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批判与研究范式创新

科学批判与研究范式创新

对科学研究来说，批判是事物发展的固有属性，也是理论或思想发展的必要路径。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体现的并非仅是斗争哲学，更重要的是创建；他的宣言是：“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564]正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特别是终篇所进行的批判，的确是全方位的，深刻的、新颖的。

一、批判促进研究内容的创新、建树

众所周知，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但这种合理内核并非花生壳包裹的花生仁，它往往是良莠混杂，往往是歪打正着，并且是与在“广度上占优势的外在的见解纠缠在一起”[565]。因此非有耐心、细心和精心分析，内在规定就有可能失之交臂，也有可能被污染而失去科学性。不仅如此，他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是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客观地对待某些学者，例如他说：“萨伊同例如巴师夏比较起来还算是一个批评家，还算无所偏袒，因为他在斯密的著作里发现的矛盾相对说来还是未发展的”[566]，并没有因为痛批他的“公式”而将他一棍子打死，而且能够通过批判他的“三位一体公式”导致新的发现。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批判促进了他的创新和创建。

马克思的批判与创新结合当然是贯穿全过程的，从这种意义看，终篇作为全书的总结，也应该包含有这些批判和创新的统一。仔细地分析不难发现这种情况。例如他公正地评价古典经济学揭穿庸俗经济学的“假象化、硬化和独立化、物化和人格化、异化”等四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但又深入地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必然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567]

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将一般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以至于将资本主义关系看成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关系”[568]，那么自然也就乐于确信，到处都是根据生产资料占有一定的产品，并因为相信“斯密教条”而不能坚持他们最先提出的一些理论规定。马克思在批判这种将一般过程与特殊过程混为一谈的同时，也重视对一般过程的研究，并与特殊的资本运动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考察。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因此我们不再就此一一列举，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终篇中表现比较突出的地方。

我们已经知道，终篇研究的是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定如何在总分配过程中因为各个主体的竞争而产生的社会表象，以及因竞争所造成的假象[569](虽然并不研究竞争)。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他从批判“萨伊公式”开始，转而批判“斯密教条”，实际上都紧扣他们的“收入”范畴。无论是“公式”还是“教条”，都是对资本家的观念以及社会表象的高度概括而形成的，它的影响很广，在资本家世界中达成共识，所以是资本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马克思必然要科学地再现它，并形成特定的范畴：收入。

纵观终篇的研究，大体是沿着这样的路径推进的：批判萨伊的收入理论——批判斯密的收入理论——建立马克思的收入理论。从他的分析看，萨伊的“收入”概念尽管是对斯密的继承，但主要是社会表象的直接反映，而斯密则还包含有一定的内涵，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第二卷第三篇，马克思先说明，斯密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不自觉地抛弃自己的教条而接近问题的实质。在那里，马克思着重分析斯密的两个错误：即把不变资本部分抛弃，把个人的生活消费和社会的生产消费混为一谈。正是“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570]在终篇，他的研究更进一步。既然资产阶级学者那么喜欢在收入形式上来说明总分配，而且形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571]，那么马克思也认为到有必要结合收入的具体形式来细化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这既是对资产阶级学者的批判，又是再现具体的总体对象。于是，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572]他指出萨伊收入理论与斯密收入理论只是对社会表象的一种粗浅的(指萨伊)和不完全表面的(指斯密)的反映，根本没有区分不同的收入，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各种收入的不同性质。如果说，在收入问题上，斯密陷入的是困境和“不幸”。[573]那么萨伊更惨，跌入的是不能自拔的陷阱。通过批判，马克思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收入”范畴，论证它是劳动力价值和不同形式的剩余价值在社会表面上统一的货币表现，这是对那些粗俗的表象、观念加以科学的改造，将它们从“平凡生活的范畴”转变为科学的范畴[574]，并将它摆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的合理位置上，表明内在规定会因为竞争和人为的因素而颠倒地表现为这些表象、观念。当然，也只有这样处理思想材料，才能“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用语相一致”[575]，以便说明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澄清由此产生的各种混乱，说明产生这种错误、混乱的主、客观条件及理论渊源。

