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骋寰宇界，岁砺金玉心

思骋寰宇界，岁砺金玉心

思骋寰宇界，岁砺金玉心

记者：李凉 张琳蔚 郄艺

实习记者：关越 张晓理

回顾获奖感受：设置奖项是对价值理性的重视

“这个奖项对我个人继续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努力终生来说，是一个鼓励。”回忆起两个月前，在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日前夕收到吴玉章基金会来信时的情景，85岁高龄的汤一介教授平静地说，“我的第一反应是，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的老学者其实很多。不过能够在第一届获奖，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

而更令汤老欣慰的，是设立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所传达出的信息。“向来，我们国家对于理工科是比较重视的，设置了好几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项，但缺少一个足够分量的人文社科方面的奖项。”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是对于成果的奖励，而增设的终身成就奖是对于学者个人的奖励。“两方面奖励，比较全面，体现出的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和重视。”

吴玉章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袁宝华出席颁奖典礼，与陈雨露校长一同为汤一介教授颁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汤一介教授强调，工具理性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而价值理性关注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理想的社会是两种理性并驾齐驱，应该正视当前工具理性畸形发展，价值理性被边缘化的现象。

获奖后，汤老曾在多个场合提到人文社会科学背后的价值理性问题。“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一直推崇理性精神。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方面，一个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另一个则是以人文精神为基础的价值理性。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特别发展，但工具理性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缺少价值理性的指导，就会走上一条危险的轨道。现代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是人们在丧失人文价值底线的情况下，将他人、将自然视作工具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恶果。”

汤老认为，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就是对价值理性的倡导。而在沉甸甸的奖杯和对人文精神、价值理性深刻理解的背后，是汤老在哲学道路上走过的六十多个春秋。

追忆青年时光：从心灵之问到赤子之心

汤老的祖父汤霖于清光绪年间进士，父亲则是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汤老在少年时代感受过北平宅第里的富足优渥，也经历过日寇入侵后迁居西南的颠沛流离。

在变故与转折中，家学的耳濡目染却不曾中断。1947年，汤老考入北京大学学习哲学。“进入大学之前，我就喜欢思考‘人活着的价值是什么’、‘人到底需不需要有一种宗教信仰’一类的问题。一些阅读对我走上哲学道路的影响也很大。比如，法国作家纪德的小说《窄门》让我思索，人是如何处理与他人和上帝关系的？还有《庄子·逍遥游》中提到的‘无何有之乡’，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境界？我试图寻求答案，解答问题。而哲学，提供给我一条通向真理的可能路径。”

在北大哲学系，汤老开始接受学院化的哲学训练。“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几门课程是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这类课程很锻炼我的思维逻辑性。”汤老父亲在欧洲哲学课堂上的系统讲授也给他带来了与在家熏陶完全不同的体验。汤老回忆说，自己求知欲很强，爱好也非常广泛，“还选修过英语授课的外国文学课程，克服了很多困难”。

这段学习经历成为汤老之后学术研究的基石。比如，体系化的西方哲学让汤老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得出结论很快，但论证过程不清晰，逻辑性不够严密”的弱点。三十年后，在汤教授重启中国哲学研究的时候，昔日积淀下的方法与脉络使他格外受用。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学由新政权接管。建国伊始，青年知识分子接触到陌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这种新的主义，哲学系师生态度迥异。汤老回忆说，在19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这群最热爱思考的人爆发了激烈争论。“确实有不少人对于马列主义非常抵触。但是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觉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总算找到了一条可以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非常振奋。建国初期，种种阴暗的社会现象很快就消失了，人们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年轻的汤老感到，人们此前所探索的真理此刻已在眼前，“接受马列主义是一件自然的事情”。1949年11月，汤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生里算是积极分子”。

毕业后，汤老被组织安排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任教，以一名坚定的理论工作者的身份传播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直到1956年调回北大，先是作为父亲汤用彤的助手，后来开始自己发表文章。“那个年代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只有政治领袖才有资格成为哲学家，哲学学者只能被称作哲学工作者。”那时，汤老作为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解释伟大领袖的思想；二是用“哲学家”的思想去解释历史和现实，多是进行唯物或唯心、进步或反动一类的定性分析。

