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形成的条件与状态

书院形成的条件与状态

第一节　书院形成的条件与状态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把握书院的整体风貌状况。一是书院形成的条件与前书院形态，二是书院的整体风貌与岁月历程。

一、书院产生的条件

1.书院的萌芽

一方面是指书院这一称谓的出现及其使用的初始状态，另一方面是书院这一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的特殊组织形式的雏形，这一雏形就是书院的前形态。书院这一称谓的出现及其使用的初始状态，有较多的历史渊源。而造成它成为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的教育教学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的内在动因，则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理想人格追求的强烈愿望。当然，这种思考与追求、方式与途径是多种的，诸如科举仕途，宗教修持，书院研学，等等。因此，科举仕途的弊端及其消极面，宗教修持的山林静地的选择，无不是书院萌芽并最终破土产生的因素。

中国与教书、读书、藏书、抄录刊印书籍这些行为方式直接相对应的称谓，均是与书院有密切关联的词汇。而书院这一称谓，在宋以前，也具有读书、教书、藏书、抄录编修刊印书籍这些行为相关联的内涵。先来看看与书院指项中有相似相同内容的一些称谓：

书馆。古代对蒙童进行启蒙教学的场所。在书馆里教儿童识字、写字的老师称书师。有了识字、写字的扎实基础，辞师就会讲授《论语》等儒家的经典。汉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记载：“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辞师授《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43〕5册727）

书堂。读书习字的场所，也称学堂。北周庾信《周大将军上开府广饶公郑常墓志铭》：“就经黌舍，略见书堂；习武岳欗，偏知剑术。”书堂也称书房，唐赵嘏《送权先辈归觐信安》诗：“小斋松岛上，重叶复书堂。”（〔43〕5册722）

书屋。供藏书读书用的房子，也称书斋。唐李商隐《自贶》诗：“陶令辞官后，仰眠书屋中”。（〔43〕5册720）鲁迅有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书斋。书房，读书的房子。唐王勃《赠李十四》诗之四：“直当花院里，书斋望晚开。”这一称谓，人们一直使用。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官调》卷五：“白日犹自可，黄昏后是甚活？对冷落书斋，青熒灯火。”矛盾《尚未成功》一：“他呆呆地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便慢慢走下楼去，一直走进了他的书斋。”（〔43〕5册727）

书幃。也称书斋，是藏书读书的房子。唐杜甫《雨》诗之二：“高轩当滟滪，润色静书幃。”（〔43〕5册723）

书帐。就是书斋。南朝梁萧统《锦带书·太簇正月》：“神遊书帐，性纵琴堂。”唐洛宾王《冬日过故人任处士书斋》诗：“雪明书帐冷，水静墨池寒”。(〔43〕5册722）

书帷。书斋的帏帐，借指书斋。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序》：“开兹縹帙，散此縚绳。永对翫于书帷，长循环于织手。”（同上）

书幌。就是书帷。也指书房。南朝梁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犹临书幌而不休，对欹案而忘怠。”唐刘长卿《过裴舍人故居》诗：“书幌无人长不捲，秋来芳草自为熒”。（〔43〕5册722）

书房。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朝廷、官府收藏书籍、书画的场所。唐元稹《和乐天过秘阁书省旧厅》：“闻君西省重徘徊，秘阁书房次第开。”第二方面的含义是指家中读书写字的房间。这一指项我们至今仍然使用。《红楼梦》第四十回：“这哪里像个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呢？”第三方面的含义是指家塾、学校。张天翼《包氏父子》一：“怎么年也不过就上书房？”（〔43〕5册719）

书台。读书的处所。南朝宋雷次宗《豫章古今记》：“徐孺宅在梅福宅东……又云孺宅北去城一里，亦曰书台。”（〔43〕5册724）

宋以前还有一些社会上通用的词汇称谓，与书院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现摘录如下：

书库。藏书的房屋。唐白居易《池上篇》序：“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43〕5册721）

书林。有两项指义。一是指文人学者之群。《汉书·扬雄传下》：“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另一指义，是指藏书处。书林意为藏书多如树林。《东观汗记·和帝记》：“亲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43〕5册717）

书阁。收藏书籍的场所。唐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之一：“海燕巢书阁，山鸡舞画楼。”（同上）

书楼。供藏书读书的楼房。唐白居易《池上闲咏》诗：“青纱台上起书楼，绿藻潭中系钓舟。”这一称谓至今仍在使用。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七场：“梁兄，这里不是说话之处，请到小妹书楼小坐。”（〔43〕5册725）

