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进期(～年)
四、突进期(1990～1998年)
“核心期刊”研究经过长期的艰苦实践和不断探索,国内学者自行研制的能力显著增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一定的遴选经验。但鉴于“核心期刊”研究本身的特殊性,即便是遴选同一主题的“核心期刊”,也会因遴选者、来源资料、遴选方法、评价指标的不同,从而得出不同的遴选结果。这在前期的研究中就十分突出。这些“核心期刊表”繁若群星、良莠不齐,其科学性、可靠性、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自然就会大打折扣。这不仅是学术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核心期刊表”使用上的混乱。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指出:不宜公开发表由个人遴选的“核心期刊表”,因为个人遴选往往受来源资料、研究方法、精力时间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可信度不大。9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期刊的激增,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迅速由“个人学术研究”转向“集体联合攻关”。组织遴选、联合遴选成了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研究的“主力军”。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由此进入了“集体联合攻关”(侧重于应用)与“个人学术研究”(侧重于理论)相辅相成、同行并重的突进时期。就集体研究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组织遴选:
(一)“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选
“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最初来源于科技期刊的文献统计。国内对“核心期刊”的译介和研究也是从科技期刊开始的。《世界图书》B辑1981年第6期辟为“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开国内大规模集体遴选“核心期刊”之先河。此后,《世界图书》始志不渝,陆续刊载了一些个人遴选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文章。1991年国内再度掀起大规模研制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的热潮,55名国内科技情报界专家参与了研制,中坚成果《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27]该书包括145个大小学科国外科技领域的“核心期刊”,其主要遴选方法是布氏定律法、累计文献80%法及加氏引文分析法,数据来源主要为各学科领域世界著名的文摘刊物,以及《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书前列有陆伯华主编的专文《文献离散规律的研究与核心期刊的确定》,该文在简要回顾“核心期刊”的研究历史之后,对核心期刊的确定意义、核心期刊的确定方法、核心期刊确定的局限性,以及核心期刊确定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阐释。书后还附有“《科学引文索引》1988年500种核心期刊表”及“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表。《国外科技核心期刊手册》与“国外科技核心期刊专辑”,前后相隔10年,主编均为《世界图书》杂志的主编陆伯华先生。两者遥相呼应,薪火不断,一脉相承,构成了国内30年来国外科技“核心期刊”研究的两道风景线。
(二)“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的遴选
正如上文所述,对国外“核心期刊”的遴选是从科技期刊开始的。1995年3月至1996年6月,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40多位专家率先大规模共同研制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表,其成果《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199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8]此次遴选共选出“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1455种(去除跨学科重复,则为1249种)。学科分类主要以《杜威十进分类法》(DDC)为依据,同时也参照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分列出的10个一级学科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文地理学”、“文学艺术”、“语言学”。各个一级学科下分列出若干二级学科,同时列出这些二级学科的核心期刊表。此外,“图书情报学”、“传播学”、“体育”、“档案”合为一编,也分别列出了相应的核心期刊表。此次遴选的主要指标为“被摘量”、“引文量”和“影响因子”。其遴选程序是:(一)列出文摘总量占70%的期刊,得到第一个备选期刊表;(二)以引文量指标,测得第二个备选期刊表;(三)按影响因子的大小排序,列出第三个备选期刊表;(四)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列出统计值矩阵,引入隶属度概念,作加权平均,综合出核心期刊表;(五)听取专家意见,做必要的增删,得到最终的核心期刊表。统计分析的数据来源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权威的引文分析数据,辅之以手工统计。这次遴选是我国科技人员较为全面的对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的首次核心期刊遴选,在我国30年的核心期刊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至此,国内全方位遴选国外科技、人文核心期刊的局面形成。
(三)“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1990～1991)”的确定
