就敏锐地捕捉到其发展趋势了，可谓难能可贵。

二、从史书得失提出了编史修志原则

刘知几遍读历代史书，又有修史的丰富经验，他以独具慧眼点评史书得失，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在《惑经》、《疑古》二篇中对儒家奉为经典的《论语》、《尚书》敢于挑刺，指出其中对统治者的讳饰和虚美。在考察得失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修史的几条原则：

一是在《史官建制》篇中提出“仗义直书，不避强御”。就是要有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不讳的勇气。《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了他回答写史问题的一段话：“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骄主贼臣，所以知惧。”这里进一步说明直书的目的在于扬善伐恶，使当政者害怕遗臭万年而不敢做坏事。

二是在《史官建制》篇提出“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认为作为一个正直的史家，要有爱憎分明的情感，既不阿谀奉承，又不察言观色，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三是在《探颐》篇中提出“探颐素(索)隐，致远钩深”。认为修史必须正视历史人物，探索表面现象背后的隐秘，钩沉深层的真相，使所写的史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流传久远。

三、从实践经验归纳史家必备素质

刘知几认为，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优秀的史家，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素质：

一是“史才”。他把史才比做生产的技能，实指撰史修志的表达能力。在《叙事》篇中他通过撰史的事例得出结论：“故知史之为务，必借于文，自五经以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他把文字表达作为修史的凭借，把以文叙事的技巧作为判断史才高下的标准。

二是“史学”。他把史学比作生产的工具和材料，实指通过勤学苦读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他在《自叙》篇中以饱学自诩：“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旅游京洛，颇积岁月，公私借书，恣意披阅。”他在17岁时已把东汉史书甚至皇家档案都几乎看完了。他游学京师洛阳多年，又广借公家和私家藏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以扩大知识面。

三是“史识”。指史家的鉴赏力和识别力，是史家别具的慧眼。他对史识条件尤为重视，在《鉴识》篇中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见抵牾而不知其失……虽多亦安用为?”认为如果缺失鉴别能力，对善良正直的历史人物却不知道他的好处，对相互抵触的史料却不知道错处，那么，掌握的材料再多也没有用处。

刘知几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的史学批评家，《史通》一书是他毕生经验和心血的结晶，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承前启后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