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晚期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15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所引发的主要社会文化思潮就是人文主义，即以人性代替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伴随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也开始摆脱正统神学的束缚，人工与自然绝对二分的思想受到了挑战，以人类理性为代表的科学精神逐渐兴起。因此，19世纪的文化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就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成就概括为两大主题，即“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1]。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1401—1464）、意大利的特莱西奥（Bernardino Telesio，1508—1588）和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等。
库萨的尼古拉的自然哲学具有新柏拉图主义倾向，学者们普遍将其视为处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哲学家。他对自然哲学的探讨是基于神学研究的，为了回答“人类如何能认识上帝”这个难题，他提出了“有知识的无知”思想，并且利用数学知识对其思想进行了解释。库萨的尼古拉认为，人类关于上帝的知识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无知，这是因为上帝是绝对的极大，人类给予上帝的那些肯定性名称，都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适用于上帝，我们有限的理智是不能认识无限的上帝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是一无所知的，而是说我们对上帝的把握不能借助知性的逻辑演绎，而需要借助超越和类比来实现。就此来说，这种认识采取的是一种非理解的方式，因而从精确认识的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无知。库萨的尼古拉所认为的非理解的方式与中世纪神学家艾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1260—1327）借助神秘的直观来认识上帝的方法并不相同，它是以“理解的方式”为基础，即人类需要从理解有限的事物出发，将有限事物化作符号（symbolum），并超越其有限性，从而达到无限。库萨的尼古拉认为数学符号是人类知性的创造物，相比于其他有限事物，它是最抽象的，也是最少受可感事物质料可变性影响的事物，因而是人类把握上帝的最理想符号。
库萨的尼古拉将我们利用数学符号把握无限的过程划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考察有限数学形体的状态，例如就有限的圆来说，圆越大，其上的一段圆弧曲率就越小，因而就越接近与该圆弧相切的切线，但是无论它有多大，该圆弧也不可能与其切线相重合；第二步是要把认识到的状态过渡到同类的无限形体上，例如我们可以假设存在一个无限大的圆，那么，其上的某段圆弧的曲率必然是无限小的，因而将必然会与其切线相重合，这意味着直线和曲线就在这个无限的圆中相互契合为一了；第三步是将无限形体的这种状态通过摆脱一切形体的方式，过渡到纯粹的无限者上，即无限的数学形体包容了一切有限的数学形体，如同无限的圆包容了直线和曲线，这意味着绝对的极大包容了一切事物，即上帝就是一切事物。当然，库萨的尼古拉提出的“有知识的无知”不仅仅在中世纪末期的自然观和认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它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论意义，与近代科学的出现具有密切的关系。由于14世纪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强调要精确地认识上帝和自然，然而在现实中完全精确的测量却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认为不能把精确的测量引入自然研究。只有放弃这种对精确性的盲目要求才能令以精确测量为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库萨的尼古拉恰恰强调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从而为人们放弃精确认识提供了理由。正是在承认了一切认识都具有非精确性的基础上，近代“精确”自然科学才逐渐在后来的伽利略等人那里产生。
特莱西奥是文艺复兴时期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自然哲学家，他推崇泛灵论的世界观，将自然看作是具有生机的实体，并强调经验和实验的作用，可以说他是近代经验论的前导者。特莱西奥认为经院哲学将抽象的理性强加于自然之上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根据可感受到的自然本来的原则来解释自然。他在《论物性的起源》中指出，冷和热就是可感的自然原则，冷代表绝对静止的原则，而热代表运动原则。这两种原则不仅是无形的、对立的，还是能动的，它们的能动性体现在其可以感受到自身的存在和对立面的消失，且它们还有保存自身的倾向。世间物质的运动都是由于冷和热的互相冲突而引起的。特莱西奥关于冷和热的原则体现了他的泛灵论思想，他指出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两种原则支配的，无论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有趋利避害的倾向。这种泛灵论使得当时的人们从研究神学转入到对自然的研究上来，因为自然与神被连成了一体，研究自然亦即研究上帝，因此它为人们从中世纪神学世界观转变为唯物论世界观创造了条件。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自然哲学家是布鲁诺。一直以来，布鲁诺都被视作为捍卫真理而牺牲的英雄人物，然而从近些年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对布鲁诺进行的再研究来看，以往国内对其“科学真理的殉道士”、“唯物主义者”的形象认识存在简单化、样板化的问题，真实的布鲁诺之所以被烧死是因为其坚持复兴古埃及法术宗教，而非因为他坚持日心说，并且他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也并不是出于“科学”原因，而是为其宗教服务。[2]不过，作为自然哲学家，布鲁诺的自然观、认识论以及他坚持在自然研究中引入数学方法的态度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布鲁诺推崇赫尔墨斯主义传统中泛神论与万物有灵论的自然观，认为“灵魂不但存在于自然整体，而且存在于自然的部分；因此，‘万物在自身中有灵魂，而且有生命’。不但如此，灵魂还存在于自然的部分，如此分析下去，构成事物的最小单位也有灵魂”[3]。事实上，就布鲁诺对自然哲学的影响来说，比坚持日心说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无限宇宙中存在无数个世界”的世界观学说，他借此摈弃了封闭的、有限的托勒密宇宙模型，并希望以此推进宗教改革的开展。需要说明的是，布鲁诺并不是基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视角提出“无限宇宙中无数世界”认识的，事实上他是从神的无限性推出世界的无限性的。“布鲁诺坚信神性存在的必然性，也坚信只有无限的宇宙才能体现上帝无限的创造力，无限的宇宙就是神性现实存在着的最好体现。在布鲁诺看来，人类作为神创的伟大奇迹，应该认识到自身有着神性的渊源，人们只有在认识无限宇宙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出神性的无限。”[4]正是由于布鲁诺将人性与神性相并列，才导致他相对地肯定人的能动作用，相信理性能够指导人类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从而为后来的理性主义的提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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