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与讲学的区别

讲学与讲会

第一节　讲学与讲会

首先，怎样理解“讲学”的含义？从字面上看，“讲”就是“言说”，就是通过语言表达而传送某种信息。无疑，这种信息就是“学”。因此，理解“讲学”的确切含义，关键在于了解不同时代讲学活动中的“学”之所指。也就是说，“讲学”这一概念的内涵随着学术变迁而发生变化。当然，大体上说，讲学是一种教育活动，可以是较高层次的学术切磋，也可以是较低层次的教化活动^[4]；可以是官方性质的讲学^[5]，也可以是私人的讲学。然而，官学数量的有限和效率的低下，使私学成为古代学者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官学充其量只是一个资格或出身而已。因此，“讲学”在很大层面上是指“私人讲学”——据说创始者即孔子。

讲学始于孔子，是后代儒家的主张。晚明学者顾宪成就说：“讲学自孔子始。”^[6]儒家学者视孔子为私人讲学的首创者，是将“讲学”视作“儒学的讲学”。当然，何心隐就说，学与讲，其实可以溯源至伏羲、尧、舜、文、武等圣人，“又奚惟原于孔子而始有学名以名其所学，始有讲名以名其所讲耶！”^[7]其实，私人讲学的发生，可以追溯至西周的村塾。陈青之先生以为，《礼记·学记》郑注中“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室曰塾”的话，描述的就是归乡的士大夫在乡里讲学的情景^[8]。这大约可视为最早的私人讲学。春秋时期，讲学者也不止孔子一人。道家和墨家的讲学活动，都比较频繁。孔子讲学，不过诸家之一。不过，“讲学”的出典，却似出于孔子语录《论语》。《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后来的儒学传授基本上就是在“修德、讲学、徙善、改过”八字上作文章。清儒汪中解释“学之不讲”四字说：“讲，习也。习，肄也。古之为教也以四术：书则读之，礼乐同物，诵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让周旋，是以行礼。故其习之也，恒与人共之。学而时习之，有友朋自远方来，所谓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皆讲学也。”^[9]按汪中的解释，“讲学”就是“学习并实践礼、乐”；“讲”不只是简单的口耳相接，讲的内容“学”包括一切与人的社会活动相关的礼仪和物事。这样的解释，可能确是真实地反映了孔子对于“学”的理解，但也许更多地体现了后儒对“讲学”的理想化解释。在躬行实践的学者看来，儒家当注重实际，即事即学^[10]。因此，“讲学”只是一种实践，而不是高谈阔论。但是，理想化的解释毕竟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事实上，讲学即是“口耳授受之习”。典籍之难得、学术之垄断，是口说传业以讲学发达的背景。葛志毅先生说：“先秦至西汉，口耳授受是其时各家通得的学习传习方式。”^[11]其实，即使到明清，乃至到今天，口耳授受之“讲学”也必不可少，变化着的只是讲学的模式而已。

孔子的讲学，是“一种流动式的讲坛制”^[12]。孔子门人众多，讲学甚久，但没有固定的讲坛。他的学生多半随从他四方游历，一面游历，一面讲学。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即说孔子曾与弟子们习礼于大树下。《庄子·渔父》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据说，杏坛只是“泽中高处”^[13]，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讲其学。孟子师子思，讲“仁义”、“性善”，辟杨朱、墨翟。孔孟之后，儒家讲学进入一个屈伏的时期。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初年，教育活动基本上为法家与黄老所把持。秦始皇“以吏为师”的诏令，更是剥夺了儒家私人讲学的合法性。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儒家，遂黜百家而崇儒术、尊孔子。儒家之讲学，由此在朝廷提倡下重新繁荣，最初由国家提倡，后来学者自动地开门授徒，进行私人讲学。东汉经师们的讲学，非常普遍。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说：“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蕺，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痒序聚横塾者，盖布之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嗜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像郑玄、马融，讲学之名甚盛，弟子云集。当时经师讲学，似不如后代理学家讲学之严肃。马融讲学，“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汉书·马融传》）。汉儒之讲学，多是在私宅进行，偶尔建有精庐、精舍^[14]。精舍似后代之书院。清人尊崇汉学，往往立书院而以精舍名之。自汉至唐，儒者讲学方式大体相同，只是汉儒讲训诂，唐儒于训诂之外兼攻注疏^[15]。书院讲学，始于宋代。这是儒家讲学方式的一次重大变化。它的出现，与宋儒融合儒佛道三家精意创为宋明理学紧密联系。书院的出现，即模仿佛家禅林而设。宋代的学者，往往依山水佳胜之处，创建书院，传授理学。朱熹就是创建书院的积极推动者。不过，宋儒中也有不喜创建书院者，如陆九渊^[16]。但是，书院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讲学场所是不争的事实。宋代书院讲学的内容，不再是汉唐的训诂注疏之学，而是与身心修为紧密相关的性命之学。然自讲学的形式观之，书院仍秉承汉代讲坛的遗意。陈青之先生即说：“宋代书院与汉代经师讲坛的性质很相类似，或者就是私设讲坛的遗意。”^[17]李弘祺先生以“绛帐遗风”指称书院之讲学，亦即此意。元代书院虽有官学化的倾向——主持者山长多由政府任免——然而大量的私立书院依然存在，讲学内容以理学为主，书院之私人讲学性质并未改变。