我国自然科学类“核心期刊”的整体遴选始于1988年。是年,兰州大学靖钦恕、线家秀发表《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一文,公布了“1980～1986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表”(104种)。[30]1992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课题组(署名徐瑞亚)公布了“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100种)。[31]该表的研制沿用了“引文法”和“1980～1986年核心期刊”的10种来源期刊,同时新增来源期刊11种。这11种来源期刊为《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地质科学》、《药物学报》、《化学通报》、《生理学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植物生理学报》、《遗传学报》、《物理》、《气象学报》、《中华医学杂志》。此次遴选运用了IMBPC/XT微机对上述来源期刊1990～1991年的引文(参考文献)进行了统计,并用dBASEIII+软件建立了含有“引用期刊名”、“被引用次数”、“名次”的数据库。根据各刊被引次数的多少排序,截取出前100名,作为“1990～1991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如果将上述两表进行对比,就可发现73种期刊是相同的,有37种期刊是新增的,这些新增期刊大多是学报和医学杂志。值得注意的是,该文还探讨了“来源期刊”的数量对“核心期刊”遴选结果的影响。
(四)“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
迄今为止,国内共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中文核心期刊”遴选。每次遴选结果均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形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分别为1992年版、1996年版、2000年版和2004年版。这里先就1992年版、1996年版的有关情况作以评介。
1.1990年11月至1991年12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首次大规模联合研制“中文核心期刊”表。1992年研究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总览》第1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32]此次研究有几点值得注意:
研究主体集团化 此次遴选工作汇聚了41所高校的231位研究人员,学科鉴定专家419位,[2]统计文献条目150万条,编制出核心期刊表131个,[3]其中文科61个,理科16个,医科17个,农林11个,工科26个,入选的核心期刊2174种(已去除重复,如不去重则为2253种)。这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中文期刊进行“核心期刊”的全面遴选,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在“核心期刊”研究领域“史无前例”,研究成果代表了国内当时“核心期刊”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也是国内“核心期刊”研究史上由“个人学术研究”转向“集体联合攻关”的标志。
遴选领域空前扩大 此前国内的“核心期刊”研究,无论是译介西方成果,还是自行遴选国内期刊,均以科技期刊为主,偶尔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此次遴选将范围扩大到国内公开出版的万余种中文期刊,既包括自然科学期刊,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不仅如此,此次遴选还将大量的非学术性期刊纳入了遴选视野,从某种角度讲,这是对西方“核心期刊”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因为,此前国内、国外遴选的核心期刊均为学术性期刊,非学术性期刊如科普类杂志、文艺作品类期刊,是不在“核心期刊”遴选之列的,是核心期刊遴选的“禁区”。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学术性、学科性是核心期刊的两个主要特征,而此次遴选却冲破了这一疆界。这是与北图遴选“核心期刊”的初衷相一致的,因为图书馆和读者不仅需要学术期刊,同样也需要非学术期刊。
评价体系相对完备 此次遴选对“核心期刊”的概念、意义、遴选指标、遴选程序等均作了系统的阐释。本次遴选采用了多指标综合遴选的方法,三个指标为“载文量”、“文摘量”和“被引量”,各自的权重为0.2、0.3、0.5,取70%的累积值以上的期刊为“核心期刊”。各刊所占分值是通过下列公式求得的:
V(A)=[V1(A)×0.2+V2(A)×0.3+V3(A)×0.5]
其中V1(A)为A刊被索引的百分比,数据来源为《全国报刊索引》,具体计算遵循下列公式:(1988～1990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A刊该学科论文条数/同期《全国报刊索引》收录该学科论文的总条数)×100%;V2(A)为A刊被摘录的百分比,来源资料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或《新华文摘》,具体计算公式为:(1988年所用文摘对A刊该学科文章摘录的条数/同期该文摘期刊对该学科文章摘录的条数)×100%;V3(A)为A刊被引用的百分比,来源资料多为《报刊复印资料》,计算公式为:1988～1990年所选引文源对A刊该学科文章引用的次数/同期该引文源内该学科文章的引文总数×100%。之所以说这样一个体系相对完备,是相对于此前的研究情况而言的,此前“核心期刊”研究局限于个人学术研究的范围,不用说用多指标遴选“核心期刊”,就是用单指标也十分耗时费力。从这角度说,大规模、多指标遴选核心期刊,也只有依靠群策群力,个体研究往往会力不从心。在当时计算机尚未广泛运用到“核心期刊”遴选领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此次遴选,尽管今天看来尚有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此项研究成果能够代表当时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最高水平。《总览》第1版是当时“核心期刊”研究的集大成者。值得注意的是,《总览》第1版对“核心期刊”概念的界定、对“核心期刊”遴选意义的阐释,与此前人们对“核心期刊”的理解有着较大的不同。如认为“核心期刊”就是指“刊载与某一学科(或专业)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受到该专业读者特别关注的那些期刊”。