书坊。唐代朝廷与官府藏书的馆院。也是文臣学士校书修史的处所。唐韦述《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台座徵人杰，书坊应国华。”这里书坊的称谓，与书院相同。书坊还有一个指项，是印刷出售书籍的地方。五代时称书肆，北宋时称书林、书堂，南宋时称书棚，明清时称书铺，泛称书坊。（43、5册716）

书社。周以前二十五家立社，把社内人名登录簿册，谓之书社。也指按社登记入册的人口及其土地。《商君书·赏刑》：“士卒坐陈者，里有书社。”《史记·孔子世家》：“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另一指项，谓之读书作诗的会社。宋苏轼《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诗：“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现在还有以书社命名的书店、出版社。如齐鲁书社。（〔43〕5册717）

书铺。有两项含义。一是指书店，卖书籍的门面房。唐张籍《送杨少尹赴风翔》诗：“得钱祗了还书铺，借宅常时事药栏。”另指写文书的店铺。（〔43〕5册726）

这一类称谓，与书院都有一些关联。

2.前书院形态

前书院者，指正式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的书院之前的形态。这种前书院形态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有书院之名而无教学读书活动的样式；一种是有教学读书活动而无书院之名的样式。先来看第一种样式。书院称谓及其所对应的建筑与活动，出现在唐中叶。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乾元殿改号丽正修书院。这时的丽正修书院，书院前有一修字，着重指明是修订书籍之场所。至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此次改名，“书院”成了独立的称谓。不仅如此，正式予以集贤殿书院所具有的功能：皇帝下令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等人员编制与官职设置，让这些官员分别掌管和从事几项重要的工作。一是编撰修订历史古籍，二是抄录印刷已经编纂修订好的古籍；三是向民间搜集征收书籍，并进行较认真的辨识真伪以及甄别不同抄本的工作；四是供奉皇帝阅读并传讲；五是预先为皇帝准备有关历史、时政的参考文献。（〔52〕）唐玄宗时使用的书院这一称谓，显然是一个既有一定建筑规模，同时在这一较大建筑中又有着藏书、编纂修订、侍讲侍问等各司其职的场所。史称唐时的集贤殿书院为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这一机构，与作为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这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有着许多相同相似的地方。

前书院在唐玄宗时代，由于玄宗的重视，不仅在编纂修订历史古籍，向民间征集搜收书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实事，而且存放保管了大量的图书。唐开元27年（739年），追尊孔子为文宣王，仪式庄重，规模宏大。此外，书院的另几项功能也发挥得充分。据《新唐书·百官志》“集贤殿书院注”称：唐玄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以质史籍疑义”。大学士侯行果等曾侍讲《周易》《老子》《庄子》。侍讲后，玄宗经常赏赐酒宴，学士与玄宗共饮为乐，且有诗唱和。《全唐诗》有几首记载了集贤殿饮宴的情况。如唐玄宗的一首诗名曰：《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另一首名曰：《集贤书院成，送张说集贤学士上，赐宴得珍字》，前六句为：“广学开书院，崇儒行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张说的第一首和诗名曰《恩制赐食于丽正院宴赐得林字》，第二首和诗名曰《赴集贤院学士宴应制得辉字》，前两联曰：“侍席金华讲，千龄道固稀。任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这是讲君臣对集贤书院中的各种活动极为满意，进而对执政治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而对于屡试不中的杜甫，对集贤书院的感受就大不相同。他的《莫相疑行》中，“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这两句诗的背后，是杜甫曾经有过的一段经历。杜甫参加过数次科举进士考试，都以失败告终。于是他写了《赋》《三大礼赋》《封两岳赋》进献于唐玄宗，受到玄宗注意，命他待诏集贤殿书院，并考试他的文章。诗中就是写他作文章时集贤殿书院学士们围观，人挤得很多，像一堵墙。尽管，杜甫的诗名早已远播，传诏集贤殿书院考试文章也写得不错，但直到他44岁时，才被任命为一个管兵甲器杖的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然而仅几个月后，便是安史之乱的爆发。