至此，讲学的历程可以梳理成：春秋战国诸子的游历讲学（孔子、孟子）——汉代经师的私塾或精舍——宋元的书院。自讲学内容看，则可梳理成：诸子学——汉代经学（古文与今文、谶纬与训诂）——唐代经学（训诂、注疏）——宋元理学（程朱理学、吕学、陆学）。明代的文学家归有光（1505—1571年）所说，“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18]。“讲学”或“讲学者”，在不同时代则有专指。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内有一段话：“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19]这便是以“讲学”专指“宋学”。因此，一方面，讲学“普遍受儒家学者的关注”，“具有了一种超乎时代的特征”^[20]，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与内容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于“讲学”的考察，必得综合各时代学术状况、社会状况进行。

明代的讲学，其时代的特征尤其明显。其最突出的特征，即是讲会的流行。明代讲学区别于前代讲学的特殊性，即在讲会。讲会是明代讲学的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种模式，也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一种模式。大概从16世纪起，明代的讲学者中绝大部分参与或组织过讲会。在16世纪及17世纪前期，讲会是学术圈赖以形成的主要运作方式。参与讲会的学者，很容易被接受成为主流；而不参与讲会、独行其是的讲学者，往往被视作异端、腐儒。那么，明代的讲会是怎么一回事？与前代讲学有什么区别？该如何定义呢？

《教育大辞典·中国古代教育史卷》对“讲会”的解释是：“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名称最早见于宋朱熹《白鹿讲会次卜文韵》诗。”^[21]《中国书院辞典》对讲会的解释略近：

讲会，又称联讲会。一种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开展活动时，一般均有特定课题，或有关读书、问难、规劝等具体内容。据讲会规约，规定时间、地点、主持人等。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曾以《白鹿讲会次卜文韵》赋诗；明代以胡居仁倡办较早，到明中叶，渐及南北，规矩亦趋邃密，如惜阴会、青原会、紫阳会、东林会等。^[22]

《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则称：

讲会是书院讲学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讲会地点可在书院，也可在书院之外。南宋的鹅湖之会，首开不同学派同台论辩之先河，奠定了书院讲会的良好传统。入明以来，王守仁重振理学，讲会乃大盛。^[23]

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内说：“所谓讲会，就是学术团体。”^[24]李才栋说：“讲会应是一种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故史籍中常有联讲会、结盟社之说。……讲会组织是传播学术思想、道德观念的重要途径。”^[25]何平立说：“讲会是南宋以后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和一般学校的重要标志。”^[26]这一类教育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和工具书，对于讲会的性质的规定约略分以下几个层面：（1）讲会与书院相关（但也有认识到讲会地点可在书院之外者）；（2）讲会是一种学术组织；（3）最早的讲会名称出现在宋淳熙六年（1179年）^[27]；（4）最早有据可寻的讲会是著名的朱、陆鹅湖之会；（5）明代讲会始于胡居仁，盛于王阳明。应当说，这些论述有一定的科学性，具体考证和史实根据都比较可靠。例如，明代讲会始于胡居仁，大约源于《明儒学案》的记载——“归而与乡人娄一斋、罗一峰、张东白为会于弋阳之龟峰、余干之应天寺”^[28]。朱陆鹅湖之会，自然是“讲学之会”。当然，讲会是否是一种学术组织，需要进一步讨论。吴震先生在对惜阴会及其会约探讨后指出，即使像惜阴会这样在王门中名声颇大的一个讲会组织，从严格意义上说也不是一个学术组织，因其没有严格的人数限制和与会者身份地位的限制^[29]。吴宣德也认为，讲会是“‘讲而会之’之义，指一种活动，而不是一种‘组织’”。吴宣德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从词源学的角度上来说，“讲会”一词的出现也并不在朱熹的诗中——在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中，佛教徒们讲经时常举采取集会的形式，称为“讲会”，且宋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所作《答胡广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二）即已有“讲会”的说法^[30]。因此，教育史、书院史方面对于“讲会”的探索，尽管已有不少的创见，但仍未切入“讲会”内涵的核心。