2.第二次大规模遴选“中文核心期刊”是在1995～1996年6月。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总览》第2版”)。[33]此次遴选在下列主要问题上作了较大改进:
缩小核心区 前次遴选统一采用70%的方法来截取核心区,入选期刊为2174种(如不去重,则为2253种)。这一数量显然过大。原因是不同学科期刊文献的聚散程度不同,有些学科并未形成明显的核心区,70%的比例导致这些学科的期刊进入核心区的数量过大。此次遴选打破70%的常规做法,不再按照累计值的70%来截取核心区,而是按各刊的综合隶属度大小由高到底依次排列,截取的数量规定以上次入选数量的75%左右为限,从而有效地减小了“核心期刊”的入选数量,此次共得各学科“核心期刊”1596种(如不去重,则为1988种),比前次减少了578种。[4]
“关爱”综合性期刊 综合性期刊是“核心期刊”遴选的一个难点。这类期刊绝对载文量较大,但相对载文量(按某学科或某专题划分)却很小,采用载文量、文摘量、引文量三个指标进行遴选,综合性期刊必然“吃亏”,尤其是“载文量”和“引文量”这两个指标,对综合性学术期刊极为“不利”,因此前次遴选综合性期刊如大学学报、省社联、社科院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入选数量明显过少,致使不少重要的学术期刊漏选,由此也引起了综合性学术期刊的“不满”。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次遴选增加了两个指标,这就是“平均被摘率”和“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另外强行规定每个学科中藉以引文分析的“来源期刊”,必须有一定数量的综合性期刊入选,这样可充分利用综合性期刊的“自引”,提高综合性期刊的入选率。从遴选结果来看,情况有所改观,综合性学术期刊入选127种(含补遗18种)。
改进综合评价法 前次遴选采用以百分比来构成评价矩阵,并以此来做为加权平均的基础,这一方法的缺陷是各评价指标统计总量相差很大,致使加权平均的基础就不等权,也就使加权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此外,这种方法得出的数值差距不大,相近的数据往往集中在一起,不易将各刊区别开来。本次遴选成功地运用了模糊数学的相关原理,尤其是引入了隶属度的概念,各刊的隶属度既控制在0～1之间,同时又使各刊的隶属度明显地区别出来,从而避免了数值相近的刊物过于集中在一起的尴尬,便于在加权之后,依次截取核心区。改进后的综合遴选程序如下:①先求得各刊的指标值(此次遴选采用了6个指标),由所得的原始数据构成“指标值矩阵”;②求得各刊指标值的隶属度,由此构成“隶属度矩阵”;③征得专家意见对“隶属度矩阵”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各刊的最终得分;④由高到底,对各刊依次排列,取上次入选数量的75%左右为“核心期刊”。这种改进后的综合评价法突破了百分比法的诸多局限,同时也更有利于核心区期刊的截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专家参与在此次遴选中有了质的改变,前次是在初步遴选之后,此次则是贯穿始终,尤其是在权重的确定上,学科专家的意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对遴选结果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初选之后的微调层面上,从而大大提高了遴选的质量。
总之,此次遴选评价程序更为合理,评价方法趋于科学,也更易操作。自行研制统计软件使数据处理更为准确可靠。学科专家参与力度的加大,尤其是专家参与权重的确定,使得遴选结果更为可信。
(五)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1987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信所”)开始利用国际重要检索刊物对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引文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1989年中信所受国家科委委托,着手进行“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的研究。中信所相关数据的获取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对国际重要检索系统(如“SCI”、“EI”、“ISR”、“ISTP”等)收录我国科技论文的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二是从国内公开出版的科技期刊中遴选“来源期刊”,从中获得相关数据。当时“来源期刊”的选取大体遵循下列几个原则:[34]
1.经国家正式批准出版的期刊,即具有CN号的刊物;
2.只涉及反映科研产出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业技术方面的学术类和技术类期刊;
3.符合要求的中央及各部委定点单位的期刊,以及质量较好的地方学术类和技术类期刊。
限于当时的条件,在“来源期刊”遴选之初,中信所未能建立“来源期刊”的遴选体系。具体遴选时参照了国外检索刊物对我国刊物的收录情况,以及1988年兰州大学靖钦恕、线家秀选出的我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104种,[11]伍宗韶、孙国英、张息珍选出的我国生物科学专业核心期刊97种。[35]中信所最终选出1988年来源期刊1189种,其中包括基础学科期刊275种,医药、卫生类期刊193种,农林业期刊129种,工业技术类期刊560种。[34]此后,中信所每年对“来源期刊”进行调整,调整的原则是“期刊文献的同行评审”、“期刊文献计量指标”、“期刊的社会和学科影响和作用”、“期刊文献是否反映了本学科的研究成果”、“照顾新兴和高技术学科”以及“适当的地区性考虑”等。
(六)“医学核心期刊”的遴选
1997年卢黛琳主编《医学核心期刊指南》一书由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较早由高校自主研制、主要供校内使用的核心期刊表。此次遴选目的在于“指导读者的阅读和投稿”,为“职称晋升、评选重点学科和学科带头人”,“评价论文的质量和图书馆订购医学期刊”提供参考。[36]
《指南》对“核心期刊”的遴选是以当时上海医科大学硕士学位点的设置为基础的,分列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学、中西医结合、药学、综合等六大门类、53个二级学科,共选出医学核心期刊703种,其中中文医学核心期刊237种,英文医学期刊466种。此次遴选,对中、英文医学核心期刊采用了不同的遴选程序和遴选指标。
