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演进,语文教育教学内容的严整规范化

改革与演进,语文教育教学内容的严整规范化

第一节　文字的统一、改革与演进,语文教育教学内容的严整规范化

对文字的统一,始于秦朝。而不断地改革演进,则是贯穿于整个汉代与六朝时代。文字的统一、改革与演进,语文教育教学内容的严整规范化，既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语文教育教学的轨迹形态,亦是语文教育教学在这一时期所展示呈现的特征。这其中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状态：文字的统一与不断规范科学化，文字蒙学课本的编写及其实施,文字理论的总结与阐释。

一、文字的统一与不断规范化科学化

文字自产生后，经过民众的日常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中的应用，特别是一些学有所成、识见高远且不断进行文字实践活动的一些文化人的推进与改进,至秦之前，已经是独立的符号形态。但是，由于春秋战国的割据战乱状态，虽有孔、孟、荀诸大家的不懈努力，文字的繁杂异形、歧义、异音乃至教育教学的欠普及和方言土语的不规范给予的影响与制约，使文字的前进革新遇到了障碍与阻力。秦朝的统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是文字进行统一、改革和创新的有力条件。随后数百年的两汉与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受影响发展较大的文学艺术，以及文化人中一些有远见卓识和深厚文化修养的智者的积极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更是给文字的完善、科学化以及完美带来了生机和创造创新的巨大力量与智慧。综观这漫长的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字的统一、改革和创新，其成就是辉煌的。

1.秦篆的产生

秦王朝建立之初,便由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于是下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母敬,进行“书同文”的统一、改革工作，用以解决战国时代的“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弊端。经李斯等人“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25〕序，1）这一文字的统一工作，虽然有战国七国文字作基础，其中的删繁成简、统一笔顺的工作也是需要功力与眼界的。秦小篆将汉字的基本字体形态固定下来，各种偏旁的形体基本是统一的。每个字所用的偏旁，也是固定的。偏旁的位置，也固定下来。每个字的书写笔画和笔顺，也做到了基本固定。这就为解决“言语异声”作了前期的准备。现在能看到的秦时的泰山石刻残片，峰山、会稽石刻摹本,都是用规整的小篆写成的。秦时狱吏程邈把小篆加以改造，并吸收了民间俗字的写法，创造了隶书。秦隶很受普通识字习字者欢迎。隶书写起来比小篆方便快捷，偏旁变化更符合书写运笔。广泛使用的竹简和帛书上，书写的都是秦隶。湖北云梦睡虎地方出土的约为秦始皇三十年的1200枚竹简，写的都是规整熟练的隶书。秦隶，是“书同文”更显著的文字统一改革成果。

2.汉隶的确立

汉隶是在秦隶的基础上，逐步改造而成的一种字体。隶书的确立，是汉文字形体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创新。隶书较之篆书，更加符号化，线条化，字体形态更加科学化。偏旁与独立成字的字两者写法截然不同，不常用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改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的偏旁。另外也简化了字体的结构，改造了一些圆转不断的线条，使之成为方折的断笔,使隶书有了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特征。随着日常应用的普及，人们逐渐将隶书中的一些笔画相连,而又保留波挑,于是隶草就诞生了。隶书的草体称为章草，以区别楷书的草体，即今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所讲“汉兴有草书”,就是指隶草，即章草。隶书及章草的确立,对语文的教育教学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能看到的一份草书资料是汉元帝时，史游作的蒙学识字教材《急就篇》。它是吴国皇象所写经临摹传下来的本子。当然，语文教育教学对汉隶与章草的不断完善和推广普及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楷书的产生

楷书萌芽于东汉，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则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而完全成熟则是在唐代。楷书从汉隶发展改造而成，其间经历了“楷隶”的过渡阶段。现在还保存的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残片，就是间于楷书与汉隶之间的“楷隶”。楷书，在其始创时称之为真书或正书，唐时改称楷书。意为楷模，即有法度的字。楷书的产生，使汉字的字体形态较之隶书有了一些新的改进，这主要体现在用笔与体势上。楷书的产生，使语文教育教学中的识字书写更顺畅简便。在人们长期的使用中，使楷书快写随意些，就产生了楷草，即今草。楷草与楷书之间，既快捷而又让人易识，这就是行书。行书，谓字如“行云流水”。魏晋南北朝时的楷书、行书与草书三者是并行的。人们日常使用的，当以书写快捷而又不失楷书基本字型的行书为多。