诚然，“讲会”即“讲学之会”^[31]，而讲学必定是群居而讲，因此必定也是“讲会”。明代讲会的提倡者、王阳明的大弟子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1496—1574年），就基本上将讲学与讲会划等号：

三代而上，无讲学之会，师友之道寓于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间。其为教也素明，其为学也有本。故自洒扫应对以至诗书礼乐，无一非教，自顺亲敬兄以至经世赞化，无时非学；自闺阃衽席比闾州党以至宗庙朝堂，无地非会。故虽无讲会之名，而有讲会之实。后世士之所趋日流于富贵声利之习，而道德性命之理日微，任道者忧之，乃出而纲纪道脉，指悟人心，而四方同志翕然归德，故邹鲁濂洛而降，天下始有讲会之名。吾师（王阳明）倡明《大学》宗旨，数十年来，四方同志讲会日博，有司之良任风化之责者，又能为厚廪饩、广斋舍以作成之。^[32]

钱绪山认为，三代以上无讲学，三代以下孔子之后有讲学，亦有讲会。对于明代“讲学”问题，钱绪山认为阳明之后“讲会日博”，突出了阳明对明代讲学发展的贡献。王栋（字隆吉，号一庵，1503—1581年）的观点，也略相近：“定期会学，古未有之。无日不学，无日不会也。后人者学术太轻，往往以职业相妨，不遑暇及，不得已姑与约立会期以救离群索居之失，因已一暴十寒，去古人之志远矣。”^[33]相对来说，晚明另一位学者孟化鲤（字叔龙，号云浦，1545—1597年）对于“讲会”概念的分析要细致得多：“唐虞三代时，则有学而无讲之名，讲学自孔子而始，彰由孟子，迄两程时则有讲而无会之名，会讲^[34]自朱陆而始著。”^[35]在孟化鲤那里，就明确区别了两程的讲学与朱陆会讲之间的不同，同时也指出“讲会”始于南宋之朱陆会讲。钱穆先生“讲会”问题的考察的论点，与孟化鲤的观点略似。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的私学教育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学校之线索，自私人寺庙读书、书院、州学以至太学，然“惟政治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另一条是学会之线索，初期为学校之变相，如二程之讲学；第二期为朱陆之讲学，门徒渐多；第三期则如阳明弟子之讲会，阳明弟子之讲会与朱陆之讲学的不同之处，乃在“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讲演与集会研究性质”，从而形成“讲堂”与“讲会”的区别：“从前的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毕则主讲者又转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36]至此，我们至少看到关于“讲会”起源的三种看法：钱绪山、王栋的“三代以下讲学／讲会”论，孟化鲤的“会讲自朱、陆始”论，钱穆先生的“阳明弟子之讲会”论。

到底哪一种说法准确？判断的标准自然依赖于对“讲会”的理解。这样，通过考察“讲会”的萌芽来寻求“讲会”的定义，似乎只是一种循环的论证。寻求“讲会”的定义，似乎需要依靠对“讲会”最流行的时代——明代中后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考察，以及对“讲会”内部结构的考察。也就是说，讲学至明代而演变为讲会，取决于明代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葛兆光先生指出，明代讲学风气甚盛，有其社会背景。他说：

随着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发达，知识传播更加容易，也越来越超出官方意识形态允许的边界，士绅与市民所拥有的财富资源，也使得另外开辟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的渠道成为可能。正是在这样相对自由的背景下，大批士人重新开创了体制以外的讲学风气。^[37]