中文医学核心期刊的遴选程序是:(1)以《全国报刊索引》为依据,统计出学科论文总数和各刊学科论文数,并以各刊学科论文数的多少为序,依次列出53个学科各刊的载文量统计表。(2)从上列载文量排序表中选出各学科名列前茅、且具有足够引文的3～5种期刊进行引文量统计,同样依次列出各刊的引文量统计表。(3)求得各刊的“载文率”和“引文率”。计算方法是:载文率=(某学科某刊被1994～1995年“索引”收录的论文条数/同期“索引”收录该学科论文总条数)×100%;引文率=(某学科某刊被1994～1995年引文源引用的次数/同期引文源内某学科期刊论文的被引总条数)×100%。(4)赋予“载文率”、“引文率”不同权重,“载文率”的权重为0.4,“引文率”的权重为0.6,计算出各刊的总分值。依总分值大小排序,以累计值70%或明显的分界线为界,初步划出各学科的“核心期刊”。
英文医学核心期刊的遴选,则采用专家选择和检索工具收录情况统计相结合的方法。1.先由学科专家从SCI收录期刊中选出备选期刊。2.统计上述备选期刊在国际重要生物医学检索工具的收录情况,这些检索工具是美国《医学索引》(IM)、荷兰《医学文摘》(EM)、美国《化学文摘》(CA)和《生物学文摘》(BA)。上述专家划定的备选期刊同时被3种以上的检索工具收录,则初定为“核心期刊”。根据学科专家的意见,对上述两类入选期刊进行微调,最终确定出“核心期刊”。
该体系遴选思路清晰,方法简便,虽未采用即年指标、影响因子等深度测定指标,但学科“引文率”指标的采用可以清晰地反映某刊某学科在同类学科中的学术影响力。此外,对英文核心期刊的遴选,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削繁就简,采用国际著名检索工具收录情况比照、统计,取其交集的做法,值得遴选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核心期刊”时借鉴。
该体系的主要不足之处:一是指标过于单一,对中文医学核心期刊部分的遴选只采用了两个指标,难以克服单个指标本身的局限性。二是统计源过少,在载文量、载文率统计时,只采用了“全国报刊索引”一个统计源;在引文量、引文率统计时,每个学科只采用了3～5种源刊,“核心期刊”遴选靠的就是大规模的计量统计,统计数据过少,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遴选的质量。
这一时期,除了上述6大系列10余次大规模“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的集体遴选外,个人学术研究也相当活跃。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并重,国外期刊和国内期刊的遴选并举,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内“核心期刊”研究波澜壮阔的场景,“核心期刊”研究炙手可热,几成“专学”。这一时期“核心期刊”的个体学术研究文献众多,限于篇幅,这里拟分专题进行述评。
(一)模糊数学方法的运用
此前“核心期刊”的遴选多用单指标测定法,这些指标或为载文量,或为引文量,或为文摘量。但单指标的测定方法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人们便开始尝试多指标遴选“核心期刊”的方法,这些方法我们可以统称为“综合评价法”。综合评价法的遴选程序通常有下列几种,一是以某一指标为主,初步确定出入选期刊,再借助其他指标对入选期刊进行“微调”,从而最终确定出“核心期刊”;二是将各个指标放在同等平行的位置上,按各个指标分别遴选出入围期刊,然后取其相互交叉的部分(即同时入围的期刊)为“核心期刊”;三是先用单指标算出各刊的分值,然后将各刊的分值乘以不同的权重,算出各刊的综合得分,再以得分的高低为顺序,从高到低排列各刊,取累积值的70%或80%之上的期刊为“核心期刊”,《总览》第1版即用此法。但这一方法的权重值由遴选者“人为”裁定,这就使加权平均的基础并不等权,从而使这一方法失去了科学性。1988年前后学界开始尝试用模糊数学的矩阵理论来综合遴选“核心期刊”,用“隶属度”取代各个指标的“权重”。国内“核心期刊”研究进入“突进期”之后,人们继续探讨这一方法,并运用这一方法进行了“核心期刊”的遴选。
1990年陆刚肯定李锡初提出的“模糊线性加权变换法”在测定“核心期刊”中的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指出,李文在前后推导过程中存在着逻辑错误。[37]费卫亭、张健菁初步建立起评价指标体系的模糊数学模型,包括因素集和权重集,文章还提供了评估实例。[38]1991年吴明新也建立起自己的单因素评判和整体评判的数学模型。[39]同年,钱兴澍开始尝试运用模糊数学模型来遴选中医药“核心期刊”;[40]刘晋源等运用模糊数学遴选出建筑科学“核心期刊”21种;[41]曹建儒等运用此法遴选出旱作农业“核心期刊”21种[42]……如此等等。个人的这些有益尝试,最终也启发和促成了北图第二次大规模遴选“中文核心期刊”方法的改进,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法现已成为国内大规模测定“核心期刊”的主流方法。
(二)对“引文分析法”的质疑
“引文分析”源自引文索引思想,而这一思想的最初源头是1873年美国出版的《谢泼德引文》。1962年《科学引文索引》(SCI)诞生,“引文分析”便作为一种评价方法被广泛运用到科学文献的计量研究中。1964年左右我国开始零星译介《科学引文索引》(SCI),同时也开始系统介绍引文分析方法。1980年后,引文分析法较为广泛地运用到我国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领域,人们开始尝试运用这一方法来进行“核心期刊”的遴选。1990年前后国内学者较为集中地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短短的两三年间,《情报学刊》、《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业务研究》、《情报学报》等就发表了10多篇专论引文分析法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并不着力于“核心期刊”的遴选问题,但也有不少文章旗帜鲜明地对运用“引文法”来遴选“核心期刊”提出质疑。1991年邓福泉著文指出,在“核心期刊”的遴选中,引文分析法只适用于基础研究,不适用于技术科学;只适用于理论性较强的期刊,不适用于实用性较强的期刊;引文受多种因素制约,不能真实反映期刊的被引用情况。[43]1992年,李健生从哲学的角度,列举了大量的史实,指出运用“引文法”选刊的五个方面的不科学:被引频次的不可靠;引文分析的无层次和类型单一;忽视了学科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最终导致引文分析的结论似是而非;将量的区别等同于质的区别;理论依据不足。[44]1993年,徐瑞亚、戚畅对李健生的上述观点进行商榷。认为李健生的四个主要的观点均是站不住脚的。[45]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研究引文分析具体方法的文章,如何荣利探讨“引文量”、“统计时间”的问题。[46]高庆云对何文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如引文量、统计时间、“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界限等提出了质疑。[47]2000年何荣利指出,科学引文确实存在离散性和集聚性的分布规律,但通过引文分析来确定“核心期刊”会有偏差,对大多数期刊而言适合,对个别学科来说并不适合。对引文未形成明显的离散区和集聚区的期刊而言,意义不大。[48]……这些文章大大促进了人们对“核心期刊”遴选中“影响因子”、“被引量”等指标的深入认识,同时也使人们更加坚信,运用单指标遴选“核心期刊”不可靠。