二、文字蒙学课本的编写及其实施

秦朝小篆的产生，汉代隶书的确立，至东汉魏晋南北朝楷书的产生和广泛的使用，无疑是汉字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基本完成。它是中国语文教育教学规范性丰富性的坚实基础，亦是其实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语文教学中的文字教学，就是识字、写字、用字，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秦之小篆、汉代的隶书、稍后的楷书，以及其间的章草、今草与行书，都是经语文中文字与语言的教育教学予以推广、普及和代代传递承袭的。实用而又系统的文字蒙学识字课本的编写及其广泛有效的实施，是语文教育教学必备的环节。而自秦至三国魏晋南北朝这长达八百多年漫长的历史中，文字蒙学识字课本的编写及其广泛有效的实施，其成效是显著的。

1.秦时的文字蒙学课本的编写及其实施

秦统一全国之后，便立即着手实施“书同文”的文教政策。秦始皇让李斯、赵高、胡母敬等人做文字的统一改革的工作，其中编写蒙童识字课本既是体现汉字统一改革的成果，也是巩固汉字统一成果的必须措施，更是语文教育教学的保障条件。于是李斯编写了《仓颉篇》，赵高编写了《爰历篇》，胡母敬编写了《博学篇》。这些课本，不仅是用秦朝的小篆书写，而且内容主要是以历史典故、礼仪道德、名物知识为主。这些课本，政府下令在乡里设置的“三老”掌教化的统一机构里进行汉字的识认，语法的掌握，书写的应用等方面的传授、讲解与习练。秦统一中国仅十多年，语文教育教学的实施虽然没见显著成效，但是，这些蒙学课本的编写及实施的经验，无疑给汉代蒙学课本的编写以参照的蓝本和操作实施的规程。

2.汉代的文字蒙学课本的编写及其实施

两汉时代，由于汉隶的确立，加之政治经济的发展与稳定，以及官学私学并存共立，给语文教育教学内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样。其间，编写汉字蒙童课本的，不仅有朝廷官员，文字家史学家，也有书馆的“书师”。而且这些课本，较之秦时的课本，无论内容的丰富，篇章的语法韵律，还是汉字的字体形态，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课本在汉时通称为“字书”，由于它们所选汉字的内涵，反映了秦汉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就有了史料价值。学童不仅识了字，更是学习了名物知识。

另外，编者精心把这些字按韵律编写，不仅使学童诵读琅琅上口，而且也乐学易记，提高了识字应用的效果。两汉的主要识字课本有：汉初由塾师把秦时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合编而成的《仓颉篇》，该课本共3300字，可惜此书已佚亡。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平帝时扬雄作《训纂篇》，此课本史学家班固进行修改；和帝时贾鲂作《谤熹篇》。其中，《急就篇》在语文教育教学中最受师生欢迎。《急就篇》，宋人晁公武解释说：“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蒙童，‘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26〕37）该课本现存文本共34章，其中32章为史游所著。史游是汉元帝朝曾担任过黄门令精通字学善书法的学者。《急就篇》是史游用草书写就的。第34章宋王应麟等人认为是东汉人续写的。而第7章，《王国维遗书·校松江本急就篇》中，认为也出自他人之手，并非史游所著。据王国维统计《急就篇》中，只重复335字。《急就篇》成书于公元前40年左右，作者既吸纳借鉴了汉初《仓颉篇》的编写体例与写作方法，把一些事物性质相近的字、词，按类划分，编排于一起，使之押韵顺口，以便于蒙童诵记书写。同时，作者也克服《仓颉篇》生僻字过多，不易蒙童习学辨识的缺点。从《仓颉》3000多字中，精心挑选，全篇只有2016字，无一重字。《急就篇》虽然只有2016字，但内容丰富，知识面宽。如颜师古《急就篇注叙》中所说，“包括品类，错综古今”。《急就篇》中有100多个姓，400多种器物名称，诸如布帛、衣服、粮食、肉食、蔬菜、器皿、化妆用品、乐器、兵器、车辆等。另外，还有100多种动植物，60多种人体部位器官，70多种疾病、药物，加之历史、地理知识等，像一本日用小百科全书。《急就篇》各章由三言、四言、七言句构成。三言、四言句隔句押韵，七言句每句押韵。章太炎《论篇章》中说：“详儿童记诵，本以诸于唇吻为宜，故古人教字，多用此种体制”。史游所作的引章，每章均63字。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第869号证实，63字的一章恰好写满觚的三面。《急就篇》开句就说：“急就奇觚与众异”，与前人编的蒙学教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觚三面上恰好每面写21字，三面共计63字，刚好一章。这就是“与众异”。如第一章：

