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了语文教育教学的内容

丰富了语文教育教学的内容

第二节　文学丰富多样的丰硕成果——增加、丰富了语文教育教学的内容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以及文学理论所取得的辉煌丰硕的成果，使语文初步具有了语言与文字、文章、文学的综合性形态。无论是语文的课本教材中精挑细选的范文，还是作为课外阅读研修以及修身养性的精神资料，以及写作训练乃至文学创作可资借鉴的素材与母题，都是极其宝贵的语文矿藏。至于文学理论、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理论文章，亦能作语文的课文教材，同时会给予教者以理念方法原则的借鉴与开启，它们也是语文教育教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赋

赋的创作，为语文教育教学开采了丰富的矿藏。赋是这一时代，尤其是两汉的写作领域里的代表体裁样式之一。凡是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赋的写作上一试身手的。帝王者如汉武帝刘彻就有《秋风辞》《悼李夫人赋》，魏文帝曹丕有《寡妇赋》；经学、哲学者如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史学者如司马迁有《悲士不遇赋》，班固有《两都赋》；科学者如张衡有《二京赋》《归田赋》；另有女赋家班婕妤有《自悼赋》；等等。

1.“散文的赋”

这类赋大都篇幅较长，如枚乘的《七发》2000多字，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各是4000余字。但是也有篇幅较短小的。这类赋结构形态一般以虚拟人物之间的对话为框架，铺陈拓展，极尽描绘摹写，创造出气势宏阔、情感奔放、眼界高远的艺术景状形态。如陆机《文赋》所言“赋体物而浏亮”。虽然这些赋作或多或少有着对当朝天子及其政绩的夸赞颂扬之辞，但对历史状态、宫殿林苑、名城秀山、狩猎歌舞、人事交往、气象物候等方面的摹写与再现，以及其中深藏的哲理意蕴、讽谏褒扬，加之精雕细琢、形象生动的语言，无不给人以文学认识、教育、审美愉悦的功效。这些，都是莘莘学子语文教育的精神食粮。

枚乘的《七发》。这篇作品，是汉“散文的赋”的开山之作。它以一个虚构的问答形态展开赋的故事情节。该赋设定了两个人物，一为安居深宫纵欲享乐而致重病久治不愈的楚太子，一为睿智善言的吴客。吴客不仅是一位见多识广善于叙事描景的语言大师，而且懂得用心理学的妙言要道对一个身患心理疾病的富家子弟给予启发诱导，起到了药石针灸一样治病的效果。《七发》首段指出楚太子的病根在于腐化享乐，懒散怕动所致。随之便以此抒写铺陈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的优美精致，由静而动，由远及近，步步引发兴趣，句句打动心灵。田猎可以驱散懒惰，观涛则“发蒙解惑”，理趣高雅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七发》的铺张极有特色，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把音乐的动听表现得惟妙惟肖。而海涛的状态，让人有亲临其境之感。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虽然司马相如的这两篇散文的赋受枚乘《七发》的影响，但他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不少的创新。《七发》中虚构了两个人物，且人物的对话是层层深入地展开。而《子虚赋》、《上林赋》则虚构了三个人物，通过对三人各自的描绘铺陈，达到作者“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目的。（〔33〕（一）123）另外，《西京杂记》还载司马相如创作这两篇大赋时的情感与想象活动：“司马相如为《子虚》《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34〕前言）司马相如的赋，也有着“劝百讽一”的意义。由于司马相如是一位精通文字的语言学家，赋中除用排比铺陈、夸张比喻等各种修辞手法外，还多用陌生而又整齐的词汇与前代冷僻深奥的单字。这些，无形中为研究汉字古词提供了范例。