必须看到，马克思的收入范畴与资产阶级学者的收入有根本的区别。它指的是“总收益或总产品”或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即资产阶级财富的社会表象，而后者则主要是强调社会表象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收入主要是从其价值实体的颠倒表现而言的，当它们要当作分配以形成各个阶级的收入时，则不包括全部财富，而要作必要的扣除，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进行，以有保险基金和社会福利的抽取等，不是不折不扣地全部分掉，而是有折有扣的。这样看，他的收入范畴具有双重含义：一重是指全部社会财富的价值实体在社会表面的颠倒表现形式，另一重是指可用于实际分配的部分；后者又有特别的规定：并不包涵全部v＋m，其中的m部分还要扣除保险和福利部分，剩下的部分又表现为利润、利息、地租的形式——这些形式本质上是剩余价值，但又有与剩余价值完全不同的名称，从而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本质。——而v部分作为工人的工资本质上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但在社会表面上会因其采取货币收入形式而被颠倒地表现为与利润、利息、地租一样的货币收入。收入作为《资本论》最具体范畴的提出和论证，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具有现实性。因为它反映的是内在关系的外化，所以它切近现实，很容易检验。

二、批判促进研究范式的创新

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所涉及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包括对象、方法、内容、价值等维度。正是通过批判、扬弃，才形成他特有的研究范式。这里所说的范式，指的是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在对研究对象结构形成及历史发展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决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思路、研究的维度和叙述等模式，它通过多种方法(包括批判)的集成，来表现理论内容的形成和转化发展，以及研究者包含价值在内的各种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混乱，确立了科学的客观对象。同时批判了他们的研究方法，根据其复杂结构及其转型发展，根据对象的发展维度，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深化到外化的方法，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形成和处理各种思想材料，建造了一个庞大复杂而有序、有逻辑张力的理论体系。

创建的科学理论，是由许多思想材料构成的。不仅它们的获得，要经过批判，而且它们要生动地体现客观对象的历史发展以及各个层面规定的关系，反映对象发展的生命，这些思想材料也要有生命。[576]而包括研究和再现在内的研究范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留下的却大多是错误和尴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所以将不同历史阶段的对象、对象结构的不同层面等混为一体。因而产生了斯密“外在观察法”与“内在观察法”的混杂，但即使是他的“内在观察法”，也只是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并非全面深刻；而“外在观察法”只是一种必要但肤浅的描述，并且“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577]。而李嘉图虽然吸取斯密的教训，却不知道实现从内在规定到外在表现的合理方式。他要科学讲清楚三个问题：其一，它所提出的其余范畴与价值规定是否适合或矛盾；其二，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与价值规定的现实基础的适合程度；其三，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与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578]可见，他已经发现了经济科学有价值规定这种最基本的研究和以此为基础的实际运动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内在观察的扩大，——还有更浅层的只再现过程表现形式、表面运动的研究。对此，马克思给予极高的评价：“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579]但是，李嘉图的“生理学”研究存在着问题，“……他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580]。因此，他在企图克服斯密双重研究之间的断裂缺陷时，也企图打通他那个一成不变的价值规律与其他范畴、过程的表现形式、制度的表面运动的直接联系，将只是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初阶段的价值规律与已经进入较为发展阶段的具体经济现象联系起来，但却没有获得成功，反而暴露出其理论的破绽，导致理论的破产。可见，无论结果如何，这都表明这些经济学家并非单纯地注意看不见的经济规律的揭示，还重视研究看得见的经济现象，借用现代流行的语言说，就是希望“理论联系实际”。毋庸置疑，任何有实用性的理论都以服务实际为归宿，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这样。但是关键在于是要用什么样的理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联系什么样的实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应答必然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由此观之，庸俗经济学也有这样的研究初衷，他们在表象的范围兜圈圈，为的也是解释现象，只不过是肤浅地就现象论现象。可见，围绕着如何实现理论联系实际，不同的经济学家都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不能单纯地以为是表示对他们理论的厌恶，从客观的意义看，这也是他在探讨如何建立新型的研究范式，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所以，对他们的批判，是马克思建立科学研究范式的重要步骤。实际上，马克思在一开始进行理论研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81]以这种哲学来指导研究经济理论，必然不满足于探究事物内在规定，还要阐明它与外部现象的联系。可见，无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都对他科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科学化起到重要作用。