第二种样式，是从私学中分化发展而来的一种教学读书的场所。最早可追溯到唐贞元年间，即公元794年左右，那时是安史之乱之后30年，洛阳人李勃和他的哥哥李涉在庐山读书，曾驯养了一只白鹿，日夜相随相伴。唐宝历年间（825年～827年）李勃任江州刺史，出资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此后，唐末五代战争频繁，官学衰落，一些读书人参照魏晋以来佛教禅林讲学的形式，选择山林雅静之处，建“群居讲学之所”，这就是一种有别于官学而与私学也不完全一样的教学读书场所。南唐李善道，在庐山白鹿洞建学馆，任洞主，掌教授，置田产，供士子就学读书，称为庐山国学。这是书院有实而无名的较完备的前形态。这一形态的基本状态是私人出资建院，有能进行聚徒讲学授课的师资，有主持和管理者。据《全唐诗》以书院为诗题的诗来看，唐代私人建立的书院有：李秘书院、第四郎新修书院（一名薛少府新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田将军书院等。这些称之为书院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聚徒授课讲学的教学场所。而到了五代时期，书院已介于前形态与正式进行教学组织形式之间的状态。如《新五代史·石昂传》载，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50〕23～24）《新五代史·罗绍威传》载，罗绍威“有英杰气，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同上）这便是具有教育教学性质的书院了。宋初著名的六大书院之一的河南省登封嵩山南麓太室的嵩阳书院，最初是五代后周时创建，始名为太乙书院，因其原是道教太一宫旧址。宋太祖至道二年（996年）七月，赐“太室书院”匾额而获新名。至宋景祐二年（1035年）赐匾额更名为“嵩阳书院”。

3.书院产生的动因和条件

其一，思想传播的需要，修性养心的追求

书院作为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它的产生，在于思想传播的需要，修性养心的追求。两者紧密联系互为动因。从儒家学说确立之后，历代知识分子基本上奉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在不同社会状态的朝代里，对这种外显与内省相一致的追求，常有不同的途径与形态。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成就君子人格的完善。这是儒家给知识分子设置的人生发展的宏伟蓝图。唐代大一统封建王国，不仅地域广阔，而且思想开明，虽然实行了科举考试选士任官的政策，但是也时有推荐选拔进入官场者，如马周受唐太宗的欣赏，由布衣直接拔擢为宰相。像李白这样一位“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95〕李白《大鹏赋·序》）的不屑于科举考试的才子，也曾于天宝元年秋，由于玉真公主的荐引，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命其供奉翰林。虽然李白由于得罪权贵愤然弃官离京，但这种相对开阔豁达的政治、思想环境，给李白以及更多知识分子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95〕《将进酒》）的自信与动力。然而经五代十国到了宋代，疆土的缩小，外敌的不断侵扰，因而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很大束缚。束缚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内省反思的促进。于是，儒家思想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愿望，向更深层次递进，像范文正公便以身作则地实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如王安石便勇敢地举起“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0〕卷五3440）的思想大旗进行变法改革。而另一些思想者，则琢磨研讨着儒家格物知致，诚意正心修身的更深层面的命题，如天理与人心相对应而凸现的对人生、社会秩序的思考。当然，还有一些知识者对道家、佛教所倡导的宇宙天地社会与人的至善形态的追求。这样就有了陆九渊的心学，二程与朱熹的理学，并长期论辩争优。另外，还有一些知识者，他们也从人本身的发展为出发点予以研修，并借助借鉴道家、佛教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奥秘探释破译的方法与途径。这样，这些思想者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远离闹市与官场的远山静地进行研究与实践。而且，他们还迫切想把自己的心得体会，知识理论写成文本，传授扩散于他人，传承延续于后世。显然，书院是一种传授、传承知识学问的好场所。在实践中便逐渐创设了书院的学习传授的一些独特方式。这一特殊的教育教学组织形式，没有科举考试而获学而优则仕的功名利禄的追求。这些，是书院产生的根本动因，也是书院几起几落延续近千年而不灭的思想理论支柱与精神动力。

其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禅林的影响。宋朝虽然疆土狭小，外患不断，但由于占据着以江南为主的大片富庶地域，加之统治者内部长期稳定，给农业、手工业与商贸经营以一定的积极影响。尽管宋与辽、金、西夏战事常有发生，但在议和取得进展相对稳定的时间里，相互之间的商贸便十分活跃。这便给商贸经营者极大的刺激，在利益驱动中便带动了农业、冶炼、制造、纺织等迅速发展。宋代纸币的使用，活字印刷业的发展，这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些获得财富的有识之士，以及有较高视界的思想者，双方相交契合时，便有了建设书院的愿望。这些颇有资产者，大多是科举考试的落榜者，或是由于家贫没有上学读书机会而走上实业道路的有志者。建书院而传学问、刊书契、储书籍，便是他们人生的补偿。当然，也有一些科举及第并在官场中有所建树的知识者，他们或由于政见不合理想难以实现而弃官从教，或颇有家资且研学有成而视教为业。这样，投资新建或修葺旧宅而成书院便是他们的追求。最典型者如后周时范阳人窦禹，在今北京昌平境内建窦氏书院。北宋范仲淹在《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中记载：“诸子进士登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于宅南构一书院，屋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或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无闻益博，凡四方之士，由之门登显贵者，前后接踵。”（〔50〕124）当然，皇帝与官府的许可与一定的经济扶植，也是书院赖以生存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至于佛教，特别是佛教中的禅宗的丛林制度，对书院的选址、建筑、讲授规程、组织形式等等，均有直接的参照借鉴。丛林者，意指众多的比丘共处和合，如同大树丛聚；也指草木生长有序，僧众需有严格的规矩法度。百丈清规不仅对住持、法堂、僧堂和寮舍都有明确的规定，“不立佛堂，唯树法堂”，法堂者，传法讲经之房舍，是禅寺必有的最宽敞的殿堂或房屋。立德高望众、深具禅学理论并有自己创新见解者为丛林住持。而且对传道讲法也有规定：参学僧众俗徒一律入僧堂居住。长志禅师说法传经解惑，主事、僧众俗徒一律雁立侧聆，宾主问答，激扬案要。除听禅师开堂讲法说道外，僧俗学者均可自由活动。另外，还规定了禅院具体事务的管理，如置十个寮舍，每舍任用首领一人，具体管辖住宿与行为活动。同时还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衣禅生活。这一清规经几代禅师补充修订，曾于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年），朝廷命江西百丈山住持德辉禅师重辑定本，并由金陵大龙翔集庆寺住持大诉等人校正，定名为《敕修百丈清规》，颁布全国，共同遵守，这就是现在丛林所传的《百丈清规》。从书院建筑选址、建设，到内部的设施布局，以及管理、讲学研习等等，均有佛教丛林的影子。显然，书院对于宗教特别是禅宗的借鉴参照是明显的。