(三)对“核心期刊”概念的总结
早期人们对“核心期刊”的认识是“专题文献较为密集的期刊”,这种认识主要是以布拉德福定律为理论基础的,因为这一定律就是在统计期刊上相关主题的文献量而得出的,当时布氏并未考虑文献本身学术价值的大小。随着“文摘法”(文摘量、文摘率)、“引文法”等方法的介入,人们对“核心期刊”的认识除了上述特性之外,又多出了“学术质量较高的期刊”这一特性。即使到了“核心期刊”研究的“突进期”,究竟什么是“核心期刊”,仍然没有一个较为公认的定义。这一时期对“核心期刊”概念的认识大体有如下情况:1.不少学者仍坚持“核心期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重要期刊”、“常用期刊”,如吴秀贞、王崇仁、邹青山等,都持这样的观点。2.部分学者认为,相对模糊一点的定义比精确的定义可能更具活力,可能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他们并不拘泥于如何给“核心期刊”下定义,只是从多角度揭示“核心期刊”的一些特征。如于鸣镝认为“核心期刊”是个特定的、客观的、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具有刊载本学科文献量大、文献质量高、利用率高的特征。[49]3.部分学者认为“核心期刊”除了专题文献密度大、刊载文献质量较高的特性之外,还应当能代表本学科当时的最新水平,反映该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的特征。较有代表性的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核心期刊概论》等,如《总览》第1版就认为,“核心期刊”是“刊载与某一学科(或专业)有关的信息较多,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受到该专业读者特别关注的那些期刊”。[33]叶继元在综合多数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对“核心期刊”的概念作了这样的界定:“核心期刊是刊载某学科文献密度大,文摘率、引文率相对较高,代表该学科现有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期刊”,并进一步归纳出“核心期刊”的三大特征:学科性、集中性、代表性。[50]这些定义是“核心期刊”研究“突进期”的主导定义。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带有量化性质的定义。绳宝满认为,定量研究贯穿“核心期刊”选择的始终,“核心期刊”的概念就应当具备量化的特征,因此他提出:“核心期刊是含情报密度大、占本专业全部期刊论文的33.3%～50%,学术水平高,文摘率、引文率、借阅率较高,而且使用寿命长、权威性高的期刊。”他还指出“33.3%是布拉德福的统计定律,50%则是普莱斯的统计定律”,当然这一依据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51]祝义森也认为,“核心期刊应该是本学科或专业期刊中情报密度比较大,发表文章比较重要,使用寿命较长,代表着本学科或专业领域当时最新水平和发展趋势,为本学科或专业用户或读者所重视,利用率较高,可满足用户和读者60%的需要的期刊”。[52]60%的比例从何而来,祝文未做交代。
(四)个人学术专著的出现
期刊评价的复杂性,决定了“核心期刊”研究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一种“核心期刊”的遴选往往要耗费作者数月甚至盈年的时间,而成果形式又往往只是一两篇文章,同时即便是同一主题或学科,不同的遴选方法、不同的来源资料、不同的遴选程序等,都会得出不同的“核心期刊表”,因此个人遴选的可靠性不强,遴选成果难以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因此在“核心期刊”研究中浅尝辄止、改弦易辙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这也是“核心期刊”研究30年来,学界少有个人学术专著出现的主要原由。199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叶继元先生的专著《核心期刊概论》[50],代表了当时个人“核心期刊”专题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是国内第一部“核心期刊”研究的个人学术专著,同时也是“核心期刊”研究“突进期”的主要创获之一。该书由“核心期刊的相关概念”、“核心期刊与文献计量学”、“核心期刊与论文投稿”、“核心期刊的评选”、“国内‘学术榜’与核心期刊”、“核心期刊与期刊收集”、“核心期刊与最优化”、“核心期刊与信息的最佳利用”、“核心期刊与资源共享”等八章内容构成,凡35万字。著名学者包忠文先生为该书题写序言,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同时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说:“我总是在想,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应当坚持民族化和现代化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反对照搬外国的‘横移’的态度,也要反对死抱传统、不求更革的‘拟古’态度,走一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道路。那么,什么样的新理论,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呢?在我看来,这个新理论的规范是否应该是:既不落后于当代世界的新思潮,又不失中国固有的血脉。”[54]这样一段话,对“核心期刊”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惜未引起过国内“核心期刊”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国内遴选“核心期刊”的相关理论,遴选指标、遴选方法大多沿用国外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成果,尚未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的期刊评价体系。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出版后,国内发表了一些书评。如于鸣镝《刊苑新花又一枝》[55]、陈安阳《评〈核心期刊概论〉》[56]、邵晶《核心期刊研究的新成果》[57]等,都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
