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三大学者

明末清初的三大学者

明末清初的三大学者

在明末清初社会剧烈动荡时期，出现了一批反对封建专制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大学者的命运和作为大体相似：青年时处于明末衰世，清兵入关后都曾组织义兵抗清，失败后逃匿隐居，终生不仕，潜心著述，为中华文化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其父黄尊素是明末东林党人，明天启六年(1626)为宦党魏忠贤害死，年仅十几岁的黄宗羲曾到北京要为父申冤报仇。他关心朝政，反对宦官专政。清兵入关后，他招募义兵，成立“世宗营”，反清的鲁王政权任命他为左副都御史。鲁王失败后，他被清廷迫害，受到通缉，四处逃亡，后隐居故乡，潜心著书立说，对经史、天文、数学、音律等都有研究，其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南雷文集》等，贯穿了反封建专制的理念。《明夷待访录》成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是系统的政治理论著作，涉及君权、官制、立法、财政、田制、兵制、学校、选举等诸多问题，并提出改革的意见。第一篇《原君》是其核心。文中尖锐地指出，封建帝王集天下利害之权于一身，为了一己的淫乐，“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此，“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对独裁者该怎么办呢?他主张削弱和分散君权，在《置相》中提出“天下不能一人而治”，主张要提高宰相的权力以分君权。在《原法》中，他批判了帝王制定的法律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主张制定符合天下人民利益的“天下之法”来治理国家。在《财计》中更萌发了民主思想，认为工、商“盖皆本也”，都是财源的根本，主张发展工商各业。黄宗羲早期的民主意识可谓超前，成为以后“君主立宪”思想的发端。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为炎武，尊称为亭林先生。他是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明末诸生，参加复社活动，关注社会现实。清军南下时，其母王氏绝食殉国。他参加昆山嘉定一带的反清斗争，失败后奔走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各地，考察民情地理，心存复国志向。虽复国无望，仍坚持民族气节，终生不仕，著书立说。其主要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弊书》、《亭林诗文集》等。在政治上，他和黄宗羲一样，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他不主张扩大相权而主张扩大郡国地方权限以限制君权，并从地方权限扩大到人民。他在《日知录·始正》中明确指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把他这句话归纳为更为响亮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传播民主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他还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日知录·形而下者谓之器》中，说明事物的变化规律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器”，“形而下学”也成了相对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在学术研究中，他主张“实学”，倡导“经世致用”，其《天下郡国利弊书》就是经世致用的著作。他在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在顺治四年(1647)写了《精卫》一诗，以精卫鸟衔木石填海的神话故事为喻写道：“我愿平东海，身沈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此时，反清势力均归失败，清王朝政权日趋巩固，诗中发抒了他明知无望仍坚持不屈奋斗一生的悲壮情怀。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曾参加过抗清斗争，后隐居衡阳船山，著书立说，人称“船山先生”，传世著作颇丰，主要有《噩梦》、《黄书》、《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礼记章句》等。在哲学思想方面，他反对唯心主义的“心学”，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他在《张子正蒙注》中指出：“理在气中。”“人于所未见未闻者，不能生其心。”“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谓越无山。”肯定了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他在《尚书引义》中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认为行先知后，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自然和社会都是不断变化的，并把发展观点运用于反对专制独裁，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他在《噩梦》中进一步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产，应当为耕者所有的观点。然而，他没有在此论点上走得更远，他还在书中向地主阶级提出“宽以养民”，适当减轻农民负担的建议，当然这不过是“与虎谋皮”罢了，反映出他思想的时代局限性，“耕者有其田”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