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与私学教育的双轨并行

官学与私学教育的双轨并行

第三节　官学与私学教育的双轨并行

两汉的官学、私学并存共立的教制，加之推荐选举贤良方正与相应的考试评估考察方法，促进了读书人的积极性，加快了语文教育教学从内容到形式、方法的改进与发展。

尤其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获得空前的重视而予以传授学习。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设五经博士，始有五经之称。随之，又把《孝经》也列入学习教材。《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从此，《诗经》《尚书》《论语》《易经》《仪礼》加之《孝经》是官学、私学讲授传习的教材。学习掌握六经的多少与高低以及理解领会的广博深浅是衡量儒生学问的标准，亦是推荐选举的尺度。

一、官学语文教育

两汉所设的官学，既有中央政府直接设置和管理的，也有地方政府设置和管理的。中央办的学校有太学，有性质特殊的“鸿都门学”与“官邸学”（即“四姓小侯学”）。地方政府设置的学校有“郡国学”以及“校”“庠”“序”等学校。这种学校设置体制，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1.太学的教与学

汉代太学的教授，都由博士担任，他们是专职教师。中央政府对太学教授的选拔与任命，西汉采取征拜与举荐的办法，让精通经学、品德优良、身体健康的名流或饱学之士担任。东汉则采取保举与考试结合的办法让贤达名士担任。“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29〕成帝传）太学中博士传授、讲述、阐释的就是五经。因此称太学的教师为五经博士。五经不仅是学生学习掌握的内容，也是策士铨才的标准。因此，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中称先秦六经为六学：“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劲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随后，《孝经》《论语》也列入“经”的行列，定为必读经典。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建议正定经本文字，于是由蔡邕用隶书写成《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共七经，刻石碑46块，立于太学。这是官定的儒家经本。故天下学子欲出仕任官，参与国家事务，必在儒家经典上狠下工夫。当时太学中的教与学，主要是师长讲授学生聆听，口耳相传。因此，面授聆听为“师法”，弟子再传习学五经读本者为“家法”。西汉重“师法”之说。荀子早已提出师法，《荀子·儒效》中说：“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当然，两汉所谓“师法”，是荀子“师法”的继承与发展。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师法”重传授，明本源，即对五经基本理论的学习掌握。“家法”重立说，争派别，即对五经内容的创意与领会。

官邸学是皇帝专门为皇室及贵族子弟所设的学校。另外，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为外戚四姓分侯之家子弟设立学校，也称“四姓小侯学”。这种贵族学校基本上是小学、大学的连读。因此“尚幼者，使置师保”，（〔29〕邓太后纪）学校中既配设饱读五经的名流博士，给贵族子弟讲授五经与治国安邦大策，也设中等乃至“师保”一类的教师，照顾子弟们的饮食起居与语言文字的教授学习。

2.鸿都门学的教与学

这是开办于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二月的一种特殊学校。这所学校因建在京都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这所学校招收的学生，是士族看不起的没有名望的豪强子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辞赋、书法、绘画等。也可称之为一所艺术学校。这与汉代皇帝中一些钟爱文学艺术的帝王的爱好有关。像大文学家蔡邕这样的士族知识分子提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理国政，未有其能”（〔29〕蔡邕传）的种种理由，并没有使嗜好书、画、辞赋的汉灵帝下令撤销“鸿都门学”。该学校的建立并进行艺术教学，为唐代各种专门学校的创立开拓了道路。

