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至世纪年代

世纪末至世纪年代

《哲学的贫困》尽管是马克思用法文写成的，这部著作也得以按时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出版，但马克思并没有达到直接目的：一方面，总印数为800本的小册子对同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蒲鲁东对法国工人以及对一般罗曼语系国家无产阶级的影响不但没有减退，反而继续增长。1885年《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发表以后，国外学者就开始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当然，马克思在世时，洛贝尔图斯等人就专门研究过《哲学的贫困》，并得出马克思“抄袭”的结论，恩格斯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马克思逝世后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哲学的贫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视野中受到了较大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从1885年至1899年，至少有29部著作或文章攻击《哲学的贫困》。其中，有18篇来自主张贸易自由的经济学家、边际效用价值学派的经济学家以及成立较晚的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有9篇来自哲学家，有2篇来自宗教思想家。而哲学家，特别是当时比较年轻的、不知名的哲学家，自1893年起才开始对马克思的著作作出正面反应。

首先，《哲学的贫困》1885年德文版的刊行使西方学者承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并且马克思主义取代蒲鲁东主义被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接受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具体说来，西方学者在谈到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时大多指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这一事实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后，以及后来在马克思逝世后，变得越来越明显了，甚至敌对的思想家也作出了同样的反应。我们可以确定，西方思想家在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1885年版的反应中开始承认，当前的工人运动具有“巨大的规模和意义”。例如，格奥尔格·阿德勒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后来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他们早在1847-1852年间就已经起了突出的作用。作为新学说的证明，阿德勒援引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并指出，这本书在《共产党宣言》之前就出版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1867年《资本论》出版后，以及在1869年德国工人党成立后，尤其是在巴黎公社掌握政权后，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开始公开谈论1867年以前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了。此前，他们一直试图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无声无息地消失。保尔·巴尔特在1880年这样写到，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朋友和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理论几乎完全一致，他通过许多通俗的著作把共同的思想财富介绍给更多的人，同时他还更突出地强调了某些方面，并竭力用新理由来加以证明。他举出恩格斯1885年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写的序言这个例子，恩格斯在这篇序言里解释说，马克思从未把他的要求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阶级的客观经济利益的分析上。现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再像《资本论》出版后前10年里经常干的那样，即进行谩骂和搞人身攻击了，而是对一定的成就加以承认。阿尔都尔·米尔伯格1892年就《哲学的贫困》德文第2版的出版一事写到，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著作已成为“宣传法典”和社会民主党的某种“教义问答书”。米尔伯格还认为，《哲学的贫困》的意义还在于，它使人们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阿道夫·瓦格纳曾耗费25年时间试图驳倒马克思的学说，然而他在1892年也承认，“德国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近代的代表们除了对现实的批判过激外，对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对经济问题贡献不少，这一点，在我看来，例如对于洛贝尔图斯来说，是可以承认的，即使人们对结论、学说（价值学说！）和要求再三表示不同意也罢。最重要的东西来自卡尔·马克思”(1)。为了论证这一评价，他列举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还列举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尤其强调了《哲学的贫困》。

其次，西方一些学者通过研读《哲学的贫困》后，逐渐认可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许多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么直言不讳，要么含沙射影地声称，马克思剽窃了蒲鲁东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并把蒲鲁东看做是马克思的思想先驱，然而他们最终也承认，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是正确的。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理查·史特格曼1885年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后就看出了它与《哲学的贫困》之间的联系，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说明，西方思想家日益了解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融合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说为一体的，《资本论》第二卷不仅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而且将在学术界再次引起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史特格曼想利用这个机会勾画出马克思的基本经济和哲学观点的轮廓。为了指出马克思关于用革命的手段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政治结论，他引用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结尾那段话。在《资本论》第3卷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3版出版后，有人联系马克思批驳蒲鲁东的论战著作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攻击。例如理查·冯·舒伯特－索尔德恩认为，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学到的东西主要是辩证法，也就是一切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就是一个概念以另一个概念为前提、一个概念向另一个转化的关系。他所做的事情同在他之前其他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所做的事情一样，就是简单地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等量齐观。他在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跋”中关于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的声明后认为，《哲学的贫困》里有许多论述和这里的论述相同。要不是马克思利用他的唯物辩证法认识到了关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关于物质生产过程、社会组织与人均需求的关系，关于生产资料、雇主与工人的关系的话，这个哲学难题本身很可能不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保尔·巴尔特也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是思辨的哲学体系教育的思想家，由于受过黑格尔哲学的教育，他必然认为，凡是不是从唯一的原则中逻辑地推导出特别的规定和因素的一切东西都是不科学的，马克思最先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出了一些立足于自己的观点的格言式的警句。麦克斯·洛伦茨1896年断言，马克思不是历史学家，他是逻辑学家和“概念哲学家”，因为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在马克思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从客观的、可以感知的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再上升到思想上具体的东西，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

