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论蒲鲁东的世界拯救论

《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承认和这一理论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运用》

1.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就着手进行下列工作：批判地审查他迄今为止的经济观点和通过新的经济研究来使之加深。

马克思对这个任务是非常清楚的。他在1846年8月1日写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说，他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已经放了很久了，手稿在目前的状况下他是不会付印的，他还要从内容上和文字上再作一次修改。“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70)，这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原因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制定过程获得的新认识中找到。由于这个原因，在制定历史唯物主义时得出的认识还没有加工以及由于承认价值理论而产生的结论还没有得出以前，马克思是严格拒绝发表他的经济观点的。不管其他的人，其中也包括恩格斯，怎样催促他发表，也不管他的经济状况怎样危急（他可以早些出版他的著作来改善经济状况），马克思无论在当时或者在以后都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马克思在停止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以后，于1846年7月就又着手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著作，并对第一卷的手稿进行加工。他估计这一著作能在1846年11月底完成。但是马克思推迟了这部书的加工工作，因为他研究的面愈来愈广，详细讨论的著作愈来愈多，同时遇到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越来越多。写完这部经济著作，是仍然不能解决这么多新问题的，尤其是，出版商列斯凯提出这本书可能禁止出版而解除了和马克思签订的合同，此外，马克思中断他的经济学研究，是为了与蒲鲁东进行公开的论战。

恩格斯受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在1846年至1847年间，较长时期的滞留巴黎，以便同那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保持联系，马克思从恩格斯的信里获悉蒲鲁东在其最新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阐述了他的思辨的、冒充科学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恩格斯的信中同样可以看出，在法国工人中，以及在巴黎的许多德国流亡者中，有大量的人赞同蒲鲁东的观点。蒲鲁东的世界拯救论，在工人中对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和方法引起了危险的幻想，这些论点是妨碍革命斗争的，从而对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事业是完全有害的，并且会造成损失。因此，马克思决定用论战来回击蒲鲁东的文章。

1846年12月底马克思收到蒲鲁东的书。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两天之内把该书浏览了一遍，其后，即1846年12月28日他在给俄国的批评家和政论家安年柯夫的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这本书的意见。这封极为重要的信可以被看做是《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二章的纲要。马克思在信中说明了蒲鲁东采取的哲学方法论的立场，并用他自己的观点加以驳斥，这些观点，后来马克思在他的《论蒲鲁东》这篇文章里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由于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们把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文献看做是姐妹篇。

马克思在12月底才开始写作他的论战文章，而在1847年3月就已基本完成并且已经付印。这可以从马克思1847年4月8日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驳卡尔·格律恩》(71)一文中清楚地看出。与蒲鲁东的书的名称相反，马克思把他的著作叫做《哲学的贫困》。因为蒲鲁东在法国工人当中影响很大，所以马克思的著作是用法文写的，以便直接对法国工人起到作用，把他们从蒲鲁东的影响下解救出来。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卓越地剖析了蒲鲁东的经济和哲学观点，把他和恩格斯制定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以此来阐述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且说明了他的关于价值和一系列其他的经济范畴的观点。

在马克思写《哲学的贫困》所必需的将近3个月的短时间里，他不可能为这一论战进行特别广泛的经济学研究。因此，马克思不得不依据那些他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前后就进行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的认识和看法。我们认为，《哲学的贫困》在阐述价值时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马克思修改的《经济学批判》第一卷，正如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是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并且把那里说明的思想在这儿作了精确的说明和进一步的阐述。我们相信这种看法不会是错误的。

按照我们的看法，达·约·卢森贝将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哲学的贫困》之间出现的进步忽略了，这一进步不仅在《神圣家族》中，而且在可惜已经丢失的《经济学批判》手稿中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得到了反映。卢森贝写道，就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重写了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72)，他这是忽略了在马克思的经济观点的发展中所必要的中间环节。卢森贝得出这个看法，也许是因为他把《经济学哲学手稿》当做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了。

把《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和《哲学的贫困》中阐述的经济观点进行直接比较，就必然不可避免地得出错误的结论，即在马克思经济观点的发展中，尤其在他的价值观点中，出现了裂痕。这样，也就无法知道，马克思在写作两篇著名作品中间进行的研究过程中，对《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的观点，至少已经修改过两次。

如果说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直截了当地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并且试图用劳动异化论来说明一般商品生产的本质，那么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劳动异化论就愈来愈被排除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是作为劳动价值论的辩护人出现了。马克思的这种观点的改变并不是一个裂痕，而是从1845年底以来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系统地积累新认识和排除旧观点的结果。这些认识在它们发展的某种程度上，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定进程而转变成马克思的经济观点的新的质。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发表的第一部经济著作。它由两章组成。在第一章里马克思研究了蒲鲁东的“科学发现”，即“构成价值”究竟有什么意义，在第二章里他详细考察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是用李嘉图和黑格尔来反驳这位《经济矛盾体系》的作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两位为依据，但是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既不同于李嘉图也不同于黑格尔的观点的。由此可见，不仅劳动价值论还有辩证法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和它的理论源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另一方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上的先驱者之间存在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我们发现，我们在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价值观点时所确认的东西，已经得到证实，即马克思在这里是站在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但是在我们研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价值观点以前，我们还必须看一下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说明和运用的，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得出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从根本上说必须看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灵魂，是马克思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成果的秘密所在，因为它是劳动工具和认识工具，马克思借助于它才得以彻底改革全部政治经济学。