3.汉代的郡国学校与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地方学校

两汉的地方政府办学校始于汉景帝蜀郡守文翁。汉景帝特别嘉奖文翁办学校的成绩，并且下令全国各郡都立学官。地方学校正式建立制度是平帝元始三年（3年），由于王莽的提倡才开始的。郡学制度一直延续下来。两汉的地方学校，除了郡办学校外，郡以下县、道、邑、乡也设学校。学校所授课程，既有教蒙童识字的语言文字的启蒙内容，也有五经的基本内容。《汉书·平帝纪》载：“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聚，邑落名也，聚小于乡）。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代地方办学校的情况是有差别的。较重视者居多，轻视散涣者也间而有之。如西晋时征西大将庾亮在武昌就选择学官，建立校舍，兴办地方官学，令自家子弟及参佐大将子弟入校读书。史载北朝比较重视地方官学。如北魏献文帝元年（466年）九月，北朝已普遍设立了地方学校，规定郡置博士、助教各二人执教。并严格规定博士与助教的学识水平与道德状况必须是“博阅经典，世履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38〕高允传）从对教师选拔的标准看，可以看出教学也是以五经为主的识字、明道、通经的学习与养德。

二、私学语文教育

自秦至魏晋南北朝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私学不仅与官学并存共立，而且长盛不衰。班固的《东都赋》就讲：“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所说学校，包括私学在内。虽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但其原貌是有真实的基础的。据史载在校学生人数，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私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相比，既有某些相同相似的地方，也有着一些新的变革发展。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继承发扬着先秦私学名儒大师聚徒讲学的传统

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几乎每位学派的领军人物都是优秀的教师，都亲自登台讲授自己学派的理论、学说与对人生世界的认识心得和感悟体会，而且还总结着教育教学的经验与心得。自秦至魏晋南北朝，几乎每一朝代，都有不少名儒大师聚徒讲学，或传五经之真谛，或解社会之奥秘，或授治国之良策，或讲修身之妙道。讲学著述并重，总结躬行并进。诸如西汉鸿儒，史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全书今存82篇。他的中年和老年时期，都是从事讲授传学与著书立说工作。《汉书·董仲舒传》说：“下帷讲论，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这是说，董仲舒的学生很多，他还采取由弟子教弟子的办法。因此不少学生连董仲舒的面也没见过。但是，他总是告诫自己和弟子们：“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39〕1116）这不仅是教师以身作则的身教，也是教师要对所教学生适时、视其才性、从容引导、不急不缓的方法与技巧。他还提出学习的专注与强勉。“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向，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为。”（〔40〕94）

东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王充也是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学大师，他的著述颇丰，《论衡》为代表作。王充一生大半时间在乡里著书教学。王充不仅是一位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优秀教师，而且敢于把自己认为是错误的理论予以批判，哪怕这些理论来自鸿儒大师，诸如孔子、孟子、董仲舒等人。王充一生，在语文为主的教育教学中，成绩是突出的。他在《论衡·效力》中首先提出了“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的著名论断。此说比英国人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不仅早1000多年，而且内涵要丰富得多。王充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教育家一样，不仅是勤勉刻苦著述颇丰的哲学家、思想家，而且进行教育教学的实践与理性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是出众的教育家。他的唯物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世界上的万物皆是物质的，而且各自都有它们的生长发展规律。“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自然篇》）“人有死生，物亦有始终”。（《论死篇》）因此，“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论死篇》）依据这样的世界观，王充提出教育教学的目的和作用是培养“能知大圣之事”，能“晓细民之情”的人才。在王充看来，根据人的潜质与特点，可以把人培养成不同类型的人。“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联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本性篇》）王充的这段论述，显然受《荀子·儒效》中这段话的影响：“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荀子认为，“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达到这种标准的才算是大儒。王充进一步发挥，提出与荀子“大儒”相似的“鸿儒”的概念，这不仅是名词概念的变化，而且是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在王充看来，在现实的环境与条件下，通过老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使人成为真实而有才能的人，是可行的，也是现实的。除了这四种类型人才的思想品质、道德水准外，王充的着眼点在语文的内涵上。在语言与文字的辨识与应用，以及思维敏锐思想的深刻与广博上。从对人的培养教育目的出发，王充总结出一些好的教与学的方法。他强调学习与教学要动用人的视觉、听觉，也还要配合手与身体各组织。“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实知篇》）这是强调视觉、听觉所发挥的作用。至于分析、研究、思考，乃至领悟、想象，则是更重要的环节。这就是“故是非者，不德耳目，必开心意。”（《薄葬篇》）若只是记诵不思考，不领悟，“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超奇篇》）因此，王充20多年的讲学授徒，成绩显著。