班固，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著有《汉书》。赋作也很有特色。现存《两都赋》《通幽赋》《竹扇》三篇。《两都赋》是班固的代表作，亦是散文的赋中优秀上乘之作。赋中对两都的描述极尽铺陈夸张，虽然没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宏阔、雄迈的气势，但就细腻而言，则极有特色。作者总是以两都中有特色的宫廷建筑为重点描述对象，其他建筑或一带而过，或只作罗列陪衬来写。同时，《两都赋》中两都的对比，也是鲜明的，所用各种修辞手法和优美生动的语言致使所写之物特征突出，给人以审美的享受。

张衡的《二京赋》。张衡，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的赋作选存于《昭明文选》中的有《二京赋》《归田赋》。《二京赋》是他的代表作。《二京赋》是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该赋有模仿《子虚赋》与《两都赋》的痕迹，但作者有不少新的创意。“逐句琢磨，逐节锻炼”，比起前人大赋，对二京的铺叙夸张，不仅所写范围扩大，篇幅增长，成为“长篇之极轨”。而且笔触所至，深入到了京都的一般风俗人情，对商贾、侠士、辩士、杂技、角觝百戏均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铺写。另外，该赋还在叙述铺排中引入议论，而且把议论与所铺写描绘的情况事物有机结合起来。这是针对当时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堕落生活的讽谏批评。

当然，散文的赋，名作大家是很多的，仅举以上四人数篇，以窥一斑而观全豹。

2.“诗歌的赋”

此类赋作，一般篇幅较之散文的赋短小，百字短简不少，但也有篇幅较长者，如曹植的《洛神赋》洋洋数百言。主要特征在于变描抒铺陈外部客观自然事物为主而以主观内心世界的抒发为主。而这种对主观内心世界的抒发常常是托物言志，或如诗歌创作意境的情景交融一般。因此，这类赋常常有人、物、情有机统一融为一体的审美意象。其语言格式，则既有骚体式，也有骈俪式。

贾谊的《吊屈原赋》。《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抒情赋的优秀之作。贾谊与屈原的遭遇有相似之处，该赋便是两个诗人的心灵的交流。既是凭吊怀念屈原，也是自我的抒发与宣泄。赋中愤世嫉俗，追求理想，言辞强烈而又优美，比喻新奇而对比强烈。该赋开了汉抒情叙志赋体之先。“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读来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敬仰同情，意欲铲除邪恶的情感愿望。但是，该赋用了不少艰涩生僻的词语，现代人读起来，总免不了有语言的一些障碍。

曹植的《洛神赋》。植才华过人，创作涉及赋、诗、散文各种体裁，均有成就。现存作品210篇，其中赋44篇，受曹丕怀疑压制，郁郁而终，年41岁。《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诗歌的赋中有代表性者之一。《洛神赋》以丰富的想象，塑造了一个情感真挚、行为优雅、语言妩媚、体态优美、容貌出众、情志超群的少女形象；叙述了一个人神相恋，情意缠绵悲慨而感人的悲剧爱情故事；描绘了一幅美妙缥缈的人间仙境。该赋故事完整，人物生动鲜明，语言优美，结构自如灵活，无论所抒之真情爱意动人心魄的情状，所寓之人神相殊难聚的深刻内涵，都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极具审美愉悦的价值。而且，该赋还用细腻的语言刻画人物的心理状态，用人物的动作的细微变化以展示内心的矛盾。该赋对青年女子的华言妙语的描绘，以及人物心理的刻画，都为语文在描写人物的教学中留存了一份可贵的范例，而且也给小说写人以极好的借鉴。因而，历代文人学士与语文教育界都一致给予好评。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陶渊明是东晋最杰出的文学家。无论诗、散文、辞赋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赋作现存三篇：《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归去来兮辞》是他赋篇的代表作，亦是“诗歌的赋”中的上乘之作。宋欧阳修称该赋“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赋中写归田园而静处，亲躬耕亦有乐的情状，是自然之笔，由衷之情。回归田园便是解脱羁绊，不受挤压便是自由。因此，赋中所写“引壶觞以自酌”“风飘飘而吹衣”，是何等的怡然自得，“园日涉以成趣”“鸟倦飞而知返”，又是何等的和谐有趣，“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又是何等的自我陶醉。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理想追求，心底最真实的安然休憩。作者的高明之处，则是用平常自然的语言，日常所见的景物，把这种巨大的、强烈的情感予以包含并展示出来，让人在宁静致远中获得心灵的舒展与审美的享受。