二、书院的基本状态

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的特殊组织形式的书院，并不是照搬禅宗丛林的全套，而是既对禅宗丛林选址建寺、清规组织、宣讲授徒等积极因素的参照借鉴吸纳，又是对传统儒家学校的建构形态、组织管理、讲授习练等方面的继承革新，更是对唐五代以来前书院形态的进一步完善补充。

书院的基本状态，是指作为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的建筑与环境设施。我们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书院的基本状态。

1.书院的选址与环境

书院选址建院，十分注重自然环境。要么是名山大川林茂草胜之高天，要么是空旷僻静鸟鸣花香之雅地。一般来说，由一人或数人领头率众集资共建的书院，选择名山大川林茂草胜之高天者居多，如宋代初期的六大书院均是建在这样优雅的环境中的。白鹿洞书院，在江西省星子县之北庐山五老峰之南选址建院。书院有五屏、左翼、卓尔、凌云四山环合，苍松翠柏环绕掩映，清溪一脉屈曲贯通。时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曰：“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82〕148）岳麓书院在湖南省善化县（今长沙市）之西岳麓山抱黄洞下选址建院。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旧志称其为南岳之足，故名岳麓。该山林木繁茂，气候湿润，临湘江而不凡，居南岳而不孤。在此选址建院，虽幽静而有生气。嵩阳书院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南麓太室山下选址建院，加之少林寺与之为伴，自有名山气概。石鼓书院在湖南省衡阳北二里石鼓山回雁峰下选址建院。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写道：“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同上）还是在这篇文章中说：“石鼓据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50〕46）再如南宋朱熹亲自创建的三座书院：寒泉精舍，是在闽北建阳县城西20里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选址所建书院；武夷精舍，是在崇安县（今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山的五曲大隐屏峰下选址所建书院；武林精舍，是在福建省建阳县城之西五里选址所建书院。该地方原是朱熹父亲特别喜欢的地方，其父“爱其山水清邃，欲卜居未果”，朱熹晚年便买旧屋荒地，构建新居和聚徒讲学之所，朱熹去世后，宋淳祐四年（1244年）宋理宗赐额“考亭书院”。另外，还有曾入范仲淹之门的孙复，曾任睢阳书院学职，后居泰山，选择泰山之阳建舍筑室，聚徒讲学，人称他为泰山先生，所建书院为泰山书院。石介曾在其家乡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徂徕山下选址建院，曾请孙复来此讲学。人称此书院为徂徕书院。近人陈登原称宋初有八大书院，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列入其中。而家族式书院，由于家族为了子孙读书方便，大多选择家族聚集之地附近的僻静鸟语花香之雅地筑室建堂。如宋初应天府（睢阳）书院，是由将军赵直为感谢名儒戚同文与其师相继在赵的家馆任教的师谊，对河南商丘县西北隅的家馆予以增建扩充而成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的东佳书院，也称东佳书堂、陈氏书堂、义门书院，是由该地陈氏几代人在其家族所住之地之左20里名叫东佳的地方所立书堂基础上逐渐增建而成的。当然，有些家族式书院，也常选择距其家族居聚较近的山光湖色之秀美环境选址建院。如宋初著名的华林书院。该书院也称花林书堂。花林书斋，它是由江西省奉新县同安乡胡氏家族在该县之西南郊花林山选址建院的。据《文苑英华》的编者徐铉在《华林胡氏书院记》中说：“乃即华林之阳，独开元秀之墅，祖孙一德，洙泗同风。”“乃即别墅，华林山阳，玄秀峰下，建书堂焉，筑室百间，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数百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该书院在宋初颇有影响。（〔50〕52）雷塘书院，也称雷湖书院、雷湖书堂，它是宋初由江西省安义县洪文抚选择洪氏家族所居之地雷湖之北创建的洪氏家族式书院。它与东佳书院、华林书院并称鼎峙江南的三大书院。该书院不仅本族子弟之优秀者“咸肄业于兹”，且四方来者也不远千里，“贯鱼而进”。直到南宋时，朱熹知南康军，还曾公开察视。