2.在与蒲鲁东论战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建立

马克思在与蒲鲁东的论战中，用他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恩格斯后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73)），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要点。

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他认为这门科学的任务在于，“理解经济发展”(74)，也就是理解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因而是过渡性的，历史上暂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运动和它的内部联系，可见，是研究“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75)和发现它们发展的规律性。

经济范畴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马克思按照他的唯物史观，不像蒲鲁东那样把经济范畴看做“观念”或者“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76)。因此，照马克思的说法，蒲鲁东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77)，并且“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对蒲鲁东来说，这些抽象又只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存在于天父心怀中的公式”(78)。马克思使经济范畴回到了它的现实的物质基础上，并且指出，经济范畴只是人类“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79)。

因此，马克思坚决反对蒲鲁东把经济范畴加以抽象和把经济范畴同现实关系（经济范畴与现实关系相适应并且是它们的表现）任意割裂开来的做法。他强调说，现实关系并不能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通过经济范畴的真正本质的实现，或通过新范畴的发现而改变；相反，现实关系的实际改变是由这种关系本身的发展规律性引起的，随着现实关系的改变，会出现经济生活的新的规律性，它们的理论表现就是新的范畴。因此，不能“通过思想的运动”(80)来建设世界；相反，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必须从经济关系本身的运动中通过深入的研究得出来。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第一位的，而经济范畴是第二位的，它是生产关系移入人的头脑的物质的东西，是生产关系的表象、理论反映和抽象。由此马克思指出了经济范畴的来历。从这里得出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政治经济学必须先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经济范畴的现实基础来研究，从而通过抽象的办法得出经济范畴。

但是，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经济范畴的物质来历，而且也强调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马克思在这里继续发展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的关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并且指出，人类不仅适应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而生产出产品，而且同时生产出“社会形式”，也就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必须以此为出发点，“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81)

但是像马克思指出的，人们不能够自由选择他们的生产关系。相反，这依赖于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82)。但是，构成生产关系基础的社会生产力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同样，生产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83)马克思在他的叙述中得出结论说，由于这个原因，经济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并且“和一定的生产方式”(84)相适应，也就是说，它们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特殊表现。这一点无论是蒲鲁东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不这样认为。

马克思用这种对经济范畴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考察方式使自己区别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例如李嘉图。这些经济学家虽然把经济范畴看做生产关系的表现，但是，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本身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85)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用上述考察方式同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形而上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对立起来。蒲鲁东认为，范畴是以独立于实际关系的观念存在的，经济关系只是这种经济范畴的实现，因而，要完全揭露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深处隐蔽着的真理，以便使之实现。

经济范畴的新的考察方式构成方法论的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方法论特点。从这种考察方式中得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决定性基本原则：不仅要研究“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86)（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研究时把这些关系本身看做完成的、现存的、永恒的关系），而且要研究这种关系本身产生的方法和方式，也就是研究“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87)，它们是怎样发展的，最后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它们是怎样必然被取消，并由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来代替。

马克思关于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中各个生产关系相互联系的观点

马克思在他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第三个说明》中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马克思着重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整体”(88)，形成一个——尽管是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不可以任意分割，而且这个统一体的各个环节不可以形而上学地看做是相互孤立的，而只是表明生产方式一定方面的各个生产关系，必须根据它们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生产方式内部的实际联系和相互作用加以研究。

蒲鲁东不顾这种必要的内部联系，而臆造出一个经济范畴的体系，在这体系中各个范畴通过纯粹的思维活动而相继产生。马克思最坚决地反对蒲鲁东歪曲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和实际联系，并且反对他的范畴上形而上学的思维的发展。马克思强调指出了“现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在这个总体中每一个关系“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两者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89)例如，蒲鲁东把货币从这个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使它“成为想象中的系列，即尚待发现的系列的第一个要素”(90)。

在驳斥蒲鲁东形而上学地分离经济范畴和以此为基础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中对经济范畴的“逻辑”顺序的论述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91)各个生产关系与蒲鲁东的观点在一个完全一致的内部联系上是相对立的。因此，如果在这种联系以外去考察这些一定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经济范畴就变成了空洞的抽象。

某一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连贯的，相互制约、补充，相互依存，相互交错的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的整体，由这一认识可以得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更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在考察某一生产方式的各个生产关系时，始终必须注意这个生产方式的整体，必须在各个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上看到它们及其理论表现，即经济范畴。必须注意，各个经济范畴总只是反映这个整体即社会生产方式的个别方面，必须确证，每个经济范畴在这种联系中执行什么职能。

蒲鲁东以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提出了历史真实性的要求。但是，他对经济范畴顺序的论述，既不符合经济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次序，也不符合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采取的次序，而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92)。

