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启蒙》序

《第二次启蒙》序

《第二次启蒙》序

早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怀德海的过程哲学已经传入中国，^[1] 但我听到怀德海的名字却是1986年在加拿大召开的一次会上。然而由于我的英语听力很差，对该主讲者所讲的内容一点也没听懂。后现代主义大约也是在1980年代中期，我在游访欧美时才稍稍接触到，但那时的后现代主义主要目标是针对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解构。 ^[2]我稍多地关注怀德海和后现代主义是到21世纪了，这是因为出现了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且有幸在2005年与建构性的后现代的创始人之一约翰·科布有一次面谈，^[3]此后又认识了留美中国学者王治河和樊美筠。上个月他们把将要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第二次启蒙》寄给我。我粗粗地翻阅了该书稿，真是喜出望外，这部书使我更加全面地了解怀德海过程哲学和创构性后现代主义对今日人类社会的意义，特别是该书充分而且广泛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思想资源，而且真诚地表现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这部书的出版面世，我相信定会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我为什么对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有兴趣？这是由于我对现代性或者现代化社会的现状的忧虑而引起的。我曾在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撰写的《中国儒学史总序》中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引出是由于我注意到对多元现代性有不同的看法。对多元现代性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可是归纳起来，大体上是两种很不相同的解释：一种是，现代性是多元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现代性；另一种看法是：现代性就是现代性，有着共同的基本内涵，只能是不同民族进入现代化的道路不同，形式有异，实现方法更可能千差万别。我个人的意见是，也许第二种看法较为合理。我们知道，现代性就其根源性上说是源自西方，因为西方早已实现了现代化，而且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走现代化的道路上。因此，就现代性说必有其基本相同的核心价值。

让我们回到多元现代性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就现代性来说必有其基本相同的核心价值，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如何进入现代社会，它们所走的道路，所采取的方法，所具有的形式可能很不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原因所造成的，不可能要求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不是可以在接受自由、民主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的情况下，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并为此补充某些新的内容，从而可以对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端起积极作用呢？

我认为，儒学的民本思想、宽容精神以及责任意识，应可成为接引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精神进入中国社会的桥梁。儒家的民本思想虽不即是民主，但它从本质上并不是反民主的，其根据就在于民为邦本。民为邦本虽仍是由治人者的角度出发的，但它却知道民作为国家根基的重要性，因此从理论上说，民主进入中国社会应不太困难。又，儒学有着对其他文化较为宽容的精神，如它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自由应比较容易被容纳。在中国许多儒者都有着“居安思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特殊的批判精神和责任伦理对引入民主、人权等现代意识应是有意义的。在历史上，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就是一例。如果我们能把儒学的民本思想，宽容、责任意识等精神融合在自由、民主、人权之中，那么，是不是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进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社会呢？我想，它也许是一条使中国较快而且较稳妥实现现代化的路子。

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它的种种弊病已经显现，而且如不改弦易辙，那么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毁灭其自身的道路。因而，在西方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如果我们从儒家学者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中总结出某种责任伦理，这是不是可以减轻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病呢？如果自由、民主是一种负责任的自由、民主，这样的社会也许可以比较合理地发展。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的主席卡拉梅就提出过“责任伦理”的问题，并认为除“人权公约”之外，应有一“责任公约”，这是很有见地的。^[4]同时，实际上中国的学者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最近注意到西方的某些中国学专家已开始从儒家思想发掘有益于人类社会合理发展的思想因素。如法国当代大儒汪德迈在他的《编纂〈儒藏〉的意义》中说：“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的挑战，迄今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那么，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提倡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5]法国索邦大学查·华德教授认为：“孔子思想中充满信仰、希望、慈悲，具有普遍性。在21世纪的今天不仅有道德的示范作用，更有精神的辐射作用。”^[6]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是现代社会的财富，责任、民本、宽容等等同样是现代社会的财富。现代社会不能没有自由、民主、人权等等，这是现代性社会必须具备的核心价值，否定它们就没有现代社会。但是，某些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不仅会有丰富的自由、民主、人权的内涵的思想因素，甚至会存在着制约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可能发生的负面作用的思想资源。正是因为有可能制约自由、民主、人权可能产生的弊病，也许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后现代时，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化中具有特殊价值的因素将会成为更重要的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对将来人类社会之所以重要，也许正是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仁人志士确实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宝贵遗产，同时也是当今中国的一批中西兼通的学者正在为迎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社会作出的贡献。

王治河、樊美筠的《第二次启蒙》重点在“中国的后现代呼唤第二次启蒙”，这体现着中国学术界正深度地进入当代世界思潮的讨论之中，这样的贡献将会得到各国学术界的重视。当然，关于人类发展的前景，关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能起的作用等等问题，将是一个要经过相当长期的各国学者的对话才能取得共识的问题。上面我谈到的一些看法，并不与《第二次启蒙》都相同。这也许更有利于我们大家共同为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提供多视角的出发点。祝贺王治河、樊美筠新书出版。

【注释】

[1]参见《熊十力选集》中之《论玄学方法——答谢幼伟》，该文中说：“向者张东荪尝谓《新论》意思，与怀德海氏有不谋而合处，未知果然否……”

[2]1993年夏，意大利哲学昂贝多·艾柯（Umberto Eco）来华在意大利大使馆演讲，也请了我同讲，我的讲题是：《现代与后现代》，后该文收入《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7月。

[3]参见唐崇昭《目击大师对话》，《世界文化论坛》，2005年9月10日。

[4]参见《建设一个协力、尽责、多元的世界》，《跨文化对话》第9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7月。

[5]该文见于《光明日报》，2009年8月31日。

[6]见于《中法学者沪上共论孔子思想》，上海《文汇报》，2009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