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研究状况

虽然《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公开发表的论述他的科学世界观的第一部著作，但是，这部书无论是在哲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自《哲学的贫困》翻译出版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这部著作的研究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相比，数量偏少。

我国学者了解《哲学的贫困》的理论地位要归功于国内早期的哲学史、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史等方面的教材或论著(30)，如黄楠森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该书第一卷以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哲学的贫困》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第二卷在讨论《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时，对蒲鲁东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并将《哲学的贫困》与马克思的其他重要著作联系在了一起。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现有文献中对《哲学的贫困》研究最为充分、资料最为翔实的成果(31)。

1997年，学界对《哲学的贫困》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潮期。由于时年恰逢《哲学的贫困》发表150周年，学者们在南京召开了“纪念《哲学的贫困》发表150周年学术讨论会”(32)。与会的专家就《哲学的贫困》的研究情况、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它所蕴含的科学方法论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专家们一致认为，《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但在中国学术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讨论会提出了对该书加以深入研究的理论任务。在1997年到1998年之间，围绕《哲学的贫困》发表了一批文章，对该书包含的一些理论观点，如雇佣劳动概念、社会批判方法等进行了探讨。但遗憾的是，这股热潮并未持续下去。

与《哲学的贫困》的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对《贫困的哲学》以及对蒲鲁东思想的研究，然而这个方面的研究在我国也较为薄弱。首先，人们也许认为，既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将蒲鲁东彻底批倒，而且已经“盖棺定论”，也就不必再回顾蒲鲁东的思想了。其次，对蒲鲁东仅有的两本研究专著都出现在解放以前。一是上海自由书店于1929年出版的由芾甘（即巴金）翻译的《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原作者为克鲁泡特金），该书主要介绍蒲鲁东的伦理思想；二是重庆学术研究社1941年翻译的J.A.麦利荪的《蒲鲁东学说》，通俗介绍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第三，与《哲学的贫困》相比，《贫困的哲学》的全译本的翻译出版更为滞后。在《哲学的贫困》翻译出版的同一年，即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由徐公肃、任起萃翻译的《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直到1998年，才出版了该书的全译本。相关的研究大体上限于蒲鲁东主义在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时期的影响，而对于《贫困的哲学》一书以及蒲鲁东与马克思的理论关系的研究则屈指可数。

在这方面，除上文谈到的黄楠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研究成果：1999年南京大学的博士生朱进东以《马克思和蒲鲁东》为题写作的博士论文。该文基于思想史的视阈对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交往和理论关系进行了研究。朱文将马克思与蒲鲁东的理论演进关系分为六大历史阶段：哲学阐释阶段（1841年前）；社会主义交往阶段（1842年-1846年5月）；首次公开论战阶段（1846年6月—1848年2月）；革命及对革命分析阶段（1848年2月—1857年6月）；马克思在理论上深入批判蒲鲁东阶段（1857年7月—1867年）；马克思与蒲鲁东主义者交锋阶段（1867年以后）。文章系统地考察了各个时期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评价，提出了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理论走向问题。

在对待蒲鲁东的问题上，恩格斯看得要比后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清楚得多。在《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恩格斯这样写道：“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不能立即就被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扫除，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历史意义。谁要去多少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就应当去熟悉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33)“已被克服”并不能埋没这些观点的“历史的意义”，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才得以逐步生成。对于蒲鲁东的历史地位，我们暂且不说他是公认的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不说蒲鲁东思想在整个19和20世纪的巨大影响；但有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马克思一生中，唯一以批判一个人的一本著作为对象的写作，只有《哲学的贫困》。这难道不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蒲鲁东的重要性吗？如果脱离开对批判对象思想的考察，是无法真正了解马克思批判的意义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忽视蒲鲁东也代表着一种对马克思的不严肃、不科学态度。

近年来，对于《哲学的贫困》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