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篇与终篇都研究“收入及其源泉”

末篇与终篇都研究“收入及其源泉”

《资本论》终篇的篇名是“各种收入及其源泉”，其内容除了有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所看到的各个方面外，还有更为切题的方面，即说明资产阶级财富总体的各个部分(包括转移和未转移进产品中的不变资本部分)在社会表面上和生产当事人的通常意识中如何表现为收入，并全面批判庸俗经济学将表象等同于本质及与此有关的错误。而作为“理论史”的《剩余价值理论》，其第三册最末一篇(以下简称“理论史末篇”)的题目是“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虽与《资本论》理论部分的终篇(以下简称“终篇”)稍有不同，但内容却有很多相同之处。当然，两者对同一些问题的论述也有所不同，但这只是终篇在扩大视野和研究范围(见后文)的情况下增加研究的侧面和深度导致的，完全可以看成是对理论史末篇的发展。由此观之，末篇和终篇也可以说是同一研究内容的初稿和二稿。

在《资本论》的几部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是比较特殊的。从创作时间看，它属1861—1863手稿。起初，马克思是计划在正面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形式之后，把它作为理论史部分对应历史上的有关学说进行批判的。但是，就在1862年底，他作出一项重要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自己的著作，而原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695]从实际情况来看，写到后来，《剩余价值理论》也已按照新的计划写作了。如果按照最初的计划，在完成对斯密的批判之后就应停住，因为下面的内容已不再属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形式，但马克思却放开地写下去。显然，此时马克思已不再准备像《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那样在相关理论部分的正面论述之后分别安排相应的批判，而是作了改变，让批判部分形成与正面理论阐述相统一的总体的历史部分。[696]由于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对它进行修改，所以，它作为理论史的唯一文稿，实际上已构成《资本论》的第四卷。由是《剩余价值理论》和现行《资本论》就不仅是两部手稿之间的关系，还是同一体系的理论史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了。同样的道理，理论史的末篇和理论的终篇之间，也包含着同一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关系。

一般说，同一部著作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存在有逻辑的关系，似乎不必要就同样的问题重复研究。但是，只要联系理论史末篇和理论终篇的研究对象及处理材料的方法，我们就会理解这样从不同角度研究同一问题的价值。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先写理论史的，对各种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及缺陷、错误等等已一清二楚，而且，为了对它们进行科学的批判，他还必须有深入的研究。因此，批判部分必然成为理论部分相关研究的基础。

根据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在研究、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较早时期的相关理论后，在理论史的末篇当然要研究批判较后时期的即靠近马克思时代的(而不是先前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越是靠近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庸俗化、辩护性倾向越是明显，“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697]。这个时候，在社会表面、生产当事人意识中，资本剩余价值已转型表现，并进一步转化为货币收入，而各种收入形式又似乎来源于生产要素，庸俗经济学则是这种表象的肤浅反映。所以，我们看到的理论史末篇，就以“收入及其源泉。庸俗经济学”为标题。在理论史末篇，马克思既要正面说明这种转化及其原因，又要批判庸俗经济学。而在《资本论》终篇，根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要再现资产阶级财富总体，是要根据先前已揭示的内在规定来说明这一总体在社会表面上、生产当事人意识中的表现。所以在终篇他集中研究了内在规定的社会表象即收入。这样看来，虽然理论史和理论部分的逻辑发展的轨迹不一致，但却不影响两者殊途同归地都在最后研究同一问题。一旦深入地研究它们，人们不仅会惊异其中有许多论述是极其相近的，而且还会惊喜地发现，从末篇到终篇的演变，表现了马克思对同一问题研究的深刻化、科学化的过程。

作为研究“收入及其源泉”的第一稿，理论史末篇的研究对象虽然侧重于生息资本及其结果——利息，但实际上已是在收入形式上研究剩余价值(虽则只是其中一部分)在社会表面上的表现。马克思在这里一开始就如是说：“收入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698]显然，这样的研究是不同于对生息资本和利息的内在规定的研究(如第三卷第五篇)的，因为利息和收入作为范畴分属不同层次。在后面，马克思又指出，这种外表形式还“明显地作为本质的东西出现、存在和表现。这种形式作为某种同剩余价值的实际性质相对立的东西独立化并固定化了”[699]。所以，马克思是把它当成对象本质关系的外化、异化形式来研究的。显然，理论的终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终篇不仅也如末篇那样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收入形式，而且有些说明，例如剩余价值的各种转化形式的硬化、独立化过程，和末篇的相应论述几乎如出一辙。

在理论史末篇，马克思也把上述研究同批判庸俗经济学结合起来。他一开头就指出：收入的形式这种“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庸俗经济学家……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700]因此，马克思在这里既要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剩余价值和它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的错误，而且要批判庸俗学派用假象冒充本质的错误，并把它和古典学派严格区别开来。末篇在批判庸俗学者的时候，虽然是以“资本—利息”这一错误公式为主要靶子，但已把它和“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这两个公式联系起来。[701]也就是说，已把庸俗学派的错误准确地归结为“三位一体的公式”。所有这些都为理论终篇将科学地再现对象总体与科学地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两大任务统一起来打下了基础。

终篇的方法也与末篇的方法有直接联系。作为马克思批判地创立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贯彻于他的《资本论》几部手稿的始终，这里无需赘言。具体地说，在末篇中运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其一，区分对象的纯粹形式和特殊形式。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手稿的开头就指出了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犯了把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与它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的错误。[702]所以，他不仅始终把两者区分开研究，并架起一座座由此及彼的桥梁，而且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者时，也以这种区分为基础。末篇自然也不例外。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阐明剩余价值的内在规定和外在表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才能透过乍一看来极其简单的“三位一体公式”揭示其内部包含的层层错误。

其二，内在分析和外化表现的统一。所谓的内在分析，即是透过现象和过程了解对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所谓的外化表现即是结合必要的中介或条件说明本质规定如何在外部表现。实际上，这不过是掌握具体并再现具体的方法的先后实施步骤。内在分析和外化表现的统一就是科学再现。所以，在末篇，虽然也不乏内在分析，但主要是外化表现，关于剩余价值外化、硬化、独立化、异化过程的说明即是杰出的一例。

表面看，这两种方法似乎是同一回事，其实不然。没有第一种区分，内在分析就会是杂乱的，外化表现也分不出层次。

以上方法，在理论的终篇中也是始终贯彻的。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在终篇首先在总体上再现剩余价值，在这基础上，再阐明总利润、总地租的规定，这样，剩余价值的纯粹形态和具体形态区分得清清楚楚。关于资产阶级财富的外在表现，同样是根据其内在的本质规定并联系各种条件来说明的。当然，末篇和终篇的理论目的不同，方法的运用程序也有不同。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不容易发现前后两篇方法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