江淹的《别赋》。这篇短小的赋，集中概括了七种类型的人的不同别离之情。虽然还有别离之情的巨大空缺，但足以代表大部分人的共同性的生离死别的心理状态与情感体验。赋开头，就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总领全文，起着提纲总摄全篇的导引作用。接着对“居人”“行子”各自不同的心情作了恰如其分的描写。随之，对富贵者之别，游侠者之别，从军者之别，远赴绝域者之别，夫妇之别，游仙者之别，情人之别一一作了描绘叙述。该赋的高明之处在于，把这些不同处写得惟妙惟肖。作者善用动作刻画人物心理，也妙用场景物象对离情别恋进行烘托。如“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层楹而空揜，抚锦幕而虚凉。”不少句子，成为千古名句，传诵不已。

谢庄的《月赋》。谢庄以文名显于当世，有诗文400多篇，大多散佚。今存《赤鹦鹉赋》《月赋》《舞马赋》。《月赋》是他的代表作，亦是南北朝著名的咏物抒情小赋。赋虚构曹植与王粲月夜游吟，通过对月亮的描绘而抒发内心情感。该赋虽是写月，但实为借月而抒情。把月亮洁白、柔美的性状与心灵爱美、纯洁的理想融为一体，把自然静谧、有序的规律与思贤慕友的追求合而为一。如“白露暖空，素月流天”的描写，“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比喻，其中的情，其中的爱，乃至其中的淡淡的忧伤，都让人在美月清辉的描写中体察得周详，领略得深切，乃至引发想象的空寂悠远。

像这样的情景交融的抒情赋，到了六朝时，已经为赋的重要内容，优秀出色的作品较多，如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恨赋》、庾信的《春赋》《小田赋》等。

二、乐府民歌

乐府民歌在这段时期内，曾两度辉煌，一次是西汉，一次是六朝，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不可替代的位置。“乐府”一词，最初指主管音乐的官府。秦时有“乐府”这种称谓的官方机构。汉代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魏晋以后把这种“歌诗”称为“乐府”。魏晋南北朝时人们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的也有不合乐的，统称为“乐府”。到了唐代，诗人们仿照乐府诗的某些特点所作的诗，称之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词曲的别称便是“乐府”。史载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之职。到汉武帝时便扩大了“乐府”的机构与官员的编制。这些机构常到民间采风，收集来的民歌，称之为“乐府民歌”。《汉书·艺文志》列出西汉采集的民歌138首。始于三国东吴，迄于南朝陈的南朝民歌，存留近500首。而与南朝民歌风格迥异的北朝民歌，虽然现存只有60多首，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另有几篇收录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与民歌联系极为紧密的，是民谣。民谣与民歌相比，它更贴近普通老百姓。它的批判性更强烈。语文对它的喜爱，并不亚于民歌。

1.汉乐府民歌

汉乐府民歌，尽管在收集过程以及编选中，有过文人一定的加工润色，但基本上保存着人民群众思想感情与语言风格的特色。乐府民歌的特点：一是对剥削与压迫的反抗和控诉。《病妇行》中就有这样真实生动的描写，“入门见孤儿啼，索其母抱”。二是对战争和徭役的揭露与不满，如《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鸟可食。”《十五从军征》：“十五从军行，八十始得归”。三是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婚姻制度的抗议与悲诉。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原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其四是对腐败政治诸如卖官鬻爵与豪门荒淫生活的讽刺，如《长安有狭邪行》：“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乐府民歌的艺术性也是很突出的。一是民歌形式的灵活多样，既有长篇叙事之作，也有短篇抒情佳篇，且语言的长短更加自由，没有固定的句式，从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几字的句式交错并用，但也有完整的长篇五言，如《陌上桑》。二是语言朴素自然有个性化。不仅叙述性语言如此，而且人物语言也是如此。三是对人物的刻画具体、生动，有一定的典型性。四是浪漫主义丰富的想象力与现实主义的逼真描写相结合，不仅给人以批判揭露的思想启示，而且使人有理想上进的鼓舞力量。《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无疑是汉乐府民歌中最优秀者。