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岁，赵孺卿。爰晨世，高辞兵。

这一章中，七言、四言、三言，错落有致。这样，不仅给予视觉的舒适爽目，也益于造成吟诵的起伏变化。而全篇中，有些章节统用三言句，有些章节统用四言句，有些章节则间有七字句。这样，全章也有了错落有致、起伏变化。如第32章：

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熟成。贤圣并进，博士先生。长乐无极老复丁。

只有最后一句为七言句，其余均为四言句，而且统章用一韵。正因为《急就篇》有这些优长，因此自它问世后，作为蒙学课本使用了长达600多年时间，直到唐以后才有新的蒙学教材予以代替。该书不仅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其影响远播日本。成书于我国唐末的日本人藤原佐世所著《日本见（现）在书目录》，该书载日本当时所存中国书籍1568种，1.7万多卷。（〔27〕178）所列小学类中，就有《急就篇》。日本明治37年（1904年）“善邻书院”编印的一本汉语教科书，书名《官话急就篇》，后改名为《急就篇》，发行一百多版。日本《急就篇》显然受史游《急就篇》的影响极大。

3.三国魏晋南北朝蒙学课本的编写及其实施

三国魏晋南北朝，虽然社会的动荡，朝代的更迭，给语文教育教学较大的不良影响。但是各朝各代也有相对稳定时间，加之士族集团及一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中有远见卓识的上层人物的倡导与推动，包括语文教育教学在内的整个教育教学，也有局部的发展。诸如北魏孝文帝，他仰慕汉族文化，实行改革，他自493年建都洛阳后，不但设立国子学、太学，还设立四门小学，选派博士进行教学。史称这个时期“斯文郁然，比隆周汉”（〔1〕104）北朝的北齐、北周，也有这样的盛况。于是，《千字文》、《开蒙要训》等质量上乘的蒙学课本相继编成并实施于语文教学中。《开蒙要训》大约成书于东晋与齐梁之间。原书已亡佚，后来从敦煌石室中发现30多种唐五代时的写本，其中有三个是完本。刘复将其中的一本五代时的抄本印在《敦煌掇琐》中。另外，敦煌还发现《开蒙要训》的藏文注音抄本。这是藏族儿童学习汉语用的课本。可见，《开蒙要训》不仅在中原汉族地区广为流行，而且在少数民族中也很受欢迎。张志公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里说：“这本《开蒙要训》虽然没有像《千字文》那样风行，但直到五代还在传抄，又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不只一本，说明它还是流行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再从以后产生各种杂字来看，好些地方都能看出它的影响，比如，收入日用的俗语俗字，注重实用，分类编排等。研究古代蒙书，《开蒙要训》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确实，《开蒙要训》不像比它晚出的《千字文》那样讲究辞藻声律和用典使事，也不像《千字文》所选单字，笔画较多，以及所组合的词汇那样深奥，但它的日用常识和名物器用等字、词，通俗易懂，易认好写，很适合儿童学习。正如结尾几句所言：“笔砚纸墨，记录文章，童□习学，易解难忘。”（习学前一字脱失）这四句既是全文的总结，又概括了该文本的特征。《开蒙要训》的通俗易懂、好学好写的特征，还可以从它的开头几句予以证实：

乾坤覆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春花开艳，夏叶舒荣，□□秋落，松竹冬青。（秋落的前两字脱失）