汤老和夫人乐黛云老师是一对学者伉俪，一个多年从事哲学研究，一个在比较文学界取得了很高成就。他们在求学时代相识于未名湖畔，已携手走过一个甲子。乐老师曾评价汤老“想得多，总是很忧心，做事情一板一眼”，同时也是一个“朴素、恋旧、重感情的人”；“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两人合著有《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记录下他们夫妻深情。

如今的汤老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着那段时光。“在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中，我也进行过思考，提出过问题，但总体来说是比较自然地放弃了自己的很多观点。不幸的是，当时中国学者接触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沉浸于美好幻象中的学者们更没有意识到，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停止独立思考而接纳了这种教条僵化的指导思想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就走上了通向深渊的道路。时代大潮里的汤一介教授也未能免于受难。

回忆动乱年代：在迷茫中顿悟独立意识的价值

“文革”前夕，北大哲学系就存在着一些思想上的纷争。汤老回忆说：“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批判北京大学办学方向有问题，有康生等人幕后支持；还有一派以前任书记为代表，得到了时任校长陆平和北京市委的支持。我当时担任哲学系下面党支部的书记，认为这种矛盾和斗争没有太大意义，就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去了。”后来中央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定下结论，压制了聂元梓对北京大学的批判。表面上重归太平，汤教授又回到北大。

然而回到北大的汤老发现，尽管有了结论，但由于两派分立，思想根本无法统一。就在此时，“文革”爆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贴出。原先支持北大的北京市委被打倒，北大哲学系成为运动漩涡的中心，既是火药库，也是重灾区。由于曾按要求发表过在斗争中倾向校长陆平的文章，汤老沦为陆平校长的陪斗。后来，汤老同众多北大教员一起，被下放到鲤鱼洲劳动。“我比较低调随和，能批的批了，要认错的也认错了，和挨斗的时候比，下放的生活已经舒服很多。”

1972年，汤老被召回北大，教授工农兵学员。由于在教学方面有所专长，不久被任命为教改组组长。“当时的想法比较单纯，想着能够重新教书，挺高兴的。但在授课的过程中感觉到，哲学系只讲授毛主席著作、阅读‘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怎么够呢？于是我和其他同志大体上依据列宁的《唯批》编了一本《认识论》的提纲。工农兵学员们写文章的水平不行，我又提出起码要加学一点逻辑，使学员受到一点基本的让文章合乎逻辑的训练。当时有些干部仍在接受审查，未得解放，教学人手紧缺，所以也做一些解放干部的努力。”然而，在“批判右倾回潮”运动中，有人指责汤老的这些主张是“轻视毛主席著作学习”。于是，汤老再次遭受批判。

而此时，一波新的政治任务又将汤老从面临下放批斗的境地中解救出来。1973年秋，汤老被安排进入“两校大批判组”，为中央部署“批林批孔”运动的一号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搜集资料。学者们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仍被要求写作为斗争运动服务的文章，静心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更是天方夜谭。“当时我觉得，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反正毛主席说了，要你做你就做。好好做就得了。”

汤老曾评价道，自己在那个时代所写的文章并无多少学术价值。“如果说还有点什么作用，可以说它们反映了当时极‘左’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多么深刻，可以和同时代的类似论文一起作为总结极‘左’思潮危害学术研究的材料。”每每谈起“文革”，汤老都唏嘘不已。“‘文革’把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时光浪费掉了。‘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五十岁，思维最活跃的年龄已经过去了。”然而对于汤老来说，最大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如果没有‘文革’和极‘左’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两代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大家。政治运动对于哲学研究完全是一场灾难。”