可是，蒲鲁东形而上学地使各个经济范畴孤立起来以及关于经济范畴论述的批判还有不足之处。这是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论述和现实历史运动之间的关系。在同蒲鲁东的论战中，马克思还没有指出，与蒲鲁东的从“纯粹的思维”臆造出经济范畴顺序的方法不同，有一种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的方法，它与蒲鲁东的方法直接对立，是从现实中产生，同时又反映排除了偶然性干扰的历史发展，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科学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

马克思只是到50年代，当他着手论述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才涉及这个问题。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最先提出的只是这个问题：“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

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93)

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观点

蒲鲁东把发展看做是一个经济范畴产生另一个经济范畴。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发展观，马克思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中使用的方法看起来似乎是辩证的；因为他力图说明，新的范畴是从过去的范畴的矛盾中产生的。这样，经济范畴的顺序在他的表述中就得到某种发展的外观。马克思不仅非常熟悉德国古典哲学的最伟大成就，即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以它的有价值的成分为基础，批判地对它进行加工，并把它从唯心主义的外壳中解放出来，创立了他自己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样，马克思必然憎恶蒲鲁东的“辩证法”，而且必然要提防蒲鲁东歪曲和滥用辩证法。

蒲鲁东在每个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寻找“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认为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94)。同时，蒲鲁东还给自己提出任务，要保存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和消除其“坏的”方面。为此目的，他让各种经济范畴相继出现，使其中的任何一个范畴都变成在思想过程中消除另一个范畴“坏的”方面的手段，也就是说，他常常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95)。这一切对蒲鲁东的用处只是，把他的“构成价值”说成是一切“发现”的顶峰；因为蒲鲁东认为，能够消灭全部经济矛盾并能消除现存社会一切弊病的范畴，就是他所发现的“构成价值”。

马克思把自己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辩证的”方法相对照。马克思指出，蒲鲁东著作中出现的矛盾只是他头脑中存在的矛盾，而实际上在经济范畴上所表现出来的矛盾，无非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矛盾性在理论上的反映，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具有二重性，并且最终一切生产关系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无法解决的对立为基础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这些矛盾的根源，应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中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体中去寻找，而不是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在经济范畴中去寻找。对蒲鲁东来说，经济范畴之所以还显出有矛盾，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智力对经济范畴真正本质的认识，还只是不充分的和不完全的，因而经济范畴的实现也只是不充分的和充满着矛盾的。蒲鲁东认为，只要进行思想活动，就能消除矛盾，而马克思认为，要消除现实的矛盾，就得彻底改变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决定的。

对蒲鲁东来说，重要的是消灭矛盾的方法；而马克思则相反，他提出的任务是，揭示现存生产关系在单个和总体上的矛盾性并研究这种矛盾性如何日益加剧和尖锐化，直至必然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消除。蒲鲁东力图维护任何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并消除范畴的“坏的”方面或消极后果。由此看出，他是要保留商品生产、私人交换、价值、工资等等，但是要消除竞争规律及其后果，如价格波动、经济上弱者的破产等等。

马克思反驳蒲鲁东说，要想消除矛盾的一个方面而保留另一个方面，这是幻想；因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96)”。为了能消除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由它产生的矛盾，人们不要否定它或者调和它，而应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97)

然而，马克思认为，这个基础就是建立在私有制上的私人交换，和由此产生的商品生产以及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交换形式。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矛盾的尖锐化而不可避免地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也就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消灭并取而代之。如果新的生产关系始终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中产生，那么，人们就必须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探索这些矛盾，注意它们的发展和尖锐化，才能对生产方式的交替做出总的结论。

因此，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总体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因而对马克思来说，他的任务就是，研究现存的经济矛盾及其发展，并揭示使这些生产关系趋于消灭的物质条件。

政治经济学新制定的方法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经济理论观点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在《哲学的贫困》中虽然还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但是在纲要上已经制定。它表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制定自己的经济学说方面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而且明显地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派。

如果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斯密和李嘉图来说，重要的事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98)，那么对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仅要解释现存状况，而且要发现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并研究，如何通过这些规律的作用为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创造条件。因此，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是像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想出各种各样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而是“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99)。对此，马克思的新方法是最适用的。

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的论战中，对政治经济学新方法的纲要的制定，无疑是《哲学的贫困》中所写下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比之该著作中对经济理论问题的论述尤为出色；因为正是这种革命的方法给马克思提供了一把使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作出了许多基本发现并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改革的钥匙。因此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00)这不是偶然的。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的优越性，在他的《哲学的贫困》的理论阐述中已清楚地显示出来，对经济范畴的历史的和辩证的理解方式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但它在本书的经济理论中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马克思自己的经济理论还刚开始制定。在经济理论问题上，马克思在这里很大程度上还是依据李嘉图的，所以在许多问题上有着李嘉图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论观点。尽管如此，在个别的经济理论问题上也明显地可以看出克服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因而马克思提出的新问题和新的理解方式，就已经使个别的经济范畴和规律面目一新。

要在所有的个别问题上也能克服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并通过一系列重要的发现能提出他自己的经济理论，或者像恩格斯所说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例子上确立“唯物主义的观点”，也需要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