《千字文》这本集识字增识、习字练书、阅读欣赏、陶冶性情为一体的蒙学读本，是我国自南朝梁天监初（约510年）至清末，使用长达1500年之久的唯一一本蒙学教材。《千字文》原名是《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梁书·文学传周兴嗣》载：“自是《铜表铭》《栅塘碣》《北代檄》《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并使兴嗣为文。每奏，高祖辄称善，加赐金帛。”唐李绰《尚书故实》也说：“《千字文》，梁周兴嗣编次，而有王右军书者，乃梁武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1000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招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28〕前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称《尚书故实》“王右军书千字文一条，尤颇有考证。”从这里看出，《千字文》成于梁武帝天监九年（510年）任命周兴嗣为新安郡丞之前，即天监九年（502年～509年）之际。同时，该书是王羲之与周兴嗣两个人的聪明才智、艺术创作的结晶。书界公认，书至晋而达高潮，晋至王（羲之）而达顶点。梁武帝指派专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挑选出了1000个不重复的字。这1000个字，字字珠玑，均是艺术瑰宝。周兴嗣博学，善属文，巧思筹谋，匠心独运，以四言句为体例，创设组成了完整的蒙学教材。全文125句，不仅概括归纳了天象岁时，名贵物产，品行修养，伦常道德，地理常识，历史人物，重大事件，农事起居，都城长安，洛阳楼台等，还叙写了田园乐趣，家庭日常，惜时勤学，语文知识等。全文均为四言句，每两句一组，双句都押韵，而且注意平仄关系，读来不仅上口顺畅，而且很有韵文的美感蕴涵。如开头18句：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果珍李柰，菜重芥姜。海咸河淡，鳞潜羽翔。

《千字文》由于通篇四言，又追求韵律和平仄的雅正而组词造句，仅限所选王羲之书作中的一千个字，不可避免会出现内容的局限与用典的深奥。与通俗易懂的《急就篇》相比，它倒具有了精练朴拙的特征。但是，也不乏形象生动、平易自然的句子。诸如“落叶飘飘”、“亲戚故旧”、“弦歌酒宴”、“上下和睦，夫唱妇随”、“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聆听察理，鉴貌辨色”等。还有不少成语传承于后世，诸如“吊民伐罪”、“空谷传声”、“川流不息”、“济弱扶倾”、“孤陋寡闻”等。好在历代不少有识之士，琢磨探讨，予以注释，加之书家抄录，于是使《千字文》这块璞玉打磨得更加鲜亮，一千多年中始终处于语文教学的前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最早给《千字文》作注的，据《隋书·经籍志》载：“《千字文》一卷，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千字文》一卷，胡肃注。”可惜的是，这两个注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另据《隋书·经籍志》载，还有《篆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隋代，书法家智永曾经书写过800本《千字文》，分赠江东诸寺院。另外，还有满汉文对照本、蒙汉文对照本，供满族、蒙族儿童学习汉字使用。《千字文》结尾处，告诫人们：“孤陋寡闻，愚蒙筹诮。”而该书的创作，广泛的实践，恰是避免“筹诮”的上等对策。习之，学之，思之，行之，必然如《千字文》所言：“化被草木，赖及万方”。《千字文》直到今天，仍然有语文教学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借鉴意义。诸如“笺牒简要，顾答审详”，意思是书信必须写得简明扼要，回答问题与人交流必须准确详细。而性情的历练、品德的修养、人格的磨砺，则是“似兰斯馨，如松之盛。川流不息，渊澄取映。”“性静情逸，心动神疲。守真志满，逐物意移。”

三、语文读本的编辑、修订与注译

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及其弟子，孟子、荀子、墨子等教育家，都曾亲自撰写、修订过各种语文读本，诸如孔子修订的《春秋》《易》《诗经》，孟子及其弟子撰写的《孟子》、荀子及其弟子撰写的《荀子》。这一优良传统，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些文学、史学、哲学理论大家与语文教育教学的大师，也予以继承发扬。因此，两汉至魏晋南北朝这八百多年里，语文读本的编辑、修订与注译，取得了卓著的成就。