2.南北朝民歌

南朝民歌与北朝民歌，不仅内容方面有较大的区别，而且语言的应用也迥然不同。虽然南朝民歌数量较之北朝民歌要多许多，但大都是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这些情歌或出自女子之口或以女子口气所作。某些情歌有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这与南朝诸代均在江南，而所采民歌不是来自农村，而是经济发达、追求时尚的城市都邑。因此有人称之为“都邑之歌”。这些民歌的艺术特点是短小精练，且用隐语、双关、比喻、象征。如《子夜歌》：“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莲”谐音“怜”，两句总说男方的感情犹豫含糊。再如《三洲歌》：“遥见千幅帆，知是逐风流”，“风流”既是字面的“风吹水流”，又暗喻男女之间的“风流情事”。

而北朝民歌，则质朴豪迈，粗犷雄壮。不仅写景贴切自然，抒情真挚热情，而且叙事情节生动，人物个性鲜明，结构严密。这与北方地域环境空旷辽阔，各少数民族性格豪迈直率有极大关系。代表作当推《敕勒歌》与《木兰诗》。

三、散文创作

自秦至六朝，散文创作是与赋、民歌并驾齐驱的文学活动，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中的名作名家，也是层出不穷。从这一时期散文的形态与表现手法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政论散文、骈体文、传记、书信、山水游记等。这些作品委实给语文的内容增加了许多可供挑选的矿藏。

1.政论散文

政论散文，秦时便有李斯的《谏逐客令》。而且该文语言华丽流畅，气势奔放，论证严密，说理透彻，是一篇公认的散文名篇。政论散文之所以在两汉六朝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原因在于大多数文学家是政府官员，他们既有文学创作的欲望，又有上言论事的需要。因而，把政论散文写得文采飞扬而又说理透彻，就成了他们一举两得的追求目标。

贾谊的《过秦论》。贾谊写下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辑为《新书》。其中《过秦论》《论治安策》最著名。《过秦论》为上中下三篇，其主旨是总结秦王朝之兴亡得失，并提出不施仁政、丧失民心，则虽国力强大也终会垮台灭亡的观点。该文的最大特点在于分析透彻、议论中肯，气势宏阔、眼界高远。其中有对比，有分析，有比喻，有象征。诸如“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就极有感染力。结语让人深思：“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真有振聋发聩、警钟长鸣的威力！

晁错的《言兵事疏》。“疏”是向皇帝陈述政见的文体。这篇文章是向皇帝陈述对匈奴作战的诸多建议。语言平顺易懂，分析精当，说理透彻，行文周密。在提出“合刃之急者三”时，引用大段的兵书作论据，就很有说服力。“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士兵熟悉地形，训练有素），三曰器用利。”文后引用俗语“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以守为进，自己谦虚而称颂皇帝，希望皇帝采纳，用心颇良苦。

2.传记

这是秦汉六朝散文中成就最高者，对后世传记乃至整个记叙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传记中的不少篇章是中国语文隋唐以来必选范文中重要的篇目。诸如《史记》中的《鸿门宴》《荆轲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信陵君窃符救赵》《屈原列传》《陈涉起义》等。另外，《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论著中的一些人物传记，也很有艺术性。如《汉书》中的《苏武传》《后汉书》中的《班超列传》《三国志》中的《诸葛亮传》。除了历史著作中的人物传记，还有一些单篇人物传记和墓志铭中人物的传记也写得有特色。诸如蔡邕的《范丹碑》、曹植的《王仲宣诔》、嵇康的《井丹传》、皇甫谧的《庞娥亲传》、傅玄的《马钧传》、陶渊明的《晋故征两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等。

