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长期(～年)

渐长期(～年)

三、渐长期(1985～1989年)

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经过了10年的移植、适应之后,逐渐在本土生根、发芽,1985年前后,国内“核心期刊”研究步入了生长期。

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研究的显著特征就是研究视野的大转换。研究对象由前期的国外科技期刊转向国内的科技期刊;遴选的来源资料也相应地由国外的权威资料如SCI等,逐步转向国内的一些主要的文摘刊物以及国内各专业权威期刊。“本土化”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具体表现在:

(一)来源资料的本土化

1985年陈凯铃较早使用国内资料来遴选港口机械类“核心期刊”。^[9]其来源资料为《水路运输文摘》、《公路水路文摘》、《工程机械文摘》、《中国工程机械文摘》、《起重运输机械文摘》。这5种刊物均为国内专业文摘刊物。同年,柳晓春选取《湖南医学院学报》作为资料来源,来遴选中文医学“核心期刊”。^[10]正如该文所说的,这种单一的资料来源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这种用国内资料遴选“核心期刊”的探索,也体现出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一种新趋向。1987年第2期《情报业务研究》发表张志明《法学核心期刊初探》一文,这是一篇较早运用国内文献来遴选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文章。该文选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律》专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新华文摘》、《法律文摘》等4种国内二次文献,遴选出国内法学专业“核心期刊”11种。1988年第6期《情报学刊》发表伍宗韶等《我国生物科学专业核心期刊试选》一文,该文同样运用了国内文献资料来遴选“核心期刊”,惜仍采用单一的来源资料。1988年靖钦恕、线家秀选取了我国出版的10种学术水平最高的期刊,以此为资料分析的来源,遴选出国内自然科学的“核心期刊”。^[11]这些来源资料均为我国自然科学各主要学科最有代表性的期刊,它们是《中国科学》A辑B辑、《科学通报》、《数学通报》、《物理通报》、《化学通报》、《植物学报》、《动物学报》、《地质学报》及《地理学报》。此后,左正洪运用人大复印资料《图书馆、情报学、资料工作》专题,遴选出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12种。^[12]董焱运用《大学图书馆通讯》、《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等测定出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37种,^[13]等等,这些均构成了核心期刊遴选来源资料的“本土化”特征。

(二)遴选对象的本土化和大类化

上文提及的诸多文章,其遴选的对象均为国内科技期刊,这与早期研究明显不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国内科技期刊的遴选也呈现出由二级学科、三级学科、甚至还不能称之为独立学科的相关专题,向学科大类转变的趋向。这方面,《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一文堪称代表。该文的两位作者,以手工方式辑录卡片15000多张,编制出1980～1986年《中国自然科学引文索引》,这是国内较早的科学引文索引,是一种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提供检索后受到了较好的效果,其研究精神令人敬佩。该文运用国内资料,采用“引文分析法”,首次对我国出版的科技期刊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遴选,研制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104种。这104种期刊的排列非常类似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期刊引文报告”(JCR),从而弥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打破学科界限,全面遴选国内出版的科技核心期刊,又将国内“核心期刊”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核心期刊”研究之所以能够实现由国外向国内的视角转换,得力于前期的研究积淀。国内期刊数量的激增客观上也需要对国内期刊进行遴选,这个时期国内文摘刊物已有相当规模,又为运用文摘刊物遴选国内“核心期刊”提供了现实可能。倪延年指出当时国内编辑出版的文摘报刊有152种。^[14]“用最少的钱办最好的事”仍然是国内图情界致力于“核心期刊”研究的主要动力。需要指出的是,视野由国外转向国内是这一阶段核心期刊研究的主要趋向和“主旋律”,并不是说国内就终止了对国外科技期刊的遴选。从相关文献的数量来看,这一阶段,遴选国外科技期刊仍占较大比重。与国内期刊的遴选相比,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研究似暗流涌动,绵延不绝,从而为1991年国外科技“核心期刊”遴选的第二次高峰期的来临积蓄力量。

国内“核心期刊”研究视角的大转换也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遴选方法的不断探求。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深度引进和修正“引文分析法”

载文量、被引量是早期遴选“核心期刊”的两种基本方法,但这两种方法有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整体而言,刊文数量较多的期刊,引文量也相对较多,反之亦然。王崇德、邓跃刚发表文章,系统介绍加菲尔德首创的“影响因子”这一指标,并对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质疑,提出“最大引文时限对不同学科来说是变动的”,“最大引文年限受多种因素制约”,“引文的时效性目前均以年为单位来计算这未免失之粗疏”的观点,^[15]这对如何使用“影响因子”来遴选期刊有启迪意义。此后,杨卫东曾尝试用“影响因子”(该文称“效果系数”)这一指标,来测定国外通讯工程“核心期刊”。^[16]