(五)“馆藏核心期刊”概念的提出
为馆藏期刊提供参考,这是“核心期刊”研究的最初用意,也是“核心期刊”研究的基本目的。但是,不同的图书馆,有着不同的读者群体,统一遴选出的“核心期刊表”对于某一图书馆来说,参考意义或许就不大。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核心期刊”都应成为各家的馆藏期刊。如果每家图书馆都订阅同样的“核心期刊”,图书馆也就没有什么特色可言,恐怕也就没有什么发展潜力了。相反,各家图书馆应根据自身特点,建立自己的特色馆藏,形成其他图书馆无法取代的馆藏优势,这样才能有利于自身的发展。1990年胡小元率先提出了“馆属核心期刊”的概念,他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核心期刊”是“学科核心期刊”而不是某家图书馆为读者频繁使用的“馆属核心期刊”。确定“馆属核心期刊”最直接的意义,就是“期刊采访有了客观依据”、“对图书馆的文献开发,情报服务划出了明确的范围”。[58]“馆属核心期刊”的概念提出后,得到了图书馆界的重视。差不多在同时,雷兵提出了确定“馆藏核心期刊”的几个原则:层次性原则、少而精的原则、量力性原则、使用高频原则、系统性和连贯性原则。[59]刘玉明也初步建立了他的测定体系,其方法大体使用了多指标交叉鉴定的方法。[60]聂家星也细辨“学科核心期刊”和“馆藏核心期刊”的区别。[61]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章大多是在1991年发表的。可知,这是当时“核心期刊”研究的热点。
(六)“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分析
期刊在自身发展中何以形成“核心区”,形成“核心期刊”,也一直是研究者不断探索的问题,布拉德福当年只是发现了文献在期刊中的分布具有明显的聚散特征,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一特征,并未作进一步地阐释。国内大多认为是“马太效应”作用的结果。“马太效应”(matthews effect)一词,来源于科学奖励制度的一个讽喻,由美国学者默顿(R.K.Merton)提出。他在《科学中的马太效应》一文中,首次援引了《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回来。”以此来说明科学研究和科学评价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偏离心态。他说:“对已被社会承认的作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来说,社会对他的信任程度将会增加,而对于那些尚未作出贡献的科学家来说,社会则将剥夺对他们的信任。”其实,类似的说法在我国早期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老子《道德经》中就有“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奉有余”。曹禺《日出》揭示的也就是一个“损不足奉有余”的主题。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就是这个意思。尽管“马太效应”带有经验性质,但比较真实地揭示出社会行为的某些价值趋向。在“核心期刊”研究进入“突进期”后,有学者试图运用“马太效应”来解释“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如粟慧认为,具有优势地位的期刊,会吸引更多的优秀作者和优秀稿件,从而形成“堆加效应”,成功就会产生成功,最终形成“核心期刊”。[62]也有学者认为,“核心期刊”的形成是受“省力法则”影响的结果。如王崇德在《图书情报学方法论》中就认为作者在投稿、编辑在选稿过程均受省力法则(求近律)的作用,从而不断孕育期刊的“核心区”,从而形成了某一学科或专题的“核心期刊”。也有学者不满足仅仅用“马太效应”和“省力法则”来解释“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问题。他们认为,这两种理论不能解释期刊最初优势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不解决,这种推断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因而,他们在更广的视野上深入探索“核心期刊”的形成机制问题。1997年粟慧从进化论、耗散结构论和编辑学的角度,探讨“核心期刊”的形成过程。他将“核心期刊”的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二是脱颖而出上升到出类拔萃。他继而认为,在第一阶段主要是由内因即期刊的编辑推动;第二阶段则主要是由外因即“马太效应”推动。[63]杨列勋用协同学的相关理论对“核心期刊”的生成机制作了深入的阐释。他认为,“核心期刊效应是各种期刊协同作用的结果”;“核心期刊的协同效应是个自组织过程,无需外部指令而形成核心期刊,同时又是由无序向有序进化的过程”。他还运用了“熵”这个概念,来解释“核心期刊的利用率则远大于期刊系统其他期刊的利用率”、“核心期刊的数量远小于期刊体系总数”等问题。[64]1998年何荣利也用协同学的理论来揭示“核心期刊”的成因,他认为,“某一学科的期刊系统的运动状态由各要素的独立运动和各要素之间关联引起的协同运动共同决定。由外部环境输入期刊系统的负熵流作为控制参量影响着系统内某个微观参量,并使其突出起来形成主导参量,从而决定系统的序参量,使各要素之间关联能量大于各要素独立运动的能量,这时各要素的独立运动受到约束,服从由关联形成的协同运动,期刊系统从无序状态走向宏观有序状态”,“核心期刊的形成就是期刊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65]
(七)“核心期刊”的数量问题
