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朝的盛衰

末代王朝的盛衰

末代王朝的盛衰

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建立大顺王朝之际，崛起于东北关外的清军乘机大举入关，与降清的明总兵吴三桂联合向农民军进攻，取得激战山海关的胜利，逼迫李自成军队弃北京向陕西败退。公元1644年9月，大清定都北京，开始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代初期，实行了以“八旗军”为主力的残酷军事专制。八旗军是在女真族氏族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军事组织。努尔哈赤为建州首领时，将壮丁组织起来，三百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剌(队)，五剌为一固山(旗)，八固山约六万人，分黄、红、蓝、白、镶黄、镶红、镶白、镶蓝八色旗号，称为八旗。清军入关后，八旗成为脱离生产的纯军事组织，还有由满人、蒙人、汉人组成的八旗，通称为八旗。八旗军镇压农民军及此起彼伏的反清斗争，制造了“扬州十日”大肆屠杀人民的惨案。

在军事专制下，清王朝实行了一系列高压政策：一是“剃发令”。一反汉人蓄发传统，强迫剃发留辫，激起汉人的反抗，江阴、嘉定人民，组织乡兵抗拒，相继沦陷后惨遭屠杀，有“嘉定三屠”的历史记载。二是“圈地令”。顺治元年、二年、四年，摄政王多尔衮三次颁布圈地令。据统计，共圈占土地163480顷，约占全国耕地的三十分之一。于是皇庄、宗室庄、八旗庄林立，京郊一带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激化了民族矛盾。三是“逃人法”。通过战争俘虏和市场购买的仆奴充作农奴，因不堪忍受残酷奴役，农奴大批逃亡，据史载，顺治三年，各庄田中农奴逃亡人数约占十分之七。清政府为此颁布了“逃人法”，不仅对逃亡农奴严惩，并连坐窝藏、邻里、官员，也处以重刑。

清圣祖玄烨(1654—1722)，在位60年(1662—1722)中，着力于吸收汉族传统文化，试图缓和民族矛盾，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了台湾，收复了沙俄侵占的东北土地，巩固了对蒙古、新疆、青藏等地区的边防，完成了建立民族统一国家的大业。他还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废止“圈地”，鼓励垦荒，大力开垦抛荒严重的两淮地区，到康熙中期已无尺寸荒芜，遭战火重创的西南地区到康熙晚期已无荒地。免钱粮，实行地丁合一，对增加人口永不加税，从而减轻了农民的税负。除贱为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排斥在士、农、工、商之外的所谓“贱民”，宣布列入户籍，成为“良民”。因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实现了史家称道的“康熙盛世”。

然而，康熙大帝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八旗子弟的特权问题，消除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并且，作为封建统治者，他也不可能阻止统治阶级日益腐败的发展趋势。到清代中叶，地租赋税繁重，兼并加速，土地高度集中;官场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几乎达到无官不贪的地步。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激发了山东、四川、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区的流民大起义。到乾隆末期，一反康熙对外开放政策，开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而且大门越关越紧。这无疑是作茧自缚，不仅阻碍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加速了腐败的蔓延。何况，“闭关锁国”并不能阻止列强的侵略，鸦片战争的炮声打开了国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华古国陷入了近代列强角逐的历史旋涡。

纵观元明清时期，中华文化在禁锢与反禁锢斗争中曲折发展。元代的军事专制、明代的八股文、清代的文字狱，禁锢了文化的健康发展，创造文化的人民虽在反禁锢斗争中取得某些骄人的成果，但却远远落后于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差距更大，使中国成为贫弱的大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可悲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