《史记》中的人物传记，上有帝王，下有游侠、小吏、屠夫，不仅人物众多，而且各有各的性格。作者写这些人物传记，既遵守历史的真实，又有着艺术的真实，常用人物自己的行动与语言，来揭示人物的个性与心态。而且常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予以展示他们的风采与才能，并且与典型的环境与场面有机融为一体。叙述语言也是个性化的。既不露声色平静客观，又富情感，寓褒贬于情节与场面的进程中。而且对一个人物的塑造，既在其传记中予以突出重点，又在他人的传记中予以补充完善。因此，《史记》中的许多人物是饱满丰富的，已具典型性。另外，作者常用一些民谣民谚，增加语言的真实生动与亲切感。如《李将军列传》中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仅是对李广的称赞褒奖，也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读《史记》的一些优秀篇章，常有一种亲临其境之感，人物的鲜明个性仿佛活在人们心中。《史记》不仅是史学著作的典范，更是文学创作的楷模。当然，亦是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3.书信

书信这种文体，既是人们日常交际沟通的一种应用文体，亦可用来抒发情感描摹山川自然物体。秦汉六朝，这两种创作情形都存在。而作为散文的一种形态的书信，存世的佳作为数不少。它们或阐述作者对人生、社会乃至自然的体验、领悟、看法、观点乃至理想，或抒发夫妻之间的爱慕亲密之情，兄弟朋友之间的真挚深厚的友谊，或谈论探讨对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见解和思考。由于抒写者与阅读者有一种近距离、亲近感、共爱好的关系，因而行文又少有拘束，挥洒自如，语言的个性化很强，且感情充沛丰满。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复信。信中从任安来信所说“推贤进士为名”讲起，以沉痛的情感告诉朋友，作为“刑余之人”，每念“悲莫痛于伤心”“诟莫大于宫刑”。但是写作《史记》的重任在肩，因此忍辱负重。“最下腐刑，极矣”，也在所不顾。因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价值评判，是他所追求所理想者。其中就有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便，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写作目标。这封信有议论、有说理、有感叹、有叙情，作者把它们融为一体，虽悲愤而不颓丧，情深切而有理智，语言精练少夸饰，结构严谨天然成。它是散文书信体中的精品，亦是人生理想的宣言。

与司马迁这篇散文有相似手法与同样情感的西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也是一篇佳作。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写给他朋友孙会宗的信《杨恽报孙会宗书》，也有《报任安书》的风致。

《李固遗黄琼书》，是一篇以说理论世为主的书信体散文。这封信是写给刚被招聘入朝的隐士黄琼的。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引导黄琼：一是批判当时名士的孤傲习气；二是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并非靠真才因而受人攻击的缺点对黄进行规劝告诫。信写得坦率，所讲道理中肯，语言精练，结构紧凑。尤其是总结的一些做人的宗旨与经验教训，颇能引人深思。“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人们经久传诵的名句。

吴均的《与宋元思书》。这封写给朋友宋元思的信，是述说旅途所见景色的书信体散文。全信仅140余字，把富春江到桐江一段的水光山色，描绘得生动逼真，仿佛使人如临其地，亲眼目睹一般，字里行间，洋溢着飘逸轻盈才高情浓的韵致。开头便语出惊人：“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之，写“异水”，“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写“奇山”，“夹岸高山，皆生寒树”“争高直指，千百成峰”，而且，山中泉声、鸟叫、蝉鸣，合而成趣，聚而有韵，这种美，似在图画中一般。为了达到描山绘水动人心魄的效果，作者不仅抓住山、水、鸟、蝉的最突出的特征，予以聚焦放大，而且还用对偶句，以增语势与力道。诸如“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