1.对先秦典籍的修订和注释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致使先秦大批著述销毁和散失。汉立之后，一些有识之士便把收集、修订古籍作为抢救传统文化的实事来做，加之统治者的鼓励和相应政策的保证，便给这项工作以支持和保障。诸如西汉时曾下令向民间征书并鼓励自动献书。《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命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大合天下之书。河间王刘德便将所藏《乐记》《礼》、《古礼》及《毛诗古训传》等书献出。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又命礼宾官员陈农为史，到各地征集图书，致使汉国家藏书“积如立山”。这为一些学者修订、注译先秦诸子著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汉初，《论语》有今文本《鲁论》《齐论》和古文本《古论》，西汉末安昌侯张禹便在《鲁论》和《齐论》的基础上，编定《张侯论》，这是《论语》第一次改订本。东汉郑玄又综合《张侯论》与《古论》，完成今本《论语》的编订。今本《论语》20余篇，郑玄均按照“近者小者”、“简约义明”、“博为约礼”的指导思想，给每篇都作了注释。这样，《论语》便能为一般文化水平的学生阅读习学了。此外，郑玄还为其他经典作注，使之成为适合语文教学的教材。诸如古籍《尚书》等。因为郑玄当过多年的教师，他很了解师生学习古代经典著作的困难。他给先秦经典作注，便是从这一方面作思考的。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意，录而奏之”。（〔29〕《艺文志》，758）其中刘向与其子刘歆相继做了长期的工作，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书目的开创之作《别录》和《七略》。《别录》亦称《刘向别录》，是刘向校订本的记录。其中要写出每篇定本的提要，说明整理或编辑修订的过程及内容大意。最后要重新誊录抄定。如《管子》一书，刘向就用国家藏书389篇和民间藏书175篇，剔除重复，校订成86篇。再如《荀子》，在刘向之前并没有成书，保存下来的只有单篇的论文，经刘向校订之后，重新抄录编辑为完整的《荀卿新书》，即《荀子》。别录一共校定图书13000多卷。刘向的儿子刘歆在其父工作的基础上，编出图书分类总目录，名叫《七略》，它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虽然这两部书在唐末五代时期失传，但《七略》的基本内容在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里保存下来了。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继承了刘向、刘歆两书的传统，并有新书目的增加与编辑方法的改进而成的一篇我国现存最早的藏书目录。刘向的更大贡献还在于他所编著的两本散文集《新序》和《说苑》。二书均广泛搜集先秦至汉初的史事、故事，编纂整理修饰，糅进作者自己的心得见解而成的著作。二书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新序·杂事》篇中的“叶公好龙”，《说苑·至公篇》中的“杯弓蛇影”，都是极具审美、认识与教育意义的古代寓言。另外西汉戴德戴圣修订《礼记》，郑玄作《毛诗》笺（西汉毛亨传，笺即注。）《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何休作《公羊传》注。魏晋南北朝有魏王弼作《周易》注，“系辞传”以下晋人韩康伯注，晋杜预作《左传》集解，魏人何宴作《论语》集解。（〔30〕第二编227）

2.选本

最著名的选本是南朝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萧统（501年～531年），其父萧衍，是萧何后代，为梁朝开国皇帝，是为梁武帝。萧统两岁时被立为太子，然而仅活30岁便去世。萧统有文学才华，并与不少文人交往，有“十学士”之称，刘勰也与之交厚。他组织编辑的《文选》，所选作品，上自先秦，下止梁代，有赋57篇（包括赋序一篇），诗432首，杂文262篇。诗文作者，除《古诗十九首》等三首不详之外，共计130人。《文选》编选的原则与思想，是继承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文艺理论观点。《文选》中作品，是先秦至梁代优秀文学作品与文章的汇集，也是一部“选录式”文学断代史。而且，《文选》中选了两篇教育教学论文。它们是：付亮的《为宋公修张良庙教》和《修楚元王庙教》两篇。《文选》的价值。不仅为我们存留下了一千多年丰富的优秀作品，供人们阅读，欣赏与习学。正如李善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31〕序1）具吴张鷟《朝野佥载》记载，在唐代，乡学里也在讲《文选》。《昭明文选》是文学与文章分门别类认识并实际上划分选编的理性把握。当然，它也为历代语文教学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阅读学习的范本。唐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诗中，就叮嘱他“熟精《文选》理”。另一本选集是萧纲命徐陵编辑选录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该选集专收自汉至梁代关于女性和男女爱情的诗歌，按五言、七言（包括杂言）分列，中心部分是当代的宫体诗。它与《昭明文选》不一样，《文选》崇雅，《玉台》趋俗，《文选》不重民歌，而《玉台》则民歌收录尤多。这样，《文选》不收的作品有幸在《玉台》中得到保存。如叙事长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便被收录其中。这本诗歌选集，也起了保存传承两汉至梁代诗歌的作用，同时也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好读本。