像董仲舒、王充这样的私学大教育家，还有东汉时的马融、及弟子郑玄等。他们既给选定的语文教材作注，给学生以准确的经典读本，同时在注中传达他们的理论见解与思考所得，马融的门徒4000多人，郑玄的学生也不亚于他的老师。

2.私学中识字教学

从秦开始，至魏晋南北朝止，私学中的蒙童识字一直是师生人数最多，教学时间较多的活动。私学中的这类学校汉代称之为学馆、书馆、书舍，南北朝也有称学舍的。在这些学校从教的老师称书师，所学课本称“字书”。这些学校中的老师，虽然没有聚徒讲学、传经布道的经学大师们那样有名望，但他们也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且有着语文基础教学的成熟经验与多种多样的方法和技巧。这些蒙童识字课本的内容，知识的容量远远超过语文基础知识的范围。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历史、地理、民俗等知识与修养，是无法胜任蒙学书师职责的。因为，蒙学课本大多出自鸿儒大师之手，字与词以及句子，无不具有很高的理论概括与语言文字的修辞技巧，无不是匠心独运，博采众长，驭繁化简，深入浅出，字启思维，句发联想的大作品。加之当代书家高手用通用字体抄写，每本蒙学课本，极具装帧书法之美。如秦时李斯所作《仓颉篇》、赵高所作《爰历篇》、胡母敬所作《博学篇》。汉初就由私学书师把以上三篇合编而成《仓颉篇》，汉代也称《篇章》，共3300字。汉时的蒙学语文教育，在东汉崔实的《四民月令》中有生动的记载：“四月，砚冻释，命幼童入学，学书《篇章》。十一月，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可见，写字、吟诵阅读，是蒙童语文学习的重点，而语文的课本教材，则既有先秦传统的《孝经》《论语》，也有汉代新编的《篇章》《小学》。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中，记叙了他自己在书馆就读学习的情况：

建武三年（27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邀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搏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按：充父名）奇之，六岁教书……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

从这段记载中，不仅知道王充小时的聪明好学，而且也了解到汉时蒙学的规模和语文教学的内容：“书馆小僮百人以上”，可见书馆规模不小，辞师授《论语》《尚书》，可见先秦传统经典，仍是语文的教材。另外，在蒙学中使用的教材，还有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的《凡将篇》；汉元帝时史游作的《急就篇》；汉成帝时李长作的《元尚篇》；汉平帝时扬雄作的《训篡篇》，此课本还经班固修改过；南北朝梁武帝时周兴嗣作的《千字文》等。《急就篇》对后世的蒙学教材《史姓韵编》《名物蒙求》等都有较大的影响。流传至今的《千字文》，更是与《百家姓》《三字经》成为封建社会的王牌蒙学教材，久行不衰。

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的蒙学教育，中心是语文基础教育教学。从现存的蒙学教材的内容来看，除了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外，还进行着哲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与道德伦常的教育。因此，通过蒙学阶段的学习，学生的语文基础以及其他诸方面，都会有扎实的基本功。为学生进一步研读、领会五经，掌握学会治国兴邦之大计，乃至科研和做人，都是必须和必要的前提和条件。王充《论衡·自纪篇》所载：王充八岁求学于书馆。经过识字和习字后，接着学《论语》《尚书》，最后专习经学。不光是王充，凡是取得学术成就的鸿儒大家，都有过私学蒙童的学习阶段。另外，汉代还有“童子科”的选举。这是一种培养和奖励超常儿童的措施。最早实施者为汉初萧何。萧何草律曰：“太史诗童子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1〕86）当时左雄就把智力超常且学习突出的谢廉、赵建章举为童子郎。显然，优秀突出的少年，主要是语文基础的扎实即“讽书九千字以上”，当然还须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知识广博并有才干者。虽然绝大多数人接受过语文为主的蒙学教育，然而并没有进入仕途，也没有成为大学问家，但是由于他们人数不少，对汉字为主的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扬起了很大的作用。