2.书院建筑结构

书院的建筑，由讲堂、藏书楼、诸贤祠或崇道祠、六君子堂，斋舍，大门，牌坊等建构布局成一完整的建筑群。在这一完整的建筑群中，讲堂处于中心位置。它的造型与佛教殿堂、官府衙堂的样式基本一样，砖木结构。有的讲堂是面宽五间，深四间，有的宽七间，深四间。这些讲堂或单檐歇山式，或重檐歇山顶，均是飞檐翼角，硫瓦铺顶，阁门排列，窗门一体。这种建筑结构简捷，室内空间大，既有较好的采光且空气畅通，同时夏凉冬暖，极有利于师长学生在室内宣讲答问。讲堂前左右各有斋舍十多间或数十间，后为藏书楼。这样，就形成了以讲堂为中心前后各有一个较大的院落。这两个院落均有空地栽树种花，是师长学生课余饭后散步交谈的场所。在斋舍之前，建有祭祀儒家宗师与本书院开山列祖堂馆。此建筑称宣圣殿或礼殿。藏书楼建在讲堂之后。为了达到干燥整洁安全藏书的目的，藏书楼一般都是楼阁式建筑。礼殿或宣圣殿之前，便是书院的大门。大门是整个书院的门面，常建成门庭。门庭前也常有石制牌坊矗立。例如岳麓书院，北宋王禹称《潭州岳麓书院记》云：“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82〕150）据记载，岳麓书院朱熹重建后“书院前有宣圣殿五间，……殿后堂市（讲堂）二层”。“前礼殿，旁四斋，左诸贤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82〕151、152）从以上各代学者的记载中，我们对岳麓书院的整体建筑布局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也可推及全国的书院建筑结构的基本状况。