但是，明代讲会的风行，其根源还是在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运动中。作为学术传播形式的讲会，其实是由其传播内容——明代的阳明学——所决定的。从思想根源上看，明代讲会流行与阳明学的流行密切相关。自嘉靖（1522—1566年）初年方始流行的讲会，其高低起伏与阳明学在明代的盛衰几乎同步。也许可以说，讲会实际是阳明学的产物。正如吴震先生所言，“阳明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固是理论思辨的产物，同时阳明学的产生及其展开过程本身又是一种思想运动，其具体表现就是讲学”^[38]。湛若水和王阳明在讲会的最初形成和流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真正使讲会遍行天下的则是王门的后学，如王畿、邹守益、钱德洪、欧阳德、刘邦采、罗汝芳等人。至于晚明如顾宪成等人的东林讲会，虽标榜为以朱子学为宗，然讲会之成员、制度与阳明学讲会乃一脉相承。因此，寻找讲会的思想根源，自然要到王学中去寻找。

首先，阳明学所具有的开放性，给阳明后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和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性。王守仁逝世之后，大批王门弟子召开讲会以印证师说，从而进一步宣扬师说，所谓“以振微言”^[39]。阳明学提倡尊重个体心性之自由、轻视知识，因此而带来的修习方法上的缺陷使群居讲学成为重要的辅修手段。阳明学所崇尚的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境界，而对于外部的知识的追求并不重视。但道德的境界如何达到？王守仁本人及其后学都认为，师友之间的切磋是必不可少的。阳明生前曾于正德十年（1515年）作《夜气说》，称：“今夫师友之相聚于兹也，切磋于道义，砥砺乎德业，渐而入焉，反而媿焉。虽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迨其离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纵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丧焉，虽有理义之萌，其所滋也亦罕矣。”^[40]邹守益的弟子郭汝霖（字时望，号一厓，1553年进士）也曾说道：“性善是真种子。……凡改过迁善、惩忿窒欲、会友讲习，皆商量谋度以培植灌溉，使此种子畅茂条达。”^[41]而且，在阳明看来，口头的传播要较文字之传播更为重要，故阳明又说：“某些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讲学须得人人面授”^[42]。泰州学派学者颜钧说：“圣人因心以立学，因学而成会；会惟成学，学必立会。”^[43]晚明学者张鼐也说：“夫众人之动其良心也，以会以语也。”^[44]也就是说，人的良知尽管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但是，既然不能通过向外的方式从自然界中“格物”格得，那么在返求内心深处的同时，我们总还是需要同道中人的警醒的，以免走入寂灭之地。总之，阳明学因其理论上的缺陷，使得讲学活动不但是建构一个学派所必需的，而且是每一个人的内心修养所应当重视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讲会是属于阳明学的。

其次，阳明学所提倡的人与人在成圣成贤上一律平等的思想，使“友道”大行于明代。英国学者约瑟夫·麦克道莫特指出，明代最后一个百年中有倡扬友道的风气，像湛若水、何心隐、冯从吾、利玛窦等都表达出对于友道的尊重。他着重研究了何心隐、顾宪成、高攀龙、黄道周等学者关于友道的阐述，指出这些友道思想通常产生于私人书院、文社和慈善团体的活动中^[45]。张琏先生认为16世纪后半期的晚明社会，普遍展现出鲜明的自我意识与主观价值，在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追求同伴、寻求知己的现象，如张岱、陈继儒、李贽、三袁等都是如此^[46]。在明代的思想家中，我们可以举出许多重视友道的议论。例如，何心隐认为朋友是与君臣同等重要的伦常，所谓“君臣之道，不有友朋设教于天下不明”，“天地交于泰，交尽于友也。交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47]。耿定向说：“求友是性命。”周柳塘说：“养心莫善于求友。”^[48]刘元卿说：“开迳相求，不如多助于四友之大也；贻书摘谏，又不如相观而善之切也。”^[49]顾宪成说：

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无有离群索绝孤立无与的学问……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则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有专主，而朋友则无所不摄。……非朋友无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非讲习亦无以成其朋友。^[50]

许孚远说：“向道而行，循性而动，激发于师友箴规之际，而退省于幽独隐微之中。”^[51]罗近溪“每以书院多集朋徒为快”^[52]。邹守益弟子朱叔相“深以厌喧耽寂为戒……终其身无日不以讲学会友为事”^[53]。由此可见，明代中后期讲会的流行，与阳明学所激起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风气密切相关。讲会活动与高倡友道互相支持，互相推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宋元的讲堂重师道，而明代之讲会重友道。综上所述，尽管宋元两代已经有“讲会”出现，清初亦复延续明代讲会风潮而有讲会之举，但就其大势而言，讲会是明代的讲会，因为讲会的真正流行与普及乃是在明代，其发挥影响也是在明代，也只有在明代中后期，才有着讲会风行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背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讲会乃属于明代。