3.女子参与语文的教与学活动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内，女子不断地参与着语文为主的教育教学活动，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是开封建社会女子参与整个文化活动的先河。女子参与语文为主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而进行更广泛的文化、政治活动，是与整个社会的开阔宽松的大环境有关。当然，就社会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妇女仍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综观这800多年的历史，女子参与语文为主的教育教学活动以及更为开阔的政治文化活动，有两种形式：

①家学渊源

女子耳濡目染，遂成为学有所专的才女。这些女子的家庭，大凡几代人都有较高的学识。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而且家中总有藏书，室内常有诵读。这样的环境氛围，给女子读书学习极大的便利与促进。加之父辈兄弟的鼓励与教诲，便涌现出了不少才高识广的女子。

班昭（约49年～120年），是我国第一位女史学家，且能诗善赋。她出生在一个家学渊源学风淳厚之家。她的祖姑，是汉代才华出众的女诗人班婕妤。班婕妤的诗曾被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收录一篇。她的父亲班彪，大哥班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她的二哥，是极有才学的班超，曾出使西域而立大功。班昭在这样的家庭中，日日有书声相伴，岁岁增知识学问。她与其兄班固，继承父业，完成史学巨著《汉书》。而且，还进行诗歌辞赋的创作以及颂、铭、诔、论的写作，并为班固的《幽通赋》作注。她所写的《东征赋》，曾被《昭明文选》收录。同时，班昭还是中国第一位善引导、能讲授的好老师。《汉书》问世之后，读者多不通晓。东汉大儒马融等人便拜在班昭门下，接受她的教授与辅导。马融成一代儒学大师，并聚众授徒，学生多达数千，这其中班昭的师传之功是不容忽视的。班昭还几次被汉和帝召进皇宫，给皇后和妃嫔们讲课教学，其中主要的教学内容是语文为主的儒家经典，另有天文算术。由于她学问渊博传授有方，被人称为“大家”（gū姑）。班昭为了更多的女子能受到教育，动手编写女子识字课本《女诫》七篇。该书载《后汉书·列女传》。班昭死后，她曾教过的学生邓太后就为她素服举哀。

蔡琰（约生于178年，卒年不详），字文姬，东汉陈留圉（音yǔ雨，河南杞县）人。其父蔡邕，是我国第一个藏书千卷的藏书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学家。蔡文姬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加之她聪慧有才辩，在父亲的指导与教育下，她广识汉字，能诗赋且通音律。由于父亲被杀，加之丈夫病故，她在战乱中流落到南匈奴（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与匈奴左贤王成亲，生了两个儿子。曹操统一北方后，用高价把蔡文姬赎回，改嫁给同郡人董祀。《隋书·经籍志》记载，蔡文姬有著录一卷，载入《后汉书》本传的有《悲愤诗》两篇，一为五言体，一为楚辞体。这是她“感伤离乱，追怀悲愤”的真实写照。其中五言体《悲愤诗》尤为著名，此诗长达540言，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女子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诗人沈德潜评价：“激昂酸楚，读去如惊蓬坐振，沙砾自飞，在东汉人中，力量最大。”（〔41〕40）