散文中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是别具特色的。《水经注》，是为魏晋时代无名氏所著《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实际上这些注释，是别开生面的山水散文创作。他的创作涉及到一千多条水道的源流经历、山川景色和故事传说。这本散文集的艺术价值就在于郦道元把山、水、景、事融为一体，既有着遵循原著地理环境的真实，又有着集中、概括的艺术真实。巫峡一节，短短两百字的文章，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既写了巫峡两岸高峻的山势，又描绘了它四季的景色变化，尤其是江水夏季的奔涌飞泻，其气势震撼人心。《水经注》中黄牛滩一节，写岩石，“如人负力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写江水迂回的形态，“三朝三暮，黄牛如故”，都极逼真。《河水注》孟门山一段，写黄河“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极有气势。这些，都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山水有灵，亦将惊知己于千古矣！”这是写山水，亦是写人性！

四、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

秦汉六朝，随着文学创作的迅速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也迎来了它的第一次繁荣。这些文学理论不再像先秦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是夹杂在哲学、史学以及散文创作中的段片，而是独立的批评行为与文本形态。

教育教学理论，虽然没有如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那样突出的成就，但也有较之先秦教育教学理论新颖特别的东西，诸如家教与美育问题等。

1.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

突出成绩之一，是对先秦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在分析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文学理论的一些命题。突出者有：

①《诗大序》

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诗后世亡佚，仅存毛诗（毛公所传，故称毛诗）。毛诗于《诗经》各篇均有小序，简述该诗篇的主题、作者和写作背景。在《关雎》的小序下边，有一段较长的文字，不仅评述《关雎》一首诗，而且涉及到了《诗经》各篇的分类，并系统地阐述了诗歌的作用、体裁、性能等，如总纲一般，称之为《诗大序》。《诗大序》，是我国诗歌批评与理论总结的第一篇专论。首先，它提出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诗的“言志”功能，先秦孔子等人都已予以认识和肯定。《尚书·尧典》曰：“诗言志”；《庄子·天下》曰：“诗以道志”；《荀子·儒效》曰：“诗言是其志也”。同时，荀子已经看到了诗歌与音乐的抒情特点，“感人”“人情之所以必不免也”（〔104〕乐论）。《诗大序》继承了先秦诸子，尤其是荀子的观点，将诗歌言志、抒情两个特点结合起来，这就是“诗者，志之所之也”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且，《诗大序》又进一步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把诗歌在内的一切艺术的社会功能给予了较全面的把握与认识。另外，《诗大序》还提出了诗歌在内的文学的“美刺”或“讽谏”作用：“美盛德之形容”“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②司马迁、扬雄、王逸对屈原及其诗歌的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进行详细分析评价：“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这段论述，是把屈原的人品与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结合起来进行评价的，文约辞微，志洁行廉，因此“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通过眼前微小而平凡的事物的描写，而寓含着作者宏大而深远的理想与志向。这是对屈原人品与诗作的准确概括与总结。

继司马迁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分析评价之后进行评价的，是王逸。王逸在《楚辞章句序》（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屈原的人品，并对其作品的艺术特征予以高度评价。“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这样的高洁忠诚之士，必然是“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而他的诗歌，正是他高尚品格行为的必然反映与表现：“屈原履忠被谗，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兴，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同时，王逸还指出，屈原的诗作，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有极高的艺术性：“《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妷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36〕1册，154）

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里，对屈原及其诗作的评价，就继承吸纳了司马迁和王逸的观点，同时又有新的突破。他说：“屈原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词”，其艺术价值在于“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2.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

①司马迁对汉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及其赋作的分析评价。

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及其赋作极为重视，《史记》专门立传，详细介绍其生平事迹，录其代表赋作并详加评说。录载了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昭明文选》题为《子虚赋》）与《上林赋》，予以分析评价：“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②南朝梁代钟嵘所著《诗品》中有价值的批评