(二)综合测定法的提出与完善

1987年罗式胜提出运用综合法测定“核心期刊”,即以布拉德福定律、引文分析法、百分比法分别测定出三个“核心期刊”的子集,然后对这三个子集进行对比合并,取这三种子集的交集为“核心期刊”。^[17]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指标遴选核心期刊的局限性。差不多在同时,王伟在《情报学刊》上发表文章,系统介绍国外S.M.Dhawan等人综合筛选“核心期刊”的模型。这种模型采用了引文法、文摘法和期刊的利用(阅读、借阅、申请、复制等)三个指标,进而分析出这三个指标之间形成的7种交叉关系,由此列出了评价和选择期刊的程序。^[18]1988年高潮柱尝试运用借阅统计与文摘相结合的方法来遴选“核心期刊”,具体做法是,先用借阅法遴选出“核心期刊”,再用文摘法遴选“核心期刊”,然后取相同部分为最终确定的“核心期刊”。这样的一个综合还是停留在一个简单的层面上。^[19]1989年李锡初认为罗式胜提出的方法是可取的,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足之处在于将这三种子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继而提出了加权综合法、模糊线形加权变换法两种综合测定核心期刊的方法,来弥补罗文的局限性,从而使这一方法的运用向前迈进了一步。^[20]同年,吉林工业大学王秀成提出了综合测定“核心期刊”的新模型,他首先确定出“核心期刊”的三个遴选指标:影响因子(I)、载文量比例数(F)、期刊利用次数或利用率(U),继而赋予了这三个指标不同的权重系数(P1、P2、P3),从而建立起综合法的新模型:R=I·P1+F·P2+U·P3。^[21]尽管这些指标是否科学、合理尚需研究,但这种综合法遴选核心期刊的数学模型,却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罗式胜提出的“平行综合法”,李锡初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加权综合法”以及王秀成提出的“加权综合法”的新模型,为运用综合法多指标遴选“核心期刊”提供了具体方案,为提高“核心期刊”测定的准确性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上的突破,避免了以单指标或少数指标测定核心期刊的尴尬,至今仍然是“核心期刊”测定和遴选的总体思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综合法的提出和完善主要得力于模糊数学,模糊数学的相关原理广泛运用到“核心期刊”遴选领域,是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理论研究的显著特征之一。

(三)其他测定方法的寻求

“核心期刊”研究的生长期,综合法的提出应该说是这一阶段方法研究上的主要创获,但“核心期刊”的遴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人们并没有停留在已有的一些方法上,而是不断探索一些新的遴选方法。1988年曹绪葵尝试用译文统计法,来确定外文“核心期刊”;^[22]1989年秦立富提出价值分析法(Value Analysis);^[23]同年,顾兆麟将控制论的相关原理引入了“核心期刊”的研究领域,提出遴选“核心期刊”的“黑箱方法”,^[24]如此等等。尽管这些方法未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但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拓宽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促进了“核心期刊”遴选方法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四)遴选手段的现代化构想

1987年邵坚钢运用模糊数学相关原理,建立起选择“核心期刊”的数学模型,并建立起计算机运行框图。^[25]这样一个设想,为此后人们运用计算机来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提高“核心期刊”遴选的准确性,实现“核心期刊”遴选手段的现代化。

在这一阶段,国内“核心期刊”研究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1.上文提到的《核心期刊VE选择法》一文,试图用“价值分析”的方法来测定“核心期刊”,研究的视角是很新颖的。文章中所列“期刊质量评价标准表”,其指标颇为繁复,包括政治标准、科学标准、情报标准、编辑标准、出版标准、反馈标准。从这些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出,秦立富对“核心期刊”的理解与前期人们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不同。前期对“核心期刊”的理解侧重期刊文献的累积量、文献被引用率,而此文则是对期刊的整体质量的评价了。这种理解是否妥当,恐怕值得商量。如按此文理解,则“核心期刊”与“优秀期刊”的含义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恐怕也就没有必要再遴选什么“核心期刊”了。

2.1989年谢安荣从分析“核心期刊”测定方法开始,提出了“核心期刊测定对实际工作无多大指导作用”的否定命题。^[26]尽管此文在逻辑上不尽完善,却是国内较早对“核心期刊”的研究意义进行深入反思的文章。这对人们认识“核心期刊”研究的应用价值、学风问题,均有启迪意义。

总之,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研究,实现了研究视野的转换,方法探求也进一步深化,并注重及时总结。《世界图书》、《情报学刊》、《图书馆学杂志》等刊物发表一批介绍“核心期刊”研究方法、总结“核心期刊”遴选方法的文章,引导着人们继续从事“核心期刊”的研究,为进入“狂飙突进”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