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学校的言语教育

先秦学校的言语教育

第三章　先秦学校的言语教育

在孔子、孟子、荀子这些儒学大师们看来，从词语优美的诗作与微言大义的文化典籍和历史著作中获得丰富的词汇、正确的语法和精湛的修辞手法，是言语学习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诗》教、《书》教、《礼》教、《易》教、《春秋》教便应运而生了。春秋战国时期“赋《诗》言表”“引《诗》喻志”是一种时尚。《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引用《诗》中的某首诗，或某首诗的几句话，不仅能丰富自己的言辞，表达情感意愿，更能提高声威。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统计，《左传》中《诗经》的引文共出现过217次，其中列国宴飨歌《诗》赋答70条，列国公卿言论中引《诗》101条，《左传》作者自引和引述孔子言论中引《诗》48条。《国语》中赋《诗》材料3处，引诗20余次。另外，当代学人进一步统计，《论语》涉及《诗经》的有20处（次），其中引用8次（处）；《孟子》中涉及《诗经》的39次（处），其中引用30次（处）；《荀子》中涉及《诗经》的有96次（处），其中引用76次（处）。因此，孔子的“言语”之教中用《诗》作教材，以诗歌的语言和修辞方法作规范，进行言语的传教习学，是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论语·季氏》就强调：“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歌的传教习学，对于学习语言有多重要。孔子对语言的需求，是语言准确恰当的表情达意。《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他反对的是花言巧语、言行不一的伪饰和欺骗，《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荀子继承了孔子语言教育的传统，并有一定的创新，《荀子·正名》提出：“忌讳不称，祆辞不称；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在荀子看来，修辞手法的妙用，与思想道德有极大关系。《荀子·非十二子》中说：“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仪，谓之奸说。”《劝学》中进一步说：“辞顺，然后可与言道之理。”对于老师传教讲说的语言，标准要更高一些。荀子的这一看法，《学记》中也有相似的观点：“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其志矣。”这些大师们，不仅要求自己的言语精练、准确、生动、形象，而且要使自己的学生也能达到这种程度。《吕氏春秋·离谓》中也说：“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语言是表情达意的，若是言不由衷、词不达意，就是废话。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荀子所说的“辞顺”，其含义就是说话、写文章，用词准确，句子通顺，所说的话，所写的篇章，都能恰当地达到状物、叙事、表情、达意的目的。

“言语”作为教学课程意义的概念，是孔子在教学中提出的。《论语·先进》中说：“言语：宰我，子贡。”从孔子论述的整体意义上来看，言语是指培养教育学生具备讲教、论辩、游说的高超能力，即叙事、状物、表情、达意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和丰富性。显然，在孔子看来，宰我、子贡达到了他所培养教育的理想境界，是言语的佼佼者。那么，言语，在孔子看来就是一种行为。这一点，与2000年之后一些语言学家所说的内涵是一致的。尽管，孔子并没有从言语教育活动中进一步总结归纳出“语言”的概念及其理论内涵，但他进行的言语教育活动中所涉及的内容，诸如语音、词汇、语法，已经是“语言”的范围了。而对“语言”作理论探讨的，则是墨子、荀子。至于战国时期名家们所讨论争辩的一些命题，虽然有逻辑概念方面的内涵，而更多的则是哲学层面上的意义。当然，言语教育的基础是文字，但是由于诸子百家所办学校里，启蒙识字的教学，虽然是基础，然而相对于分科施教与研究性学习来，则显得次要一些。因此，言语教育中，重点阐述雅言教育与语言理论教育，以及词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