再次，西方学者基本把握了《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1885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发表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说也成为西方学者的热门话题，它现在愈加显明地被看做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使人注意到了这个密切的联系。要了解马克思的哲学，必须研究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这是人们经常发表的看法。随着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出版，唯物史观也受到了猛烈的攻击。有学者指出，还在《共产党宣言》之前，在《哲学的贫困》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就被阐明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或“积累起来的劳动和直接劳动”的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分析被提到了，为此，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也经常被西方学者引用，即“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2)。保尔·魏仁格林1890年在一次报告会上提请他的听众注意，除了卡尔·马克思的著名的《资本论》外，还有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保尔·拉法格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都是人们在其中可以找到“经济唯物主义”的阐述的主要著作。保尔·巴尔特援引马克思1859年对唯物史观的著名概述，以便贬低其中所阐明的关于社会及其历史的崭新理论。他说，马克思用尽管是不明确的语言和比喻确定了孔德在他的历史考察中称之为“社会静态”和“社会动态”的那些东西。马克思有时在他的著作里用一些例子来说明和论证这两个可惜很不明确的、用比喻拼凑成的社会静态与动态的说法。但可以被看做是科学的论证的只有三部著作：《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夏姆·舍特洛夫斯基在1895年强调指出，马克思第一次表述他所发现的历史理论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一部与蒲鲁东论战的书。鲁道夫·塔姆勒在1896年写道，除了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外，马克思在同蒲鲁东的论战中最详细地表述了他的社会哲学。这些论述可以证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由于它所具有的社会哲学意义和由此而产生的方法论意义受到了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极大重视。

最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还由于比较专门的关于唯物史观的表述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使西方学者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例如。路德维希·菲利克斯在1883年指出，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之前，在《哲学的贫困》里就注意研究经济基础了，这些经济基础自15世纪初和16世纪以来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保尔·巴尔特和麦克斯·洛伦茨指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和恩格斯在1885年为它撰写的序言里都强调说，他们不是出于道德的原因才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的。他们试图把唯物主义的历史考察形式同唯心主义的历史考察形式对立起来。安东·门格尔在1886年写到，“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从构成社会主义文献（其中有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的主要内容的、关于国民经济和仁爱的没完没了的讨论解脱出来并转变为理智的法律概念时，注重国际事务的活动家们才能认识到，为了穷苦大众的利益，现行的法制多么需要加以改造。和平改革对于统治力量来说比无产阶级革命好。”(3)。除了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外，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也被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看做是《资本论》的先驱，并且还被用来作为进一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的理由。他们还特别提到了在《哲学的贫困》中所阐述的经济问题，如劳动的本质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分工、价值学说、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的关系、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和作为社会关系的抽象的经济范畴；他们用未经证明的论断来反驳马克思的认识。比如埃米尔·扎克斯声称，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真理，即把经济范畴看做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和抽象，在这里是一种错误的概括。他们大多是主观地用唯心主义的或道德化的概念来反驳马克思对经济联系的唯物主义分析。

总之，在这个阶段，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作出反应，主要是因为它对工人阶级世界观中的经济学说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该书的意义由19世纪末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以他自己的方式用下面这些话表达了出来，即“‘世界上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伟大的导师’、‘社会主义的孜孜不倦的开拓者’是卡尔·马克思”。他同时还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的“另一部重要著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