入选数量是“核心期刊”研究中争议较多的问题之一。早期的学者往往从布拉德福定律出发,认为对某一主题而言,每30种当中就有1种是“核心期刊”。1992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版)出版,收“核心期刊”2174种,占期刊总数的23%。出版后不少学者指出,入选期刊过多,致使许多质量不高的期刊进入了“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收“核心期刊”1578种,占期刊总数的16%。“核心期刊”的数量究竟以多少为宜呢,人们在不断探求。1999年张其苏、蔡蓉华在《核心期刊数量的界定》一文中,详细考察了中外学者界定核心区的方法,认为:“核心区与非核心区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核心区是人为划定的,‘核心期刊’数量的多少是任意的。”划定“核心区”的总体原则是“不能只追求期刊数量的‘少’,还要照顾评价量的‘大’”,两者应当兼顾。同时文章也提出了截取“核心期刊”的比例以在10%～15%之间为宜。[66]
(八)新方法的继续探求
国内“核心期刊”研究30年来,人们从未停止过对“核心期刊”测定方法的探索。也可以说,方法探索一直是“核心期刊”研究的主要内容。“突进期”这种探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1993年侯晓军将灰色系统理论引入了“核心期刊”遴选领域,对“引文分析”、“文摘分析”、“流通分析”三种方法进行了综合,从而构建起“核心期刊”遴选的“灰色关联度模型”。他还以畜牧兽医为例,具体比较了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与其他方法测定“核心期刊”的区别。他认为“应用灰色关联度模型确定核心期刊,既弥补了单一分析法的不足,又较模糊综合评判法科学合理、分辨率高,同时又具有以下特点:方法物理概念清晰,计算程序简便、可行,统计得出的所有数据对核心期刊的确定均产生影响,丢失信息少,确定的结果直观、可靠。”[67]1995年徐捷、尤韬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核心期刊”测定方法:AHP(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1973年美国学者Saaty提出的,上述两同志把它移植到“核心期刊”的遴选领域。他们首先构造了“核心期刊”测定的层次分析法模型,这一模型分为四个层次,这就是:目标层(测定“核心期刊”)、准则层(由三个要素构成,分别是“期刊刊载信息的质量”、“期刊刊载信息的数量”、“期刊报导信息的速度”)、指标层(由“准则层”的三个要素进一步细分而来);方案层(待评价的期刊)。然后通过建立判断矩阵,分别比较每一个层次内各个元素两两相对的重要性,继而将所得数值乘以权重后排序,取某一值为基线,高于此值者即为“核心期刊”。[68]另外,王引斌提出“主成分分析法”,[69]何志明尝试运用模糊优先理论来遴选“核心期刊”。[70]稍后,还出现了一些总结“核心期刊”遴选方法的文章,如陈氢总结出“核心期刊”遴选的16种方法。[71](这些方法有重复、交叉,更多的应称之为遴选指标)。
(九)遴选质量的测度与评价
“核心期刊”的遴选,往往受遴选指标、遴选程序、统计时限、来源期刊等因素的制约。遴选质量如何,需要客观评价。特别是一些大规模的“核心期刊”的遴选,社会影响大,更应如此。1995年何荣利率先提出这一理论问题,并做了初步探讨。他指出,“核心期刊”质量指标Z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核心期刊累积信息百分比a,即累积载文率,也就是某种以载文率为遴选指标的“核心期刊表”,它是截取“核心期刊”的载文率的基线。该值越高,说明所含信息量(文献量)越大。二是在统计范围内核心期刊占所有被引用、被摘录期刊总数百分比b。Z与a成正比(即a值越高,文献量越大),与b成反比(即b值越大,期刊的入选比例越小),那么通过公式“Z=a/b”,就可以计算出Z值,Z值越大则该“核心期刊”遴选的质量越高。[72]1997年何荣利又将Z界定为“一个学科核心期刊信息集聚程度”,并且指出这一指标是检测“核心期刊”学科质量的重要指标,Z值越大,那么这个学科的“核心期刊”质量越高,文章还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的各大类“核心期刊”的信息聚集程度进行了测度。[73]“核心期刊”研究30年来,遴选出来的较有影响的“核心期刊表”数以百计,究竟这些“核心期刊”表的科学性、合理度有多大,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何文提出的问题未引起学界的重视。
(十)“核心期刊”的时效性研究
尽管人们对“核心期刊”的概念认识不一,但对“核心期刊”是个动态概念少有疑义。那么究竟以多长时间遴选一次为宜,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核心期刊”研究的早期并未凸现出来。进入“核心期刊”研究“突进期”以来,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研究课题组相继公布了“1990～1991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百种表)”、“1992～1993年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300名表”。北京大学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6年版),这才使人们开始关注“核心期刊”的时效性问题。1997年李炎等开始深入探讨这一问题。[74]他们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2版)入选期刊作了比较后认为,当前“核心期刊”遴选时间间隔过小。“多数核心期刊都是连续出版十年以上的,各年载文重点不同,但办刊方向(办刊宗旨)不变。那些每隔三四年就变动办刊方向的期刊,根本就不应该成为核心期刊。”因此他们认为,“统计年限应该较长,最好达到两个出版周期(7～8年),特别是自然科学期刊应做到这一点,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期刊办刊方向变化的影响和期刊文献被引高峰滞后的影响”。与此同时,刘国顺、何荣利对“核心期刊的时差”概念作了界定,即“某种核心期刊从反映其学术质量指标(被引用、被各种检索工具收录等)的那一年开始到以各种形式公布于众为止的这段时间差”。[75]“核心期刊”的时效直接影响指标数据的质量,遴选指标不同时效也不相同。从近年来“核心期刊”的遴选来看,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各家对其理解也不相同,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十一)“核心期刊”应用研究