卫铄即卫夫人（272年～349年），东晋女书法家，优秀的教育家，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她出生在一个书法世家。她的曾祖父卫觊、祖父卫瓘、叔父卫恒都是大书法家。卫铄从小识字、习字，既聪慧又刻苦，加之有父辈教诲指导点拨，书法水平提高很快。据《书法要录·传授笔法人名》记载，卫铄的师承，除家学之外，还另有明师。卫铄师法三国时魏国著名书法家钟繇（音yáo要）。楷体始于汉代，钟繇写楷书的法度已臻成熟，书界称他是正（即楷）书之祖，卫铄苦学其法。钟繇曾赞她的书法：“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41〕60）书法艺术是中国独创的一种极具审美价值且文化底蕴深厚的艺术。凡是书法大师，都是精通汉文字篆、隶、楷、行、草几种字体形态特征的文字行家，而且常常书写的都是名人诗词曲赋名篇名句，或是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名句名联。这样，书法中就包含体现着语文的精髓。卫铄不仅是一个书法家，她还是一位好老师。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少年时，就师从卫铄学习书法。卫铄不仅教得认真耐心，而且善于观察勇于发现。王羲之十二岁那年曾发现父亲枕头底下藏着一本《前代笔论》，便偷偷拿来细读深研，书法水平大有进步。当卫铄发现了他的这一变化后，便从字里行间中判断出他得到了理论的指导，预言他必成大器。这也许就是一个优秀老师的不守旧、不拘师法的开阔胸襟。卫铄把自己书法的理性思考与经验总结写成了《笔阵图》一书，书中不仅详细地阐述了执笔、用笔的方法，总结出七种基本的笔画写法，而且提出了“多力丰筋”这一有创见的的书艺理论。她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41〕62）这段话不仅是卫铄书法理论的呈现，而且文字的简练准确，形象生动，也是语文的好例文。

②士族集团的私学学习

士族集团的私学中，女子与兄弟们共学互促，学问才智大增，女诗人女才子间有所出。私学办到家族集团聚居的乡邑之中，甚至族长的豪门大宅中，既便于士族管理，又便于其子弟们读书学习。这样，给这些士族子弟中的女孩子创造了读书学习的良机。

刘令娴，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家族中的才女。令娴同辈兄弟姊妹70余人，均在自家私学中接受教育。史载这70多人，个个知识厚实，人人能诗善文。其中刘孝绰的三个妹妹，也不亚于其兄弟子侄，三妹刘令娴尤其突出。《名媛汇诗》中记有一则逸事：刘孝绰罢官之后闭门不出，在门上题诗：“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刘令娴续诗曰：“落花扫仍合，聚兰摘复生。”从续联可以看出她的才思与智慧。刘令娴的丈夫徐悱，是仆射徐勉的儿子。刘令娴与丈夫常有互赠答问的诗作，现存令娴《答外》诗两首，其中《春闺怨》写得朴实自然，“落日更新妆；开帘对春树。”把切盼丈夫早归的深情表现得含蓄而真切。徐悱为晋安太守，死后葬还京师建业。刘令娴与丈夫昔日情深义重，加之诗作答问，更是诗朋墨友。于是提笔撰文，字字深情，句句泣血。这篇《祭夫文》，载于《艺文类聚》。文中有赞丈夫才学的句子：“学比山成，辨同河泻。明经擢秀，光朝振野。”而抒发夫妻深情生离死别的句子，更是哀婉悲切：“雹碎春红，霜凋夏绿。”“生死虽殊，情亲犹一。”“如当永诀，永痛无穷！百年几何，泉穴方同。”通观全篇，这是一篇悼文中的杰作。无怪其公爹徐勉看过此文后，为之敛手搁笔。刘令娴的作品，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刘令娴集》三卷。除《祭夫文》外，《玉台新咏》收诗数首。其中《光宅寺》，受南朝民歌影响，语言朴实无华，而情感直率大胆。无怪乎清代学者王士祯在《池北偶谈》中惊呼“词意亦荡”。诗曰：