3.文化氛围

书院的文化氛围，是书院整体状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书院的文化氛围是由书院丰富的藏书，匾额，楹联，圣贤塑像和画像，题词，学规学则等分布张贴、设置、镶嵌于书院建筑的四周各处，相互映衬，相互散发吸纳，加之书院旁边附近的青山翠岭，溪水池塘，林木花草，人径车道，以及日出霞飞，细雨弯月，霁云春风，冷霜暖雪等物候天象，更有与之相邻的寺庙道观的晨钟暮鼓，聚合凝结成一股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历史文化的厚重绵长与审美意蕴的壮阔深邃的文化气场。如著名庐山白鹿洞书院彝伦堂碑廊传为朱熹所书之联曰：“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知仁独得之天。”（〔75〕424）这里的彝伦，指伦常。鹿豕，指山野自由动物。物我相忘，来自苏轼《前赤壁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西厢联曰：“诗写梅花月；茶烹谷雨香。”东厢联曰：“一帘风雨王维画；四壁云山杜甫诗。”石洞门联曰：“傍百年树；读万卷书。”（同上）另有朱熹题联：“泉清堪说砚；山秀可藏书。”（〔96〕）另外有明代著名学者李梦阳手书刻于明正德年间的白鹿洞书院门坊上方的“白鹿洞书院”五个大字，等等。这些蕴涵着文化精神的楹联匾额、门楼，与书院四周附近的山光景色融为一体，就是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再如岳麓书院，也有如此的文化氛围：朱熹手书嵌岳麓书院讲堂墙壁上的“忠孝廉节”四个楷书大字，清代岳麓书院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现在仍嵌于讲堂轩廊的“整齐严肃”四个繁体楷书大字，清康熙皇帝手书的岳麓书院匾额“学达性天”四个楷书大字，清乾隆皇帝手书岳麓书院的匾额“道南正脉”四个楷书大字，另有一联曰：“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纳于大麓，出之《尚书·尧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说的是尧将逊位时，对于虞舜的考察。藏之名山，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联语引此句，是对书院育人予以高度赞扬。该山本来就繁林葱郁，流泉汩汩，山峦纵横，气象万千，加之匾额、题词、楹联，文化氛围便如山岚飘逸一般。再如，江苏无锡苏家弄的东林书院，不仅有高大古拙的石牌坊，更有依庸堂明顾宪成撰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朱熹创建的福建漳州白云岩书院，有楹联曰：“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96〕）福建东山县东山岛东门屿上的云山书室，是明著名学者黄道周少时读书处，牌坊上有联曰：“仰止高山，已表儒林首出；溯游学海，群雄道岸先登。”（〔75〕410）建于湖南衡阳市北门外二里石鼓山回雁峰下的石鼓书院。元黄清老撰《石鼓学田记》中称：“石鼓山，衡之附庸也。奇峰耸拔，中高而外秀。烝湘二水左右环之，既合，荡荡浩浩归于洞庭。书院当二流之交，回澜渟渊，远嶂森列，楼阁如在虚空中，盖湖南第一圣地也。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中结庐读书其上。”（〔50〕46）石鼓书院是宋初六大书院之一,且为后代延续。有联曰：“广厦构众材，报道蛟龙腾浪去；两水夹明镜，合信风月入亭来。”书院净绿阁联曰：“此真净绿唾不可，我实才薄歌奈何。”净绿唾不可，语出韩愈“合江亭”诗：“红亭枕湘江，燕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净绿，绿净，均是碧绿洁净的意思。（〔75〕567）匡山书院，在四川省江油县大康乡，该地除书院之外，还有李白祠、太白楼、双桂堂、中和殿，五处建筑组成了一个极具文化氛围的建筑群落。该地的山因为“石方隅，皆如匡形”而得名。李白幼年时曾在该山的大明寺读书，杜甫“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诗中的匡山即此处。太白祠联一曰：“匡山怀哲士，青莲慕奇才。”太白祠联二为清李调元撰，今人尹沈默补书：“豪气压群凶，能使力士脱靴，贵妃捧砚；仙才媲众美，不让参军俊逸，开府清新。”参军，南朝文学家鲍照，曾任临海王前军参军，故称鲍参军，诗歌创作风格俊逸。开府，北周文学家庾信，善诗与骈文，因后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义同三司，故称庾开府。（〔75〕722）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四川省彭水县的摩云书院，有联曰：“化雨无私，忆往昔踏雪来过，曾话春风一席；摩云有志，愿诸生凌霄直上，忽忘灯火三更。”化雨，《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指教育教学潜移默化如同春风化雨。灯火三更，颜真卿《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75〕753）

书院的建筑，从选址与环境的相宜，到房舍楼台的建筑结构，加之文化氛围，便生出书院另一种滋味。无怪乎鲁迅先生小时候读书的塾馆称“三味书屋”，清梁同书书联曰：“至乐无声惟孝弟，太羹有味是读书。”

二、书院组织与活动

书院的选址，与佛教、道教的寺庙、观庵有着相同的眼光视界，追求的是天人同趣一理的理想。虽然房舍楼台的建筑结构也基本相同，但是它们的整体布局与中心设置安排却各有侧重。至于与官衙、祠堂、家居院落等建筑相比，区别就更大了。但是，书院的本质更多地体现在它是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整个教育教学的组织，安排与管理，以教育教学为重点的各种活动以及它独特的发展行程。

1.书院的组织管理

书院组织管理简捷，但完整系统。从清初康熙年间所修的《白鹿洞志》卷十一《职事》中，可以有清晰完整的认识：

洞主。

其他书院也称山长、院长、教授等。“聘海内名儒，崇正学黜异端，道高德厚，明体达用者主之。”或由才德较高口碑也好的地方官充任。“无则不妨暂缺。”（〔82〕154）可见书院的最高领导者必须是公认的学问大师、人之楷模、道德典范，否则，宁缺毋滥。洞主或山长、院长、教授主持书院一切事务。如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之后，首先组织人力物力恢复书院的房舍馆堂，使之焕然一新，生气勃勃。同时，亲自拟订《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亲自拟订《白鹿洞书院教规》《白鹿洞书院教约》《白鹿洞书院学规》，这些规程，不仅使书院教育制度化，而且也增加了书院的文化氛围。尤其是朱熹在总结前人创办书院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又吸纳佛教禅林清规的某些优长，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这一具有书院纲领性文件，不仅明确了书院的宗旨，培养学生的目标，而且还对书院具体操作行为也做出规定。对后世书院影响巨大。全文不长，引录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

而其所以为学者之序，亦有五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忽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97〕270）