关于核心期刊的应用问题,由来已久。毫无疑义的是,前期的“核心期刊表”主要为图书馆订购馆藏期刊提供参考。后期则主要应用于职称评审、论文评奖、津贴评定等领域。但见诸文字的应用研究,多为通过分析“核心期刊”的地域分布,来评价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一方法,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尔中先生介绍加菲尔德利用引文分析法来评选人才的研究。1981年吴尔中发表《文献计量学与人才评价》一文,介绍美国科学情报所(ISI)利用“科学引文索引”(SCI)及引文分析方法来对人才进行评价的情况。[76]该文列出了1950～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及医学获奖者文献被引证的情况表,得出的结论是,上述获奖者1961～1975年文献被引证次数平均为2877次,而一般的作者在这期间文献被引次数平均仅为50次以下。这说明,可以通过被引证次数的统计,来评价一个人的科研水平和论文的学术价值(当然仅能是评价的指标之一)。1982年吴尔中先生又在《情报科学》上发表《加菲尔德以引文统计评选人才的研究》,该文在介绍加氏相关研究之后,得出的启示之一就是“引文法是可以客观地评价科学家的成就,在几千万条资料中是可以反映出真理来。制成的名单可以给评选工作以真实可靠的参考资料”。[77]甚至有学者认为SCI是“评价诺贝尔等国际奖的主要依据刊物(见下文)。尽管吴文介绍的还是“引文分析法”的应用问题,但是当引文分析成了“核心期刊”遴选主要指标之一后,人们也尝试运用“核心期刊”来研究和评价其他领域。1992年胡小元、曹双云认为,“核心期刊”的地区分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水平。他们对1984～1990年6年间《世界图书》上刊载的35个“核心期刊”表中的1324种期刊进行统计分析,排出了各国“核心期刊”拥有量的次序。[78]1994年党亚茹《从入选核心期刊看新疆科学的发展》一文,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1988、1989、1990年度分析报告)为依据,详细统计新疆出版的期刊入选“核心期刊”以及被引用、被收录的情况,以此来分析新疆的科学技术水平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初步提出了新疆科技发展以及期刊格局调整的策略。[79]同年,内蒙古科技信息研究所刘东维、尹晓红也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版)为依据,详析内蒙古科技期刊入选“核心期刊”的情况,以及“核心期刊”在内蒙古的分布格局,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80]1997年李金荣、陈学芬也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期刊工作手册》为依据,统计分析“核心期刊”在各省的分布情况,认为“一个地区核心期刊生产能力与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综合实力相一致”、“核心期刊的地域分布与布拉德福定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核心期刊的高生产量与高生产率相一致”;“核心期刊”是一个地区综合多种因素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标志。[81]同年,郭紫虹同样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为资料来源,对入选该书的788种文科“核心期刊”作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核心期刊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学术水平在空间格局上严重存在着分布不均的情况”,并进一步指出了这种不均带来的一些问题,从而提出了提高地方刊物质量的一些建议。[82]
(十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1992年版)专题研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1版)出版后,在图书情报界、学术界、期刊界,均产生了较大反响。人们对《总览》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对《总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展开了广泛探讨,推动着国内“核心期刊”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1994年何荣利等认为来源期刊直接影响“核心期刊”的遴选质量,从而提出“引文源必须是核心期刊”;来源期刊在“核心期刊表”中还必须靠前的观点。他指出《总览》第1版在某些学科领域就忽视了这一点。[83]李华、周爱民、蒋太真指出,《总览》第1版在累计百分比的截取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该书规定累积百分比70%左右以上的期刊为“核心期刊”,但在实际遴选中最高的达到了86%,最低的却低到了17%。[84]张献指出,《总览》第1版入选比例过大,从而使某些学科的入选期刊失去了“核心期刊”的意义。[85]1996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出版,再度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一批专题研究《总览》第2版的文章。这些研究大体沿着四个方向发展。其一,介绍和补遗。《总览》编委会发表文章,详细介绍第2次“中文核心期刊”的遴选过程。[86]本着“对学术界、出版界及广大读者负责”的态度,编委会还对第2版作了补遗,补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核心期刊”10种和“综合性科学技术类核心期刊”8种。[87]其二,专题书评。如任俊为《千峰秀色到手底万苑春光来眼前》[88]等。其三,比较研究。如马爱芳在《情报资料工作》上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一、二版的对比》[89]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总览》与其他体系的比较研究,如吴韬信《对我国两次核心期刊评定的思考》[90]等。其四,指陈不足。如何荣利《关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期刊简介中的几个问题》[91]、缪家鼎《对第2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数据分析》[92]、赵伟《美玉之瑕——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几点质疑》[93]、余德华《〈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2版中存在的几个问题》[9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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