当然，马克思还十分重视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批判和继承发展。他坦诚地说：“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582]这种批判，不仅仅表现在推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筛选出其理论中的合理内核，还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加以彻底改造，并且有许多创新。

正是在系统地、全方位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哲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自己特有的多方位统一反映和再现复杂对象的科学的逻辑方法。恩格斯认为：“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583]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联结、贯穿各个部分的重要机制。

马克思的科学研究范式是贯穿全书的，对此，这里无需赘言。但是，在终篇他如何在批判的基础上将这种研究范式贯穿到底，为科学再现做出杰出贡献并形成特色，则是需要认真探究的。

我们已经知道，终篇研究和再现的是总体资产阶级财富的社会表象，与前面的研究不同，它的主要任务已经从主要揭示看不见的内在规定，转变为阐明这些规定的社会表象。

由此，我们应该意识到，马克思的各种基本理论都包含着深化研究和外化表现两个紧密关联的部分，这是马克思科学研究的一种独特的研究范式。[584]

马克思的研究范式当然要与一定的叙述方式相结合，在他看来，批判地叙述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585]。只要认真地看过《资本论》的人都会为其中富有文采和精确的表述所折服，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此也不乏赞美之词。一篇俄国的评论也认为：马克思“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586]。不仅这样，更有意义的是他用科学的方法来组织思想材料，使各种思想材料能动、互动，不断具体化，并表现为通过一系列范畴组成的一个有许多“纽结”[587]的、巨大的不断扩张的立体结构，各个纽结之间的联系紧密而有机。也就是说，他赋予材料以生命力、扩张力、辐射力。特别要注意的是，他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深化到外化的方法，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等，建造了一个庞大复杂而有序、有逻辑张力的理论体系。

显然，这样了解《资本论》的研究范式，比起将它简单地归结为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更能准确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方法，更能生动、深刻地把握《资本论》各种理论的精神实质。

如果综合来看，《资本论》涉及的马克思的研究范式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区分一般和特殊的研究对象，但并不将它们彼此分开，而是阐明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的关系。

其次，区分不同的研究阶段，并分别在各个阶段都实现深化与外化统一。通过阐明内在规定的外化，将深化研究和外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再次，随着阶段的推进，深化研究通过中介发生转型，外化表现也通过中介发生转型，所以是双重的转型升级。由于有竞争和流通的作用，各个阶段的内在规定的外化表现都颠倒地表现，后面的阶段比前面的阶段颠倒得更厉害。

最后，这些推进都与批判紧密联系，不仅通过批判古典学派，而且以通过批判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为契机，将资本家的日常意识也归入再现的重要内容，将它与颠倒的表象联系起来，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以上涉及的并非马克思新研究范式的全部，但却是人们在理解马克思科学方法时所忽略或没有理解的。显然，它们可以归结为、但不等同于唯物辩证法，它们是辩证法的具体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阐明自己的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之后，还特别突出经济学研究的批判和否定的方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88]这就告诉人们，在经济研究中，必须将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化。实际上，马克思已经说明，他还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但是，这样理解他的研究范式仍然比较抽象，所以，有必要将它细化、进一步具体化。上述几个方面以及这些方面的协调应用，都是这种研究范式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的研究范式在终篇表现得最有特色，因为这里研究的是对象的总体社会表象，但绝非就事论事，而是认定对象的内在规定必定要表现出来、要外化。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内在规定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都要将一系列暂时无关宏旨的条件先行撇开，由此都具有抽象性。在马克思研究的整体安排中，“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则必然出现”[589]。既然他是在暂时撇开流通和竞争的条件下研究内在规定的，那么，在研究已经深入、达到深层的时候，研究就要回过头来结合原先暂时撇开的前提、条件来阐明它们的变化，以再现社会表象。