3.文字理论的总结与阐释

对汉字的理论总结与阐释，最早的研究成果当推《尔雅》。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字理论总结与阐释的第一次高峰，所成著作，也较丰富，既有字、词之辨析、汇总，又有音、义之校注、阐释。这些理论研究及其专著的形成，是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系统化的有力推进，也是语文教学内容的丰富与标准化的基础。

①西汉扬雄编纂的《方言》。这是中国第一部方言词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专门搜集、解释方言词汇的书籍。扬雄用27年的积累，收集汉代方言俗语9000多个字，词条600多个。该词典采取分类编次的办法。比如：卷一卷二卷三卷六卷十二卷十三释词；卷四是衣物；卷五是器皿、家具、农具等；卷八是动物；卷九是车、船、兵器等。书中记录的语言，不仅有汉语的方言，还有少数民族的方言。书中解释词语的方式，一是举一词作为标题性的词汇，然后把各地不同的方言词排列其下。诸如卷八释“猪”条，“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jiā，加）；关东西或谓之彘（zhì，置）；或谓豕（shì，史）；南楚谓之豨（xī希）；其子或谓之豚（tún，屯），或谓之豨（xī，希）；吴扬之间谓之猪子；其槛及蓐曰槽（zēng,增）。”（括号内的拼音和汉字注音为今新加）一是先列举一些同义词，用当时一个通用语词解释，接着简述这些同义词都属何种方言。该词典，不仅是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有方言的语词记录，也是历史风俗的展示，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文字向科学性系统性进展的理论总结。诸如对“通语”的总结概括，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区分等。因此，对语文的教育教学内容的规范与丰富的意义是极为深刻的。

继《方言》之后，出现了一部通俗词典《通俗文》。它的作者相传是东汉古文经学家服虔。该书已散失。从清人辑录的佚文看，该书专收汉代新产生的通俗用语。如“撞出曰打，沉取曰捞，辛甚曰辣，江南言辣，中国言辛。”

②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58年～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县万岁里（今河南郾城县）人。许慎的这部文字理论专著，是他穷毕生精力而成的学术结晶，如他在该书的序中所言，该书达到了“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的目的。《说文解字》共收汉字9365个，重文1163个，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典。该字典按照文字的形体和偏旁结构，分列540个部首，首创字典词典部首编排法；综合吸纳博采汉代经学家、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引用几十种方言，收集整理了不少俗语常言，而且保存了篆文的写法系统，保存了汉以前的古训古音，不仅为古文字学、古汉语词源学、古音学保存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而且是官学、私学师生学习研究语文的科学性极强的读本，更是人们认识了解汉代与汉以前的社会风俗人文地理的百科全书。另外，该字典采用“六书”之说，研究阐释汉字形成结构特征和使用的基本方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虽然，《说文解字》原书已散失，然而现在保存的北宋徐铉和五代徐铠的两种整理本也基本保持了许慎《说文解字》的原貌。中华书局1963年曾根据徐铉整理的本子（又称大徐本）影印出版。

东汉末年刘熙编写的《释名》，是中国第一部声训词典。所谓声训，又称音训或谐声训诂，就是用音同、音近的字解释词义，推究事物所以命名的由来。（〔32〕187）《释名》从语音上全面探寻事物之所以命名的缘由和道理。先秦时，《荀子·正名篇》中，已涉及到探寻事物命名的原因。荀子曾说：“名无因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在汉代，《淮南子》《史记》《汉书》等书中个别篇章中也用了声训的方法。而刘熙则是系统地运用声训研究中国汉字。这本词典由于收录了《说文解字》未收的不少常用字、词，加之用不同于《说文解字》的辨析阐释字、词意义的方法，这对了解汉代方言和词汇的面貌、古音以及词义、词源，进而认识了解汉代有关名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生活常识有着极大的价值。尽管所用声训解释的不少字、词牵强甚至错误，但它不失为一部对语文教育教学科学化、系统化发展的有用之词典，更是汉字训诂学、音韵学研究的可贵资料和借鉴。正如清代学者毕沅所说：《释名》“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辫典礼之异”。（〔3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