洞主不仅是书院一切事务的领导者，也是书院三大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书院的三大活动是以语文为基础的教育教学，祭祀纪念孔子、孟子等儒家始祖与书院历任洞主，以及为书院作出突出贡献的前贤先哲的活动，编辑出版、整理修订、收集保存储藏书籍的活动。而且，洞主还为传道育人的根本目标制定规章制度，编制整个教学计划。同时，他们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讲授者、引导者，更是新的学术思想的创立者、传播者，诸如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些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都曾亲自创办主持过书院的工作。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也曾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应南京应天府留守晏殊所聘掌教应天府书院（睢阳）。此外，尚有与朱熹同时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陆九渊为丽正书院所订规约，等等。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王阳明，也效仿前贤，创办贵州龙岗书院，并颁《教条》，另外还立书院训词，激励在书院读书学习的士子们，其辞曰：“立志、勤学、改过、责善”。（〔50〕161）

副讲。

“主批阅文字，辨析疑义”，“聘本省通五经，笃行谊者为之。”（〔82〕155）副讲是仅次于洞主的讲授者。在书院发展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副讲在书院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副讲既是洞主兼学术带头人的副手，又是课业的主要讲授者与指导之，近似首座。一般由德业兼修者担任。除表率众徒群士外，还“分座说法，开凿后昆”，阅审文章，解答疑问。（〔82〕155）

堂长。

“主督视课业勤惰”，“诱掖调和院中学徒。”“由主洞、副讲择学徒中优者为之，不称职更易。”据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学者称，宋代清代堂长的职责有所不同。宋代的堂长，或为一院之主，或为洞主之下。而清代，则是学生班长。

管干、副管干。

“专管洞内一切收支、出纳、米盐琐碎，修整布置诸务，即于洞中择有才而诚实者为之，不称职更易。”显然，这是书院的后勤保障的主管。他们不仅主管书院的财务、伙食，还负责书院的“修整布置诸务”。

典谒。

“专管接待宾客及四方来学者，”“择洞中言貌娴雅者充之，按季更易。”典谒是“宾客及四方来学者”的接待管理者。接待这一职务是书院风貌与礼仪的代表，因而挑选语言优雅、相貌出众的学子担任。他们与堂长、管干、副管干一样，都由学生兼任。不称职便可罢免另选。

经长。

经义斋五经，即各设一经长。每经均有专门的书舍斋院。经长便是书舍斋院的管理者。

学长。

治事斋七事各设一学长。七事包括礼、乐、射、书、数、历、律，学长便是七事的管理者。经长与学长的区分，在于经义是理论学习，由经长管理。而治事是能力训练。学长是能力训练的管理者。当然，经长与学长必是学问与能力有特长者担任。

引赞。

“主谒圣印礼。”择“声音洪亮，进退疾徐中节者”充之。这是书院进行祭祀纪念前贤先哲活动的司仪。因此，要选择懂得祭祀纪念活动程序，并能张弛有度调度节奏且声音洪亮者担任。

伙夫。

采樵。

门斗。

以上三职，是书院中的工友。他们的职责是为师生提供饭食、茶水，并保障书院的正常秩序。

2.书院活动

书院的活动，是书院成为一个活生生事物的最基本条件，亦是它区别于官学与私学质的规定性。书院在一整套严密组织管理中，主要进行着三项主要的活动：以语文教育教学为基础的教学活动，祭祀纪念活动，编辑修订收集保存书籍活动。

教学活动。书院的教学活动，是吸纳借鉴了古代官学私学中的许多优长，同时借鉴了佛教丛书的教学经验，从自身培养人的崇高目的出发，进行的一种极具特征的教育教学活动。纵观近千年的书院教学，总体上具有五个特征：一是有计划的自学与会讲答疑相结合；二是开放式讨论争鸣与交流借鉴相结合；三是长远性培养技能与磨砺意志品德相结合；四是广泛的理论学习与实践躬行相结合；五是鼓励探究批判与革新创造相结合。此五个方面的特点，在不同的时代里，展示呈现尚有侧重。如朱熹在白鹿洞讲学，“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他教导学生：“某此间讲说得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己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己读，道理用你自己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50〕91～92）书院大都遵循着这一教学宗旨进行着教学活动。如明代王阳明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每晨班坐，次第请疑，问至即答。”（同上）当然，有一些书院，尤其是清代的一些书院，也进行着蒙童识字说话的语文训练与教学。总之，书院的这一特别的教学活动，自始至终具有以上五个方面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与科举制笼罩制约下的官学、私学的为科举的教学活动大相径庭，也与佛道寺院、道观中的习学有很大区别。如陆九渊槐堂讲学时，令弟子邓约礼为斋长，有求见问学者，先让他们向邓请教；而在应天山精舍讲学时，又让师从邓约礼学习的傅子云代讲。这是培养后学促其成才的好办法。我们从朱熹为勉励书院弟子一心向学的诗中领略书院教学活动的风范：“青云白石聊同趣，霁月风光更别传。珍重个中无限乐，诸郎莫若羡腾骞。”（〔50〕81）

