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与科学的合法化

宏大叙事与科学的合法化

为了考察科学的合法性问题，利奥塔引进了“叙事”（narrative）的概念来分析人类知识。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叙事不断合法化然后又被新的叙事消解、取代的历史，所有这些叙事形成了被称为市民社会的文化的东西。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叙事，利奥塔称之为“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在前苏格拉底时代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英雄史诗叙事，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理性论证的大叙事占了上风。

利奥塔进一步对知识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知识不仅仅是一套指示性的陈述，而且包括了“如何操作的技术”、“如何生活”、“如何理解”等观念，因此，知识不仅是认知的问题，还是能力的问题。除了对真理的追问，知识还扩延到“具体操作效益”（技术是否合格）、正义与幸福（伦理智慧）、声音与颜色之美（听觉与视觉的感知性）等标准的制定和运用。由此，他将所有人类知识分为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两种。叙事知识具有如下特征：叙事知识的标准是弹性的；叙事知识适用于多种语言游戏；在叙事知识的传递中，说者、听者、指示物在某种社会关系中进行；叙事知识会经历一种历时化、节律化过程；叙事知识不需要特殊的程序来批准其叙事的合法性，叙事不需要通过论证来进行合法化，而是通过“自我言说、自我成形”^[82]使自己合法化。于是，“经由叙事说法所传达的是一整套构成社会契约的语用学规则”^[83]，叙事知识通过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传承和更新，确保自己的合法性地位。而科学知识只是所有知识的一个子集，它本身由指示性陈述构成，同时还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这些陈述所涉及的物体可以重复得到，即这些物体处在明确的观察条件中；二是人们可以判断每一个这样的陈述是否属于专家们认定的相关语言。”^[84]因此，“如果有人能针对他所研究的指涉物提出一种确实的说法，他就是个有学问的人。对同样的‘指涉物’，如果一个人能以证明法或证伪法来证实专家的结论正确与否，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科学家了”^[85]。

科学知识具有如下特征：科学知识是一种排他性的指示性陈述的语言游戏；科学知识不是社会关系的直接组成部分，而是间接组成部分；科学知识的研究中，只对研究者的能力有要求，而对听者和指示物的能力没有要求；科学知识只能用证据获得有效性，而不能通过不断被重复讲述获得有效性；科学知识是累积性的。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考察叙事知识的有效性时，它就会发现叙事知识从来没有经过论证，叙事知识只能“归入另一种由公论、习俗、权威、成见、无知、空想等构成的思想状态：野蛮、原始、不发达、落后、异化”^[86]。

从知识发展源流来看，人类所有知识首先是一种叙事知识，科学知识需要叙事知识来提供合法性保证。但近代以来，科学知识从叙事知识中产生并取得长足发展，科学知识的昌盛挤压着叙事知识，大有调转位置、取而代之、试图为叙事知识提供正误标准的势头。科学知识为什么僭越于叙事知识之上？这里，势必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谁来决定什么是科学？利奥塔认为，从柏拉图时代开始，科学合法化问题和政治合法化问题就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真理的判断标准和正义的判断标准相互依存，科学语言和政治语言相互支持。利奥塔写道：“假设有一条科学陈述，它的规则如下：一条陈述必须呈现某种集合的条件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这里的合法化也是一种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处理科学话语的‘立法者’得到允许来规定上述条件（通常包括内在一致性条件和实验可证性条件），以便让一条陈述成为这个话语的一部分，并得到科学共同体的重视。”^[87]因此，科学的合法化来自立法者——公正，而立法者的合法化来自科学——真理。考察科学知识目前的地位，这种双重合法化的问题不但没有淡化，而且更加尖锐。它表明：“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88]

于是，在这里，我们发现科学知识不仅仅是一种经过论证的知识，而且需要借助于叙事知识来给自身提供合法化资源。“长久以来，‘科学’一直与‘叙事学’相互扦格。以科学的尺度来衡量叙事学中的描述，多少都要流于寓言传说。然而科学本身并非限于提供诸多实用法则去探求真理，它还必须在其策略竞赛中让自身所运用的规则合法化。因而科学就针对自身的方位和状况，制造出一种合法化的说法，这种说法，我们通常称之为‘哲学’。”^[89]

利奥塔发现，西方社会一直在为科学知识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试图说明科学知识为什么最具有客观性、合理性、真理性，这种辩护他称之为哲学。西方哲学一直借用叙事知识来为科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这种叙事知识便是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启蒙运动以来，使科学知识得以合法化的是两种宏大叙事：解放叙事和思辨叙事。前者偏重于政治，后者偏重于哲学。前者通过帮助人民获得解放和自由而获得合法性，后者通过开启人民的心智、追求真理而获得合法性。前者通过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得以体现，后者通过德国唯心主义传统特别是黑格尔大而全的总体化知识体系得以体现。这两点也在洪堡创建柏林大学时得以充分体现。洪堡一方面宣称科学机构“自我生存并且不断自我更新，没有任何束缚，也没用任何确定的目标”，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就是要“把科学当做科学来研究”；另一方面，他又补充说，“大学应该把自己的材料，即科学，用于‘民族精神和道德的培养’”。^[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