遥望革命激情冲天的岁月，汤老总结说：“今天看来，作为哲学学者，保持独立的意识和思考的习惯非常重要。恩格斯就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再完整的体系也不可能解释一切问题。因为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不可能用一个理论把一切完全把握住，所以不能止步不前。如果非要构建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体系，那就只能通过不合理的幻想，用自己的虚构填补空白，成为一个观念论者。这本身也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

“从前，我信毛主席，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但‘四人帮’倒台后，我意识到不能盲目，要坚持思考。只有经过认真、独立判断得出的结果才是可信的。”信仰坍塌，思想重建。汤老坦言，理解那些今天看来的天经地义，他用去了三十年的时光。1978年，“文革”种种遗留问题结案。1980年，汤老终于走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讲台。大彻大悟之后，汤老最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接连诞生，而他本人在哲学领域的声望也渐趋显赫。

置身繁荣思潮：提出新概念，表述新观点

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汤一介文集》收录了汤老治学以来发表的作品，从中可以透视出一条回归本真、回归自我的路径。1980年代初，十年动乱在中国思想界留下的阴霾渐渐散去，但如何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成为汤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哲学史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不能简单地把它定义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研究哲学史，就要把它和人的认识史联系起来。” 这样，汤老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范畴问题，这成为他撰写摆脱“违心、应景和教条式”文章的起点。“为什么要讲哲学的范畴问题？因为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也许有的范畴首先是由唯心主义者提出来的，被大家接受之后得以普遍化。谈范畴问题，能够反映出哲学史与认识史的紧密关联。”1981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范畴诸问题》刊登在了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引起诸多学者对于认识史与范畴的讨论。

“当时连续召开了三次围绕‘中国哲学史的范畴’的讨论会，学者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看法。”不过在汤老看来，那篇开拓性的文章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受长期意识形态化思维的影响，文中还残留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痕迹，这也说明从过去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是多么不容易。”

无论如何，哲学研究的禁区被打破了。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见证了1980年代中国学术思潮多样化的高歌猛进。作为书院的首任院长，汤老对当年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当时集中了一批老的、年轻的哲学家，梁漱溟、张岱年、冯友兰都在其中。我们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必须经过现代的解释，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意义，才能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后来很多西方的流派也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比如现象学、解释学，甚至包括当时特别热的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1985年，中国文化书院与同期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民间学术团体共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概念：在“四个现代化”以外，中国还需要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中国有这样好的时期，实现现代化非常重要，但是仅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评价今日中国在政治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上所取得的进步，汤老言简意赅：“当然有所前进，但是还不足。”

1980年代末期，中国的思想启蒙遭遇停滞，包括《新启蒙》在内的一系列杂志被迫停刊，中国文化书院等民间社团也相继停止活动。如今二十余年过去，汤老反思着启蒙在中国的艰难历程。“其实，启蒙在中国没有中断，我不同意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提法。恰恰相反，正因为有了启蒙，中国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正是救亡，才深化了启蒙。但是后来革命讲得多了，光搞革命了，启蒙思想反而不讲了。”对于中国启蒙的未来走向，对于自由、人权、民主，汤老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弊病。比如自由，帝国主义讲的自由是他自己的自由，没有别人的。比如人权，人权很重要，但是不负责任的人权是很危险的。我认为联合国除了《人权公约》，还应该制定一个《责任公约》，要对别人负责、对自然负责，否则社会就坏了。所以如果在中国的启蒙进程中，可以比较快地顺利实现现代化，然后利用前现代的资源，可能比西方更早地进入后现代，避免现代化的弊端。”

1990年代以来，对于诸如此类的当代文化问题，汤老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我想的问题很多，提出的问题也很多。”这其中，有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批判文章，有与国外几乎同时提出的“新轴心时代”概念，也有开创性的中国解释学的构建。不过汤老最频繁提及的，还是他对于文化多元化的思考。为了提倡多元化，他曾冒过不小的政治风险。“《光明日报》刊登过一篇文章，叫做《多元化就是自由化》，等于给多元化扣上了一个自由化的帽子，这是很严重的。所以，后来我发表了不同意见，去讲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其实后现代主义就是主张多元化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元化不行。”时至今日，他仍然坚持着当时的观点：“文化绝对不能单一化，它一定是多元化的。如果把它一元化成为一个统一的思想，人类文化就发展不了了。所以，在学术上，我一贯主张要百家争鸣，反对一元化的指导思想。”

