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的研究场点

建构主义的研究场点

随着SSK的逐渐壮大，到20世纪80年代，SSK的研究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多个研究学派，除爱丁堡学派外，还有英国的巴斯学派（以柯林斯为代表）、约克学派（以马尔凯为代表）、法国的巴黎学派（以拉图尔为代表）等等。如果将布鲁尔和巴恩斯看作是SSK的理论家，则柯林斯、马尔凯、夏平、拉图尔、塞蒂纳则可以看作是SSK的实践家。目前看来，若按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将SSK分为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宏观视角侧重从结构水平上分析影响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因素，以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模式为代表；微观研究视角则是将研究的关注点放在科学知识生产的日常实践上，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以及实验室研究即属此列。若按研究场点的不同，则可以将SSK分为科学争论、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及其实验室研究三个方面。与其它两个研究场点不同的是，科学争论研究不能简单地归为微观或宏观视角，因为这与研究者对具体科学争论案例的分析有关，也可以说，科学争论研究是连接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的桥梁和纽带。

（一）科学争论研究

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场点，科学争论研究首先是从宏观视角干预的，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是这一研究场点的先驱，其研究主要运用宏观利益分析模式。但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SSK学者发现，单纯从宏观视角着手的科学争论研究，在解释复杂的社会因素如何渗透到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时有些乏力。由此，以柯林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开始将科学争论研究推进到微观层次，而柯林斯的《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夏平和谢弗的《利维坦和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室生活》是这种微观研究的代表作。

《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主要围绕与科学争论密切相关的三个案例而展开，它们分别是：“复制TEA激光器”，“探测引力辐射”以及“超心理学研究”^[4]。基于对这些案例的跟踪研究，柯林斯发现，一场科学争论的结束或共识的达成仅靠科学本身是不可能完成的，必定有其外在的机制。其中，具有不同意见但又对科学争论结果具有密切兴趣的群体将组成“核心层”（core-set），科学争论的过程就是核心层内部磋商的过程。随着磋商的结束，一种双方都认为“适当”的科学知识由此产生。所得的知识将被看成是严格按科学程序进行的结果，而核心层的“磋商”和相关社会因素对知识的影响则被清洗掉，知识也就像拉图尔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个黑箱。换言之，虽然核心层的争论充斥着社会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但最终结果却是得到“确证无误的知识”。正如柯林斯所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远离核心层的知识比直接产生的知识感觉更可靠。知识的确定程度被归因于知识的猛增，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超越了核心层的边界。”^[5]由此看来，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而这种建构的过程往往并不被外界所知。

需要指出的是，柯林斯把所有的科学争论完全归结为核心层的磋商也不尽合理。实际上，柯林斯的研究属于经验相对主义纲领的范围，他本人也承认是一个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者，正如其在1982年发表《特殊的相对主义：自然的态度》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的研究应该把自然界看作是真实的；而社会学家的研究应该把社会世界看成是真实的。这也就是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当然，柯林斯只是研究科学争论的代表之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参与观察与访谈，而巴恩斯、夏平、皮克林等人的科学争论研究则主要采取的是历史分析方法，其研究视角微观与宏观皆有。由此可见，科学争论研究者在案例的选取、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研究视角的切入等方面均不尽相同，正是这种不同，展示了科学争论研究的丰富性，也为科学知识的建构论提供了更多的印证材料。

（二）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

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是SSK微观研究视角的又一个独特的研究场点。与科学争论研究不同的是，它更侧重对科学家的文本资料与话语交流过程的分析，其研究更多地结合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以及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以马尔凯为代表的约克学派是这一研究场点的主要探索者，其工作在《打开潘多拉之箱》《语词与世界》以及《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等著作中体现出来。

马尔凯和吉尔伯特的《打开潘多拉之箱》是约克学派关于文本与话语分析的研究的代表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二位作者利用三年的时间追踪访问了对氧化磷酸化作用进行研究的34位英美生物化学家，并收集了该领域大量的研究文献与非正式资料、相关私人信函等。在对材料进行分析时，他们以“打开潘多拉之箱”作为隐喻是想提醒分析家关注科学话语的多样性与可变性。在伍尔加看来：“马尔凯和其他人所论证的中心问题是，由于科学家自己生产的关于其行动和信念的说明具有多样性和表面的不一致性，在给出科学行动的确定说明时就存在着严重困难。”^[6]正如拉图尔所言：“如果我们想在科学家和工程师工作的时候跟随他们，所有这些研究（主要指文本与话语分析），无论它们多么有趣和必要，都是远远不够的。不管怎么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制订计划草案、阅读和写作论文。他们总是争辩说，在技术文本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比他们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更重要的东西。”^[7]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对科学文本或话语作了如何详细的分析，科学家的研究动机还是很难发掘出来，而这种研究动机无疑会影响科学知识生产的全过程。

事实上，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在SSK其他研究纲领也可以见到，如柯林斯在进行科学争论研究时也会涉及对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的研究。此外，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也使用了“文学铭写”这一概念，塞蒂纳的实验室研究还特地关注了实验室科学论文建构过程中的修辞学问题，实际上，这些都属于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

（三）实验室研究

实验室研究是SSK微观研究视角的第三个重要的研究场点。20世纪70年代，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多位学者开始走进实验室，他们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与实验室科学家的长期相处中，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写出了多部实验室研究的民族志作品。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塞蒂纳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是其代表作，两书的作者都希望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对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进行深入考察，以印证作者的社会建构论观点，如它们以非释放因子的化学结构、轴突生长的神经解剖等为关注点，重点考察了科学事实、科学论文在实验室中的复杂建构过程。

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科学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客观表述或直观呈现，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是价值无涉的，而拉图尔和伍尔加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不仅指出科学事实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还试图揭示科学事实得以实验室建构的内在动因。正如该书作者所言：“事实上，现象只取决于设备，它们完全是通过实验室所使用的仪器制造出来的。凭借记录仪，人们完全可以制造出人为的实在，但制造者却将人为的实在说成是客观的实体。”^[8]塞蒂纳的民族志作品《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则更加关注科学论文的实验室建构，作者通过对一篇论文从初稿到终稿多达16次修改经历的跟踪分析，发现作为科学知识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科学论文也没能逃脱社会因素的影响。如她所言：“科学论文的形成经过一个转换过程，这一过程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在超科学领域中运行的社会连接的机制，而这种社会联结是由利益的分裂和融合来调节的。”^[9]

综观SSK的实验室研究，它们大多将科学的社会建构作为自我理论的预设，而在实验室中去找寻其理论依据，故将科学中自然因素的作用排除在外，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自然实在论，从而打破了自然之“镜”，走向了一种新的本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