该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评论专著。全书分三卷，评论自汉至梁五言诗作者122人，把他们分为上中下三品。尽管，其中一些诗人及其作品没有给予应有的“上品”，而一些“上品”者也未必就恰当。但总的来看，《诗品》的分析评价是中肯恰当的。诸如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古诗十九首》“一字千金”，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谢灵运“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而且，还能在肯定的基础上，指出诗作的不足与缺点。《诗品》的价值与意义，还在于对五言诗历史发展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诗歌产生的原因：“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寒客衣卓，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35〕12）这段话把诗歌产生的主客观原因讲得十分准确。《诗品》中的”滋味说”的提出，也颇有启发创新之意。“有滋味”“使人味之，亹亹不倦”，（〔35〕60）“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35〕11）这就要求诗歌言近旨远，耐人玩味，否则“淡乎寡味”，就是诗歌的大忌。

③曹丕的《典论·论文》

这篇著述，对孔融等七人进行分析评价，不仅评价中肯恰当，而且提出以气论文的观点，同时提出文体，文章价值等问题。在曹丕看来，“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实际是在讲文学创作及其作品的品位高低艺术价值大小，与作者内在的禀赋个性有极大的关系。因此，“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独特的“气”，“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另外，曹丕还提出三个重要的文学命题：其一文章文体的分类及特征。他说：“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该论不仅把文章进行了分类，也把文学与文章予以了区别。其二，提出文章的社会功用和作用。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其三，提出文学批评“审己度人”克服“文人相轻”的陋习。曹丕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如果抱着“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36〕第一册曹植《与杨德祖书》）便不能见他人之长，自然也不能补己之不足，提高作品水平。

3.《文心雕龙》的成就

刘勰的《文心雕龙》所取得的有关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巨大成绩，除了他本人的才、气、学、识的主观原因外，与秦汉六朝以来文学各种文体的创作的优异成绩以及诸多文艺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给予的丰富材料与理论的借鉴分不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多方面文学理论的创新创造是举世公认的。特别突出的创新创造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认为美的根源在于客观世界，这既是自然事物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也是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客观存在。因此，刘勰认为作家的感受、创作，只能来源于自然与社会：“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7〕《明诗》）“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37〕《物色》）而自然与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岁有其物，物有其容”。这种变化与发展，必然影响、制约着作家的主观世界，因而也就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献岁春发，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霜雪无垠思之虑深。……情以物迁，辞以情发。”（〔37〕《物色》）

②发展了曹丕关于诗人的禀赋个性的“气”的观点。指出，诗人的个性是由才、气、学、习由外而内的学习修养而形成。一旦个性形成，又会由内而外地，把这一个性展示、显现在作品之中：“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邪郑，并情性所炼，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明师成心，其异如面。”（〔37〕《体性》）作家个性的不同与独特，常常决定着影响着作品的风格形态。

③风格类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初步提出了文章的不同类型，即“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34〕《典论·论文》）陆机则讲得更深刻些，“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緜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撤以闲雅，说煨爗而谲诳。”（〔36〕《文赋》）这些，都给刘勰以启示与借鉴。他在《体性》篇中，将文学作品分为四组八类：“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作者只要融会贯通，不断磨炼提高从而达到成熟，就会在这八种风格范围内形成自己的风格。

④文学创作中情、物、辞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在刘勰看来，文学创作离不开作家的思想感情与意志，以及外界事物与文辞的运用和组合。“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37〕《神思》）这一观点，他在《物色》中也进一步提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⑤构思中的形象思维活动。在刘勰之前，陆机在《文赋》中已经较深入地探讨过。陆机提出文学构思中想象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活动的观点，他用形象的语言，进行阐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这段话既把构思的状态呈现出来，也把构思的过程描绘出来。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专篇论述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神思》：“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些对于形象思维的论述，既详尽而又生动。

刘勰较之陆机关于构思的认识更深刻外，还在于刘勰对艺术想象之所以发生找出了基础与根源：“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理，驯致以绎辞。”在刘勰看来，积学、酌理、研阅、驯致，有了这样的基础与条件，产生创作动机后的构思，才能如前所叙进行神与物游，更是“窥意象而运斤”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