祭祀纪念活动。书院的以祭祀为主兼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对象有三，一是孔子、孟子等先圣祖师，二是本学派的创始人和学派传人中学问精深的杰出代表人物，三是本书院创办和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贤哲英烈。为了使书院的祭祀纪念活动具有严肃静穆的氛围而达到传承精神教育后学的目的，书院用于祭祀纪念的房舍一般都较宽阔轩昂，且孔子、孟子等先圣祖师以及书院所有要祭祀的圣贤的画像，也是神形兼备形态的。如岳麓洞书院的孔子殿，或曰礼殿中，“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华衮珠旒，缝掖章甫，毕按旧制，俨然如生。”（〔82〕150）书院的祭祀纪念活动，是尊崇儒家思想而予以传承文化精神的教育活动。《论语·为政》中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祭祀必须尊礼。而这种尊礼的祭祀纪念活动，又是教人以礼、承继精神、磨砺品质必不可少的环节。如朱熹所说：“佩先师之格言，奉先烈之遗矩，惟黯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98〕）书院开学之初，结业之时，或逢先圣祖师诞辰忌日，便聚集礼殿静立默念，唱赞叩拜。书院为保证这一活动中费用的充足，常常请求官府划拨学田。“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同上）另外，书院也随社会风俗，逢年过节，修葺竣工，也要欢庆纪念。

编辑修订出版并收集保藏书籍活动。这一活动的初始，以收集藏书为主，目的是为学子们阅读学习之用。元代学者欧阳玄在《贞文书院志》中说：“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而读之，因号为书院。”（〔50〕23）南宋淳祐末年（1252年）曾任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曾写过一篇文章《赠了敬序》，述及其从古碑中发现两名僧人慕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兴学的记载：“碑言：书院乃寺也。有二僧……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50〕35～36）随着书院日臻完善，书院中的藏书也日渐增多，但是比起学子们对知识学问的追求来，藏书的数量乃至质量，都远远满足不了这一强烈要求。于是，有三种得书的方法应运而生。一是广泛地征书，二是请求朝廷和官府赠送或划拨书籍，三是书院自己编辑修订刊印书籍。这样，加之书院对书籍的保存储藏，便形成与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祭祀纪念活动相辅相成的编辑修订刊印保藏书籍的活动。这一活动实际上是书院的一项教学内容与实践行为，而且其中蕴涵着更深层的文化意蕴。朱熹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之后，就曾向南康军各衙门发布文告征集图书。同时也广泛向民间收集购买图书。收集到的图书，有的加上跋语，有的刻石为记，以便久存。当时清江刘汇季曾将其先人收藏的《汉书》四十四通赠送给朱熹，朱熹遂转送新落成的白鹿洞书院，“使之藏之，以备学者看读。”（〔50〕88）宋代各大书院多得朝廷或地方州府赐书与赠书，如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于白鹿洞书院，太宗于至道二年（996年）赐书嵩阳书院，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于岳麓书院。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曾获国子监本《九经》注疏。由于采用征书与请朝廷官府赐赠的方法，书院的藏书便有了相当的数量。如南宋曾任秘书监的魏了翁在家乡四川蒲江设立的鹤山书院，藏书就达10万卷之多。（〔62〕88～89）

书院自己动手编辑修订刊印图书，是更有意义的事情。开创这一工作的是婺源丽泽书院。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重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龙溪书院于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年）刊印《陈北溪集》750卷，（陈北溪，名陈淳，南宋哲学家，著作编为《北溪文集》）象山书院于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刊印袁燮的《家塾书抄》12卷，（袁燮，南宋学者，号絜斋）建安书院于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刊印《朱文公文集》100卷，《续集》10卷，《别集》11卷。另外，不少书院还把师长的讲义、学生的文章及其听课笔记整理汇编。诸如陆九渊在白鹿洞讲学的“书堂讲义”，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讲学的“丽泽讲义”，以及朱熹的99个弟子多年的听课笔记的汇总《朱子语类》等，就是其中优秀的刊印本。这种活动，不仅切实地锻炼提高了学生应运文字的功力，也学到了编辑修订文稿书籍的能力。这其中，活字印刷术的推广普及，纸张质量的提高，都是书院这一活动的有利条件。此外，书院还把一些学者的文章、讲义、训词、对联刻石保存。诸如朱熹就曾把陆九渊在白鹿洞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讲义，刻石保留。东林书院把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雕刻悬挂在书院门庭。朱熹手书“忠孝廉节”，清山长欧阳焕手书“整齐严肃”也石刻以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