但是，《资本论》是一部科学研究的巨著，不宜像一般的教科书那样，将理论的进展的程序交代得一清二楚，否则就会失去宏论巨著让人品味、深思、感悟的魅力。而且，他在第三卷开头处已经交代了要“接近”什么了，所以，在终篇他就通过批判浸淫在市场竞争中的“萨伊公式”而“接近”社会表象，并将它们与内在规定联系起来。在这里，他一方面直接批判“萨伊公式”表现的只是社会表象，不是真正的科学；另一方面又在分析其产生的客观条件时说明，它并非全是萨伊的杜撰或臆想妄语，还有一定的表象依据。马克思发现，在社会表面上，不仅存在着“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这种现象，而且还存在着包括工资在内的各种收入决定价值的一系列假象：工资、平均利润、利息、地租的变动都导致价格的变动(虽则是短期的局部的)[590]；而成本价格、工资、平均利润、利息、地租，在现实运动中又都表现为预先确定的量；由于再生产过程是连续进行的，不仅前提不断地表现为结果，而且结果也好像不断表现为前提[591]，因此，受流通假象制约的资本家自然很容易、也很乐意产生颠倒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为使再生产能够进行而必须作为商品出售依据的那种价格，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调节的，对资本家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内在的价值决定。简单说，在竞争中，在各种现实运动中，在资本家的经验和意识中，都好像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价值。[592]正是这种基于流通假象造成的错觉，他们都坚持这样的观念：全部价值都是收入决定的，是生产要素决定的。至于另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它似乎与自然状态的土地有直接的联系，这更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源泉。显然，资本家的日常观念、庸俗经济学对这些观念的教条式翻译，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是有一定的社会表象为依据。正因为这样，“斯密教条”和“萨伊公式”的推出就是必然的了，其中包含着巨大的错误也是必然的了。

不过，马克思这样分析并不意味着“萨伊公式”和“斯密教条”都是客观的、合理的，这只是说明，它们的产生所依据的充其量只是社会表象，并且其反映是肤浅的。“他们是从[社会的]统治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素朴的和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对必然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承担者那里产生的庸俗观念的褊狭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同诸如重农学派、亚·斯密、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的愿望，是极不相同的。”[593]

不过，理解和领悟还不能到此为止。毕竟这还只是“破”，但马克思还要借此而“立”。马克思发现，对象的内在规定必然要在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由于有主体的竞争和其他作用力的影响，其表现必定不会与内在规定合二为一。他多次强调：“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藏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594]显然，“萨伊公式”和“斯密教条”所表现的，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内在规定的颠倒表现。换句话说，马克思要论证的是：就事物或过程的本质而言，只有社会劳动才是社会总价值实体的唯一源泉，但这种内在规定是在抽去了一系列条件的情况下形成的，在加进了这一系列条件之后，它在社会表面上必然颠倒地表现三个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三种收入决定价值。同样地，剩余价值就其本质而言，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而被资本运动当事人无偿占有的，但在社会表面上，它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和土地自动带来的，与工人无关。之所以要这样阐明内在规定的颠倒表现，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595]，你要科学地具体地再现资本运动，就必须用内在规定还原社会表象——“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596]。就如科学的天文学在揭示了“地球绕太阳转”这种本质规定之后，还要说明因为这是在跳出地球人的视角、站在宇宙的角度上提出的，一旦回到地球上，从地球人的角度看，就会颠倒地表现“太阳绕地球转”。只有这样，这个理论才会说服地球人，也就是说，“日心说”要与“地心说”统一才是真正科学的，否则就是半截子的、未完成的。

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地心说”的产生是因为人在地球上观察日地关系，因为人生活在地球上，所以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言。而资产阶级的观念却是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产生的，只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合理的。但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597]。所以，对它的理论批判是非常必需的。但是，“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598]。所以，单有理论的批判还是不够的，还要诉诸无产阶级，诉诸劳动大众对这种物质生产关系的武器的批判。

总之，新研究范式在深入揭示对象的内在规定及其变化之后，还要刻意阐明这些内在规定必然会在外化中颠倒、并且表现在特定主体的观念中。只有这样，科学研究和理论再现才是完整的、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