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

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51〕566）

甄氏（182年～221年），魏文帝曹丕的皇后，中山无极（今河北省中部偏西）人。她死时才四十岁。甄氏的父亲甄逸，曾为上蔡令。由于她爱读书学习，便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用哥哥的笔砚写字作文。哥哥们对她读书学习的极大兴趣不理解，她便有理有节地告诉他们：“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她的话打动了哥哥们，便尽量创造条件，满足她孜孜以求，读书习文求学问，立志发愿得真谛的愿望。她的努力获得了预想的成绩。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甄氏的家里囤积了大量的谷物，欲用粮食换回一些富户抛售的金银珠玉。甄氏只有十几岁，便对母亲建议：“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壁为罪。又左右皆饥之，不如以谷赈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全家采纳她的意见，将余粮施舍给亲族邻里，以度灾荒。甄氏先为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曹操打败袁绍后，她被曹操的儿子曹丕看中，纳为夫人。曹丕代汉而立后，甄氏被封为皇后。但以后又被曹丕迫令自杀。甄氏不仅有见识，而且文字功力不低。她写有乐府体《塘上行》一首，收录于《玉台新咏》。诗情感真挚，语言自然生动。如诗中“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都十分感人。（〔51〕54）

左芬（？～300年）西晋女文学家，齐国临淄（今属山东淄博）人。据出土墓志，芬为棻，字兰芝。她是大诗人左思的妹妹。左芬小时与哥哥一起学习读书，一起习练汉字。兄妹俩不仅情谊深厚，而且学识才情均好。武帝听说左芬有文才，纳为嫔妃，后为贵嫔。左芬被选入宫后，左思曾作《悼离赠妹诗》两首，左芬便写《感离诗》作答。该诗写得情真意切，尤其十分想念与哥哥一起读书学习、写诗作文时的欢愉悦情。存录于《艺文类聚》的这首诗后四句是这样写的：“何日当奉面？娱目于书诗。何以诉辛苦？告情于文辞。”收录于《古诗源》中的四言诗《啄木诗》，也很有特色。沈德潜评曰：“学问语，无蒙腐气。”左芬今存作品，诗、赋、赞、诔等70多篇。尤其是在她的本传所记载的《离思赋》，诉说锁于深宫大院的苦寂，别离骨肉的痛彻，思慕自由的迫切，都十分贴切自然。尤其是对儿时读学诗文习练经典的怀念与向往，更为感人。赋开头便写到：“生蓬户之侧陋兮，不闲习于文符。不见图画之妙像兮，不闻先哲之典谟。”“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80〕晋书110）这是一个有知识、富文才的女诗人的呐喊与控诉！

谢道韫（约376年前后在世），东晋女文学家，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她是谢安的侄女，其父谢弈。她是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媳妇，丈夫王凝之。谢道韫从小与家族中的男孩子一起读书学习，记忆力好，肯用功，对诗赋的理解力领悟力都很高，而且思维敏捷善于语言应对。叔父谢安常亲自给她作点拨指导，对她学识的增加眼界的开阔起着促进激励的作用。谢安问她：“《毛诗》何句最佳？”她答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夸她“雅人深致”。谢安常把儿女子侄召集在一起，讨论学问，应对诗赋。这是一种很有启发意义的教学方法。一次在寒食节，谢安又一次把儿女子侄召集在大堂内议文论诗，突然下起雪来，谢安抓住这一景观，启发孩子们：“白雪纷纷何所似？”谢安的一个侄子谢朗说：“撒盐空中差可拟。”谢道韫却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极为赞赏这一句比喻贴切、想象丰富且词语新颖的联句。自此，世称谢道韫为“咏絮才”。谢道韫不仅才思敏捷，想象新奇，而且出语不凡，思考缜密，视界高远。据《隋书·艺文志》著录，谢道韫原有集二卷，后散失。只有诗《登山》《拟嵇中散咏松》等收集于《艺文类聚》《古诗源》和《古诗纪》中。