在对多元化的坚定倡导与坚持中，汤老也努力做着把中国传统哲学引向世界的工作，并试图寻求其在世界文化背景下的闪光。“每个民族都有好的东西，都有可以发掘的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但必须对普世价值和普世主义加以区分。普世主义认为只有他们西方的价值观才是唯一有价值的，这是错误的；而普世价值的内涵是，每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能够被其他民族共同接纳的观念。”说到这里，汤老的语速变得急促而激烈：“无条件地、糊里糊涂地否定普世价值，是无知的表现。”

在1980年代的自由开拓和1990年代的全球化突进中，汤老以思维为时代记注。尽管成就斐然，但回顾起自己的学术生涯，他的语气中仍不乏感慨与遗憾：“我最具有创造力的时光已经过去。八十多岁，想再创造新的理论已经不可能了。我的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都没有了。”

谈起眼下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汤老也诉说了他的期望。“更深入地思考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对我来说可能已经有些困难了。但我至少可以通过资料的整理和编辑，为大家留下些可靠的、可以利用的文字。”

2004年，汤教授发起的《儒藏》编纂项目正式启动，而当时的他也已经七十六岁高龄。历代的儒家典籍浩繁无比，仅目前进行的工程第一部分《儒藏》精华篇的编纂工作，就将收录儒学文献500余种，共编为330册，计两亿多字。对于工程的目的，汤老有着更深层的考量：“培养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原本很有功底的学者都相继去世，整理古籍的先生都不在了，所以我招了大量博士生。现在留在我身边的九个，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一定水平，可以找出很多专家的错误。”

2012年，汤老主编的作为《儒藏》阶段性成果的《中国儒学史》，获得北京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而他目前还正开展着“中国经学史”、“三教关系史”以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等多个专题的研究。“经学是我们文化的源头。研究了它的发展线索，才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儒、释、道三教关系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发生过战争，只有在中国这三教没有。这是为什么？你可以做出个样子来告诉大家，宗教信仰不同，并不意味着冲突和战争。”“怎样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当下的重要理论课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才行。从佛教的中国化我们就可以看出，文化是可以异地发展的，那么也许将来马克思主义也可以在中国发展，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字句铿锵，汤老的聚焦所在不离中国哲学，不离中国文化。然而，面对年岁已高的现实，也面对着诸多后起学者，汤老坦言：“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不是我这一代可以解决的，也不一定是你们那一代就可以解决的。它还是在不断地发展，留给子孙后代。”

汤教授寄语青年

汤老说，他对青年人是坦诚的。对青年人说的话，是心里话、实话，不会有什么隐瞒。他本人很愿意和青年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年轻人是未来。”汤老对于年轻人给予很高期望的同时，也提出了几点忠告。

“我最担心的，就是当下青年学者治学求快的问题。电脑很方便，想查什么都能查出来。所以他们不一定读整本著作，一样能写出东西。但是我劝年轻人，最基本的文献必须读整本，急不得。”汤老认为，仅仅摘取需要的部分来阅读是不够的，因为很多思想在整本著作中才能呈现出其逻辑性，“就像研究《论语》，抽出几句话来读是不行的；《道德经》同样如此；西方著作，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得从头读到尾。”

“第二，不要迷信古人、洋人，也不要迷信当代权威，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错误的，一定要自由地追求真理。”汤老说，为了理解这一点，学术界整整用了30年的时间，几代人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尤其不要讲违心的话，有问题就要提出来。”

汤老还补充说，熟练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对于青年人从事学术研究是很有帮助的。求学时代打下的英语基础在汤老日后的学术生涯中显示出了很大作用。他认为，熟练掌握了外语，才有机会在东西方文化两个平台上自由往来，“成为真正有创造性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