韩兰英（约460年前后在世），南朝齐代女文学家，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她幼时好学，博闻强记。宋孝帝时，因献《中兴赋》，受到皇帝赏识，被选入宫。宋明帝时，在宫中任职。齐代宋之后，韩兰英担任后宫司仪。齐武帝时任为女博士，专教六宫书学。《南史·后妃传上》：“妇人吴郡韩兰英有文采……及武帝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韩兰英从事后宫教学多年，语言生动，又善谈笑且识见不凡，人们尊称她为“韩公”。据传，有一颜氏女被召入宫中就职，皇帝命韩兰英为颜氏女作诗，她即席赋诗一首，诗曰：“丝竹忧在御，愁人独向隅；弃置将已矣，谁怜微薄躯？”诗不仅对颜氏女寄予同情，也是自身的写照。皇帝受了感动，放颜氏女出宫回家，与家人团聚。钟嵘《诗品》讲：“兰英绮密，甚有名篇。”据《隋书·艺文志》著录，原有《后宫司仪韩兰英集》四卷，可惜失传。

4.教育教学理论的新建树

①徐幹提出“美育”命题

徐幹是汉末魏初“建安七子”之一，曹丕的《典论·论文》中称“徐幹时有齐气”，（“齐”，王粲传斐注均作“逸”）引自（〔42〕18）并在《与吴质书》中赞其“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徐幹在《中论·艺纪》中提出：“美育群材，其犹人之于艺乎？既修其质，且加其文，文质著然后体全。”徐幹以一个教育家兼美学家的敏锐眼光，提出“美育”这一命题，并提出“艺”是人类实行“美育”的重要手段。徐幹所谓艺，是指包括诗歌、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艺术种类在内的各种技艺。“美育群材”就是要让“群材”入学校，通过教学系统过程，“春入学舍，采合《万》舞，秋班学，合声讽诵，讲习不解于时。”（〔42〕《中论·艺纪》）充分习学艺术，才能使“群材”“非仁不立，非义不行，非艺不治，非容不庄，四者无愆，而圣贤之器就矣。”在徐幹看来，美育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经之途。“圣人因智以造艺，因艺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远在乎物。艺者所以旌智饰能，统事御群也。”（〔42〕《中论·艺纪》）而且，艺的美育作用，不仅修身养性、滋养心灵，寻启智力，增加才能，而且还能融合人与人的关系，促进工作效率，且有益于对物的评价与创造，而这种评价与创造，都是合乎艺与智，即合乎美的规范和要求的。徐干的“美育”命题及其理论阐述，是对我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教育理论与美学理论的杰出贡献。

②家教的理念

关于家教的理念，中国先秦就已有萌芽。如春秋时期鲁国贵族季悼的儿子公父穆伯的妻子，名叫敬姜。她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很严格，留下了一些家训，对后世颇有影响和教益。提出：“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108〕4）另外，她反对好逸恶劳，以此教育自己的儿子。她认为“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同上）

另外，孟子之母的家训，也很有特征。一是语言的教诲，她对孟子说：“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智”。二是实际行动，进行教育并为儿子学习创造良好的环境，这就是有名的“断织”与“三迁”。（〔108〕9）

到了秦汉六朝时期，宗教的理念有了新的发展。这其中有曹操《诸二令》中对儿女的严格要求，而非任人唯亲。“而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108〕9）也有诸葛亮的《诫子书》中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样要求子女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内心宁静才能成就学问的家训，现在仍有启示意义。

家教理论较有系统者，当推六朝时的颜之推（531年～591年）。他是北齐文学家，著《家训》20篇。他在家训中不仅提出子弟们如何立身处世，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的具体要求，而且提出了儿童早期教育的看法。他认为，“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潜移暗化，自然似之”，即儿童在年少思想感情尚未稳定时候，进行适时的教育，可以使之潜移默化，自然地仿效成人，会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如果等孩子长大了，坏习惯形成，教育就难收到成效，“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子成长，经成败性”。（《教子篇》）因此，教育子女，“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这样的俗谚，是极有道理的。“人生幼小，精神专利，成长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勉学》）颜之推不仅提出儿童的教育，而且认为人的教育应该是终生的。“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勉学篇》）但是，人一生的教育与学习，必须根据不同年龄所固有的特征，抓住时机，恰当诱导，教育才有实效。否则，也只是盲人骑瞎马。“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另外，他还重视教学的宏观功能与作用，“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化也；修身利行，秋实也。”（〔108〕《勉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